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來源：Double Contradiction of Schooling: Class Reproduction and Working-Class Agency at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編者按

　　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政府一直大力支持職業教育。官方的說法是，職業教育會給年輕人帶來更好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收入；同時由于政府也一直在補貼職校的學費，很多沒辦法考大學或者考不上大學的人對“后義務教育”的需要也越來越多。

　　2012年，全國高職學生達到了2113萬，其中超過600萬的年輕人畢業后在工廠工作。在國家的支持下，職業學校培養了大量的工人階級勞動者，成為中國階級再生產的重要場所。

　　這篇文章基于威利斯《學做工》一書對工人階級學生能動性（agency）與文化再生產（cultural reproduction）的討論。作者對成都兩所職校展開了田野調查，指出了當今中國職校教育的“雙重矛盾”：一重是“家庭”與“職校教育”的矛盾，即家庭渴望學生脫離父母輩的體力勞動，實現階層上流，然而學校卻很難提供有效的資源支持，學生認為在學校學不到東西；第二重是“職校教育”與“實習培訓”的矛盾，即學校要求的實習中，企業更多的將學生視為廉價勞動力，學生無法有效地對接他們所期待的工作，只能自謀出路。在這雙重矛盾中，工人階級學生在共同的境遇下開始形成了階級認同，并逐漸發展出一定的階級能動性。

　　保羅·威利斯（Paul Willis）于1977年出版了經典民族志《學做工》。他在這本書里考察了教育對再生產階級不平等的作用。他關注了米德蘭茲學校工人階級小伙子們的“階層上升”問題。威利斯指出，在學校，工人階級的孩子耦合并生產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比如打瞌睡、喋喋不休、搖搖晃晃、大搖大擺，來制造處于學校權威對立面的“反對文化”。通過運用淫穢、種族主義和帶有暴力傾向的語言，男生基于先前對父母和鄰居的觀察模仿，再生產出了一種帶有“男性氣質”（masculinity）的工人階級文化。

　　學界認為，威利斯主要的貢獻是他打碎了對“階級文化再生產”的機械認知，破除了現有文獻中“工人階級被動、從屬、融合和無知的持續神話”。威利斯認識到，那些階級主體其實本身就擁有豐富而矛盾的生活經歷；當他們在面對主流文化和權威的時候，他們的能動性和主體性是可能被激活的——他生動地描繪了工人階級孩子“滲透、倒轉和組合”的文化形態，它們常常被拿來對抗學校的主流文化。

　　然而，當考察當今中國工人階級孩子在職校的經歷時，我們發現威利斯的結論與之有一些呼應，但工人階級文化卻與之有著顯著的差異。我們發現，大多數學生不但不認同學校里的工人階級文化和身份，而且以各種方式譴責他們的階級身份和文化。威利斯強調了工人階級文化從家庭（社會再生產）到學校（文化再生產）再到工作場所（生產）的平穩轉變，而我們的研究卻顯示，正是這三個領域之間的沖突和矛盾最終為學生打開了縫隙，工人階級的團結（working-class solidarity）和抵制文化（culture of resistance）得以形成。

　　研究背景

　　我們在2013年5月至2015年4月開展田野調查，和成都兩所職校的老師、學生、實習生和畢業生開展了深度訪談。成都是中國西部一個蓬勃發展的城市，在這里進行職校的調查，我們尤其關注學生的移民背景、背后家庭的期望、儒家教育文化、國家意識形態和對工作場所的需求。

　　我們主要選取了兩所有代表性的職校，一所是“服務學校”，另一所是“工業學校”。我們可以很好地觀察在這兩所學校里，學生對以后進入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準備情況如何。前者坐落于成都市中心，提供服務業導向的學習項目，包括酒店管理、旅游業、公司金融和媒體；后者位于成都郊外的經濟開發區，提供制造業導向的學習項目，包括機械、后勤、汽修、城建、數控車床、鐵路系統。

　　這里的大部分學生都是農村戶口，有些在農村完成義務教育之后搬到了成都。還有一些是因為父母到成都打工，他們就在成都學習一段時間。這些學生父母的職業大多是出租車司機、工廠工人、超市售貨員或者加油站加油工。最近來成都的學生家長，則從事社會地位更低的工作，比如撿垃圾、建筑工人、清潔工等。

　　“我不要做‘不人道’的工作！”職校中社會再生產的角色

　　與國家宣傳這些職校學生去“犧牲自己，服務國家工業的建設”相反，很多學生都提到了他們父母勤儉節約送他們去上職校，是寄希望于孩子不會步自己的后塵——千萬別像自己一樣，從事一些勞累的、無休止的、沒啥技術含量的工作。

