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四月底，北京迎來了新一輪的新冠疫情。在密不透風的防控政策下，不管是在彈窗中拼命閃躲跑單的騎手，還是被封閉在管控區中的騎手，生活都在一刀切的防疫政策與平臺企業對他們的忽視下陷入了停滯。在疫情的疊加下，單價的降低和人均單量的減少使得他們的危機愈發凸顯出來。陷入困境的騎手們或者躺平、或者內卷，但是看起來這都不是問題的正確答案。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隨著危機愈演愈烈，謎底勢必會在騎手們自己的探尋中浮現。

　　上篇：冬天要結束了，春天就會來嗎？

　　四月底，疫情又一次突襲北京，與以往疫情不同的是，這一次的北京讓每一個人都無法對未來有一個哪怕模糊的預期。老趙是河北保定人，北京2021年下半年的疫情擊垮了他從前打工的小飯店，他只得跑出來在呼家樓附近做專送外賣騎手。他把疫情形容成“漫長的冬天”，哪怕說話時頭頂的桑樹在五月底毒辣的陽光下曬得耷拉，腳下掉落的桑葚已經把地面漬出一片片青紫色……

　　單少了

　　疫情封控確實給人帶來這樣的感覺，尤其體現在單量上。老趙平時中午能跑20多單，在冬天最冷與夏天最熱的時候跑一個中午就能掙到將近兩百元。晌午一向喧鬧的國貿街道靜得嚇人，老趙在路邊桑樹下抽著煙，愁眉苦臉地看著了手機上的接單記錄，截止中午兩點僅接到6單，五月跑到近月底總計不夠200單——合計收入大約1500元左右。

　　老趙分析他接不到單的原因在于，“寫字樓的白領都不上班”。自四月底開始直至六月初，朝陽區經歷了長時間的提級管控。寫字樓坐班的白領本來是呼家樓片區點外賣的主力，往常正午時正大中心的門口常常聚集著大聲打電話的外賣員。而現在，白領們被要求居家辦公，老趙們自然失去了訂單。

　　在呼家樓做星巴克駐店騎手的小秦對此有著更加深刻的體驗。如果說外賣食品還有周圍的住宅區居民作為訂單來源，那么星巴克提供的咖啡便是白領專屬的。小秦在平時一天能送到40-50單，但疫情期間一天最多20單——這還是在站點騎手因為單量少而大量離職的情況下才能勉強達到的數字。呼家樓附近本來有11家星巴克，但因為禁止堂食的政策和白領們的居家辦公，到現在只有兩家還在開業，并且下午四點半便停止營業了。

　　星巴克大概不會倒閉，但外賣平臺上的最大多數商品提供者——小型餐飲商家在疫情中的狀況卻不容樂觀。商家的停業也是外賣騎手單量銳減的原因之一。由于全城餐飲商家在疫情期間被要求停止堂食，于是平時流水高度依賴堂食的商家索性歇業不干了。一些兼營外賣的商家亦步履維艱。在魏公村附近配送的吳蕭告訴我們，一些外賣熱門連鎖快餐店的外賣訂單量幾乎減少了一半多。外賣騎手的單量像是這個城市經濟的晴雨表，在城市陷入停滯后，騎手的生活也陷入了停滯。

　　停滯

　　外賣騎手沒有基本工資，全靠跑單賺錢。朝陽區政府曾在4月為服務型企業員工推出保障套餐，給予每位按照政府要求停工的員工每天100元賠償，最高賠償期限21天。然而，這顯然不包括外賣員。老趙收入的減少不光體現在接單量上，每一單的單價也在減少。專送站點為騎手開的工資是差額計件工資，只有在當月跑夠600單以上時，才能按照9元或者10元每單計算，否則在當月只能按照8元每單計酬。不僅如此，站點要求半天至少跑夠12單，若有三天未達標，則這個月每一單單價將再扣一元。

