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8 年初雪災來襲的時候，距離中國的農歷春節還剩下一個星期，成百上千萬的農民工帶著回家的渴望和焦灼，滯留在火車站，進退兩難。他們為何要背井離鄉？又為何每至年關“死也要回家”？ 李紅霞，一位來自湖北農村的打工妹，便是在廣州火車站這個連接著家鄉與工廠的樞紐上，被洶涌的人潮擠倒后再也沒能起來。帶走她生命的，到底是百年不遇的雪災？還是這巨大人群進退兩難的無力與恐慌？李紅霞的短暫人生，為當下中國城鄉二元體制提供了一個小小的縮影。火車站，既承載著他們的希望和夢想，又訴說著他們痛楚與創傷，讓他們既想離開，又渴望回來。在這個濃縮的空間里，一個新興工人階級破繭而出的痛苦與掙扎，被如此真實地呈現出來，這并非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就好像這個階級的形成過程一樣，一早便已開始，卻似乎永遠不能結束——一個永遠無法完成的無產階級化過程。

伴隨著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世界工廠”，世界上最龐大的新工人階級也正在這里形成。2000 年中國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據表明，城市中來自農村的打工者數量已經超過1 億2 千萬。根據國務院政策研究室2006 年的報告，如果再加上在本地鄉鎮企業就業的農村勞動力，農民工總數約為2 億人。2008 年初的雪災將成百上千萬渴望回家過年的農民工阻隔在陷入癱瘓狀態的車站、鐵路和公路上，中央以及地方政府不得不緊急號召農民工留在其打工的城市過年，在這個時候，人們似乎才忽然意識到，對于這個已經在城市中勞動和生活了三十年的巨大群體，這里竟然沒有一個地方是真正屬于他們的家。城市需要的不是作為公民和勞動者的他們，而是作為商品和勞動力的他們。在本文中，我們將對農民工的社會身份提出疑問并就這一群體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的獨特經驗與狀態進行分析。

從全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來看，就進行改革開放，主動引進全球資本主義要素，與世界經濟接軌而成為“世界工廠”，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的實踐來看，中國并非獨一無二的先例。因此，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所出現的大量城鄉人口流動也并非史無前例。18 世紀的英國，20 世紀的亞洲四小龍，以及現在的南亞與拉丁美洲，這些國家和地區都在其工業化歷史中的某個階段出現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大量轉移的現象。用馬克思的術語來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化過程，這一過程是貫穿在整個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之中的。換句話說，所謂無產階級化，是指伴隨著一個國家的工業化過程，往往會同時出現一個急劇的城市化過程，即勞動力由農業向工業轉移，農業人口不斷地轉化成為城市人口，并在城市中逐漸扎根，形成自己的社區，成為新的工人階級。這一過程通常是由市場力量所決定的。而中國工業化過程的最獨特之處便在于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之后的無產階級化過程，除了受到市場力量影響之外，更受到國家政治和行政力量的干預。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工人主體是被毛澤東思想的意識形態詢喚到“階級地位”之中，其政治象征與階級主體之間的關系是非常恣意的話，那么，對于正在當今中國的“世界工廠”中打工的真正的工人主體——農民工——來說，其階級的命運卻在國家與資本的共同作用之下，從一誕生開始便面臨著各種結構性力量的壓制②和破壞，使其只能維持在“半無產階級”的尷尬狀態之中。

于是我們看到，當代中國的農民工群體無論在空間的意義上抑或是社會的意義上都呈現出“邊緣性”的特點，他們大多進入城市的“次級勞動市場”，在工業與服務業中從事著高強度、低工資、低保障的非技術性勞動③，工資收入多半只能維持他們自身的勞動力再生產。贍養老人，撫養后代、居住、教育甚至醫療等的費用，大多并未計算在他們的工資收入之內④。背井離鄉的他們只能聚居于控制嚴密的工廠宿舍⑤或者城中村中的擁擠狹窄的出租屋；他們的子女進入當地學校必須交付昂貴的贊助費。大部分的農民工不能享受社會保障，他們工作的絕大部分工廠缺乏必要的勞動保護設施，造成大量的工業傷害和職業病。而每當意外出現時，沒有簽訂正式勞動合同的他們很難通過正規渠道獲得賠償，而依靠他們養活的家庭會馬上陷入崩潰的境地⑥。城市不是他們可以長久居留的地方，農村才是他們最后的歸宿。除了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他們并沒有清楚的身份認同，從文化上無從知曉現代社會的運作，無法以公民的身份參與政治與社會生活。面對這個已經在城市中真實地存在了三十年卻依然沒有獲得明確身份的群體，我們必須對以下問題作出討論和回答：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為何無法在城市中完成？農民工這一語詞所暗含的勞動力使用與再生產之間的辯證關系將成為本文展開討論的重要線索。在全球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特定背景之下，中國億萬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狀態的匱乏，及其與勞動力使用之間關系的割裂，不僅反映了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之間的高度不一致，同時決定了這一勞動主體無法在城市中完成其無產階級化過程。這個過程不僅塑造了農民工模糊而殘缺的身份認同，同時也在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層面造成了巨大的結構性張力。

