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29歲，來自河北順平。在外打工這些年，他做過電子廠技工、超市理貨員、修車廠學徒、加油站員工，順豐同城騎手。他喜歡大城市，希望在這里談戀愛，買一輛好車，風光回老家。

　　他41歲，來自河北井陘，兩個孩子的父親。他不抽煙、不喝酒，勞累的時候就喜歡嗦一碗面條。他勤奮努力，相信憑借奮斗可以改變自己的生活。他每個月休息四天，利用這四天他兼職美團外賣送餐。

　　2019年秋天一個下午，車禍發生了。

　　文、圖  李穎迪

　　編輯謝丁

　　1

　　事情還沒發生前，劉紅超覺得這只是再普通不過的一天。2019年11月24日下午一點，晴天，北京首都機場西側，蘇活小區西一門口前的機場東路。劉紅超騎著一輛白色的豪爵鈴木摩托正在以60碼的速度下坡。劉紅超是順豐同城騎手，他有些著急，正打算去機場的2號航站樓接兩個單子，軟件上的時間限制是20分鐘，他不想超時。

　　60碼——沒有超速，但也不算慢。這是劉紅超剛學會開摩托車、并花費一萬元買了一輛嶄新摩托的第三個月。之前四年，他都依靠坐地鐵在北京送單子。他來自河北保定，29歲，皮膚黝黑，矮個頭，身材瘦削，留著很短的平頭。他17歲離開家鄉外出打工，做過電子廠技工、超市理貨員、修車廠學徒、加油站員工，但每一份工作都沒有干太久。他說話有些結巴，這讓他吃了不少苦頭。

　　2016年，朋友推薦劉紅超去做騎手。一開始，他選擇了閃送平臺。他的業績很好，閃送官方曾在一篇宣傳稿件里稱他為“拼命三郎”。他很喜歡這份工作。時間自由，來錢迅速，也不再有人會因為結巴這件事而嘲笑他。

　　更重要的是劉紅超愿意待在北京。他有許多夢想：談戀愛，買一輛豪車，回老家時風風光光的。他的微信頭像是一個白色的保時捷車鑰匙。劉紅超相信，在北京，每一個普通人都擁有無限的可能，就像他喜歡的電視劇《北京愛情故事》里所演的那樣。

　　2019年，劉紅超靠著做閃送攢來的錢買了這輛摩托車。在摩托車的世界里，豪爵算是個名牌。事業似乎越來越順利。劉紅超接著下載了順豐同城，打算換一個平臺。和閃送相比，順豐同城是搶單，單子更多，還沒有閃送一小時只能送一單的限制。注冊的流程很簡單，劉紅超看也沒看，就在一份協議上劃了個“勾”，花了120元在軟件上買了兩件印有順豐的衣服。他就這樣成為了一名順豐同城的騎手——至少他自己是這么認為的。

　　臨近中午，劉紅超到了機場東路。這是一條六車道的寬敞馬路，數量眾多的卡車、轎車、摩托和電動車擁擠著向前開去。路旁栽種著很高的柳樹和楊樹。風吹起來，樹影輕輕晃動。飛機低矮地駛過空中，留下一道巨大的轟鳴聲。

　　很快就要接到那兩個單子了。如果順利，他接下來得趕到三源里和環宇路上，分別給人送去一份文件，一份中餐。送單結束后，他將拿到160元的報酬。

　　還有一百米就要到達蘇活小區門前的丁字路口。靠近樹林一側，一個男人正在等待紅燈。男人騎著一輛普通的電瓶車，車上有一個黃色的“美團外賣”箱子。看上去，男人正準備向左拐進小區。

　　也許是那些高大的樹木擋住了劉紅超的視線，也許是因為連續幾小時的駕駛讓人疲憊，也可能劉紅超的確開得太快了。總而言之，劉紅超剛剛看到一個模糊的黃色影子，一切就都來不及了。

　　豪爵摩托撞上了男人電動車的前轱轆。劉紅超摔了出去，但他很快站起來。他的頭盔、有氣囊和關節保護的黑色騎行服保護了他——這是他買摩托車時配套購買的保護服裝，價格不菲，1500元。他有少許擦傷，但問題不大。

　　劉紅超走過去，那個身材結實、圓頭圓腦的中年男人倒在一旁。電動車摔爛了。男人沒有戴頭盔，腦袋裸露地撞向了水泥地面，他已經昏了過去。地上似乎有幾滴血。

　　他連忙打了急救電話。十幾分鐘后，救護車趕來了。摩托車和電動車留在原地。劉紅超坐上救護車，送男人去九公里外的順義醫院時，他心里只有一個念頭：男人會不會死？如果真出事了，我是不是就進去了？

　　北京機場東路，出事地點

　　2

　　四個小時后，杜紅紅接到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電話那頭是個陌生的聲音。“你是王保軍的家屬嗎？”杜紅紅說是的。“王保軍出車禍了，正在順義醫院搶救。”杜紅紅懵了一會兒，她說，“你們打錯了吧？”