　　這樣算下來，老趙在朝陽封控的一個月里收入大概不到2000元。老趙住在甜水園附近，在物價與摩天大樓一樣高聳的CBD，一個月僅租房與飲食開銷便要三千到四千元；他還有一個孩子在老家上初一，每個月需要給家里寄錢。老趙抖了抖煙灰，苦著臉跟我們說“煙錢都要沒有了”——煙草專營店在封控期間倒是開著的。

　　單王沒這么悲觀。單王之前在老家太原開小飯館，受到疫情的影響關閉了，他選擇到北京跑外賣。單王肯吃苦，這波疫情前他可以從早上七點出發跑單，一直干到晚上八點多，全月無休，就這樣干了一年多。冬去春來，單王一直是站點里的單王，一整年的風吹日曬不僅在了他黝黑的臉上刻下了痕跡，還給他帶來平均每個月一萬多的收入。單王想靠著這份收入作為啟動資金，回到家鄉接著開小飯館。

　　然而疫情期間，單王的日子也不算好過。單王一邊背著老家一個月三千的房貸月供，另一邊在北京和妻子女兒的房租每個月也需要三四千，女兒同時還要上幼兒園，學費也是一筆開銷，算下來，每月固定開銷將近七八千。單王的妻子在國貿附近的美容店工作，因為疫情被迫封在家里，只有一天一百的補助，單王只好一個人扛起了全家的重擔。單王為了補貼家用，不得不在下午四點半星巴克歇業后，再去眾包平臺接單到晚上十點鐘，工作時間較疫情前延長了兩個小時。

　　不過單王很有自信，據他所說，平臺算法會給平時接單多的外賣騎手優先派單，即使大家的單量都在減少，他的派單量依然比別人多一大截。事實也是這樣，在美團專送app的站點騎手送餐排行榜中，單王的接單量遙遙領先。而小秦——單王指了指旁邊樹蔭下等單的年輕人——平時上工不怎么積極，疫情期間自然接不到單。

　　小秦02年生，面相稚嫩，性格靦腆，是本該在校園里談情說愛的年紀。小秦是邯鄲人，高中畢業就去了石家莊送外賣，因為北京賺錢更多便來到北京打工。小秦對工作并不特別“上心”（單王吐槽小秦“平時睡到十一點才會出門跑單”），截止下午三點，小秦總共才接到了11單，遠遠落后單王二十多單的成績。小秦自述他的狀態是“擺爛”，“平常賺夠一天的房租錢就不想再跑了”——然而，這在疫情期間甚至都是困難的。

　　外賣騎手們的生活陷入了停滯。老趙這個月收不抵支，可能沒有辦法給家里提供經濟支持了。小秦隱約覺得“肯定不能長時間干外賣”，但至于未來要做什么，他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至少在封控期間沒有什么特別好的機會。單王早上七點鐘開工，工作到晚上十點，一個月也能勉強抵扣支出，可是他的計劃卻著實停滯了，因為“傻子都能看得出來北京的疫情是不可能清零的”，這樣的日子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個頭。

　　沒有任何辦法，不管他們選擇努力還是擺爛，手機app里不會憑空蹦出來訂單，疫情和管控措施也不會突然消失。他們只能選擇在初夏陽光明媚的下午，和三三兩兩扎堆的騎手一起，在空曠的街頭等待。

　　等待

　　老趙、小秦和單王的感受不是個例，等待是疫情中外賣騎手生活的主題。單量的減少是等待時間增加的一大原因。按筆者之前做的一個涵蓋了專送、眾包、樂跑以及生鮮電商平臺騎手樣本的小小調研，84%的騎手認為相比于旺季，在疫情期間單量有降低，其中有43%的騎手認為每一天單量下降了三十單以上，近半成騎手認為他們每天的送單量比起往常減少了40%以上。有的騎手反映，曾經一中午就能跑出兩百塊錢，現在需要在外面等一整天才能剛剛夠到。單量意味著收入，近76%的騎手認為在疫情期間存在收入下降的現象。為了爭搶本就不多的單量，騎手們只好延長等單時間。

