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朝陽區一例無癥狀感染者岳某的流調軌跡被公布。他在1月1日至18日的18天時間里，輾轉了20多個不同地點打零工，并有多日于凌晨工作，被某媒體稱為“流調中最辛苦的中國人”。他的故事辛酸之處不僅在于勞動的艱辛，更在于家庭的不幸。大兒子失蹤、小兒子未成年、父親癱瘓、母親摔傷，還有老人的大筆心血管病醫藥費待支付，一年沒有十幾萬收入根本養不起家。作為一名70后，四處打零工的岳某沒有抱“躺平”的心態，而是不分晝夜地到處接活，可是“靠自己的力氣，靠自己的雙手”，為何難以養活家庭？

　　要理解農民工的現狀，還要回到歷史，看工人階級如何從國家主人轉變為商品化的勞動力。曹征路老師的工人文學三部曲——《那兒》、《霓虹》和《問蒼茫》——能幫助我們了解勞動如何創造價值，以重拾工人的主體性。

　　曹老師生于1949年9月30日，于2021年12月28日去世。在當今許多知識分子還停留在舊式文人“習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商業寫作時，他致力于書寫“底層文學”、“左翼文學”，為人民說話。曹老師出生在上海，后隨支援全國建設的大軍到安徽。年少插過隊，后參軍當通信兵，接著又在礦山工廠做工人。1971年在部隊服役期間，發表第一篇短篇小說《開端》，后來進入宣傳口工作。1993年，在“南巡”的呼喚下，他來到了深圳，先是當雜志編輯，后加入深圳大學當老師。兼具城鄉生活經驗，國企經歷及對“世界工廠”的切身觀察，曹老師把中國工人的變遷歷程刻畫得入木三分。讓我們通過對工人文學三部曲的追溯，回顧歷史，針砭現實，思考工人的勞動價值。

　　《那兒》中的保廠衛國　　

　　勞動創造世界，勞動也創造了人類。流調中的岳某扛沙袋、扛水泥，干著“很辛苦很累”的活，雖然已人到中年，但仍靠出賣體力維生。勞動只是一個賺錢的手段，并不是實現自我的過程。

　　相比之下，計劃經濟時期的國企工人，在勞動中創造出靈巧的雙手，更深信憑借自己的手藝，沒有什么東西造不出來。小說《那兒》發表于2004年，描述了國企礦機廠改制過程中的矛盾和斗爭。礦機廠五十年代從東北轉戰江南設廠，到七十年代末已經發展成為設備總噸位號稱江南第一的大廠，擁有三千多工人和五百多工程技術干部。

　　男主角小舅朱衛國是通過勞動實現自身價值的。他十九歲下鄉回城頂替外公進入礦山機械廠，隨即幫助工廠解決了難題。因為在鄉下打過“腰錘”，他懂得如何揮灑榔頭，能精準地把一種鐵楔手工砸進榫槽里。當時不少國企老師傅已經因為機械化生產而失傳了這門手藝，沒想到小舅卻在鄉下的勞動中掌握了這門手藝。小舅的身體因勞動而美：

　　……小舅打鐵的樣子我是見過的。他個子高皮膚白身材勻稱，身上布滿三角形的小塊肌肉，榔頭在火光中舞動的時候那些肌肉全都會說話，好像全都歡快起來呱噪起來，像一只只跳舞的小老鼠渾身亂竄。那時的小舅也是最快活的，榔頭像是敲在編鐘上，每一個細胞都在唱歌，整個身心都飛升出去。

　　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工廠雖然幾經波折，但是還是經得起風浪的。這是因為工人們在生產中練就了十八般武藝，工廠除了飛機，什么都能造。廠子沒有從八十年代的價格雙軌制中套取暴利，但也沒有因九十年代的市場經濟轉型而被拉垮，反而成功地轉型生產農用機械并占領市場。不過到了九十年代末還是沒能逃脫改制的命運。正如當時流行的“吐痰論”所說，上面看你還不垮，直接就換上一幫貪污犯來當領導，看你垮不垮！

　　因此，為何有力氣有手藝卻不能找到活干？國企改制對于工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小舅站在龍門吊上，瞧著墓群一樣的車間，眼睛里全是淚。說咱工人不賤啊，咱要求不高啊，咱工人賣的是力氣靠的是手藝啊，只要有活兒干咱就能把日子打發得快快活活，咱怕誰個啊？