　　瑩（音）是一個按傳統方式長大的農村小孩，就像其他家鄉的留守兒童一樣，她小時候和田地里干農活的祖父母一起生活，與此同時她的父母在附近的城鎮打工。為了擺脫自己未來從事這些工作的命運，在她父母的支持下，她在農村初中畢業之后一個人搬到了成都，上了高職的電子商務專業。盡管她對這個項目要學些什么沒有概念，但她明白，這很可能大大增加她今后找到一份還算體面工作的可能性。

　　蘭（音）和她處境相似，她出身于一個當地的工薪階層家庭，專業是網頁設計。她解釋道：

　　“你不可能憑著一張初中畢業文憑找到工作，除非你愿意去干那些‘不人道’的活。工廠流水線、掃地清潔、端茶送水，這些工作太累而且報酬少得可憐。我打死也不會去干這些的！我想要一份有更好工作環境和更高收入的工作，我想要憑我的文憑去找一份辦公室工作。”

　　在“工業學校”，大多數工作都直接對口制造業，那里的學生在擇校和選擇專業上有著比“服務學校”更大的困惑。孫是一個高二學生，他從小就對汽車感興趣。在學校宣傳冊上面找到了“汽車修理”這個專業之后，孫非常興奮。然而，他的父親在成都的一家汽車工廠工作，聽到了他專業的選擇之后，顯得非常失望。

　　“我至今還記得，當我告訴了他我的專業之后，他那張拉長的臉。他真的很失望，整整一個月都沒跟我講話。是，我知道他不想讓我像他一樣干這行，一輩子都在車間里工作。我非常努力地去勸說他，也是在說服我自己，汽修市場現在發展的很快，畢竟現在成都每家每戶都有車了，難道不是嗎？”

　　與威利斯的研究所呈現的不同的是，沒人想去體力勞動，中產階級和背后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在不停引誘著他們。他們的父母也有著相似的心愿，他們非常渴望讓他們的孩子擺脫貧窮。家長很厭惡這些工人階級的體力勞動，雖然他們自己確實就出身于此；他們把孩子送進高職，就是為了擺脫這樣的工作。

　　階級文化再生產的場所

　　學校口中職業教育的主要目標，就是讓學生習得技能，為國家和社區服務。作為一種很霸道的話語邏輯，在國家支持下被教育系統不斷宣傳，學生和他們的家庭也接受了這種說法。大家都知道，高中培養社會精英，而職業教育則培養有技能的人，并將他們對接勞動力市場。然而，促使“從學生到勞動力”的轉變來滿足“世界工廠”的需要并不是他們的追求；相反，在職教系統里，讓這些孩子向上攀爬到白領階層或者技能工人，是更為主流的觀念。

　　根據我們在這兩所學校的觀察，不論性別，沒有多少學生在課堂上專心聽講。不論年級和專業，每間教室大概都有一半的學生在睡覺，或者正在刷手機。當學生被問到為什么他們不專心聽課時，他們通常的回答是課堂上教的東西毫無意義。學校外的世界變化如此之快，教師所掌握的技能也如此陳舊，在課堂上無法學到任何與工作相關的有用技能。紅和藍是兩名11年級的學生，一名是服務學校會計專業的女生，另一名是工業學校電子專業的男生，他們解釋了為什么上課時睡覺。

　　紅：“老師教的這些東西都至少過時10年了，教室里的電腦也都是老古董，網速慢的要死，每隔五分鐘就卡住一次。新的軟件也裝不了，舊的也更新不了！你能想象嗎？”

　　藍：“我們都是自己學。我們學新的軟件咋用，通過網絡學新東西。唉！老師們也很明白，他們不會逼我們干什么。他們隨我們睡覺或者上課玩，我們玩手機，老師放ppt念念，我感覺就是一種‘互相尊重’吧。”

　　中國孩子從小到大被教導要“尊師”，但不是每個課堂都能保持這種“相互尊重”。我們注意到一些課堂上，有一些搗蛋的學生總是在課堂上制造麻煩，比如對著老師大吼，敲自己的書桌或者甚至和同學打架。老師們說，這些壞學生根本不想學，破壞班級里和諧的氛圍。唯一防止他們在課堂上搗蛋的方法是，把他們送到運動場上去。天（音）是工業學校的一個高一學生。我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上課時間，當時他正在操場上跑步。

　　“他們不讓我參與課堂，其實我也不想參與，根本就是浪費時間。老師講的東西我在初中都學過了，我那個時候就聽不懂，現在也不懂，我估計以后肯定也懂不了。這些東西對我來說完全沒有任何意義，很煩人，因此我想讓她別講了。”