二、無法形成的階級：勞動力使用與再生產的實踐

馬克思曾經明確指出，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維持和再生產工人階級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一個必要條件”⑦。勞動力的生產是以活的個人的存在為前提。活的個人要維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勞動力所有者今天進行了勞動，它必須明天也能夠在同樣的精力和健康條件下重復同樣的過程。因此，生活資料的總和應當足以使勞動者個人能夠在正常生活狀況下維持自己⑧。一方面，馬克思指出了對于勞動個體來說基本身體再生產的必要性：“用來交換勞動力的資本轉變為生活資料，這種生活資料的消費是為了再生產現在工人的肌肉、神經、骨骼、腦髓和出生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在絕對必要的限度內，只是把資本用來交換勞動力的生活資料再轉化為可供資本重新剝奪的勞動力。這種消費是資本家最不可少的生產資料即工人本身的生產與再生產。”⑨另一方面，他又強調了勞動個體的精神與社會需要的同等重要性：“每天必須有一部分時間休息、睡覺，人還必須有一部分時間滿足身體的其他需要，如吃飯、盥洗、穿衣等等。除了這種純身體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長還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須有時間滿足精神的和社會的需要，這種需要的范圍和數量由一般的文化狀況決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體界限和社會界限之內變動的。”⑩

勞動力再生產包括生產資料以及使生產資料得以實現的勞動力的日常生活以及長期的再生產。從最根本上來說，社會再生產主要依賴于以代際以及日常生活為基礎的生物性的勞動力再生產，通過衣食住行以及醫療照顧等方式。除了保障生存的手段之外，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還要求一套文化形態與實踐。在西方的工業化過程中，許多工人斗爭都是圍繞著勞動力再生產的內容和邊界而展開的，在福特主義之下，工人階級的這類斗爭取得很大進展，不僅僅表現在經濟上，同時也表現在教育獲得機會、福利、以及有益于工人的社會與文化的服務的增加。這些進展都是對工人社會再生產的邊界與內容的重新界定，而每一個進步都意味著資本主義中勞動力成本的相對增加。除了工人斗爭之外，政府、家庭、資本以及市民社會等都是對勞動力再生產進行重構的重要來源。

改革開放之前的三十多年社會主義實踐中，中國的“工人”在社會中享有農民望塵莫及的高度特權地位，工人無產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工人為國家工作，國家通過“單位”制度不僅發給工人工資，更是全面介入并且承擔著工人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即終身雇傭、住房、醫療保障以及子女教育等福利保障11。總而言之，“單位”制度曾經是中國改變資本主義勞資關系而創造出來的一種特殊類型的社會主義勞動關系，在這種制度中，國家全面控制著勞動力再生產資料的生產、分配與管理。

伴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和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的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央政府將發展經濟的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于是各地政府紛紛將發展經濟設定為首要的社會目標，嘗試將城市規劃和發展成為“世界工廠”。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地方政府紛紛投資興建大量工業區和經濟開發區，而這恰好為全球資本利用中國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提供了基礎。政府通過戶籍制度將城市中的人口分為常住人口和暫住人口，對于在城市中打工的暫住人口——即農民工，城市無須承擔其住房、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環境基礎設施及福利等集體性消費資料以維持其長期的勞動力再生產。而且，一旦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帶來的產業結構升級不再需要他們的非技術性勞動，一旦他們與某個具體企業之間的合約期滿，這些農民工就不得不返回農村老家或者去別的地方尋找另一份臨時性工作。