　　在沒有資本家的年代，工人親眼見證了勞動如何創造財富。但他們只看到勞動能產生使用價值，沒有認識到社會已進入是勞動力商品化的時代，他們的勞動力已失去了交換價值。

　　不過，上頭的結構性命令并不能一帆風順地落地執行。小舅是廠里的勞模兼工會主席，勢必要與出賣工人階級、侵吞國有資產的敵人搏命一斗。開頭，他以為敵人就是上面派來的腐敗領導，于是抱著找包青天的心態不斷向上級告狀。先是到省城向第一任廠長匯報，后來又在老廠長的帶領下找了國資辦和總工會。在投訴無果的情況下，老廠長給他點撥了關鍵所在：“風向變了小朱啊，他們這是背叛啊。”小舅仍不放棄，并打算去北京告狀。雖然在火車上財物、證件和材料都被暗中偷走，他到北京后仍憑著自己的體力和技能，成功地解決生存問題，并把材料順利地遞交給國資委、財政部、中紀委等各大機關。

　　只是，小舅越發認識到走“依法抗爭”(rightful resistance)的上層路線單靠他孤身一人難以成功。在港資公司宣告收購礦機廠來發展房地產時，他橫下一條心，要發動工人抵制賣廠。可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樣，他振臂一呼，然后大家同仇敵愾就把廠子保住了。工人都知道小舅作為干部拿的不是128，簽名信最后只征集到一兩百個名字。但這還不是壓垮小舅的最后一根稻草。

　　廠里突然發了文件，允許職工集體購股。而且幸運的是工廠已經被低價地“界定”估值三千萬，這意味著三千員工每人出幾千元就能取得絕對控股地位。小舅終于成功地發動工人抵押房產證，保住工廠的集體財產。可是，沒想到這又是上面捉弄他的一個游戲。市里下發了29號文件，提出“經營者持大股”原則，要避免平均持股。小舅被告知作為工會主席，他最少可以拿3%。工人幾代人積累起來的國有資產，被廉價地轉入內部人手中，這是朱衛國拼了死命要反對的，結果沒想到到頭來要反的敵人竟然是自己。

　　最后，小舅唯有選擇躺在空氣錘下，按下開關，讓腦袋給砸得粉碎，只留下一具沒有頭顱的身軀。

　　曹老師用震撼的故事，回應了國企改制是因為“過度舉債、經營不善”的托詞。這種新自由主義話語，完全剝奪了工人捍衛主人翁地位的主體性所在。

　　《霓虹》燈下的下崗姐妹　　

　　在保衛國有財產的最后一擊失敗后，工人無可避免地迎來大批下崗的命運。在小說《霓虹》中，下崗女工倪紅梅生不如死的狀況比小舅更慘。倪紅梅之前在是絹紡廠工人，得過市先進生產者榮譽。父親和丈夫都在同一個工廠上班，父親因在工廠的火災中搶救物資而犧牲，丈夫則由于廠里的事故被行車砸死。紅梅對改制中的國有資產流失很痛心。“我們當工人的，把命搭進去了，把家庭幸福搭進去了，把子孫后代搭進去了，就能挽救工廠嗎？那些人把廠子搞敗了，拍拍屁股走人了，所有的苦果還不是全廠工人自己吞？”

　　與流調中的岳某相似的是，紅梅支撐著家庭的生活重擔，家中有癱瘓的奶奶和先天心肌功能不全的女兒。但比岳某更慘的是，下崗女工的勞動力已無法被資本看上，紅梅只能靠出賣肉體維生。她認識到：“在這個勞動等同于下賤的時代，女人的肉體其實一直在升值……”

　　但同時，紅梅與其他霓虹燈下的姐妹們一直在進行靈魂的拷問：“我們是抹布，是下賤，為了多掙一點什么罪都得受。可我們天生是做抹布的嗎？我們愿意當抹布嗎？我們也曾經主人過。”

　　終于，她們迎來了重新當主人的一刻。有一次，幾個姐妹被招去陪一個機關大人物祝壽，卻當場被那人用香煙燙得渾身燒傷。在一個老工人的組織下，鄰近各大廠的下崗工人穿上工作服，集體包圍了機關大門。

　　可是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熱淚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么突然地往外一噴！這就像猛然走進一部老電影里，我們迎著高壓水龍，迎著讓人窒息的無可訴說的悲痛，還有像鞭子一樣抽下來的暴風雨，勞苦人拉起了手，唱起了歌。這是孤雁追上了隊伍，是溺水者看見了海岸線。

　　她們的行動成功了，但比起賠償道歉來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做了一回人，有尊嚴的那種人。”　　

　　《問蒼茫》的“誰養活誰？”　　