　　等待的另一環節是核酸檢測。老趙描述，自三月初北京有疫情的苗頭起，平臺便要求騎手上傳核酸陰性證明，否則不能進行接單。上傳的頻率從最開始的一周一次，逐漸變成了三天一次，到五月已經要求一天一次。在五月份朝陽區密集的核酸檢測要求下，每一個檢測點都像是像素游戲中的貪吃蛇，零零星星的人們組成一條見首不見尾的長龍。單王告訴筆者，他在五月份平均每天需要排隊半個小時左右進行核酸檢測。調研數據顯示，有21%的騎手認為核酸檢測費時已成為一項日常工作中的困擾。

　　核酸檢測畢竟只需要等半個小時，而一旦遇到了彈窗，外賣騎手需要等待的時間則被大大延長。以北京健康寶“彈窗三”為例，若外賣騎手被大數據判定與確診病例有時空重合，便被要求居家隔離，三天內完成兩次核酸檢測才能解除彈窗。調研顯示，有79%的外賣騎手在工作的過程中遇到了健康寶彈窗的現象。外賣騎手的工作內容意味著較強的流動性，他們需要在商家和居民區之間往返，因此成為密接、次密接的概率很高。老趙和單王自述都曾遇到過彈窗的問題，有三天的時間無法上線接單。這三天的時間里，所在社區并沒有給他們提供任何生活物資，平臺和站點亦未提供補貼，老趙們只能在家里等待。

　　訪談時已近五月底，老趙一直在關注著北京疫情的進展。這時候北京市已放出朝陽區解封的消息，餐飲企業也將在一周后恢復營業。老趙對此很是欣喜——畢竟也沒有什么其他值得欣喜的事情了。他告訴我們，“冬天就要結束了，春天快要來了”，自己的生活可能會隨著封控的結束而回歸正軌。可惜天不遂人愿，在訪談結束的兩個星期后北京又出現了新一波疫情，老趙居住的甜水園小區也被劃為封控區。騎手們的春天觸手可及卻又遙遙無期。

　　下篇：困境與出路

　　困在城中村的外賣騎手

　　和李揚與王兵一比，在五月份能正常出門跑單的騎手們是幸運的。王兵與李揚之前在餓了么站點做過同事，后來二人一同跳槽到美團樂跑，在魏公村附近跑單。他們和上千名騎手一起，在疫情期間被封在了佟家墳村。

　　佟家墳村位于海淀區四季青鎮，地處西四環外，離繁華的西三環只有二十分鐘車程，是一個典型的城中村。佟家墳的大門口拉起來長長的隔離帶，幾名保安在門口查驗過往行人的健康碼。一進門后，映入眼簾的是和所有城中村一樣的長長的貫通的街道，被各式各樣并不廉價的餐飲店、服裝店與菜店填滿。裸露的紅色水管與黑色電線像骨骼與血管一樣纏繞在天空中，把天空切割成一片一片組織碎片。

　　干道的周圍是一片片蜘蛛網一樣的小巷子，分隔開了兩層或三層在平房上搭建起來的小樓，私搭亂建的二樓就是租房中介口中的“二層小洋房”。每一片房屋都被漆成同一顏色，但顏色的整潔不能掩飾貧窮帶來的凌亂。洗干凈略顯皺巴的衣物掛在兩邊東倒西歪的樓房間，不斷有水滴到泥濘的、被車轍碾過的錯綜復雜的地面上。房屋的墻上貼著每一戶的居住人數，大致是建筑中房間數量的兩倍。隨便推進房屋的一間門就會發現，不長的走廊能夠通向多個密集的房間，實際居住人數可能遠多于樓下張貼的數目。佟家墳村的房子很破舊，但公共廁所和公園等設施卻干凈整潔——除了住人的地方以外都是整潔的。在人民網的領導留言板中，多名村民早已留言反應佟家墳周圍環境的安全隱患，希望能進行城中村改造項目。四季青鎮的回復卻始終是“已經提上日程”[1]，并未有任何實際行動。