我們從“農民工”這個語詞的構成便可以看到這一勞動主體的勞動力使用與再生產之間的關系的扭曲和錯位。而這也正是中國農民工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獨特之處。“工”是指職業身份，它意味著一種新型的工業勞動力的出現及其使用方式，而其前綴的“農民”則是指正式的制度性身份，它一方面表明這一勞動主體的職業和身份轉化都受到以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城鄉二元體制的約束；而另一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暗含著這一主體的勞動力再生產形式、內容以及本質。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農民工作為一個勞動的主體，其勞動力的出現和使用與其勞動力的再生產——勞動過程中辯證統一的兩個方面——在空間和社會的意義上被割裂和拆分開來，前者發生在城市，其身份是工人，后者卻只有回到農村社會才能進行；其身份是農民。“農民工”這個語詞的內涵充分標明其無產階級化過程中存在著無法逾越的結構性障礙，因此這一群體在城市中缺乏長期勞動力再生產的條件，只能長期處于“半無產階級化”的尷尬狀態之下。無法完成其無產階級化過程。

在過去的十多年中，農民工問題引起了政府部門、公眾、媒體以及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尤其在學界，農民工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領域。有關農民工問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這種特殊勞動力形態的出現以及使用上，例如農民工的勞動力轉移、職業流動、勞動狀況、社會網絡、城市適應以及社會融合與沖突等12，這些討論往往暗含著這樣一個前提假設，即這種勞動主體的真實社會身份是“農民”，這就意味著他們與其打工的城市之間的聯系是暫時性的，他們遲早要回到農村社會完成其長期勞動力再生產以及代際再生產。這無疑模糊甚至忽略了這一從農民向工人轉化的新興工人階級已經真實存在了近三十年的事實。

由于國家從政治的考慮出發而試圖用開放社會的概念來取代階級社會13，因此在農民工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的另一種傾向是用“階層化”、“市民化”等概念來對農民工與城市人之間的差距和分化問題進行討論14。這些研究已經開始關注到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勞動力再生產資源的匱乏狀態以及這種狀態所帶來的更深的社會不平等。2005 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提出了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創造將農民工轉化為穩定城市產業工人和市民的制度環境，促進流動人口產業工人化和市民化的建議15。但是這些討論并未明確地將農民工的勞動身份與社會身份辯證統一起來，因此農民工的工業化過程（產業工人化）和城市化過程（市民化）依舊被設定為兩個不同層面的問題。然而我們認為，農民工的公民身份或者市民化問題的實質其實便是勞動力再生產的實現途徑和形式，因此與產業工人化其實是同一個問題。在中國，公民或者市民身份代表著在城市中獲得集體性消費資料——住房、教育、醫療健康、社會福利以及其他環境設施等——的可能性。換句話說，當我們將農民工視為城市的勞動者的時候，我們就已經在面臨它的勞動力再生產問題，“產業工人化”和“市民化”實際上不是兩個問題，而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共同決定了農民工“無產階級化”的進程、方向以及特點。

盡管中國正在進行迅速的城市化，然而中國的城市化主要依靠的是產權資本而非工業資本，工業資本的角色僅僅體現在它將中國變成了一個“世界工廠”。因此對于從中國農村地區到沿海發達地區打工的億萬農民工來說，雖然他們已經進城打工整整三十年，然而他們依然無法獲得定居城市的法律和社會權利。他們沒有權利在城市中形成真正屬于他們自己的工人社區。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一直在依靠政治與行政力量積極左右和推動著生產與消費這兩大領域的發展16，例如為了促進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而通過戶籍制度保障豐富而廉價的農村勞動力可以非常富有彈性地供給給資本與市場。然而，對于勞動力再生產，國家卻在三十多年的“單位制”實踐之后，不再主動地對其進行具有決定性和前瞻性的干預，而是在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的話語力量推動下，主動讓位給缺乏管制和規范的資本與社會非正式部門，由它們替代國家并借助市場使農民工在城市中的簡單日常再生產得以勉強維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作為中國城市中只有勞動身份而沒有公民身份的農民工，他們所面臨的是雙重的壓迫，一重壓迫來自控制其生產過程的資本；另一重則來自缺位于其勞動力再生產的國家。正是由此而導致對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模式17不僅使得社會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市場轉型期得到延續18，同時使農民工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永遠無法完成。我們認為，農民工這一勞動主體在城市中所呈現出的模糊性、邊緣性與流動性，以及當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以及文化等不同層面上存在的各種矛盾和沖突，都可以在這個理解框架之下找到充分的解釋。

