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就像許許多多不甘心的女性一樣，總會有聲音告訴她，「這當初是你自己的選擇」。

　　選擇

　　手機震動，沈玉萍在醫院收到公司發來的和解條件，她必須做出一個選擇。

　　今年4月，沈玉萍在這家名為「極致寶媽」的平臺做月嫂。干了快兩個月，突然傳來公司破產、發不起工資的消息。很快，沈玉萍被拉到了一個兩百人的討薪群里。群里好幾個姐妹被欠了五六萬，字里行間盡是無助、焦急和憤怒。

　　沈玉萍被欠了兩萬塊錢。家在農村的她本就不富裕，剛和丈夫兩人供兒子念完大學，還要贍養三位疾患纏身的老人。為了要回這筆辛苦錢，沈玉萍跑了兩趟公司。那里總是人頭攢動，擠滿了討薪的月嫂和要求退款的雇主。

　　沒有人告訴她們這時候該找誰。

　　沈玉萍開始和姐妹們輾轉派出所、勞動仲裁委和法院。焦頭爛額之際，河南老家的丈夫發來了一條讓沈玉萍崩潰的消息：他被確診了癌癥。

　　沈玉萍連夜趕回去，家門都來不及進就直奔市腫瘤醫院。復診結果上寫著「考慮轉移」，醫生直言「已經是很晚期的晚期了」。丈夫需要立刻住院做穿刺手術，手術費就上萬；之后還得用特殊藥做化療，醫保也報不了多少。

　　為了籌錢，沈玉萍又給公司打電話。公司終于同意現在支付工資，但只給七成，而且此后雙方就算兩清。對方發來一份和解聲明書模板，讓沈玉萍「自己選」。

　　沈玉萍沒有辦法多想。在丈夫病床前的桌子上，她找到了一支筆，照著模板，歪歪斜斜地開始寫，「我是月嫂沈玉萍…自今日起，我與極致寶媽（北京）文化有限公司已結清所有工資及押金。」

　　從去年年底開始，170多個被平臺欠薪的家政女工找到致誠。其中有40多人和沈玉萍一樣來自極致寶媽，另外130多人則來自「管家幫」，那是一個體量更加龐大、號稱「中國家庭服務O2O模式首創者」的互聯網家政平臺。

　　但她們誰也沒想到這么大的平臺也會欠薪。

　　「有的姐妹都抑郁了。有的回家拿不出錢，老公以為她瞎花了，正鬧離婚。」一個年齡稍長的家政女工說道。

　　像沈玉萍一樣，這些女工都來自農村。在援助申請表里的家庭成員一欄，她們有的寫著未成年的兩個兒子，有的寫著殘疾的小妹，還有的寫著年逾古稀的母親。養育家庭的重擔讓她們選擇離開家鄉來到城市，到另一個家庭里去做「保潔」、「保姆」和「月嫂」。　　

　　家務勞動的價值被嚴重低估，在一家之內長期以來都是免費勞動。但走出家庭又如何呢？在商品社會中，家務勞動也往往缺乏法律的足夠保障。

　　最讓這些家政女工們憤懣和困惑的是，管家幫和極致寶媽分明早就已經從每家雇主那里收的全款，之后本該用來給她們發工資，「那些錢都花哪兒去了？」

　　消失的血汗錢

　　管家幫成立于2006年，相比僅成立三年的極致寶媽，它算是有著「悠久歷史」，更多次被冠以「家政行業領跑者」的稱號。但就在2020年初，這個曾經的行業向導卻突然被爆出大面積欠薪。財經一篇報道稱，大量家政人員被拖欠工資1-10個月不等，欠薪總額超過千萬，僅北京地區就涉及700多人。

　　回顧管家幫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引線早在幾年前就已經被埋下。

　　2013年，老牌家政企業管家幫開始主攻線上，接連獲得多輪融資，從此步入一條高速擴張的賽道。2016年，管家幫的C輪融資更高達兩億，遠超當時互聯網家政服務企業平均0.26億元的單筆融資額。

　　2018年9月，為了搶占市場、逼退競爭對手，管家幫推出了「雙免」政策：同時免除雇主和家政人員雙方的中介費。幾位向致誠尋求法律援助的家政女工表示，當初正是受雙免政策吸引才加入了平臺。

