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不必然是“打工人”，只有在一定的制度下，工人才會變成“打工人”。工人變成打工人，最根本的條件是“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這個分離最初是在80年代出現的。

　　一、城鄉資本的復活和體制外打工人的出現

　　(一)城鄉小生產的發展：第一批打工人的誕生

　　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破壞了集體經濟，這造成了兩個后果：(1)農村形成了大量自由勞動力。集體經濟時期，農民在農忙時節從事農業勞動，在農閑時期從事集體勞動(如修水利等);集體經濟破壞后，農閑時期不再從事任何集體勞動，形成大量富余勞動力。(2)分田單干造成了小農經濟，而不穩定的小農經濟必然出現分化，先富起來的一批人，在政策的支持下承包農田、魚塘、副業，并雇工經營。

　　1979年，在分田單干尚未大規模推行的時候，廣東農民陳志雄承包魚塘并雇工1人。陳志雄的雇工行為引起了廣泛討論，1981年人民日報發表文章《進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經濟》，文章稱陳志雄雇工也不算剝削，因為他的“收入比其他人高，主要是多勞多得，是無可非議的”。

　　如果說陳志雄雇工一人還能說他收入較高主要是多勞多得，那么接下來的發展很快就突破了人民日報的論調。分田單干迅速導致貧富分化，“兩戶一體”(專業戶、重點戶和新經濟聯合體)大量出現，他們在政策支持下獲得優惠貸款，承包農田、機器，雇傭農業工人進行生產。于是，農村中第一批“打工人”出現了。

　　與此同時，在城市中小生產也悄然出現。1979年，為解決閑散勞動力就業(比如返城知青)問題，召開了全國工商局長會議，允許在修理、服務等行業開展個體經營。這是城市資本發展的第一步。小生產快速發展的同時，一批個體戶逐步積累資本開始雇工經營。怎么看待城市個體戶雇工經營的問題，和怎么看待農村雇工經營一樣，引起老干部廣泛討論。最終在1981年(也就是人民日報定調陳志雄雇工不屬于剝削的那一年)，國務院出臺文件規定，“個體經營戶，必要時，可以請一、二個幫手，技術性較強或者有特殊技藝的，可以帶兩、三個最多不超過五個學徒。”于是，城市中也出現了第一批“打工人”。

　　(二)城鄉資本的發展：第二批打工人出現

　　社會主義條件下居然出現了資本式的雇工，這到底算不算剝削，這個問題讓很多老干部感到疑惑。為了在理論上給改革開路，有人從《資本論》中找到例證，通過篡改理論的方式論證雇工的合法性。事情是這樣的：在《資本論》第一卷的《剩余價值率和剩余價值量》這一部分中，馬克思為了說明資本增值運動必須要有最低限度的價值額，為此而舉例說，假如工作日為12小時，其中必要勞動時間8小時、剩余勞動時間4小時，那么為了使資本家的生活比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一半轉化為資本，這樣他必須同時至少需要雇傭8個人。有人如獲至寶，明目張膽地篡改理論，說馬克思劃分了小業主和資本家的界限，雇傭8人以下是“介于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中間人物，成了小業主”，雇傭超過8人才是資本家。

　　中央以此為據，對雇工是否合法給出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結論，雇工不超過8人就不是資本家。但是資本的發展異常迅猛，幾乎就在中央定調的同時，城鄉資本的雇工已經超過了8人的界限。

　　在農村中，變賣或承包社隊企業導致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進一步分離，這為資本快速發展創造了條件。1978年前，社隊企業是農村集體工業的重要體現，也是新中國工業反哺農業的重要措施。他們采取就近取材、因地制宜的方式，從農副加工、采礦、建筑、農具制造、農機修配、運輸等各種行業，旨在服務本地農民，反哺本地農業。但是改革以來，社隊企業的固定資產被折價變賣或承包給個人經營，社隊企業從名義上的集體企業變成了事實上的個人企業。而集體經濟被破壞后，農閑時期又富余出大量勞動力，這些勞動力需要尋找就業出路。無疑，已經事實上私有化的社隊企業成了他們就業的重要去向。他們農忙時候從事農業工作，農閑時候在社隊企業從事工業勞動，典型的特點就是“離土不離鄉”。于是，在農村開始形成了第二批“打工人”，他們受雇于名義上還是集體經濟的社隊企業(1984年改名為鄉鎮企業)，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

