Ⅰ /康樂村概況

　　康樂村是廣州市海珠區下轄的城中村，屬海珠區鳳陽經濟聯社管轄。1988 年到 1996 年間，海印橋下的零散毛線、布匹攤轉變為中山大學南門對面的零散攤位，中大布匹市場的雛形就此產生。2001 年到 2004 年，政府介入進行整治改造，部分商戶搬入村民自建的臨時建筑，部分制衣廠轉移至鄰近的城中村。順應中大國際輕紡城等的大型專業批發市場的需求，康樂村村民將房屋租賃給制衣廠作為經營用地以增加收入。外來工人為了工作方便，也租住在康樂村、鷺江村中。康樂村兼具生產、居住功能， 因此成為“中大商圈”中的重要一環。

　　目前，受中大布匹市場發展的輻射影響，康樂村內部呈服裝制造業聚集的態勢。在 2008 年以前，中國紡織業是以出口銷售為主導的行業。紡織工業約 30%的產品銷往國際市場，國內商品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連續十余年位居全球首位；2007 年紡織品服裝出口總額 1756 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總額的 14.4%，占國際紡織品服裝貿易額的 30%。

　　2001-2008年中國紡織品出口額與出口總額

　　2008 年的金融危機導致了全球市場購買力普遍性下降，部分國家甚至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國際紡織品市場的需求萎縮嚴重。此外，危機引起的匯率變化加大了外向企業的報價風險和匯兌損失，加之能源、原材料、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成本不斷上漲，企業利潤嚴重下降。與此同時，國內緊縮的貨幣政策，也使得大部分小微企業在短時間內資金緊張。以上種種結構性原因，導致了在金融危機當年，中國的紡織服裝出口壓力增大，出口增速迅速下滑。

　　康樂村內部的紡織服裝企業多為單純的加工貿易企業，對國際市場具有更強的依賴性。因此，康樂村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非常巨大。在金融危機前，康樂村紡織企業主要從事外貿訂單的生產，市場需求的季節性變化很小，基本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淡旺季”區別。此時的企業為了保證生產的穩定性，往往長期雇傭員工，且采取計時工資制。

　　金融危機后，外單減少，康樂村紡織企業將主要市場轉入國內，但國內市場有明顯的“淡旺季”區別， 在每年 6、7、8 月，以及季節更替的間隙，訂單數量急劇減少，許多工廠無法接單生產，沒有利潤來源，因而也無法負擔工人的工資。

　　由此，康樂村的用工模式開始轉變，主營國內市場的紡織企業紛紛放棄以往“長工—計時”的用工方式，轉而采用“短工—計件”的用工模式。具體而言，就是不在工廠內長期雇傭工人，只有在從批發市場等市場上游部門獲取生產訂單后，才按照訂單所要求的生產種類、生產數量臨時雇傭工人。在招工時與工人協商好每天的工作量與工資，并且在工人完成每天的生產任務后立刻結算當天工資。工人和企業之間的聯系相當脆弱、不穩定，且完全圍繞生產訂單展開。

　　雖然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消退，但是“短工—計件”的用工模式一方面能幫助企業節省工資成本，另一方面讓工人能獲得更高的工資和更自由的安排，因而逐漸穩定固化成為康樂村內部相當獨特的用工模式，這種模式與深圳龍華的“三和大神”相似，但又存在重要的差異，本文將康樂村內這樣的紡織工人定義為“散工”，其中絕大多數人都為時間選擇自由的“短工”，高薪和自由是康樂村吸引流動人口的名片。

　　1.