三、勞動力再生產中的國家缺位：資本主導與社會主導

在全球化的社會背景之下，當生產是高度流動的，勞動力的社會再生產必然在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對“地方”的依賴。Harvey 對跨國生產政治經濟的空間性分析中指出了全球資本的一個核心悖論：資本流動的需要是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的去地域化；但當資本進行全球化的時候，生產總是會發生在“某地”。這就意味著必須在特定空間里擁有安置勞動者的臨時性設施19。于是，具體的雇主、管理者以及勞動者為了“生產”這個目標而匯集到特定的空間里，要想讓積累發生，資本必須保證工人可以按時去工作，保證原材料到達工廠，保證成品抵達消費者。所有這些都需要在工廠、基礎設施以及環境中投資一定的空間設置。可以說，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是同時嵌入于制度與地方實踐之中的20。在不同地方實現的不同身體特性和價值模式（包括對身體完整性和勞動者尊嚴所保持的尊重程度）通過資本循環被帶入到空間上競爭的環境之中。那些出賣勞動力的人，他們在身體實踐和敏感性方面的不平衡地理發展成為由資本和勞動所共同發起的階級斗爭的確定特征之一。生產過程的地方化策略、對地方社會以及勞動控制的影響，這些都是全球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的調節行為（通過稅收的循環和國家支持的債務表示出來）在確定社會工資和規定“文明的”及“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教育、健康、住房等水平方面發揮著關鍵的作用21。

然而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事實卻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國的產業勞動者大多來自跨地區之間流動的農民工，國家通過控制人口的僵化的戶籍制度以及二元勞動力市場的安排使得農民工在制度層面上（而不僅是在事實層面上）就被設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礙，保持農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全球資本在其勞動身份上獲益的同時，可以名正言順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勞動力再生產的福利支出和成本。我們可以從Buroway 的理論一些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中國農民工特殊狀態的洞見。Buroway 從生產政治的分析范式出發，對勞動過程理論進行的批判，恢復了對生產體制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結果的分析，根據他的觀點，生產體制概念共包括四個基本維度：即勞動過程和勞動力再生產模式等兩個微觀層面的維度，以及市場競爭和國家干預等兩個外部的宏觀層面的維度。他將勞動力再生產作為生產體制的重要維度之一，并強調工人用以維持自身勞動能力的再生產和其家庭生存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必然受到國家提供的各種制度安排（產業制度、福利制度、就業保障制度等），在某些條件下甚至還包括國家的直接治理手段等國家干預的影響。他認為，針對工業化過程中存在的大量移民勞動的不合理再生產模式，國家權力的有意識的運作和安排不僅沒有對其進行削弱和改變，反而將其加固，從而有效降低工業生產成本，減少城市化的壓力22。

Castells 也強調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國家、工業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關系是非常錯綜復雜的。工業資本總是盡量將勞動力的使用最大化，而國家有時出于發展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目的亦通過有意識的權力運作與安排幫助工業資本強化對勞動力的不合理剝削和使用。然而隨著資本的技術和經濟需求的變化，以及于大眾需求的發展，Castells 提出為了避免或者解決城市危機的出現，國家必須通過集體性消費資料的生產、分配與管理，介入勞動力再生產的過程，對工業資本進行直接（通過預算和行政手段）或者間接的干預（通過經濟和社會機制調節勞動力再生產）23。Castells 從建立在所有社會群體日常生活基礎之上的集體性消費（住房、教育、健康、文化、商業、交通以及集體性設施等）與發達資本主義階段的城市危機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出發，分析了集體性消費對于解決勞動力再生產問題的政治經濟學意義，提出國家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對于化解由于工業資本發展的內在邏輯所導致的社會不平等、城市問題以及政治危機等具有重要意義。他指出，資本集中所帶來的結果是生產組織、生產資料以及勞動力的集中，因此也就導致了勞動力再生產資料的集中化趨勢，這些消費資料一部分供個人使用，一部分供集體使用。而從國家進步的視角來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的基本角色是要保證勞動力再生產過程的基本要素，具體來說即集體性消費的領域24。