　　但是資本發展再次突破了這個界限。一方面，相對于集體農業解體后出現的大量閑置勞動力，鄉鎮企業的規模顯得太狹小了;另一方面，私營企業迅速發展，開始和國有企業搶奪生產資料，導致經濟出現結構性失衡。為了緩解這一矛盾，沿海開始推廣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原料從海外來，產品往海外賣)。廉價勞動力、廉價土地、完備的工業體系、受過一定教育的勞動力以及優質的營商環境，是世界上一切其他發展中國家都無法兼備的，這使得沿海成了資本增值的天堂。80年代中后期，農民工開始向沿海轉移，出現了數千萬“離土又離鄉”的農民工，這在農村中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打工人”，他們不再從事農業生產，而工資成了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在之后的新聞媒體中，他們被稱為“農民工”。

　　在城市中，一批積累了資本的小生產開始擴大規模，成為了事實上的私營企業。1979年，靠炒瓜子“發家致富”的年廣九雇工已經超過10人。1982年，“傻子瓜子”的雇工規模超過百人。1986年，傻子瓜子年終銷售更是在3個月內實現利潤100萬。于是，城市中也出現了第二批“打工人”，他們受雇于城市的私營企業，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

　　城鄉私營企業的發展是如此迅猛，到1987年，“城鄉私營企業雇工達361萬人，平均每戶雇16人，雇工30人以下的占70%-80%，雇工超過100人的接近總數的1%。”

　　如果說個體戶雇一兩個幫手，老干部還能說服自己這不是剝削，那么對雇工高達100人的私營企業又當如何看待呢?這些老干部，不乏在參加革命前就是雇工或長工出身，難道他們還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嗎?為平復老干部的情緒，總設計師多次開會統一思想。1983年他指出：“有個別雇工超過了國務院的規定，這沖擊不了社會主義。只要方向正確，頭腦清醒，這個問題容易解決。十年、八年以后解決也來得及，沒有什么危險。”，1984年再次指出，“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事實上，一直到1987年之前，我國只允許有個體經濟，而不承認有私人資本。1984年文件指出，對雇工超過8人的采取“不鼓勵，不禁止”的政策，而不能按資本主義看待。

　　私營企業就在這樣曖昧不清的環境中野蠻生長，直到1988年修憲。而在私營企業野蠻生長的同時，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開始侵蝕國企。

　　二、國企改制：國企主人淪為打工人的過程

　　(一)1978年之前的國企

　　1978年前的國企工人不是“打工人”，他們是“企業的主人”。他們和打工人的區別至少有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工人與企業的關系。打工人只是企業的雇員，企業可以隨時解雇他們。但當時的工人并非企業的雇員，企業沒有權力開除工人。由于企業沒有權力開除工人，因此企業的干部也不敢隨意訓斥工人。干部和工人的關系相對融洽，干部不是靠權力壓服工人，而是通過模范帶頭作用引領工人。

　　其二、企業利潤的分配。打工人只能獲取工資，而不能享有企業的利潤。當時的工人是企業的主人，那企業的利潤自然應該由主人享有，而不是由企業的管理層霸占，這是工人和打工人的另一個重要區別。當時的企業，除了支付工資外，還通過各種福利將利潤反饋工人。比如，企業有自己的醫院、學校和修房子的住建科，職工享受免費的醫療和教育，并且享受福利分房。

　　其三、企業的管理。打工人僅僅是企業的雇員，因此他只有服從領導的義務，而沒有管理企業的權力。當時的工人是企業的主人，那么主人就不能僅僅有服從的義務而沒有相應的權力。《鞍鋼憲法》作為當時企業管理的原則性規定，在制度層面保障了工人對企業的管理權。《鞍鋼憲法》可概括為“兩參一改三結合”，即“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工人在勞動中不是被動的工具，不是被動的領受任務，而是主動的自覺的人，主動參與到企業計劃的制定和管理之中。

　　企業不能開除工人，工人能夠參與管理，因此工人也能夠最大限度監督干部。70年代末期，某個鋼鐵廠的領導公車私用，被一群工人堵在廠門口，要求他下車來解釋，這個車拿去干嘛了，為什么要占國家的便宜，廠領導乖乖下車，低頭認錯。

　　這個年代的工人，有福利、有待遇、有民主、有權力，他們由衷感到自己就是企業的主人，他們和打工人有著本質的區別。

　　對國企而言，改革改的就是這三點。

　　(二)國企改革在改什么

　　國企改革的第一步是收回工人對企業的管理權。1979年國家推行放權讓利，在國營企業建立廠長負責制，收回工人對工廠的管理權。為緩和工人的抵觸，在收回工人權力的同時，給工人增加工資和獎金。從短期看工人收入增加，從長期看工人權力喪失，最終必然導致更大的經濟利益的喪失。