　　趕單制&

　　老板拉工人

　　產品轉向國內市場后，康樂村工廠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生產訂單和勞動力都是根據利潤率流動的，主要表現為淡旺季的分明。在此背景下，康樂村勞動力的需求和價格在宏觀層面上，呈現出周期性起伏的規律性；在微觀層面上，又因各個企業的經營狀況，呈現難以預測的不穩定性。不穩定的生產節奏，決定了企業必須結合市場行情和自身狀況進行靈活調整，這種“靈活調整”具體表現為“趕單制”的生產策略，并由此催生了“老板拉工人”的招工模式：

　　“這里的經營模式是這樣的，所有的工廠幾乎都比較小，成本比較低，都是來貨了立馬招人趕工做。老板可以今天上午找不到人做， 下午或者明天再來找人做。24 小時都有人在這里聚著等老板招工，晚上十一十二點工廠要制貨，也可以招那些愿意晚上制衣的人來立刻做工。”（A6受訪者）

　　康樂中約南新橋是一座長度不到十米的石橋，它橫架于康樂村內的人造排水渠上方。它被康樂村的工人稱為“康樂大橋”，每天上午八點，康樂大橋周圍就開始聚集前來招工的老板和找工作的工人，老板們往往在大橋以東直到康樂信孚小學這一長達 200 米的路段招攬工人。

　　在人最多的上午 10 點，招工的老板和應聘的工人可以把整段馬路填滿。城管必須在路邊用高音喇叭循環播放：“招工請靠邊”的提示語，并時常用指揮旗驅趕人群，以便讓汽車和三輪車通行。

　　康樂村路邊招工告示牌

　　在康樂村，長工短工都以計件方式結算工資，且當天結算。在招工過程中，工人和老板會圍繞“工種”、“單價”和“數量”進行協商。簡單而言，工人不僅要尋找“單價”較高的計件工作，還要找到一個自己擅長的加工工種，這樣可以在一天內盡可能多地生產，以期在計件工資的結算中獲得更高回報。最后，工人還可能關心工廠訂單中的剩余數量，以便確定在往后的幾天是否可以繼續在這里工作，不必重新把時間花在找工作上。對于技術熟練、“性格好”的工人，老板也會采取“留微信”的方式，在有訂單時優先聯系他們，而非招攬陌生的工人。

　　“趕單制”所催生的靈活用工不僅使制衣廠能夠節省固定成本，實現利益最大化，也給工人帶來可觀的工資水平。在生產旺季，工人們“一天能掙七八百塊錢，一個月能開二十五天工。一年平均下來一個月一到兩萬塊錢（A7受訪者）”。有些技術熟練的工人“在別人都不會做的情況下，一天可以一千多塊錢，平均一個月三四萬。”

　　K村主干道夜間景象

　　近年來，康樂村基本杜絕了拖欠工資的現象。這里的老板每個月的收入足夠多， 不會因為一兩萬塊錢和工人斤斤計較（A7受訪者）。對于長工來說，廠里每個月也有固定分發工資的日期，并且在工人進廠前，這些內容都需要和工人講好（A4受訪者）。

Ⅱ / 湖北人的由來

散工如何進入康樂村？

　　1.

　　勞動技能與社會關系

　　康樂村內企業主要由成衣、配飾、配件、面料、加工、商標、服裝壓折與包裝等行業構成，產業的特殊性決定了對工人的勞動技能的要求，散工進入康樂村做工需要一定的“技術成本”。

　　大多數工人在來到康樂村前已經掌握了服裝制造的相關技能，并在老家或其他地方有過從事紡織業的勞動經驗：

　　“我做衣服的技術是原本就會的，因為像我們老家基本上一個村里面的基本上都是做服裝的。然后我們很早以前就是在深圳那邊的大廠里面做。” （A14受訪者）

　　前置的勞動技能和經驗積累，為工人進入康樂村做工提供了基本支持，使得他們在康樂村的勞動力市場中具有一定的優勢：

　　由于康樂村內大部分工廠是非正式小廠和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資方需要具有高流動性的靈活勞動力，不愿意也沒有能力為工人提供勞動技能培訓，快節奏的“訂單制”經營模式要求高效率和低成本，因此散工自行掌握制衣技術，才能相對順利進入康樂村獲得工作機會。