　　王保軍41歲，是順豐北京華北航空樞紐中轉場的一名分揀員。每個月，王保軍有四天休息時間，他會利用這四天跑美團眾包，送外賣，補貼家用。2019年11月24日，正好是王保軍本該休息的一天。

　　杜紅紅很快意識到這并不是一場詐騙，或是某種惡作劇的玩笑話。她立刻讓王保軍的姐夫開車送她去北京，從廊坊到順義的京臺高速擁堵不堪。當她抵達順義醫院時，夜已很深。她沒有見到王保軍，他那時躺在重癥監護室里。

　　杜紅紅是王保軍的妻子。她36歲，面目清秀，紋過眉。她和王保軍相識于北京打工期間。她很早就出來打零工做餐館服務員，那時王保軍在電子廠里做電視屏組裝。王保軍出身石家莊農村，母親早逝。最初，杜紅紅的家人并不同意這門婚事，但她很堅持：“家庭不好又怎么樣？只要肯努力就行。”

　　結婚一年后，他們迎來了第一個孩子。再過六年，第二個孩子出生了，壓力陡然增大。杜紅紅做了幾年全職主婦后，還是決定外出打工。有時王保軍還沒有從工廠下班回家，杜紅紅就需要離開家，她只好先把兩個年幼的孩子鎖在屋里。這樣做有風險，她清楚，但沒有更好的辦法。她需要趕到商場去做小時工。她的工作是在嬰幼兒游泳館里看著三周以下的小孩套上游泳圈游泳。

　　那時他們住在順義的東馬各莊村，租了一個四十平米的平房，租金每月三百元。房子陰暗潮濕。到了冬天，寒冷難以忍受。兩個大人，兩個孩子，只有一個燒蜂窩煤的煤爐和一床電褥子。杜紅紅那時最大的愿望就是擁有一個好點兒的房子，至少能讓他們不在冬天里挨凍。

　　2012年，杜紅紅聽朋友說，在順豐上班工資要比別的地方高一些。她讓王保軍也去試試。此后王保軍成了一名順豐的分揀員。他的工作是持續地掃描、卸貨、裝貨，一個月休息六天，后來改成了四天。他在順豐工作了七年，每月工資五千元。

　　他們的日子好過了一些。但很快，這個家庭又遇到了另一個難題：兩個小孩都沒有在北京上學的資格。杜紅紅決定帶孩子回河北。也因為一直有對新房的渴望，她和王保軍商量后，在廊坊的永清縣買了一套房子。這套房子花完了他們所有的積蓄，也讓他們背上了每月三千元的貸款。

　　住進新房時，杜紅紅和王保軍都很高興。這是一個嶄新的小區，還有許多健身設施，到了春天，小區里會有粉紅色的桃花開放。房子兩室一廳，108平米，空曠亮堂。他們沒有太多的錢做裝修，做了簡單的刷墻和鋪瓷磚，家里擺放了一套沙發、茶幾、方型吊燈、兒童上下床。沒有窗簾，也沒有電視機。

　　但是每月三千的房貸是筆不小的負擔。好幾次，王保軍勸杜紅紅，把房子退了吧，他一個月才掙五千元，房貸就要三千，壓力太大了。杜紅紅沒有同意，再試試呢，她說，否則小孩讀書該怎么辦？她也琢磨做點什么，只是運氣不太好——她曾嘗試開了一家賣豆制品的店鋪，經營不善，反倒多背了十萬的貸款。

　　大約在2017年，王保軍開始把他那每月四天的休息日也變成了工作日——他注冊了美團眾包軟件，成為了一名外賣騎手。他跑得發狠，每天會一直跑到電瓶沒電才回家。一個白天下來，他能掙兩百多元，一個月就多掙一千多元。

　　他不抽煙、不喝酒，勞累的時候就喜歡嗦一碗面條。他相信憑借奮斗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

　　在順義醫院，王保軍第一晚昏迷不醒。第二天，在手術室門前，醫生對杜紅紅說，王保軍需要進行開顱手術，取出碎裂的頭蓋骨。但手術風險很大，也許王保軍再也下不來手術臺了。

　　杜紅紅決定冒風險試試。

　　河北廊坊，王保軍居住的小區

　　3

　　在醫院等待王保軍搶救時，劉紅超失去力氣，坐在地上。他隨后看見了杜紅紅，但不知道該說些什么，也沒能說出什么道歉的話。他說，我闖禍了，是我的責任，該賠多少賠多少。他墊付了一萬元的醫藥費，但身上沒有更多的錢了。

　　沒錢，你不能一分錢沒有吧。杜紅紅說。

　　她對劉紅超沒什么好臉色。后來去調取事故監控，她又忍不住罵了劉紅超幾句——“對方‘嘩’就給他撞倒了，對方從他后邊過來的，你說對方他是不是瞎？他又特別特別快，跟瘋了似的那么快。”