　　工人文學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是《問蒼茫》，故事的主人公已從國企工人轉向了農民工。《問蒼茫》發表于2008年6月，正值金融危機和《勞動合同法》實施之際。書中通過位于深圳臺資企業寶島電子廠工人的故事，展現了在第一代農民工受壓榨與覺醒的過程。柳葉葉、毛妹是貴州窮山溝里長大的女孩，一個喜歡讀書念了高中，但不甘于結婚生子的閉塞生活，另一個則只念到初一，因舅舅長期患病、弟妹要上學，被父母安排了嫁給有豬頭瘋的一戶人家。當時村里已經開始流行外出打工，女娃過年回家，手拎大包小包，腳蹬高跟皮鞋，十分得意。與潘毅在《中國女工》中的所觀察到的打工妹相似，她們都把外出打工看作逃離父權制的一種途徑。但不同的地方在于，《問蒼茫》中的幾位女孩還要含淚滿足老板“開處”的要求，才能獲得村里的招工指標。

　　進入工廠后才發現，試用期六個月只發200元生活費，正式工則有700元工資。作為一家“三來一補”的電子代工廠，公司通過不斷招工辭工，試用期支付低薪的方法來套取“人口紅利”。常來臨，軍人轉業的公司黨委書記，也觀察到“掛著高科技的牌子，一點現代意識都沒有？這是包身工時代？”廠里甚至還打罵工人、侮辱人格、扣押身份證和欺壓猥褻女工。

　　在一個臺風來臨的日子，工人都不約而同地“不干了”。公司后來不得不取消試用期辭工的政策，并實行三班制，但同時也重新組合工人，打散她們的同鄉聯結。

　　罷工后，廠里的出貨速度明顯加快，流水線有了一個外號，“迷你”流水線，迷糊你。“人一上了流水線就如同被接通了電源插進了回路，你就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你的手、腳、眼睛、耳朵甚至腦殼都從身上逃出去，不歸你自己管了。”卓別林《摩登時代》的場景再次上演。“有時候直到下工了，你的手還在一抽一抽地動，拿著勺子往別人碗里送。”

　　毛妹在罷工中不是積極分子，甚至還說風涼話。“打工妹就是打工妹，你出來是討說法的？”“我們出來就是來苦的，怕苦就不要出來，人臉就是一個苦字！”她認同工廠和老板，積極工作，甚至為老板娘的弟弟無償獻血。

　　毛妹的機遇與現實中的岳某相似，把打工視為一個個人承受苦難，為家人作出犧牲的過程。相比之下，柳葉葉從一開始就把打工視為一個向上流動的途徑。 常書記召喚她發奮進取：“在深圳，人人都可以當太陽”。自幼喜歡看書學習的柳葉葉，報讀了夜大，希望通過獲得大專文而晉升白領。

　　不料，一次公司組織的黑板報活動觸發了她對打工本質的思考。當時快到過年，她寫了一首題為《寄錢》的詩。

　　千個萬個都是排隊的人

　　千顆萬顆都是戀家的心

　　千言萬語都寫不完

　　二十個空格擠不下萬萬千千

　　沒想到她的靈感很快引起區里報紙的關注，說寶島電子公司開展“算算寄給親人多少錢”的活動。隨即，媒體大肆宣揚深圳不但養活了近千萬外來勞務工，還養活了分布在全國各貧困地區的外來工家屬。但真正觸動柳葉葉思考的不是這些主流輿論，而是工友的質問，“你不是會算賬嗎？你為什么不算算，我們給老板掙了多少錢？”隨著“先富帶動后富”成為主流話語，“誰養活誰”的討論已退出歷史舞臺，盡管這個問題曾是共產黨早年革命動員的重要手段。幸福村村長的父親文叔，當年參加革命，帶領村民打擊村里的漁霸。他的工作方法就是給家家都算一筆賬，“算算就是誰養活了誰？是他們養活了族長”。

　　“誰養活誰”的討論很快就被幸福村的上級叫停。但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還應該重提：為何岳某筑起了北京的高樓大廈，自己卻蝸居在城中村一個10平方米的房間里？為何農民工創造了大量的社會價值，卻無法養活自己的家庭？

　　在書中，這次寫詩風波只是在表面上觸發了柳葉葉對于打工本質的思考，真正讓她理解打工妹與老板的關系要到毛妹遭遇火災之后。有一天，廠里意外失火了。與1994年的致死九十多人的致麗大火不同，這次工人不是活活被悶死在鐵柵欄里，毛妹本來完全有時間撤離，但她卻去組織工人滅火，結果自己被嚴重燒傷，面部徹底毀容。此時，公司不僅沒有高歌毛妹的護廠精神，反而質疑她是故意傷害自己來騙取高額賠償。甚至連柳葉葉也被利用為毛妹的經濟困難提供證據。