　　國企改革的第二步是利改稅(1983年)和撥改貸(1985年)。我國企業以前所有利潤統一上繳國家，如果需要擴建廠房或者購買設備，則由國家無償撥款給企業。利改稅和撥改貸，就是用所得稅替代利潤上繳，用有息貸款替代無償撥款。先看利改稅。以大企業為例，國營大中型企業按55%的比例繳納所得稅，稅后盈余還需按一定比例上交。整體而言，企業要將大約7-8成的利潤通過利稅方式上繳國家。再看撥改貸。國家收走了企業8成的盈利，卻不再給企業的建設撥款，而是要求企業向銀行借貸。私企外企的綜合稅率只有17%-33%(本身稅就低，還有各種減免)，而國企綜合稅率高達7-8成，這使得國企在極度不公平的環境下參與了市場競爭，為之后國企破產埋下伏筆。

　　隨著一長制的恢復，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權利，管理層逐漸失控。1982年全國職工狀況調查表明，一些領導干部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為自己的子女安排較好的工種，在提干、晉級、住房分配等涉及群眾利益方面，都給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親屬以特殊的照顧。企業廠長由上級領導任命、委派，實行負責制，職工滿意不滿意都得接受，干好干壞群眾既不能褒，也不能貶。他們說：“工人只盡主人翁義務，沒有主人翁權利，主人擔風險(企業辦不好，領不到工資)，公仆有保險(企業辦垮了照樣當官或調走了事)”。企業干群關系開始緊張，工人用消極怠工來對付干部，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1987年推行的承包制進一步降低了工人的積極性。承包制就是把國營企業的各個車間部門承包給各種廠長、書記、主任等等，這些人按承諾繳納一定的利潤，剩下的錢可以自行分配。承包制使得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擴大。這樣，通過兩權分離就創造出來“先富起來”的一批干部，工人與經營者獎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對工廠的變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傳著這樣的話：“工人窮，廠長富，車間主任萬元戶，廠長掙錢沒有數。”此時的工人，已經開始逐步從主人淪為打工人。

　　一長制使得廠長建立了工廠里面的獨裁，承包制擴大了工人和干部的收入差距，這還沒完。廠里面的領導為了賺更多的錢，開始在外面建小廠。鋼鐵廠的領導開個焦炭廠，高價把焦炭賣給自己單位;媒礦的領導在外面開個洗煤廠，私底下利益輸送。這一切，都被工人看在眼里。就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工人和工廠的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曾經在毛時代積極奮戰的工人，有一些人開始變得偷奸耍滑。70年代的時候，某個鋼鐵廠的領導公車私用，被一群工人堵在廠門口，要求他下車來解釋，這個車拿去干嘛了，為什么要占國家的便宜。80年代的時候，還是那個鋼鐵廠，還是那些工人，他們開始從廠里面偷鋼偷鐵，拿一塊好點的鋼回家去打把菜刀，或者投點特殊鋼材拿去賣給私人老板。你問工人，“你為什么要這樣干啊?”他說，“領導大偷，工人小偷，這有什么問題嗎?國家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部分工人開始了磨洋工。當資本制度全面建立時，曾經的主人由抱怨而憤怒、由憤怒而反抗，最初這種反抗是消極的，是以怠工或磨洋工的形式體現出來的。一種聲音出現了，他們痛斥工人偷懶，他們大呼人性本惡，他們說國企效率就是低下，國企工人就是磨洋工，他們說這一切的原因就是國企沒有清晰的產權制度，“全民所有就是全民所無”。但他們卻從來不說這一切都是什么造成的，他們也從不建立一個規章制度去限制資本占有工人的剩余價值。這些人獻言獻策，要建立一個由嚴格的規章制度和明晰的產權制度構成的現代化企業，去防范工人從廠里面拿鋼拿鐵，去防止工人“偷懶摸魚”。其本質，就是把工人從主人變成打工人。

　　1994年通過并于1995年實施的《勞動法》，從法律層面上明確了勞動者僅僅是企業的雇員，而不是工廠的主人，也就是說，從法律意義而言，工廠有權力開除工人了。

　　90年代中后期，隨著住房、醫療和教育改革的推進，國企工人享有的最后一點福利也被剝奪。

　　他們不再享有管理企業的權力，他們不再擁有鐵飯碗的身份，企業的利潤也不再通過各種福利反饋他們。從這個時候起，國企工人徹底淪為“打工人”。

　　(三)下崗：第一批被優化的打工人

　　1996年一季度，在長期不公平的競爭中(至少有兩點：其一、稅收不平等。其二、私企和外企只給職工發工資，而國企除了工資，還要給職工修房子、看病、上學)，在國企亂象橫生的背景下，國有工業企業首次出現全行業凈虧損。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虧損企業6599戶，虧損面達39.1%。而導致這一切的鍋，自然又是由那些“磨洋工”的國企“打工人”背了。