　　這是一步險棋。畢竟對于90%以上的家政公司而言，中介費是最主要的收入。管家幫既然要打破行業慣例，也就意味著它必須找到其他來錢的路子以維持資金周轉。

　　管家幫找到的金融富礦是一個名為「長收短付」的商業模式：雇主要想免中介費，必須按管家幫要求一次性繳納半年或一年的全款；管家幫「長收」了這筆款項以后，再按月「短付」給家政人員。

　　對于不愿一次性付清全款的雇主，管家幫還與金融機構合作，「貼心」地提供了白條服務：加付3%的手續費就可以實現按月分期支付。例如，一份管家幫格式合同里就白紙黑字地寫著「拍拍貸分期支付」這一選項。

　　很多雇主當時可能并不知道，使用「白條」意味著管家幫可以用雇主的名義在銀行先貸出全部款項，而雇主其實就此背上了一筆貸款，必須按月向銀行還貸。

　　有了「互聯網金融」的加持，利用收支之間的時間差，管家幫形成了一個不受監管的資金池，其體量又因為信息平臺天然的規模屬性進一步擴大，而同樣被放大的還有暗藏其中的金融風險。

　　2019年，管家幫僅用一年時間就將全國60家門店發展成了1100家。鼎峰時期，管家幫的商業版圖涉足全國100多個城市，坐擁各地60多家分公司、上千名員工和80萬家政服務人員。

　　危險在欣欣向榮的表象下悄聲蔓延。正是從2019年10月份開始，管家幫發放工資的節奏有了明顯延遲。「那時候就經常拖個一兩周才發錢。你催著點兒就先發給你，不催就一直發不出來。」一位家政女工回憶道。

　　2020年初，疫情給了管家幫本就問題重重的資金鏈一記痛擊。因為家政用工需求減少，眾多家政人員也無法返京，管家幫業務量大幅縮水，收入只剩過去的十分之一。大面積拖欠工資的局面變得無可挽回。　　

「欠薪入股」

　　欠薪事件爆出后不久，北京政府就迅速約談了管家幫，督促其「積極籌措資金直面問題」。在約談會上，管家幫欠薪的主要原因被歸結為「該公司快速擴張、業務模式轉型、融資出現困難等導致資金鏈斷裂」。

　　過分相似的情節或許會讓很多人想起同一年爆雷的互聯網租房平臺「蛋殼公寓」。

　　蛋殼同樣利用「長收短付」作為擴張策略，先是用優惠政策激勵租客一次性年付租金，再月付或季付給房東。為捕獲更多租客，蛋殼也和金融機構合作開展「租金貸」，讓眾多租客不知不覺背上了一筆貸款。

　　2020年10月，蛋殼公寓因疫情等各種因素資金鏈斷裂。平臺坍塌后，矛盾隨即被轉移到上下游之間。大量房東收不到蛋殼的租金，上百萬租客面臨可能被收房的窘境。

　　技術的便利好像正使得大型互聯網平臺的金融「玩法」向更多行業蔓延。而當它闖入勞動力市場時，危險就更加不可估量。

　　在管家幫爆雷一年多后，另一個家政公司極致寶媽又上演了雷同戲碼：一次性預收家政人員勞務費后遭遇周轉危機，大量家政人員被欠薪。

　　稍做檢索就能發現，極致寶媽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注冊資本100萬元、實繳資本85萬元的小微企業。這么一個資金微薄、名不見經傳的公司，怎么會欠下數百萬工資？

　　其實早在2018年，已經有報道指出「管家幫涉嫌引導用戶小額貸款」，其資金池的潛在風險也有所揭示。但這種現象在當時并未引起足夠關注，也未能被及時叫停。

　　當監管滯后，資本會用其熟諳的各種伎倆在無序擴張中迷失方向。正如習總書記在2016年就明確指出的，互聯網金融管控「是高風險、高技能的，如果判斷失誤、選擇不慎、管控不力，就會發生問題甚至大問題，嚴重的會影響社會穩定。……現在，經濟社會管理難度很大，各種復雜因素很多，出現一些失誤是難免的，但學費不能白付，要吃一塹長一智，舉一反三，避免同一種失誤一犯再犯。」