　　佟家墳小巷：受訪者供圖

　　與佟家墳簡陋的基礎設施相對比的，是村里多到反常的電動車充電樁，以及隨處可見的背后帶著大箱子的電動車。據在佟家墳居住一年多的外賣員王兵說，佟家墳總共住了四千多名外賣騎手，大概占整個村人口的三分之一。白天，街邊小店門可羅雀，風吹起小巷里散落的樹葉與生活垃圾，寂靜無聲。夜晚，外賣騎手們下班回到出租屋，街道喧囂起來，男男女女擠在露天的桌子邊就著花生喝著小酒，圍在桌子旁有說有笑，電瓶車擠滿了狹窄小巷中的每一片空地。

　　這一切隨著佟家墳的封控戛然而止。

　　封控

　　被封鎖的大門：受訪者供圖

　　佟家墳地區于5月22與25日連續出現陽性感染者病例，疾控部門研判后自5月22日封控至6月8日。封村了。熙熙攘攘的村門口被警戒帶和鐵絲網封鎖，門口架上了密不透風的鐵皮擋板。村里的每一條小巷與主干道之間都架起了路障，人們被迫封在幽深的巷子里。

　　從大清早開始，村里的主干道上開始有管控人員騎著電動車巡邏，身上的大喇叭睡眼惺忪時便循環播放著“傳播疫情負法律責任”。在白天，每個樓都有志愿者監控，每條巷子都有兩三戶志愿者監視，每一戶的大門上安裝有門磁。鐵絲網、路障與高聲喊話，讓春夏之交的城中村充滿了一片肅殺之氣。

　　干道上的防疫人員：受訪者供圖

　　全國各地的封控經驗都表明，封控的頭等大事是物資。李揚聽到被封的消息后，迅速跑到巷子里的小賣部去搶購一些生活物資——還好他所封控的巷子里就有一家小賣部。很可惜，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樓下已經排了購買生活物資的長龍，輪到他的時候“只剩下了煙，還都是貴的那種”。雖然小賣部很快恢復了物資供應，但由于李揚的出租屋——和兩名舍友合租的十多平米的小房間——沒有做飯條件，李揚只得在14天里以泡面度日。

　　王兵的情況也不容樂觀。王兵一開始封控便搶到了15個饅頭和一罐辣椒醬，結果兩天后便沒有了食欲，渾身沒勁。海淀區政府在這期間并沒有為出租屋中的租戶提供過蔬菜以及其他生活物資或補貼，除了期間提供一次核酸抗原檢測試劑——似乎政府其實知道多少居民被封在小區里。作為對比，北京城里的許多小區在成為管控區后，社區送來了夠吃好幾天的蔬菜包[2]。北京市商務局副局長郭文杰曾表示，封控區應當由社區工作人員(志愿者)送貨上門，管控區應當配送至樓棟門口交貨區，由訂購人員錯峰自取[3]。然而，城中村和其中的居民似乎像是城中村中破敗的危房一樣，被各級政府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理論上來說，居民們可以點外賣，但據王兵反映，外賣只能送到村口的外賣架子上，再由志愿者送到封控居民手里。這意味著，一個外賣從下單到到手最快需要3個小時。有一次他點了一個份面條，送來的時候已經全坨了，用開水燙了才能入口。所以他每天只點一份外賣，剩下的時間都只能吃泡面。

　　比起李揚來，王兵在封控期間受到了更多的困擾。李揚的房間雖小，至少還有獨立的衛生間；而王兵花1300元和兩名舍友合租的十平米小房間并沒有衛浴，市政府在村口修建的豪華衛生間又恰好被路障封住無法通行。王兵與其舍友曾經向志愿者反應過這樣的情況，得到的答復是放在房東大門口的一個塑料桶，在外面拉個簾子便是臨時衛生間。王兵在這個塑料桶的陪伴下挨過了兩個多星期的封控。