　　但是劉紅超和杜紅紅都清楚，眼下更實際的是要解決錢的問題，賠償的問題。

　　第二天夜里，劉紅超從順義醫院回到燕郊的家。他剛剛搬到這里，燕郊一個平房，每月租金三百元。房間布置很簡單，20平米，一張床，地面上只有光溜溜的瓷磚。

　　他打開順豐同城軟件，卻不知道該找誰。

　　作為一名順豐同城的眾包騎手，劉紅超并沒有一個直接的管理者。他的手機里有一個順豐同城騎手們的微信群，群里有兩百多個人。他們叫群主“領導”。劉紅超只知道“領導”是一個順豐同城軟件的運營人員。平常單子要是掉了，或是軟件出問題了，騎手們都找他。

　　劉紅超找到了“領導”，說他撞了人，應該怎么辦？

　　“領導”告訴他，這事公司不管，只能找保險。

　　劉紅超想起來，每天接下第一個單子時，平臺會自動扣除3元錢給他買一份保險。他在軟件上找到了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的電話。大約一周后，保險公司的代表從深圳飛到北京，和劉紅超一起去了醫院，去看了救護車的登記單，還去了交警隊。

　　劉紅超很快遇到了第一個麻煩：出車禍之后，順豐同城軟件上，事發時那兩個訂單信息都消失了。也許是訂單超時被顧客取消，也許是后臺自動取消的。但如果沒有訂單的信息，誰也無法證明劉紅超是在給順豐送貨時出的事故。

　　劉紅超再次聯系上“領導”。“領導”讓劉紅超去順豐的公司找他，看看后臺里還有沒有送貨的軌跡信息。這是劉紅超第一次來到位于順義后沙峪區域的順豐速運。公司不大，四層樓，但他知道這是坐辦公室的人才能進去的地方，一般騎手不讓進。

　　“領導”下樓接他，給他刷卡，上到三樓，打開電腦。所幸軌跡還在。劉紅超用手機拍了下來：

　　第一單，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送至三源里街2號，文件證照，距離21.555公里，應收配送費55元；

　　第二單，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送至環宇路2號，中餐，距離48.017公里，實收配送費105元。騎士劉紅超搶得訂單，加價3元。

　　保險公司取完證后，代表對劉紅超說，這能證明是在運貨途中出的事故，保險能夠生效——他購買的保險顯示，在那份3元錢購買的“雇主責任險”里，有一條欄目是“第三者責任險”，賠償上限20萬。保險生效需要時間。但剩下的賠償，保險公司也管不著了。

　　此時杜紅紅找到了劉紅超。第一次開顱手術總共花費十五萬，劉紅超拿不出來。他辭去了順豐同城的工作——嚴格意義上，他并沒有經過辭職這項手續。關掉軟件，他回到位于河北順平的老家，來到一個工地，應聘電工，打水泥，串電纜，一天掙150元。

　　他那時想，如果之后要走官司，順豐是老板，一定會擔起責任來。無論如何，他覺得自己肯定只需要賠一小部分，也許是幾萬元，咬牙還是能攢出來。畢竟——他在網上搜新聞，看到有騎手出事撞了人，平臺全都賠了。

　　一年后，當他再次想要聯系“領導”時，“領導”已經從順豐離職，聯系不上了。

　　4

　　王保軍在順義醫院住了二十來天。對一個剛做了開顱手術的病人來說，這樣的住院時間很短。原因也很現實，醫生囑咐王保軍得在重癥監護室住著。但重癥監護室一天要五千元。住了一周，杜紅紅拿不出錢了。醫生說，那就轉到普通病房吧。杜紅紅問，如果王保軍出意外怎么辦？醫生說，那也沒辦法，你就請護工，你24小時守著他。

　　可護工也不便宜。一整天的護工要520元。杜紅紅只請得起白班護工，260元。白天，她去交警隊，去找劉紅超，找保險。晚上，她獨自照顧王保軍，扛起一百六十斤的丈夫，給他翻身、拍背，給他排痰。每次拍二十來分鐘，一天好幾次。有時，護工看到她實在沒力氣抬起王保軍，晚上過來幫忙，把王保軍往上抬抬。

　　但她見到的卻再也不是原來那個老實、好脾氣的丈夫了。王保軍的腦袋上纏著紗布，滲透著血。開顱過后，人躁動不安，丈夫的手腳持續重重地敲擊床面。護士用繃帶捆綁住了王保軍的手腳。王保軍總是胡亂罵人。他使勁想從繃帶里掙扎出來，睡不著，也不想讓妻子睡著。每當杜紅紅合眼，他馬上就會鬧騰。