　　今年10月，管家幫老板又向被欠薪的家政女工們發出了新「號召」：用她們被欠的工資入股。

　　「現在大家一分錢也不用掏，之后公司賺多少就分大家多少，最后還給大家的錢說不定比欠的還多。」在一份錄音里，一個男聲信誓旦旦地說。　　

跌落

　　「我不會再信他的話了。」萬娟說。

　　去年初，萬娟被管家幫拖欠了8500元的工資。管家幫不斷承諾下個月就能還上錢，但下月復下月，萬娟和其他姐妹等到年底，也沒有等到承諾兌現。

　　在望不到盡頭的等待中，萬娟開始找新的單子維持生計。但就在去年底，她碰巧在極致寶媽簽下了一單，又被極致寶媽欠了8500元工資。

　　資本肆虐后留下防不勝防的陷阱，萬娟一年間被中傷兩次，這讓萬娟心灰意冷，「對家政不那么上心了，想改行。」

　　曾經，需要獨自撫養兩個兒子的萬娟是拼了命做家政的。

　　七年前，萬娟6歲和12歲的兩個兒子要升學，開銷越來越大。但萬娟的前夫攢不下來錢，拿不出孩子學費；后來干脆直接消失，撫養費也不再給了。

　　想多掙點錢的萬娟離開了老家的工廠，到大城市做月嫂。她平時在家政公司接單，偶爾也自己接接私活兒。2018年初，眼看著小公司的單子被大平臺的流量越擠越少，她才加入了管家幫。

　　但不管在哪里接單，月嫂都是一份「24小時的工作」。白天得做輔食和月子餐、做撫觸、洗衣服、給寶寶洗澡、換尿布。晚上還得守在嬰兒床跟前定時觀察情況，「夜里只睡兩三個小時是常有的，能睡五小時那就是奢望了。」

　　盡管工作范圍就是照顧寶寶和媽媽兩人的衣食起居，但見到其他人需要換洗的衣服，萬娟總會順手洗了；回家吃晚飯的人多了，萬娟也會順手把一大家子的飯做了，因為「當月嫂的，眼里要有活」。由于總彎著腰忙忙碌碌，「沒有哪個月嫂腰不疼的」。

　　有的客戶覺得月嫂挺輕松的，不明白為什么萬娟一天要收300多塊錢。萬娟會笑著應兩句，辛酸直往肚子里咽。

　　一年下來，萬娟至少會接八單，最多的時候能做十單。犧牲這十個月睡眠，萬娟能掙下來九萬塊錢。她會先拿出兩萬左右當兒子們的學費、住宿費和生活開支，再攢下四五萬「給他們以后結婚用」。

　　和無數母親一樣，萬娟的字典里好像沒有「自己」。

　　這七年，為了當好一個母親，一年到頭熬夜沒讓萬娟放棄，一直不見好的腰疼沒讓萬娟放棄，一度被人看低也沒讓萬娟放棄。

　　但是一想到被欠的血汗錢，萬娟就感覺渾身沒有力氣。她不明白自己的選擇怎么會接連出錯，不明白為什么受苦受累卻沒有回報。看到起訴管家幫的姐妹們至今沒有要回來錢，萬娟也打消了起訴的念頭。

　　「不想折騰了，感覺沒啥希望。」　　

在邊緣的家政女工

　　在我們身邊，像萬娟這樣的女性有多少呢？

　　過去幾年，中國家政市場規模迅速擴大，從2015年的2776億元增長到2020年的8782億元，目前家政企業數量已突破200萬。截至2020年，中國家政工人數超過3500萬，其中95%以上是女性，九成是農村婦女和城鎮下崗職工。

　　然而，這一龐大就業人群的法律保障卻非常單薄。

　　1995年，一份勞動部的政策中就已經寫明「家庭保姆等不適用勞動法」。根據現行勞動法規定，勞動關系的一方必須是企業組織等「用人單位」，而人們理解的家政工多直接受雇于家庭雇主，這種個人之間的雇傭關系并不在勞動法保護范疇之內。