　　臨時馬桶：受訪者供圖

　　除了饑餓，封控生活給人帶來的還有逼仄感。城中村公寓劃分出的房屋空間一般只有十平米左右，這里面一般要擠滿三個人以上，這意味著除了床以外，能擺放的家具屈指可數。王兵住的房間只有一個上下鋪和一張單人床，房間頂上有一塊小小的通風口——甚至不能被稱為窗戶，而他需要在這樣狹小悶熱的空間內與另外兩人度過14天。李揚和筆者吐槽，這幾天“一天24小時中有23個小時在床上躺上，除了看手機就是睡覺，骨頭都躺退化了。”偶爾有時候時候會跟室友打牌喝酒，但在這段時間，“吃啥都不香”。

　　王兵的居住條件：受訪者供圖

　　讓人感到憋悶的不光是房間，還有外賣騎手們堪憂的經濟情況。騎手們封控期間省吃儉用的一個原因在于：封控期間他們沒有任何收入與補助，但房租得照交，飯也要照吃，只好以存款度日。這對于每月背負著房貸的人更是雪上加霜。收入降低的預期還將延續到解封之后。據李揚描述，在封控期間美團樂跑系統會因為騎手長時間沒跑單而降級，意味著后續接單的過程中，之前高送單評級帶來的派單優先權會全部消失——相當于單王變小秦。平臺對此沒有任何表態舉動，騎手也沒有辦法向平臺表達訴求。這無疑是有利于平臺的。今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騎手的收入將受到這段封控期間的影響。

　　即使生活如此，騎手們也沒有多少怨言。王兵和我們說，他和周圍的居民都沒什么怨言，“舍小家為大家嘛”，不過他還是希望政府在這段時間能給每一位被封控的居民提供每天一百元的基本生活補貼。李揚還是個98年的單身小伙，他笑嘻嘻地和我們說他“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如果吃兩個星期泡面也算是吃飽的話。封控中的外賣員們與這片土地上所有隱忍又堅實的勞動者一樣，沉默又頑強地度過生命中的每一道坎坷。

　　解封

　　6月8日，佟家墳解封。

　　佟家墳的門口的鐵板撤走了。隔離帶沒有撤走，變成了門外長長的健康寶查驗通道。主街旁的小店鋪劫后余生似的拉開了安全閘重新營業，似乎一切如初。有的小店主害怕流動性大的騎手將流調軌跡帶到店里，致使店面被封，在門口掛了一張大牌子寫著“騎手謝絕入內”——這也是徒勞的，一旦有人感染，這片區域里的所有居民沒人逃得了封控。

　　解封后的王兵馬上訂了一張回家鄉的火車票，他的親人病重，被封控阻隔的回家路終于暢通。算上返鄉隔離的7天，王兵脫產隔離了三個星期。

　　在解封后的聚餐上，李揚一邊大口嚼著糖醋里脊，一邊以近乎痛苦的表情告訴筆者，泡面最初還吃得進去，吃到后面幾天，泡面桶蓋上后一聞到油炸面餅浸水的氣味就犯惡心。李揚對十四天的評價很簡單：“裂開，人麻了，快要死了。”

　　比起封控前，李揚花在工作上的時間更長了，但收入卻沒有明顯增長。往年天氣越熱，點外賣的人越多，而今年似乎完全沒有這樣的趨勢。寫字樓里的白領并沒有完全回歸，而大學生卻在這段時間盡數返鄉，本就不大的蛋糕隨著更多騎手從封控中重歸自由而被越切越小。

　　曾經“解封后就好了”的期待并沒有兌現。封控只是平白無故降臨在人們的頭上，離開的時候留下一地雞毛與破碎的希望。

　　困境中的騎手

　　在北京的疫情封控期間，無論是否能接單，每一名外賣騎手都處于停滯與困境中。

　　最直觀的困難來自于行政指令式的一刀切封控。餐飲企業被禁止堂食，白領只允許居家辦公；一旦與流調軌跡重合——哪怕只是路過，就可能被彈窗“中獎”；每份出門自由的“保質期”只有一天，即使核酸檢測點已經聚集了大量人員，為了能夠接單也得硬著頭皮去做；不管城中村居民有沒有被封閉管理的條件，有沒有飯吃、能不能上廁所，只要封鎖令一下便不顧人死活。