　　面對當時的局面，領導人提出要進一步深化改革，砸三鐵、甩包袱，也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出臺的。在此前后，國有企業甩賣了自己的醫院、學校，分出了自己的住建科成立房地產公司，優化了大批國企“打工人”以減少成本。

　　被優化的打工人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線職工為例，2005年三線被優化的職工月收入低于300元的有68%，收入的92%用于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人無法養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親友救濟。被優化的那些人生活沒有著落，出現了各種人間悲劇。有女工為了小孩讀書，被迫去站街。有男工為了自己的小孩上學，吃了某種藥制造了一個大新聞，讓社會捐助自己的遺孤。還有一個在全國都流傳很廣的事情，某家小孩好幾個月沒吃肉了，忍不住去菜場偷肉，抓住后被痛打一頓，讓父母來領人，他父親老淚縱橫，當天晚上花了所有錢買了一只雞燉給全家吃，這鍋湯里面放了準備好的老鼠藥。

　　1997年劉歡的《從頭再來》就是給這些被優化的人。“昨天所有的榮譽，已變成遙遠的回憶，辛辛苦苦已度過半生，今夜重又走進風雨……心若在夢就在，天地之間還有真愛，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工人聽了這個歌當時就直罵娘，你為什么不走進風雨，憑什么叫我們從頭再來!

　　黃宏的小品也是在說這個事情，里面有一句臺詞是這樣的，“工人要為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筆者父親聽了當時就火冒三丈。筆者和他爭論，工人就是要為國家想啊，要有大局觀啊。他把衣服一脫摔在地上，背對著筆者說，“看見沒有，背上的這些傷，你爸爸沒有為國家想嗎!我和你媽，現在都四五十歲了，我們TMD被當包袱甩了，你懂不懂!”至今，這些人談起那些要把他們當包袱甩掉的人，簡直是咬牙切齒。

　　這些淪為“打工人”的曾經的主人，有數千萬人被優化掉。他們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這迫使他們開始關注自身的權利。到2005年，全國群體上訪涉及約400萬人，其中以他們為主體的有40%。

　　三、新世紀以來私企打工人的生活

　　打工人從本質上來講就是資本的雇傭奴隸。“要理解什么是主人，就要理解什么是奴隸。主人的對立面就是奴隸，奴隸的主人是不信任奴隸的，怕他們偷懶，所以隨時都拿著皮鞭抽打他們，強迫他們工作，根本不把他們當人，只把他們當會說話的工具。”

　　打工人奴隸般的生活，在沿海的私人企業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你就是個打工的

　　1993年，致麗大火奪去了87個女工的生命。調查結果顯示，資方為了防止打工人偷東西，將逃生通道用拉閘門上鎖封死，將窗戶用鐵條焊死，以至于在廠區起火之后，女工只能從僅有的一個出口逃生。眾多女工涌向狹小的通道，在相互踩踏、濃煙肆虐中失去了生命。致麗大火以一種異常悲涼的方式，提醒著全國人民，資本對打工人的統治已經徹底建立起來了。

　　致麗大火促進了《勞動法》出臺，但《勞動法》的首要意義并不在于它規定了若干保護勞動者的條款，而在于它明確表明了這樣一個事實——工人不再是企業的主人，而只是企業的雇傭勞動者。也就是說，在打工人已經在城鄉各地出現十數年之后，法律終于明確了他們的身份，“對!你就是一個打工的!”。

　　在招商引資的大政方針之下，各地爭相優化營商環境，資本肆意蹂躪打工人。

　　管理方面，資方管理粗暴，動輒辱罵職工，體罰工人，更有甚至部分資方囂張跋扈，毆打職工，限制職工人身自由。工資方面，打工人工資不僅長期不漲，資方還故意拖欠發放、逼迫員工自離，花樣百出克扣工資。

　　打工人領著微薄的工資，自然也只能過著悲慘的生活。他們大多租住城市的犄角旮旯，80%以上是臨建房或簡易房，位置偏遠、建筑密度大、衛生條件差、安全隱患高。頻發的城中村電動車起火事件，奪去了不知多殺打工人的生命。為了打工，他們沒有時間照顧自己的小孩，數以千萬的打工人小孩成了留守兒童。