　　一開始學生還對課程抱有一些希望，后來當他們學不到技能和與工作有關的知識的時候，“不合作運動”就在一些“麻煩學生”中興起。與大多數人在課堂上的“漠不關心”態度一樣，他們發現學校所教內容與市場技能之間，并沒有什么聯系，因此而感到失望——作者認為這是主導意識形態承諾破滅的第一層。

　　矛盾的經歷：在生產現場實習的角色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教育對個人職業成就和收入回報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一直以來，傳統學歷比職業教育學歷更受重視。從學校到工作的轉變給年輕人帶來了巨大的結構性壓力，這反過來又為學生在學習和工作中創造了第二層矛盾。

　　按照學校的安排，職校生必須在最后一年參加整年的校外實習，這被視為拿到畢業證書的必要條件。除此以外，學生還被要求在“伙伴企業”進行三天到兩個月時長不等的額外培訓和志愿實習。學生被告知，要對這些實習機會抱有感激之心，要抓住每一次機會來了解與他們專業有關的知識和技能，一個“愿意為了微薄的收入甘愿奉獻自我”的道德理想人格被反復強調。

　　事實上，在前兩年的在校時間里，學生大約要花1/3的時間在校外實習。有些人第一年進來，覺得實習經歷還挺有用。比如，火焰和石頭是“服務學校”的兩個高一學生，2014年6月，他們在宿舍向我們分享了他們的經歷。雖然學生們沒辦法告訴我們，到底這些實習是什么樣提升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能的，但他們都對這樣的經歷很感激。他們覺得這樣的“開眼界、跟國際接軌的經歷”會有助于在相關領域的就業。

　　火焰：所有酒店和旅游管理專業的學生在“成都全球財富論壇”期間都被送到校外酒店基地去接受培訓了。我們能參加這樣一場在成都舉行的盛世，真的覺得很幸運。

　　石頭：我被派到了五星級酒店幫忙打雜，打掃房間衛生，幫幫正式員工的忙，因為那段時間酒店業務量太大了。我們就跟著酒店員工干，一整天都是在打掃廁所什么的，真的好累，都不帶休息的。

　　火焰：我是在會議中心工作，確實非常累，從早上9點到晚上10點，但我覺得我學到了很多，我認識了很多外國人，雖然我并沒有多少機會和他們交談。我的工作職責就是去端剩盤子、把他們從大禮堂弄到廚房，然后再從廚房拿新盤子。不管怎么說，這還是一次很國際化的體驗，哈哈哈。

　　（這一周的實習你有工資嗎？）

　　火焰：沒有

　　石頭：目前還沒有，嗯……我不是很確定，因為這是“培訓”。

　　然而，在幾次實習經歷之后，很多高年級學生，包括后來的火焰和石頭，對這樣的安排感到很失望。事實上，大多數實習生都按照公司的需要，被隨機派往不同的崗位。比如，鐵道部門的學生會在高峰時期被派去擔任列車上的乘務員，然后又被派到餐車、售票處或者保安崗位上去。后勤部門的學生會被派去庫房里裝貨卸貨，清運貨物。不少學生抱怨說，其實實習期間公司就是把他們當作了廉價勞動力。

　　遭遇少工資等不公正待遇之后，有的學生向老師申訴，但得到的回應卻是“實習生別這么計較”或“認了吧”，令他們倍感失望。相比較而言，他們在實習點的“兄弟姐妹”能告訴很多信息。很多人都慢慢學會了裝病請假，或者干脆直接翹班。這些"給小氣鬼老板找茬"和"故意讓‘弱智’老師感到尷尬"的小故事，在宿舍里廣為流傳。

　　在企業，通過每天的工作，我們發現實習生群體已經慢慢產生了一種基于階級的群體文化，這讓他們與身邊的工友有著更加緊密的聯系。這樣一來，工人階級的團結就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是在學生的日常經驗中被實踐的，是在他們自己的社會網絡中被組織起來的。雖然實習期間學生們的專業和工作場所并不相同，但是他們已經意識到，即使以后找到一份活干并不難，但他們成為“工人階級”的命運已經是板上釘釘的事情了。有一些人開始組織起各種“抵抗運動”，去挑戰學校和企業的管理，拒絕參與學校要求的實習，運用自己的社會關系去找更能賺到錢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在生產領域的實習塑造了學生的階級體驗，這些觀念在實習結束后被帶回了他們所在的職校。因此，職校可以說是一個文化再生產的場所。

　　翻譯：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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