　　此外，在選擇進入康樂村做工之前，工人首先需要面對的是信息問題。以老鄉和親戚為核心的熟人社會關系網絡，是使工人們知悉康樂村的重要原因：

　　“這里，我跟你說 70 后、80 后，家里面就是有那個裁縫鋪嘛， 然后拜師學藝了就學會了。像我們這些 90 后，有和老鄉朋友慢慢這樣出來，做著做著也會了，確實有很多人是老鄉帶過來的。”（A7受訪者）

　　穩定的社會信任和支持是熟人農村社會的主要特征，從農村進入城市務工的農民工在某種程度上保持了這種慣性，康樂村的散工不僅沒有脫嵌于傳統社會關系，而且依賴于傳統社會關系的支持，以此獲得進入康樂村務工的信息條件。

　　K村夜間道路：拉貨小哥絡繹不絕

　　常見的情況是，在此地務工較長時間的工人，向他們的親戚或老鄉介紹這里的情況，提供信息吸引他們自發進入，或者直接將他們帶入康樂村并為他們引薦老板、帶著他們在同一工廠做工，還有少數情況是，親戚成為老板開廠后，連帶他們的親屬進入自己的廠里工作：

　　“聽老鄉說這里工資高、比較自由就過來了。來之后先跟他在一個廠，后來就自己干了。”（A13）

　　“我們親戚有人做制衣廠嘛，他就叫我們來跟他搞嘛。然后我們就幫他做嘛。”（A18）

　　“熟人帶熟人”已經成為散工進入康樂村的一個固定模式，熟人社會關系網絡為他們獲得工作機會，并融入新工作環境提供了穩定有效的支持，一批批工人在熟人社會關系網絡中獲得信息、被帶領著進入康樂村的勞動力市場。

　　2.

　　高薪、自由及其后果

　　同時，相對于需要簽訂勞動合同的正規工廠，這里幾乎不存在被拖欠工資的風險：

　　“這邊工資高嘛，而且不拖工資，深圳那些大廠還要拖半個月、一個月工資。”（A23受訪者）

　　康樂村的工廠擁有著良好的市場條件，中大布匹市場形成了相當成熟的配套，其內部廉價的土地租金，以及寬松的管制環境帶來了更大的盈利空間，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有著較強的工資支付能力，散工在其中可以獲得較高的收入。而非正規的計件日結模式，降低了散工承擔的老板逃逸欠薪的風險。

　　吸引工人進入康樂村更為重要的原因是，這里有著較為自由的環境?？禈反鍍却蟛糠种圃炱髽I規模較小，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以非正規的狀態存在，這意味著它們無需接受正規的工商和上級管制，也不存在正式的組織和薪酬制度，但這恰恰成為了它吸引勞動力的一大優勢——正規化的大廠通常有著嚴格的組織技術、管理標準和勞動紀律，工人在獲得穩定性的同時犧牲的是人身自由，在強勞動控制下，工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

　　康樂村路邊一樓的小作坊

　　但在康樂村里，工人可以擁有自主選擇工作、自由安排工作與生活的權利，不必依附于工廠規范和等級制權威，這使得他們從正式工廠退出而進入非正式散工市場。這正如被訪者反復強調的：

　　“你一個大工廠進去了基本上你就可能半年就待在里面了。走掉的話可能也會丟點工資什么的。這里最主要一點就是它的自由性、選擇性比較好一點，在其他地方可能就沒這么好的這種優勢。”（A9受訪者）

　　計件、日結的工資結算制度給予了他們預想之中的高工資，以及更加自由的時間安排：“如果家里有事情，一個電話打來，我可以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買一張高鐵票直接回家”（A7受訪者）。

　　而較高的收入，使得一些略有積蓄的工人對于工作十分挑剔：“像那些太累、太熱，不好干的工作一般不選擇去做”（A4受訪者）?？禈反宥坦@種“想做就做。不想做就玩”的模式逐漸適應與習慣，讓其更不愿意到正式工廠做工：