　　與家政工的個人雇傭關系相對應的，是家政企業所普遍采取的「中介制」模式。從1983年第一個家政中介成立以來，家政業就一直以中介制為主，目前200多萬家政公司里中介仍占90%以上。

　　家政中介公司通常聲稱其僅負責撮合，向雙方收取每單中介費后就拂袖離去，此后家政工的工資考勤等一概不管。但現實中，不少公司雖名為中介，但卻對其家政人員有著嚴格的管理，比如不得拒單、不得接私單、休假天數限制等，違反者將受到相應處罰。

　　沈玉萍以前所在的家政公司就不允許她們接私單。每接到一個私活兒，上交公司獎勵200元，私自接單則可能被罰3000元。

　　在個人雇傭關系、中介制的名號下，家政工們實際可能受到了來自個人雇主和家政公司的雙重管理。然而沒有人與他們簽訂勞動合同，也沒有人會為他們繳納社保。這不僅讓家政工們日常勞動權益受損，也讓他們在出現傷亡等意外時面臨更高的維權成本和無人兜底的法律風險。

　　2013年前后，互聯網平臺入局家政領域，仿佛要將家政工們帶入一個冉冉升起的朝陽產業。但這些五花八門的用工模式究竟是否屬于勞動關系、平臺承擔何種責任、家政工權益如何落到實處，在立法與司法中都還懸而未決。

　　2019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促進家政服務業提質擴容的意見》，明確提出要「著力發展員工制家政企業」，其中：

　　員工制家政企業應依法與招用的家政服務人員簽訂勞動合同，按月足額繳納城鎮職工社會保險費；

　　家政服務人員不符合簽訂勞動合同情形的，員工制家政企業應與其簽訂服務協議，家政服務人員可作為靈活就業人員按規定自愿參加城鎮職工社會保險或城鄉居民社會保險。

　　今年10月，商務部等14部門發布《家政興農行動計劃（2021-2025年）》，明確提出：

　　加強涉及家政從業人員權益的糾紛調處，保障家政從業人員勞動報酬、社會保險、休息等權益。

　　研究推進家政領域平臺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權益保障工作。引導家政平臺企業積極購買相關商業保險，利用規模優勢降低保費成本。

　　落實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政策，推動互聯網平臺企業合理承擔家政領域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護方面的責任。

　　國家政策已經為未來改革指明了方向，家政工必須被納入勞動權益保障的框架之內。

　　看到這些為平臺經濟勞碌的普通勞動者無法得到充足的保障，致誠主任佟麗華曾寫下一篇兩萬字長文，言辭懇切地指出當前勞動法律保障范圍的局限，「農民工、家政工、外賣騎手等人群還沒有獲得勞動法的保障，這與建立勤勞致富基本國策的發展理念存在很大差距。建議通過制定《勞動法典》，大幅擴大保障范圍，使絕大多數勞動者都能獲得勞動法的保護。」

　　改革之路無法一蹴而就，但每向前一步就有一步的光明。　　

等待

　　目前，管家幫案件已告一段落。雖然有關部門已經高度重視，但管家幫名下沒有財產，法院只能裁定執行終結。這些家政女工需要繼續等待管家幫恢復償還能力。

　　大部分被極致寶媽拖欠工資的當事人也收到了一審勝訴判決，但因為公司方上訴，案件還在進展當中。　　

　　但這個進展已經和沈玉萍無關了。9月24日，沈玉萍拿到了一審敗訴的判決。盡管代理律師和沈玉萍在法庭上反復陳述事情原委，但推翻協議的條件非常嚴格，法院還是認定了和解聲明的效力。