　　杜紅紅去問醫生，王保軍沒法兒入睡，對恢復有沒有影響。醫生說，那給他吃安眠藥吧。

　　拿來安眠藥，王保軍說，你想害死我呀，你給我吃安眠藥。等姐姐來看望他，他又說了一次，說她想害死我。杜紅紅沒有怪王保軍。她知道丈夫糊糊涂涂的，還沒有清醒過來。

　　手術費、住院費、護工費。杜紅紅每一天都在頭疼錢的問題。她以前想著家庭條件不好沒事，只要兩個人肯干活就行，但沒想到真不行，不行。劉紅超沒有錢，他們也沒有錢。杜紅紅四處借錢，又在水滴籌上籌了兩萬。

　　杜紅紅說，順豐華北分揀區的一個領導來看望王保軍，只說這不是在工作期間出的事情，不屬于工傷，公司也沒有辦法。美團眾包的客服起初說，由于王保軍是被撞，那么賠償應該由第一侵權人（也就是劉紅超）來負責，因此美團眾包那份3元錢的騎手關愛險無法生效。在當時的王保軍這里，沒有任何一層安全網能夠保護他。

　　直到有一天，杜紅紅正坐在床邊發愁，一個背著書包，個頭矮小的中年男人走進了病房里。

　　男人向她打聽，你丈夫怎么了？杜紅紅說被撞了。被誰撞的？一個順豐的騎手。

　　男人介紹，自己是北京元甲律師事務所的一名業務員，而元甲律師事務所是北京一家主營交通事故案子的律所，可以代理王保軍的案子。男人還說，出不起律師費也沒關系，律所可以走“風險代理”，等拿了賠償款，再按照比例收取律師費。

　　男人加上了杜紅紅微信，說她有時間可以來律所里咨詢。對王保軍和杜紅紅來說，這看上去是最后一絲希望。

　　5

　　2020年春天，杜紅紅來到北京國貿的建外soho，走進一家明亮的律所。律師們很忙碌，桌上堆滿了骨科CT片和案卷資料。在一個狹小的會議室里，一位律師接待了杜紅紅。

　　聽完杜紅紅說的情況后，元甲律所并不打算接下這個案子。

　　在此前的官司中，元甲的律師們已經接觸了不少和外賣、快遞、閃送相關的交通事故，他們很清楚，這類當事人想要和平臺認定勞動關系，讓平臺來承擔賠償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位叫李廣榮的律師手里結案過約五六十件和零工經濟相關的案子。2017年，她剛來到元甲，接到外賣員出車禍的案子，那時外賣平臺剛從直接招聘專送騎手轉向外包配送商模式。許多站點的站長覺得，外賣員被撞了，或是撞人了，找撞你的人就行了，怎么還讓站點來賠呢？“他們會說，我們又沒上社保，沒勞動關系。”李廣榮說。

　　她印象深刻的是，有的站長情緒激動：他都告我了！怎么還要我賠？都告我了！

　　但是最近兩年，情況好了一些，有些站長在法庭上會直接承認和騎手有勞動關系。如果不承認，律師出示證據，例如微信群里上下班打卡、派單的截圖、外賣軟件上的數據，法院也有一定概率判定。但李廣榮說，騎手和外包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平臺是否有勞動關系，如何認定工傷，如何認定第三者侵權案中的雇主責任，現有法律并未出臺詳細規定。這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李廣榮曾替一位代駕司機打官司，代駕是被告，在代駕途中撞了人，希望能由平臺承擔雇主責任，履行賠償。但是，司機提供的合同上寫著，平臺和代駕員是合作關系。最終法院判決，傷者的三十多萬醫療費全部由代駕司機承擔。案子采取的是事前收費，原本15000元的律師費，先交了7500元。代駕司機知道輸了官司，就再也沒了消息，剩下的7500元律師費拖欠至今。

　　換句話說，如果沒法證明劉紅超和順豐的勞動關系，即使元甲替杜紅紅告贏了劉紅超，他很可能沒有任何賠償能力。律所也很有可能白打了一場官司。

　　這時，那個在順義醫院遇見杜紅紅的男人向律所提交了一次申請，走了特批。隨后，一個名叫趙金保的律師接下了這個案子。

　　趙金保今年29歲，是元甲跟案部的一名律師，負責案子的證據、資料收集：王保軍和順豐的合同、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住院材料、每一次從廊坊來到順義開車的發票。材料繁多且細碎，籠統算下來，賠償要一百多萬。

　　案子的關鍵是，劉紅超和順豐同城的勞動關系能否認定？或者，能否證明順豐同城在這個案子中需要承擔劉紅超的雇主責任？

　　趙金保有過類似經驗。他曾給另一個順豐同城騎手打過官司。騎手叫艾麟，2018年6月開始用周末時間跑順豐同城急送。一天，艾麟正準備去一家蛋糕店，他開著電動車的最低檔，正低頭搶單，再抬頭，一個女孩出現在路中間。艾麟把女孩撞成了胸腔粉碎性骨折。