　　“打個比方，我今天累了，就過兩天再來做工。像那些大廠你就得見一下主管，報個到，請個假，還要看人臉色，還可能假不給你請下來。”（A6）

　　但與自由相伴隨的，是康樂村勞動市場中幾乎完全缺席的勞動合同和勞動保障：

　　“這里沒有那些什么保險的，因為沒有合同嘛。我覺得這里的優勢就是可以隨心所欲，不用讓那些正規大廠的老板規定你一個月休幾天， 幾點上下班，甚至管你幾點吃飯這樣的。就是因為沒有這種規定好的合同，這里才能比較自由，不用太被束縛。”（A6受訪者）

　　“一般沒有保障，沒有大傷就不需要處理，有大傷就會有處理。比如說誰把你弄傷了就跟人家賠。如果說你進廠的話，可能他們都會有賠的，不過五險一金這些待遇是沒有。”（A10受訪者）

　　同時，康樂村制衣廠的勞動強度難以想象。在這里，長工與短工的工作時間會有些許差別，兩者都分為白班與夜班。

　　康樂村某工廠內部車位

　　對于長工而言，做白班意味著早上九點鐘上班，除去吃飯時間，基本上需要工作到晚上十二 點；做夜班一般從凌晨三點開始，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早上十二點左右。

　　對于短工而言，工作時間更加靈活，但出于訂單壓力、老板要求以及自身的工資需求，工人們基本上需要從早上九點鐘工作到晚上十一點才能把工作做完，有時還需要加班到凌晨一二點，而且在康樂村沒有周末、節假日，甚至“沒有晚上”，這樣的勞動強度使工人幾乎是被迫采取了 “干幾天休一天”的策略。

　　“這里雖然自由，但每個月都要保持好工作的“節奏”，就是幾時去做工，做工時一天做多少，都要做到心里有數。（A6）”

　　“趕單制”所催生的工作模式、工資結算方式、勞動強度與勞動保障，構成了康樂村內部頗具特點的勞動生態，從而塑造了紡織工人獨特的勞動狀況。

　　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盡管身處如此不穩定的勞動力市場和高強度的勞動之中，大部分工人在休息時間僅會從事一些極為簡單的娛樂活動：有些年紀大的工人喜歡在下工后到“康樂大橋”附近坐著聊天， 或與朋友一起散步、吃宵夜（A1受訪者）。還有一些工人會在“康樂大橋”西側跳廣場舞。

　　總體來說，康樂村紡織工人的娛樂生活較為單調，且大多跟工友、老鄉相關，這與他們極不穩定的工作狀況和極高的勞動強度形成鮮明反差，也加深了我們對于散工群體何以選擇“短工—計件”用工模式的疑惑。

Ⅲ / 雙重脫嵌

一種懸浮的狀態

　　1.

　　“傳統嵌入”&

　　權宜性的同意

　　在經典的雙重脫嵌理論中，農民工既脫嵌于傳統鄉村，又脫嵌于城市生活，最終在他們聚集的地方“重塑一個非國家的新型場域”, 并藉此固守原有清晰的身份認同并在心理上獲得安全感。

　　康樂村雖因其管理的特殊性等特點，十分符合“獨立場域”的描述， 但康樂村的工人卻并非像理論描述得那樣，是因為不想回到農村才選擇進入這里的。相反，與鄉村所保持的種種聯系，是康樂村工人得以在極不穩定的勞動力市場和較高的勞動強度中“堅持”下去的重要原因。

　　比如，許多短工認為短工的靈活工作安排的優勢就在于讓他們得以自由地往返于康樂村和老家，更好地照顧家庭中的老人。

　　“今年五月份，我媽生病了，當時電話打過來的時候，我正在車間里工作，我聽到電話之后就打算剩下的那些活不做了，直接叫老板計件算工資，然后我跟我老婆說了一下，兩個人就一起坐車回湖南了。”（A7受訪者）

　　此外，由于制度障礙等原因，康樂村的許多工人選擇將孩子留在老家，讓爺爺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撫養：

　　“我們沒有戶口，很難在這邊讀那些公立高中。而且把自己的孩子送進這邊的幼兒園都要五六萬的贊助費。這還是幼兒園，而且五六萬還不一定能給你搞得定，最后我想就算了，也沒有想孩子要讀書一定要第一名什么的，就回老家那邊讀了。”（A2受訪者）