　　毛妹盡管對公司的“碰瓷”扣帽感到心寒，但她仍然相信公司一時無法支付賠償是因周轉困難。徹底沖垮毛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電視直播老板給貴州老家的希望工程捐款。工人養活了老板，但老板不僅對員工冷酷無情，更為了顯示其“菩薩心腸”而捐出一百萬去建一個八竿子打不著的小學。毛妹徹底絕望了，她選擇了墜樓自殺，而且是故意頭朝下載。她此刻蛻變為一個斗士，在遺書中她強烈要求親人把抗爭延續下去，“你們可得咬死口，不要顧惜他們，他們賺錢好厲害的，哪天不賺十萬八萬的？只是他們不想給，怕開了口子，今后再有死人比著要。”

　　毛妹的死也使得柳葉葉徹底覺醒。工人養活老板，老板不會天然感恩。工人的權益要靠自己去爭取。當寶島電子老板跑路時，她參與組織了工人罷工，并帶頭沖上大街堵路。最終逼迫政府支付工人所欠的三個月工資加班費，還有毛妹的三十八萬賠償金。這時候，她才體會到那句詩：人人都可以當太陽。

　　隨后，她加入老工人唐源開設的勞動爭議服務社，成為了一名為勞工服務的工作人員。

　　新老工人的結合

　　岳某的經歷引發了網友的無限同情，但這在多大程度上能幫助勞動者改善其處境？曹老師在無產階級文學三部曲中，指引的是新老工人結合的前進方向。

　　國企改制之時，新老工人并沒有看到彼此利益的一致性。90年代中后期國企工人的大批下崗是與農民工大量進城其實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經營“世界工廠”的資本，需要的是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身體，而不是手捧“鐵飯碗”的勞動力。作為產業后備軍，下崗工人尚沒有認識到他們與現役勞動軍的存在都是為資本積累服務的。《那兒》的開頭出現了一名農民工因欠薪而表演“跳樓秀”的場景，礦機廠工人不是通過聯想自己被停發工資而對欠薪產生共情，反而是冷眼旁觀看秀。“……樓下有人正在給農民工加油：跳啊跳啊，想跳就快跳啊……他不過是想討回三個月工資，三個月也才七百塊，想想也不值。”同時，中年下崗女工在迫不得已走上坐臺之路時，也視年輕的打工妹為競爭對手。

　　新老工人之間的團結互助要到《問蒼茫》才實現。唐源，本是成都一家國企的車間主任兼五級鉗工，在下崗潮后也來到了幸福村的一家工廠打工。他認為“只有毛主席才是真心為工人農民的。可惜我們大家都看不清楚，也跟在后頭罵。”繼而，他發出對現實的尖銳拷問。既然現在是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那階級斗爭在啥子階段熄滅的？”在從國企的“工人階級”轉變為“打工人”的過程中，他認識到：“把少數人的勞動合理合法裝進少數人的荷包包，這一套從前叫剝削，如今叫改革。剝削才能出效益。”

　　隨著全球經濟危機的臨近，“世界工廠”跑路的老板越來越多。他所在的涂料廠甚至出了人命，新工人來了就連軸加班，再加上車間散布有毒的化學物，一名年僅十六歲的女工當即猝死。唐源和同事發起了罷工，最后逼迫幸福村墊付兩個月工資，并安排死者的撫恤費。

　　隨后唐源屢次試圖組建外來工協會，但都收到阻撓。之后，他成立了春天勞動爭議服務社，并吸引了柳葉葉的加入。柳葉葉從毛妹的自殺中，逐漸領悟到資本的本質。工人養活老板是個鐵錚錚的事實就不用說了。而工人要提高自己的地位，不是靠給老板捐血，也不是靠獻身撲火，而是要通過組織起來才能成功。柳葉葉加入了服務社后，臥底進入一家血汗工廠。她給工友帶來了一副勞動法撲克牌，通過撲克牌給工人分析工廠的不合理。接下來，她找機會勸說老板要改善工人的勞動條件，但如其所料意見并沒有被接納。于是她提出辭工，并成功成為廠里第一個在試用期內辭工不算自離而能拿到工資的人。在她離開后，全廠認識到《勞動法》還是有用的，于是工人組織起來，從發起聯名信到參與罷工，致力于爭取周日休息和加班費。

　　和書中的柳葉葉相比，岳某的工作更零散化，生活更無助。他在新冠疫情中輾轉流離，留下百般苦難的故事。曹老師指出，文學作品“可以是‘苦難’的，但最好是真實具體的精神困境，而不是逃避‘宏大敘事‘和‘公共領域’，一個人躲在角落里嘀嘀咕咕”。岳某的故事不應僅停留在對命運多舛的無奈，或對“不覺得自己可憐”的認可。是時候思考為何工人創造價值，卻難以養活家庭？是時候探尋工人重拾主體性的出路了。

　　曹老師已指明方向：老工人的勞動價值論要與新工人的行動相結合。英特納雄耐爾就在“那兒”！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