對于中國農民工群體中的大多數來說，無論他們在打工中表現如何出色，都不可能在城市定居下來，并且與那些和他們相當的城市人一樣有尊嚴地生活。對自我尊嚴的否定是深深嵌入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無產階級化無法完成的一個最直接的后果是，主體無法變得完整，于是只能永遠停留在農民工的狀態之下。這個未完成的主體是殘缺的，匱乏的，不滿足的，只能處于流浪的狀態，不知道何去何從。農民工，不是農民，也不是工人，他們什么也不是，這個主體處于農民與工人之間，這種主體永遠是殘缺的，無法完整的，而這一主體的殘缺往往被他們歸咎于其自己的能力和“命”，這種歸咎使得其產生出更大的動力來克服這種轉變中的種種困難。他們在大城市中工作的時間越長，就會越清楚自己是被城市排除在外的。我們不是說農民工經過幾年的工廠經歷之后不可能成為城市中的一個小店主，一個小販或者一個撿垃圾的人，我們所說的是， .由農民工這個模糊而暫時性的主體所構成的新打工階級不可能轉化成真正的工人主體——擁有定居在城市的平等權利，哪怕是聚居在貧民窟或工人社區。在當代中國，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匱乏狀態的一個最明顯標志是：城市連一個可以屬于他們自己的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都沒有給予，他們沒有在城市中安家的權利。

一方面，由于戶口與城市福利之間的聯系，因此沒有當地戶口的農民工不可能獲得政府公房或者單位公房的使用權或所有權，同時更不可能承受城市商品房的市場價格25。另一方面，由于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都限制這個新興的打工階級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區26。于是，維持這一無法在城市中生根的打工階級的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責任便落在了資本以及社會非正式部門的頭上。農民工群體在城市中的社會空間分布狀況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城市中以地緣為紐帶的外來人口聚居區，如北京的“浙江村”27；二是在城市擴張時期外來人口聚集的“城中村”28；三是在城市工業區或經濟開發區中常見的工廠宿舍，通常與當地社區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區29。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空間形態幾乎全部是由資本和社會非正式部門主導和組織的。而國家，不僅逐漸退出了曾經在計劃經濟時代全面掌控的城市的勞動力再生產領域，而且從一開始便缺位于農民工這一特殊勞動主體的勞動力再生產過程。根據2006 年7-8 月“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民工問題研究”課題組對珠三角地區農民工進行的問卷調查數據顯示，在正式就業的農民工中近60%的人居住在集體宿舍或者工作場所中，另外有35%住在出租屋，其他借住親友的家中或者宿舍以及自購房等總共才占5%左右。可見，資本主導的宿舍勞動體制30與社會非正式部門所主導的社會自我消化模式31是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兩種最主要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

在計劃經濟時代，作為“全能機構”的國有企業也曾經普遍向員工提供宿舍、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全面的、長期的福利性設施和保障。可以說，在計劃經濟時代，宿舍是國家全面負擔勞動力再生產的一個重要例證。然而，市場經濟時代在中國普遍重現的宿舍勞動形態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學意義，它可以說是全球化生產的系統生成物。盡管它依然承擔著勞動力日常生活再生產的功能，但卻與計劃經濟時代的國企宿舍有著本質的區別：它主要提供給短期雇傭的農民工，不具備長期居住的功能，排除了具體企業與具體個人之間的關系延續之可能。企業為外來工提供宿舍并不是為了建立一支對企業忠誠或者技術熟練的勞動力隊伍，而是為了可以確保短期地、臨時性地、大規模地對跨地區流動的廉價而年輕的外來工加以使用，并將其工作日的勞動產出最大化32。

我們認為，空間的重要意義只有在它使勞動流動和資本流動成為可能的時候才變得尤其重要。從當代中國農民工的日常勞動力再生產空間來看，無論是資本主導的工廠宿舍還是社會非正式部門所主導的出租屋(民工村)，其實質都是通過有意識的微觀空間技術使城市對農村勞動力進行集中并且暫時性使用的同時無需承擔其城市化以及無產階級化的成本，導致這一群體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無法在城市中完成。三十年的改革開放的確給中國社會帶來了Polanyi 所謂的“大轉變”。