　　對于這份在丈夫病床前被迫簽下的和解聲明，沈玉萍不是沒有過不甘心。可一想到上訴需要再交幾百塊錢，而且翻盤的希望渺茫，沈玉萍還是放棄了。

　　或許就像許許多多不甘心的女性一樣，總會有聲音告訴她，「這當初是你自己的選擇」。但面對罹患癌癥的丈夫，「不這么選擇又能怎樣呢？」

　　如今，沈玉萍依然做著家政工作，得空就趕回老家照顧丈夫。現在丈夫病情控制得不錯，腫瘤已經小了一倍。

　　「既然出現了問題，我們就應該面對。我們有信心面對這個困難的事情。」電話那頭，沈玉萍的聲音里有一種令人動容的平靜和堅強。

　　只有談起正在部隊當兵的兒子時，沈玉萍沉默了幾秒，「可不敢讓他知道，怕影響他。我們昨天還在說，等他明年回來的時候，得把家里的藥都藏起來。」

　　*文中沈玉萍、萬娟均為化名。

　　致誠主任佟麗華后記：

　　對于致誠這樣的專業法律援助機構來說，管家幫、極致寶媽這兩個案件辦理起來也很艱難。但這樣的案件給我們帶來三個思考：

　　首先，應該建立更多幫助勞動者的專業法律機構。在處理這種案件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引導、幫助勞動者依法維權，還需要疏導、安撫當事人的情緒，給她們溫暖和力量。這對我們來說是最大的挑戰。有些案件并不一定能取得令人滿意的結果，但在這個過程中律師如果能理解和支持當事人，對她們而言也是一種慰藉。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專業法律援助機構的一大價值不僅是依法維護他們的權益，同樣重要的還有化解社會矛盾，讓權益受到侵害的人感受到法律的力量和人文的關懷。所以，我一直呼吁國家應該建立更多幫助農民工和其他勞動者的專業法律機構。

　　其次，互聯網發展迅速，新業態勞動者的形態也越來越復雜，這是市場經濟和企業發展的必然現象，但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平衡好鼓勵創新和規范管理之間的關系。一方面要給市場探索創新的空間，鼓勵一些企業進行探索；而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一些企業做出不規范的行為。具體來說，有三個需要特別關注的重點：第一，加強對平臺創新模式的調研。對于創新的做法，尤其是涉及勞動者權益和金融風險的，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及時開展早期調研。在調研過程中，及時研判利弊和風險點。不能等到問題嚴重、爆雷以后再進行處置。第二，加強對平臺創新模式，尤其是其金融和勞動者權益保障風險的監管力度。在調研基礎上，及時對風險本身進行監督和管控。例如管家幫這種形成大型資金池的互聯網平臺，其實不僅具有金融風險，而且還會產生勞動者權益保障的風險。平臺所收的這筆資金應該專款專用，政府則要加強監管，不能放任這種金融風險和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蔓延。第三，司法機關應該加強調研和指導的力度。從司法機關的角度來說，應該跳出個案，加大研究力度。例如，有些企業利用明顯的優勢地位和勞動者簽訂協議，其實違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則，這些協議的效力應該怎么看待？再如，企業收了這么多錢，這些錢到底流向了哪里？從法院執行的角度來說，也要穿透表面安排、深究資金流向。比如有的企業高管可能拿著很高的薪水，但最后勞動者微薄的工資發不出來了，這種問題如何解決？還有，有些經過幾個所謂投資過程的周轉，資金被轉移走，這種情況如何執行？總之，司法機關要加強研究，跳出對個案表面現象的判斷，深究背后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讓公平正義得到更好的實現。

　　最后，我還是想強調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在這些案件中，我們看到有的勞動者起早貪黑，甚至夜里也睡不好覺，付出了辛苦卻拿不到錢。這么多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國家怎么實現共同富裕？怎么能讓經濟實現快速發展呢？現在，勞動領域的問題不是單部法律修修補補就可以解決的，而是需要系統研究、系統方案來應對的。因此，我們呼吁國家盡快制定《勞動法典》，全面改革和完善勞動法律制度，包括把共同富裕提升為基本國策。此外，我特別想強調對女工權益的保障。家政工絕大多數是女性，但家政工卻沒有被納入勞動法的保障范圍。勞動法承認勞動者和企業之間不對等的關系，給予了勞動者特殊保護。但遺憾的是，家政行業中的大量女性不在勞動法保障范圍內，無法得到法律的特殊保護。有些月嫂表面上看起來收入很高，但其實夜里還需要工作，她們是異常辛苦的。因此，我們需要特別強調對女工權益的保護，把家政工納入勞動法的保障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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