　　打官司時，趙金保發現，艾麟每天買的那份3元保險起不到任何的幫助——電子版的《保險常見問題》上寫著：“騎士每天第一次搶單或接單成功后，平臺將為你代買保險，保險費3元/人/天”。還顯示有不同項目的保險額度，比如“意外身故傷殘”是60萬，“意外醫療”是5萬，“猝死”是20萬。

　　問題出在括號里的一句話：“騎士當日首單取貨成功時起至當日24時止，且僅保障配送期間（配送期間指取貨成功時起至妥投時止，包括取貨途中時段）”。

　　艾麟撞到人的時候正埋頭搶單，還沒有搶上。手里沒單，正好在保險公司理賠的范圍之外。

　　艾麟還說，他剛做兼職騎手（眾包騎手）時，和全職騎手一樣，都是系統派單，上班要打卡，工作必須滿八個小時，期間不能離崗，派的單子必須執行。過了一段時間，眾包騎手變成了搶單，想送就搶，不想送就不搶，工作時間也自由決定。

　　打完官司之后，艾麟對此有了新的看法：沒有固定的工作時間，沒有上下班打卡，沒有公司指派的任務，就無法從行為上判定騎手和公司構成勞動關系。趙金保告訴他，如果不是搶單而是派單，他的案子會是另一種結果。

　　艾麟最終敗訴，法官沒有認定他和順豐同城的勞動關系，保險也無法生效，女孩的三十一萬醫療費全部由艾麟承擔。輸了官司之后，艾麟沒再跑順豐同城了，就在廠里上班。他害怕繼續在路上送貨會胡思亂想。他后來把微信頭像換成了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哪吒，因為里面有句臺詞，“我命由我不由天”。

　　后來，一家名叫“致誠勞動者”的公眾號推送了一篇文章：《騎手謎云：法律如何打開外賣平臺用工的「局」？》他們分析了1900份與外賣騎手認定勞動關系的有效判決。眾多騎手正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一張在平臺、眾包服務公司、配送商的法律關系網。在致誠的報告中，他們提到，以外賣平臺為例，在侵權類案件中，外賣平臺原本需承擔的雇主責任幾乎全部轉移給配送商和眾包服務公司，其自身擔責率由 100%降至15%以內。

　　“和專送騎手相比，眾包騎手在一開始就更難與平臺、眾包服務公司認定勞動關系。”致誠的一名研究員說。“眾包”這一模式的出臺，起初是鼓勵人們利用閑散時間靈活用工。但研究員說，眼下中國的眾包騎手呈現出了全職、長時間、高粘性的特點。他們干著和專送騎手同樣時間的工作，只是表面上接受著更少的管理。

　　和艾麟一樣，劉紅超也是順豐同城的眾包騎士：自己搶單，無人管理。有艾麟的案子在前，趙金保對這場官司沒有太多的把握。

　　北京，元甲律所辦公室

　　6

　　2020年疫情期間，工地解散了幾個月，劉紅超失業了一陣子。這年冬天，他接到了來自順義法院的通知。他和王保軍的案子即將開庭了。

　　從河北順平老家到北京順義法院，劉紅超需要六個小時：早晨五點半起來，坐上母親的三輪車一路顛簸地開到順平汽車站，再坐上七點出發、一天只有兩班直達北京的大巴。路上他睡不著，會戴上耳機聽一些網絡熱曲。十一點經過北京與河北的交界收費站。十一點半從西局地鐵站出發，分別轉乘10號線、8號線、16號線，一小時四十分鐘的地鐵后，抵達順義地鐵站。出門向東1000米，來到一座沒有任何植物遮擋的光禿禿的建筑物，順義法院。

　　他人生中第一次來到法院。開庭的房間大約三十平米，沒有旁聽的人。王保軍的律師、順豐的律師站在劉紅超面前，背著書包，兩男一女。他覺得這些律師看起來很普通，和電視上演的高級大律師一點兒也不一樣。

　　劉紅超沒有律師。他出不起律師費，在網上找法律援助，對方接了電話說，你要是被撞了我們能援助，如果是你撞了人，那誰也幫不了你。

　　杜紅紅只在第一次開庭來到了現場。此后她全權委托給了律師。她需要在家里照顧躺在床上的王保軍，無法離開。

　　劉紅超有些稀里糊涂。法官和律師們的話他并不太明白，給他發言的時間也不多，讓他回答，是，或者不是。他后來說，誰都不在意我，你愛說說啥。

　　到了法庭劉紅超才知道，和他一起成為被告的，還有很多公司，分別是：北京順豐同城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眾普拉斯網絡科技有限公司、中國人壽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寧波市仕優企業服務有限公司、順豐速運有限公司、深圳市順豐同城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劉紅超從沒聽說過這些公司。他也是在庭上才知道，眾普拉斯是順豐同城軟件的實際運營商（眾普拉斯和順豐同城的股東有關聯），人壽是他購買保險的公司，寧波仕優是給他代發工資的公司。