然而對于農民工來說，作為一種臨時性的勞動力，一個暫時的逗留者，即使他們在從一個工廠轉向另一個工廠打工的過程中已經真實地生活在城市，但是他們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在城市政府和城市人眼中只是二等公民，自己不屬于城市，城市不斷推卸和否定他們對于農民工的住房、醫療以及子女教育的責任。而他們在城市打工的工資中，并沒有被計入可以維持其在城市中長期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再加上就業、教育培訓、醫療健康、居住等方面的社會保障制度與資源的供給匱乏，因此在空間與社會的意義上勞動力的使用與再生產過程長期割裂狀態下的農民工，只能不斷游走于城市的邊緣，無法積累出可以支持其在城市中生根的資本和技能。顯而易見，對于他們來說，工業化并沒有帶來城市化，因此他們被召喚到工廠中打工卻不被允許在其工作的城市中定居。然而，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發展，一方面，工業化對產業發展模式以及勞動力素質的需求發生了轉變；而另一方面，城市化所帶來的城市生活成本提高，引發了農民工對工資以及集體性消費資料的需求增長。在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之下，無論是資本主導，抑或是社會主導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都因其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而無法填補勞動力使用與再生產之間的日益加深的裂痕。在國家和資本的共同作用之下，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無法完成給中國農民工的打工生涯制造出更大的張力和更深層的矛盾，而這些張力和矛盾反過來又使中國新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變得更加復雜。

四、進退兩難：雙重異化與精神圈地

馬克思曾經指出，勞動者的“free”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作為一個自由的人，他可以將自己的勞動力變成自己的商品；而另一方面，他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沒有其他可以出賣的東西，并缺乏一切可以將其勞動力實現的生產資料33。換句話說，工人可以“自由地”出賣他或她的勞動力（不會受到政府、習俗或者其他力量的限制，同時他/她們也僅限于擁有將自己的勞動力變成商品的自由）。由于他/她不擁有其他生產資料的所有權或者獲得途徑（土地、租金、福利以及家庭收入），因此只能通過出賣勞動力來獲得經濟資源。對于農民工這個在改革開放年代由工業資本所創造出來的嶄新主體來說，他們必須改變自己，成為適合并愿意進入工廠工作，并且具有彈性的勞動力。這意味他們除了要經歷不擁有生產資料，不能控制勞動過程，只能出賣勞動力換取微薄工資的勞動異化之外，還要經歷城市生活的異化。農民工往往獨自背井離鄉進入城市打工，他們必須告別了以往熟悉的生活習慣、禮俗以及文化傳統以及歷史（家鄉的食物、語言和周圍環境等）并聚集在工廠，經歷工廠規訓對其身體、意志以及行為的同質化重塑34。他們必須生活在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環境里，陷入陌生的人群、語言、生活方式以及消費方式的全面支配之中。我們將這種勞動異化又疊加了另一重生活異化的狀態稱之為“雙重異化”。而且，作為可以被任意處置的臨時性勞動力，城市一旦不再需要他們的勞動力，便會要求他們離開城市返鄉。農民身份便將他們與城市和全球現代性永遠地區隔開來。

改革開放，使農民工可以自由流動，使他們可以自由地進廠打工，這是一種離開家鄉地自由，釋放著他們渴望改變的欲望，而伴隨著這種自由的，則是向城市資本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而一旦他們獲得這種自由，他們很快便發現自己只能從一間廠跳向另一間廠，除此之外，一方面，他們失去了繼續前進——成為真正的城市人或者工人——的自由，因為他們的正式社會身份是農民，無論是在法理意義還是事實意義上，他們都不可能合法而永久性地遷入城市；另一方面，他們也同時失去了回頭的自由，盡管種種結構性限制使得農民工無法在城市中生根，但是他們與其農村社區之間的實質性的分離卻已經開始發生，對于第二代的農民工們來說尤其如此。“農民”這個前綴，除了仍然清楚地標示著這一勞動主體的正式身份及其在城市中的次等屬民身份，它原本所暗含的勞動力再生產的形式、內容以及本質的意義正在發生改變。農村勞作方式的貶值、農業生產技能的缺失，使土地實際上已經不能再在物質與精神的層面上繼續支持他們的長期勞動力再生產。