　　孩子的讀書與家庭開支是他們在康樂村工作的重要原因。許多工人抱著暫居康樂村、盡量多掙錢的心態在康樂村工作：

　　“我們就是趁著孩子還小在家，婆婆還能帶幾年，在這邊能做個一兩年吧，等孩子如果說真的長大了的話，我們肯定是還要在老家的。因為婆婆他們嘛也是年紀大了，孩子長大了管不住。”（A14受訪者）

　　這種心態使他們將高強度的勞動，視為生活中的暫時狀態和高工資的合理代價，從而使自己長期處于一種“趕工”的高負荷狀態，以取得更高的工資收入來撫養孩子與維持家庭開支。

　　“這里雖然工資比較高，但是每天工作時間太長了，不適合長期做， 比較辛苦，我身體受不了。而且我在這邊也沒有什么朋友，朋友基本上都是在老家那邊。所以我準備年底就回湖南老家了。”（A2受訪者）

　　工人與遠在老家的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深度聯系，以及他們對康樂村工作的暫時性定義，表明他們只是視其為一個工作場所。他們的地域認同與情感歸屬都在老家，康樂村只是為了討生活而尋找的一個落腳點。

　　總體而言，康樂村的工人沒有脫嵌于原生的家庭關系與傳統的社會關系，反而高度嵌入其中，并在此基礎上，普遍地認為自己是暫時地“懸浮”于康樂村這個場域。

　　2.

　　“制度脫嵌”&

　　邊緣身份的再生產

　　但與此同時，“制度脫嵌”的困局卻切實地困擾著他們，這主要體現在被孤立于城市生活、被排斥于正式制度管理兩個方面。

　　不同于一些提供勞動合同的工廠，工人們可以在工廠內依靠長期的勞動合作結交朋友、建立社會關系，在康樂村中，“趕工制”的生產方式使得工人們在生產期間幾乎沒有閑暇的時間可以用于社交：

　　“主要是工作，這邊長工根本就沒有休息的時間，工作十五個小時了是不是，趕貨的時候十六七個小時，做到一兩點鐘都有。”（A14受訪者）

　　“你別看我們現在清閑，做起活來也是很拼命的。一天做十幾個小時都很正常。畢竟錢還是難掙的嘛。”（A11受訪者）

　　同時，短工為主的特殊用工模式，又使得工人在各個工廠之間具有極強的流動性，工人們之間以形成“在地的”社會關系，其社交圈子與進入康樂村以前就形成熟人關系高度重合。更何況，康樂村內基本上都是外來的經商或務工人員，極少廣州本地人。這使得工人們基本不可能通過與本地人建立社會關系融入城市生活。

　　康樂村村路邊一樓車位

　　康樂村制度管理的主體多元、內容復雜，主要可以分為居委會負責的房屋住戶登記、派出所負責的治安管理、派出所和司法所共同負責的司警聯調制度三個方面。本文將主要選取司警聯調制度進行闡述，并著重分析該制度如何再生產了康樂村工人的制度脫嵌特點。

　　康樂村內部民事糾紛數量極多，一方面是因為“趕單制”的生產方式和日結的工資結算方式使得康樂村內部經濟活動頻繁、高強度工作模式與較差的生活條件（社會支持的匱乏、居住環境的惡劣）也使得工人們長時間處于高壓力狀態，彼此之間容易產生與激化矛盾：

　　“以前一年調解幾百宗，數量是整個海珠區的一半。”（康樂村司警聯調室調解員 B6）

　　“我們這里一天下來平均是八九十（件警情），多的時候是 100 多宗。……我們這個（派出所）是整個廣州市屬于事最多的單位了”（ 鳳陽街道派出所S 警官 B7）

　　在此背景下，廣州鳳陽街所首創了名為“司警聯調”的糾紛調解模式（B6受訪者），設立司警聯調室，整合派出所與司法所的資源，調解康樂村內部以房屋租賃、勞動合同、借債糾紛等內容為主的民事糾紛。