　　第一次開庭，順豐同城未到庭。眾普拉斯首先表明，追加它為被告是“不正確的”：

　　眾普拉斯：劉紅超與我公司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用工關系，我公司不是劉紅超的用人單位。他只是在同城運力平臺注冊的兼職騎手，平臺只是居間方，包括劉紅超在內的用戶可以自主選擇是否注冊成為用戶，自主選擇是否搶單、接單。

　　劉紅超這才注意到，在他下載順豐同城騎士APP，匆匆瞥過并同意的《眾包平臺注冊協議》里，最初就表明，平臺只是“居間方”，使用平臺產生的法律后果由各主體自行承擔。

　　但他還是認為自己是在順豐同城騎士上注冊的騎手，在上面搶的單子、買的保險。取件的時候，平臺會要求他們說是順豐快遞員，工資也是順豐恒通支付發的。出事的時候，他還穿著順豐的工服。

　　法官：事發時，劉紅超穿的什么衣服，以什么快遞的名義取件收件？

　　劉紅超：順豐的衣服，是我注冊順豐騎士APP時，平臺要求我自己出錢購買的，平時送完單子要穿著順豐的服裝拍照，如果沒穿的話，平臺還要扣我的錢。我是以順豐快遞的名義取件配送。

　　眾普拉斯、順豐速運：我們認為，劉紅超穿順豐的衣服不能代表他與順豐公司之間就有什么關系。

　　保險公司提出，順豐給劉紅超購買的是“雇主責任險”。

　　人壽保險：證明順豐公司投保雇主責任險。

　　眾普拉斯：對于保險公司主張的證明目的不認可，具體險種名稱與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是否存在勞動和勞務關系沒有關聯。

　　寧波仕優公司是順豐同城的一家眾包服務公司。

　　順豐同城：提交《同城配送合作合同》，順豐同城騎士全職的配送員工資由寧波公司發放，對于劉紅超這樣的眾包騎手，他領取的是服務費用，也是由寧波公司代為發放，順豐同城和寧波公司對騎手在配送過程中造成損害已經約定了由寧波公司承擔責任。

　　劉紅超：我不知情。

　　法官：劉紅超，你是否與寧波公司簽訂任何合同？

　　劉紅超：沒有簽訂過任何合同。

　　寧波仕優：我方與劉紅超之間并不存在任何勞動、勞務關系，也未與劉紅超簽訂勞務勞動合同，其社保和三險也并非由我公司交納。我方只是代替深圳市順豐同城物流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代發報酬、個稅申報等。

　　（庭后，寧波仕優提交證據，深圳順豐同城為了“完善眾包管理機制，優化供應商管理”，在2020年7月已經和他們終止了合作關系。）

　　案子持續了一年，開了六次庭。2021年6月，劉紅超接到法官打來的電話。法官勸他調解。劉紅超說，法官的意思是，如果他同意調解，那么眾普拉斯可以出一半的賠償款。但如果劉紅超堅持繼續判決，按照現有證據材料，順豐同城和眾普拉斯也許一分錢都不會出。

　　劉紅超說，一半我也賠不起啊，一輩子都掙不了這么多錢。但北京的親戚勸他，差不多得了。他也害怕，如果順豐最后一分錢都不出怎么辦？他最終同意了調解。

　　調解的結果是，劉紅超支付40萬，人壽保險支付29萬，眾普拉斯支付38萬。在最后的調解現場，眾普拉斯說：“我方是基于人道主義和企業的社會責任給付原告補償款。”

　　第三次開庭結束，劉紅超走出來，恍恍惚惚的。他把“大綠本”（機動車駕駛證）、訴狀都落在了一輛共享單車的車筐里。路人撿到后，打電話給趙金保。趙金保又聯系上劉紅超。劉紅超說，他真的害怕了，以后再也不敢開車。

　　第六次開庭前，法官給他打電話勸他調解時，他正在保定的一家塑料廠工作。那是一個專門回收廢塑料的廠子，車間里都是塑料融化后的工業粉末顆粒。氣味很嗆，噪聲也很大，聽不見人說話。到處都臟乎乎的，沒有人清理。劉紅超負責給機器放料。他離開車間，和法官爭辯了幾句。接完電話后，他繼續干活，但很氣惱：“這個事情不像電視上演得那么好，也沒什么正義。”

　　案子調解結束。過了兩個月，劉紅超把他所有的摩托車都賣掉了。一輛是他跑順豐用的，還有一輛是他用來玩兒的，車輪是熒光綠色的，很新，也很酷炫。他統統半價賣了出去。再也不開車了。他又說了一遍。

　　7

　　請了律師后，杜紅紅一度以為事情會出現轉機。從順義醫院出院后，她先將王保軍送去廊坊愛得堡醫院的康復中心做康復。康復期間，王保軍的左側身子恢復了一些知覺，能依靠拐杖走一小段路。二十來天后，王保軍回到了廊坊的家里。