　　上級在防疫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既沒有考慮到社區結構的復雜性，也沒有給執行者留下因地制宜解決問題的空間，只是拿著硬性且單一的指標對其進行考核。到了具體執行過程中，佟家墳村的負責人想，要是我的轄區出了疫情，我的烏紗帽就不保；村里的保安與管控人員想，要是我放城中村里的打工人去上廁所，萬一出了岔子上級就要追究我的責任。與其被追責，不如追求無功無過。再苦一苦百姓，罵名疫情擔。即使王兵反映了廁所問題，防疫人員依然不會有什么回應。

　　上述疫情防控中行政指令式的一刀切是典型的官僚主義問題。上層制定政策的時候缺乏深入調查研究，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實際，不為群眾著想；在執行政策的過程中，中下級官員缺乏能動性，只需要對上級負責，對考核負責，而不需要對其所統轄群眾的福祉負責。群眾在這一過程中只是被治理的對象，對制定政策缺乏參與權和發言權，利益訴求被忽視，訴求表達渠道被堵死。它造成的結果便是，上層達到了“治理”目的，中下層保住了烏紗帽，只有群眾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真正的困難是“一刀切”嗎？不全是。可以認為封控是控制住疫情、早日清零的途徑，可以認為只有個人犧牲一部分自由，才能換來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問題在于，一切政策都是有成本的，尤其是需要個人或者群體為之做出犧牲的政策。而外賣員的困境便在于，每到需要犧牲時，越是個體的、抗風險能力最弱的、一無所有的體力勞動者就越要承擔所有壓在他頭上的政策成本。

　　房東旱澇保收。不管疫情如何，騎手工資幾何，城中村破舊小屋的兩三千租子總是要交的。

　　平臺在盈利。2022年第一季度，美團餐飲外賣業務收入同比增長17.4%至人民幣242億元；經營溢利同比增加41.3%至人民幣16億元，經營利潤率上升至6.5%[4]。外賣平臺的全部利潤都由騎手的勞動創造，卻不需要對騎手的勞動保障負責。由于平臺勞動的去勞動關系化，平臺企業規避了騎手在被管控期間支付底薪或者生活費的義務，甚至可以取消騎手在平臺上積攢的一切評級——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平臺資本只需要遵照行政指示，設置騎手接單條件，而無需支付任何成本，如平臺大多要求騎手上傳核酸檢測報告與佩戴N95口罩，前者由醫保或財政支付，后者由外賣員自備，平臺幾乎不會主動承擔。

　　政府完成了任務，節約了支出。疫情期間朝陽區為服務型企業員工推出保障套餐，給予每位按照政府要求停工的員工每天100元賠償，單王的妻子便享受到了這樣的福利[5]。然而疫情期間的外賣員在工作時被他們譽為“城市擺渡人”[6]，承擔了封控期間大量的公共服務，輪到福利待遇時他們便開始顧左右而言勞動關系。設想一下，如果政府能給外賣員同樣提供封控期間的生活補助，為疫情封控中具有公共服務職能的外賣配送員提供專門核酸檢測點，外賣騎手的生活也會好過很多。防疫像是政府的一場再分配——把促進公共利益的成本分擔給勞動者，房東與平臺在不承擔成本的同時享受了防疫帶來的紅利。這可能就是新冠大流行期間每30小時全球就會出現一位新的億萬富翁、同時2022年可能有2.63億人陷入極端貧困[7]的原因之一。