　　在該模式中，調解員在調解時靈活處理，結合實際情況使雙方妥協折中尋求和解。從另一個角度說，司警聯調制度的靈活性，恰恰體現了它的非正式性和隨意性。

　　以司警聯調機制中常見的勞資糾紛、合同糾紛為例，按照正式制度，解決此類糾紛的部門應為勞動仲裁部門和工商部門，但由于康樂村內部經濟的非正式性，這類路徑往往被預先阻塞了：

　　“如果去仲裁的話，也會有很大的問題，因為仲裁部門會讓你提供工商執照。你知道康樂村里的多數都是沒有正規手續的，去了人家都不管。”（B6）

　　另一方面，依靠法律訴訟、勞動仲裁等正式制度解決相關問題，需要承擔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這對圍繞“趕單制”組織生產的企業和依靠日結、計件工資的工人而言，都是極其高昂的。

　　因此，靈活的司警聯調制度在調解過程中往往先對糾紛雙方強調以上幾點，告知他們依靠勞動仲裁等正式制度的高昂成本，從而使他們更加愿意接受司警聯調模式的調解方案：

　　“這個事情你不服的話也可以去法律部門、仲裁部門，但是時間就長了，對你來說時間上和精神上也是損失。如果老板不服你還要上訴， 萬一最后工廠跑了你也更煩了。”（B6）

　　總體來說，“趕工制”的生產方式使得工人沒有條件以市民的身份融入城市，而康樂村經濟的非正式性又決定了工人們沒有資格以市民身份被管理（其法定權利的實現是不完全的）。這種“制度脫嵌”的狀況造成了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邊緣身份，并且通過將工人們牽制在“康樂村”這一場域之中，不斷再生產這一身份，使得工人們表面上自愿，實際上是不得不留居于康樂村這一場域中。

　　3.

　　懸浮的中間狀態

　　康樂村散工的真實處境

　　綜上所述，與其說工人們生活在廣州，不如說他們生活在一個名為“康樂村”的大工廠中，以工作為生活重心。他們一切的生活服務、經濟消費、社交網絡都通過康樂村這個“大工廠”建立起來。同遠在老家的父母、孩子之間存在的高度緊密的社會關系同鄉關系，使得工人們保持著“傳統嵌入”的狀態，這種狀態使他們將高強度的勞動視為生活中的暫時狀態，以及康樂村中較高工資的合理代價，從而為自己長期所處的高負荷趕工狀態成功生產出一種權宜性的同意。

　　與此同時， 康樂村內部的“趕工制”生產模式占用了工人的社交時間、限制了工人的社交對象，使得工人無法通過“在地化”的社會網絡融入廣州；更重要的是，康樂村內部特殊的“司警聯調”機制以康樂村經濟的非正規性為把柄，在很大程度上承擔了康樂村內部的制度管理功能，強化了城市中的正式制度與短工群體的隔閡，消解了工人走出康樂村，擺脫邊緣身份的可能性，不斷再生產工人的“制度脫嵌”狀態。

　　以上兩者同時出現在康樂村散工群體身上，導致了散工們實際上陷入一種懸浮的中間狀態。需要強調的是，我們無意像許多“雙重脫嵌”理論的運用者那樣，把康樂村的工人描述為一個既無法融入城市又無法回到鄉村的迷惘、無望的群體。

　　相反，我們使用的“懸浮的中間態” 這一表述，是建立在康樂村散工對自身境況的認知基礎上的：他們認為自己具有一定的紡織技術，感到自己是有權利、有能力對工作進行挑選的主體，他們并不抱有融入城市的幻想，而是把“康樂村”這樣一個既區別于城市又不同于家鄉的特殊場域，當成一個“可以賺錢的、自由的” 落腳點，并以一種低卷入的狀態懸浮于其中。

　　我們能夠觀察到的現實是，這種中間狀態是由散工群體所處的社會結構，以及他們自身主體性共同塑造的，它也是工人們選擇看起來極不穩定、負擔極大的“短工—計件”用工模式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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