　　2020年5月，等年初的疫情過后，王保軍才來得及去做顱骨修補手術。他的后腦勺蓋上了一個不銹鋼的假顱骨。糟糕的是，王保軍患上了繼發性癲癇——開顱手術可能的后遺癥。起初是小發作，左側身體抖一兩分鐘就過去了。做完修補手術就變成了大發作。每次像有預感似的，王保軍說，我要癲癇了。他就開始癲癇。嚴重到吐白沫，嘴眼歪斜，左邊身子徹底不能動彈。杜紅紅又送他去醫院，住院，靠吊針吃藥控制。

　　杜紅紅實在抽不出時間去北京參加開庭。元甲的律師會在微信群里和她更新進度。有時她會發一段王保軍的視頻給趙金保。和律師通話，她會哭起來。丈夫也總是在家里掉眼淚。杜紅紅給他喂飯，丈夫哭，說你嫌棄我。孩子在一旁玩手機，聲音大了些，丈夫又哭了。

　　沒有癲癇前，王保軍還算清醒。那時他和杜紅紅說，哎喲，以后我也不能上班了，等這事完了后，和我離了吧。杜紅紅說，你每天瞎想什么呢，我要跟你離婚，我當時還能救你？

　　這個家庭依靠杜紅紅勉勵維持著。杜紅紅如今在一家酒廠上班，做旅游講解員。每天六點半起床，蒸包子和肉餡烙餅，給丈夫喂飯，出門送兩個孩子上學，去酒廠上班。中午接孩子回來，給丈夫喂飯，翻身，接尿，下午繼續上班。晚上回到家，再重復一遍，做飯，喂飯，給丈夫捶腿，擦身。有時她太疲憊，丈夫在房間里，她會在客廳的沙發上找一塊地方靜靜坐著。

　　2021年3月，廊坊依然很冷。王保軍躺在房間里，裹在一床棉被中。他的左邊身子徹底癱了。他身上穿著一件順豐的灰色棉襖。床旁的地上還放著兩件順豐棉襖。杜紅紅說，去年底，王保軍已經被順豐辭退了。他的合同還沒有到期，但并沒有離職補償金。

　　王保軍的手機里還存著辭退短信。上面寫道：因你自2020年12月8日開始至今未到崗上班，已曠工36天，您的曠工行為是嚴重違反勞動紀律的行為，公司將依法處理您的勞動關系。

　　在順豐工作時，上班有點兒，下班沒點兒。碰上雙十一，站點會來好幾百輛車子。至于送美團外賣，他會一直跑到電瓶沒電再回家。但對現在的王保軍來說，說話、回憶都是太過辛苦的事情。他的聲音像是泄了氣，溫吞不清。他目光呆滯，合不上眼睛。發際線那塊的頭發被剃掉了，露出白色的頭皮。

　　“你現在能睡著嗎？”

　　“睡不著，疼。”他再一次閉上眼睛，眼淚流下來。

　　兩個孩子都已經放學回家。大兒子十三歲，小兒子九歲，他們在沙發上嬉笑著。后來兩個孩子進了屋，和王保軍待在一起。過了一會兒，小兒子出來，熟練地從廁所中找出一個尿壺，拿進臥室。接著，臥室里傳來一陣尿聲。

　　“什么時候是個頭？”杜紅紅說，她不敢想象以后的日子。

　　她轉身，在客廳角落里搜尋著什么，隨后拿出一團白紙，一層層剝開，里面是做第一場開顱手術時取出的王保軍的頭蓋骨，有三塊骨頭。骨頭呈灰褐色，最大的那塊是橢圓形，直徑有十厘米，像是一塊發爛的椰子殼，有輕微的腐爛味。她沒敢扔。

　　在元甲那位業務員的幫助下，杜紅紅找到了美團眾包上的保險公司。2021年4月，中國人民保險公司賠了王保軍八萬元。6月底，杜紅紅得知案子調解成功。這些都算是好消息，但也補償不了太多。他們已經收到保險公司和眾普拉斯的賠償款。但還掉了一些債和貸款后，也沒有剩下多少了。

　　杜紅紅不知道劉紅超是否還得起剩下的那四十萬。她給劉紅超打過幾次電話，劉紅超沒有接。她說劉紅超沒有來看過他們。她早就把劉紅超的微信刪了。

　　接下來就看律師溝通吧。杜紅紅說。視頻通話中，她很疲憊。而王保軍——還是一成不變的樣子，臉垮斜著，雙眼緊閉。

　　“王保軍，醒醒！”杜紅紅說，“醒醒！”

　　王保軍睜開眼睛，望向天花板。他沒說話。

　　河北廊坊，王保軍家里

　　8

　　“你說王保軍現在怎么樣了？”劉紅超露出一種混雜著愧疚、不知所措的神情，“他這個胳膊、腿確實是耽誤了。”