　　他們為資本增殖貢獻了自己最寶貴的青春，但在資方眼中他們只是創造財富的工具。資方會愛護機器，因為機器是資方花錢買的，壞了還要花錢修，但資方不會愛護打工人，因為打工人傷了把他開了就是。《廣州日報》2005年有一篇報道稱，廣東省有1300多萬農民工，珠三角企業每年發生斷指事故個案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只。珠三角的工業輝煌，民工們“貢獻”的手指頭已經幾十萬計。

　　(二)抗爭、《勞動合同法》和996

　　這一切都引發了打工人自發的抗爭。根據勞動部專家的分析，我國從1990～1994年五年中參加集體停工的人數分別為：24.3萬人、28.9萬人、26.8萬人、31.0萬人、49.6萬人。到1999年，全國受理勞動爭議案件12萬件，其中集體爭議涉及的私企和外資勞動者占21.9萬人。排第一位的爭議原因就是欠薪。

　　2003年沿海地區出現季節性缺工后，工人同老板的談判能力提高，行動越來越多，掀起了一股延續數年的小浪潮。

　　據《中國統計年鑒》：2002年以前不到1萬起，每年集體勞動爭議工人數頂多30萬;到2004-2005年每年集體勞動爭議案件就達近2萬起，每年集體勞動爭議工人數40-50萬;到2008年，集體勞動爭議案件達到2.2萬起，集體勞動爭議工人數超過50萬。　　

　　這構成了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臺的大背景。

　　如果把勞動與資本的對抗看做一場戰爭，勞動合同法這種法律出臺，一定程度上又可看做兩軍在重新制定停戰協議書。

　　以前體力無產者需要在每一個場合通過個別斗爭來爭取合法權益，但有了勞動法律之后，他們很大程度上不必如此。即使在某些場合，體力無產者的力量明顯不足以爭取到這些權益，資方也可能出于“守法”的考慮而主動妥協。從這個角度來說，法律這個階級之間的停戰協議，保證了被壓迫階級在某些力量較小的個別場合，也能獲得相應的權利。

　　對體力無產者而言，5天8小時工作制、最低工資標準、勞動法關于加班費的條款，這三者必須連起來理解。通過限制最低工資，迫使體力無產者自愿加班，通過加班費條款，使得體力無產者在6天12小時工作制的時候能夠養家糊口。對統治階級而言，這才是加班費條款的真實意義，即，通過這個條款調節體力無產者的收入，使其在6天12小時工作制下能夠完成勞動力再生產。

　　至于腦力無產者的加班費，并不在考慮范圍之內。從統治階級整體利益看來，這種996剝削方式能更好地壓迫勞動者群體，而暫時還不至于引發實質性反抗，因此根本不必改變。

　　當然，法律作為兩個階級之間的停戰協議，自然也應該適用于階級中的任何一個群體。比如，加班要給加班費這個規定，就應該既適用于體力無產者群體，也適用于腦力無產者群體。但是腦力無產者的這種適用，與體力無產者的這種適用截然不同。腦力無產者還必須通過在單個場合的個別斗爭，才能去要求公司支付加班費。

　　在資本快速發展的時候，腦力無產者似乎還有一些階層躍升的希望，因此他們寧愿忍受沒有加班費的996，而不愿和公司鬧翻去要加班費。

　　2015年后，隨著經濟下滑，勞資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資本的壓迫更重了。以前，996雖然殘暴，但還有些念想，年終獎畢竟還比較客觀，房價也沒有那么夸張，就算被公司優化，找工作也并不困難。現在，996更加殘暴，年終獎沒啥指望，房價早已上天，35歲以上的人工作都朝不保夕。不得不感慨，好日子似乎到頭了。

　　近些年來，熟練掌握互聯網的腦力無產者抱怨越來越多。他們用各種黑話表達不滿，用各種梗冷嘲熱諷。而官媒總希望勞動者閉上抱怨的嘴吧，和他們一起謳歌盛世。前段時間某官媒微博發文，鼓勵年輕人頂住壓力追求夢想，微博下面一片罵聲，有說房價的，有說工資的，有說996的，官媒被打臉后不得不關閉評論。有人截圖后寫了一句話，才一千條評論就頂不住了，你還讓年輕人頂住壓力。

　　腦力無產者玩打工人梗的風波，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這樣的行為，從現象層面看是玩梗，是自嘲，從本質層面看，卻標志著腦力無產者自發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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