　　真正的困難只是疫情嗎？白領和學生們都回來，餐館都開業，騎手們都解封以后，日子就好過了嗎？并非這樣。解封了以后，李揚的收入并沒有增長。很多外賣員都反映一個情況：從大趨勢來講，送外賣賺錢越來越難了。往年跑一中午就能輕松賺到三百元，現在卻需要跑一整天的時間。一方面，隨著經濟形勢的下行，越來越多的勞動者進入產業后備軍的行列，在失業期間為了生計不得不選擇成為外賣員，使得跑外賣的人數不斷增加[8]。另一方面，隨著各大外賣平臺建立壟斷地位，從前高薪騎手的神話早已一去不復返，近幾年來單價總體上呈下降趨勢。個體的騎手在壟斷平臺面前缺乏議價權力，只得被平臺利用規則與協議任意擺布。

　　由此來看，騎手的困境在于一邊受到壟斷資本的壓迫剝削與經濟下行周期影響，另一邊受到官僚主義一刀切的直接壓迫，以及政府主導的隱性治理成本再分配。在雙重壓迫下，李揚和小秦們只好在等待、在停滯，在迷茫。

　　騎手們的出路在哪里呢？如果騎手們學著做單王，似乎也是一條出路——只要自己下定決心起早貪黑去干，月入過萬也不是沒有可能，將來說不定能攢下一點小錢，像單王設想的那樣回家繼續自己破產的小生意。而這正是平臺規則與算法的謊言。單王能接到單的前提在于，他能夠花相比于其他騎手更長的時間等單，因此平臺算法將為他優先派單。輔以站點內騎手的排行榜的社交激勵，算法和規則似乎使得每天的送單成為一項緊張刺激的趕工游戲。但一頭扎進這個游戲的問題便在于，在越來越多的失業者涌入外賣行業的情況下，每一個人為了獲得優先派單權只得不斷延長等單時間，以獲得更多的單量——這也是疫情期間已經出現的現象。當每一個人的等單時間都同樣長時，延長勞動時間帶來的相對派單優勢也蕩然無存。最后導致的結果是，每一位外賣員的等待時間無限延長，而收入卻沒有提高，反而使得平臺獲得充足持續的勞動力供給，從而進一步降低了勞動力的價格。而“攢錢開小飯店”幾乎成了每一名外賣員意圖脫離無產者身份的夢想途徑，在當今蕭條下真正能夠承受住風險的小生產者幾乎寥寥，在如今只能是困境中的精神稻草。

　　騎手們學習小秦就此躺平，只通過工作獲得生活所需的最低標準，也可以算做一條出路嗎？顯然不是，至少小秦自己是迷茫的，他不知道這樣的日子會持續到什么時候，未來的出路在何方，他只是隱隱知道不能一輩子這樣下去。事實也是這樣，在廣泛的雇傭勞動下，個體性的消極躺平絕不會為外賣騎手帶來福祉，只會讓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受到貶損，在激烈的勞動力市場競爭中落敗。

　　那么出路究竟在哪里呢？隨著危機愈演愈烈，越來越多的騎手也會發出這樣的叩問，而當隱含在這一切困境中的問題謎底浮現出來的時候，出路也就呼之欲出了。

　　（文中騎手皆為化名）

　　寫于2022年6月28日

　　注釋：

　　[1] 見http://liuyan.people.com.cn/threads/content?tid=14622721

　　http://liuyan.people.com.cn/threads/content?tid=8952055

　　[2] 北京青年報：《壹現場｜揭秘北京封控區內物資保障：吃，不是問題！》，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4-27/doc-imcwiwst4302102.shtml，最后訪問時間2022年7月4日。

　　[3] 中國新聞網：《北京發布指引保障封控管控區物資供應 引導居民理性采購》，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22/0514/c14739-32421541.html，最后訪問時間2022年7月4日。

　　[4]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2-06-03/doc-imizmscu4873720.shtml

　　[5] https://new.qq.com/omn/20220425/20220425A0BLMX00.html

　　[6] http://www.mbatrip.com/xinwen/2020/1005/17311.html

　　[7]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8783A320519A56K.html

　　[8] 來自于工友感受到的經驗現象。2022年騎手報告還未編制，據《2020 上半年騎手就業報告》，2020 年上半年，通過美團獲得收入的騎手總數達295. 2 萬人，同比增長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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