　　他穿一件黑色Polo衫，黑色短褲和一雙拖鞋——后來在朋友的提醒下換成了更為正式一點的牛仔褲和皮鞋。他不年輕了，額頭上落下兩道淺淺的皺紋。說起塑料廠，他連連搖頭。這份工作一個月掙四千元，而他現在需要償還四十萬。這是個他無法想象的數字。

　　他家在農村，還沒有結婚。父親沒有工作，平日里種地，放羊。母親在一家化工廠工作了27年。劉紅超的家是一棟北方常見的灰色平房。院子里鋪滿了剛摘下來的花生，羊圈里有兩只瘦弱的綿羊，屋里空蕩蕩的。

　　晚餐時，劉紅超喝了點酒，臉頰紅撲撲的，他有些激動地向母親和朋友解釋案子的結果——

　　“順豐就是不承認！”

　　大家點點頭，表示理解，但誰也提不出好的解決辦法。母親說，她想到的唯一辦法是，如果還不上賠償，他們就把這座農房賣了。劉紅超的父親沉默不語，留下一道影子，很快消失了。

　　第二天，劉紅超決定去北京。他打算到順義法院調取案件材料。他還是希望做一些什么，比如嘗試申請和順豐同城的勞動仲裁（他在打官司之前沒有做這件事情），推翻調解。為了查詢檔案資料，他給順義法院打了十來個電話。在和法官、法院檔案員、法官助理交流時，他說話磕磕盼盼的，還沒說上幾句話，他覺得對方好像在敷衍他，忍不住罵咧幾句，又掛斷電話。

　　他心里清楚，推翻調解的可能性不大了。

　　幾年前朋友曾讓他一起合伙在縣城里開汽修店，他沒有答應。那時他不想草草應付未來的生活。如果回到縣城，像他的朋友們一樣，開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汽修店，守著公路旁一輛又一輛的轎車開進店里，和鉗子、五金件、機油生活在一起，晚上再換上西服，在路邊接代駕，補貼家用。像長輩們說的，這樣的生活更為實際。但劉紅超只想走出去，即使外面的生活是動蕩不安的。

　　他覺得自己在北京見了不少的世面。比如他經常去SKP商場里接單子，門童會向他鞠躬。他給順義別墅區的女人們運送化妝品、Dior和Gucci的包。他覺得SKP給了他一種激勵人心的感覺。“可不要覺得一萬塊是很多錢，這里會告訴你一萬塊根本不是錢。”

　　再比如銀泰的空中餐廳。他第一次從67樓俯瞰的角度看到了北京，高樓林立，一個明亮宏偉的北京。還有芳草地購物中心。“特別有藝術范兒，比一般商場都好，網紅都喜歡去。”

　　他給北京的顧客們送過合生匯的小吃、京深海鮮市場的海鮮、杰克的蝦、野獸派鮮花、護照、身份證、水果、薄薄的文件。四年來，他估計接了有一千來個單子。

　　與北京相比，河北順平的生活單調且無聊。順平被稱為中國桃鄉，街邊的路燈懸掛著碩大的假桃燈。年輕人在夏天里唯一能玩樂的地方是一個不收門票的公園。沒有冰的溜冰場，休息椅上淌滿了灰塵和落葉。許多年輕人在磨損過度的吊椅、秋千和木馬上喧鬧。

　　這兒真沒什么地方可以去的，劉紅超說。

　　他喜歡在大城市里晃蕩——那給他一種感覺，“好像有很多的希望”。他說，發財的機會也多一些，成功的機會也多一些。如果留在縣城的工廠里上班，“上班下班，一個月拿三千塊，什么都不要想了”。

　　如果2019年11月24日那天他沒有在機場東路撞上王保軍，劉紅超覺得，他仍然有改變命運的可能。

　　在北京時，他看過一部電視劇，《北京愛情故事》。當他離開順義法院，坐在地鐵上，他想起了這個電視劇，他最喜歡的角色是張譯飾演的石小猛。劇情簡介說，石小猛來自云南小鎮，家人都是農民，在北京，石小猛沒有可以依靠的人，只能靠自己打拼，闖出一片天地。

　　劉紅超覺得他很像石小猛，“一是張譯比較真實，第二是，我知道了這社會比較殘酷，現實一點，不是現實有多好，而是現實有多壞。”

　　在北京送單子的四年時間，劉紅超身上留下了許多傷疤。因為騎摩托車而導致他的小腿上都是塊狀、條狀似的疤，是送閃送和順豐時擦的。

　　最新的那道傷疤在腳踝上。一塊粉紅色的、膨脹起來的皮膚。那是2020年疫情之后留下的，那時他還沒賣掉摩托車，他回到北京又跑了一段時間順豐同城，有一天他持續開了四小時摩托，一犯困就蹭傷了。

　　還好只是蹭傷。

　　現在，當劉紅超打開軟件，想看一看曾經的跑單記錄，界面是空白的。他的時間，送過的單子，就好像從來沒存在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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