在以往關于農民工的研究中，土地被認為是承擔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最重要的依托，并被視為在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億萬農民涌入城市打工卻沒有引起巨大社會震蕩的一個重要的“減壓閥”，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以及代際更替，農民工群體內部也出現了代際的更替和分野。“新生代的農民工”相比“第一代農民工”不僅對現代城市及其生活方式在一定意義上實現了心理認同，其融入城市的欲望比第一代農民工更加強烈。而且由于他們與農業勞動的實質性脫離，導致他們對于為其祖輩父輩所珍惜的土地也已經產生了不可挽回的分離。從農民工對待土地的態度上，已經可以看到明顯的轉變。很多年輕的打工者根本無法說出家中具體有多少土地。孫立平曾指出在農民工的意識中，土地與勞動權力之間沒有確切的關系。年輕的農民工們幾乎不知道自己的家庭所擁有的土地數量35。將近一半左右的農民工表現出愿意放棄或者無所謂他們在農村的“根”36。對于依然貼著“農民”標簽的新生代的農民工來說，盡管名義上他們或許仍然擁有在農村的一畝三分地，但是他們已經遠離鄉土，并且不再擁有農業生產所需的技能。而土地曾經的重要價值在他們的意識中已經開始變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換句話說，在農民工的土地尚未發生的“圈地”，在他們的精神和生活的意義上卻已經發生了。這種“精神圈地”無疑令他們逐漸喪失了返鄉的欲望和本能。中國的改革開放雖然一直強調將農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然而雙重的結構性限制令他們并沒有被真正解放，前進或者后退都是死路。于是，一旦成為農民工，便意味著將被束縛在一個并不真正屬于自己的工廠世界，成為城市中的陌生人，成為一個永遠的流浪者，無家可歸，農民工的身份認同不僅僅被扭曲，甚至被割裂。如果短暫和無常是通常不會在城市打工超過4－5 年的第一代農民工的主要特點37, 那么在第二代農民工身上，這種短暫將被打破，他們通常傾向于在城市中停留更長的時間。而這種打破恰恰使他們的生命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既不可能從農民變成真正的工人或者說城市人，也不可能再回到過去，回到農村社會。

作為一個勞動主體，從勞動力的使用方面來說，流離于城市邊緣處于半無產階級狀態的農民工們在打工過程中經歷著勞動與生活的雙重異化；而從勞動力的再生產方面來說，“精神圈地”意味著他們與土地的實質性分離，然而城市對于他們來說依然遙不可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一勞動主體的勞動力使用與再生產不僅在空間和社會的意義上被拆分，使其成為在城市與農村之間不斷來來回回的一群候鳥。甚至可以說，他們正在逐漸變成一群無“家”可歸、踏上不歸路的流浪者，其身份認同更加模糊和混亂。無產階級化過程的無法完成給中國農民工的命運帶來了巨大的創傷，并引發了經濟、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等各個層面的矛盾和沖突。如果說，90 年代以阿英為代表的第一代農民工曾經用自己的身體作為屬民的武器，以疼痛、夢魘和尖叫的方式開創了一種抗爭的次文體，對社會主義國家、全球資本與父權制文化進行了譴責和控訴38。那么在21 世紀，第二代的農民工們已經開始將沉默化作憤怒，將疼痛轉為行動，通過公開的集體行動來展開爭取主體完整的斗爭，戳穿“中國制造”的神話。以廣東省為例，農民工群體反抗與掙扎的各種集體行動開始出現并呈現上升趨勢。從2001 年到2004 年，政府有記載的群體性突發事件從2358 起增加到4008 起39。農民工已經開始普遍表現出明確的集體性抗爭情緒和意識，尤其是年輕的農民工表現出更加強烈的集體行動意愿40。這些集體行動無疑是具有政治性的，它們是這一群體其自身無產階級化過程無法完成所發出的強烈抗議。

五、結語

毫無疑問，中國的工業化和全球化進程必須依靠對農民工這一勞動大軍的使用，然而這一群體的公民地位或者階級地位卻一直被有意無意地否定和忽略。農民工一方面為城市提供著廉價、新鮮而豐富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卻無法在城市中“生根”，我們認為，“階級”不僅是一組流動的歷史性關系，而且也是由無數的張力、多重的結構性矛盾以及各種沖突因素等共同構成的一組特殊關系。中國進入全球經濟體系之際所出現的主要由農民工所構成的打工階級的命運實際上是國家和資本的力量所共同決定的。作為一個勞動主體，農民工身份中本應辯證統一的兩個過程，即勞動力使用與勞動力再生產，在全球資本的經濟邏輯（最大限度獲取勞動剩余價值，迅速進行資本積累）與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邏輯（通過控制勞動者的流動和使用方式以盡快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目標）的共同作用之下，在空間和社會的意義上表現出嚴重的分裂狀態，國家一邊允許農村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參與經濟活動滿足全球資本與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一邊卻拒絕（或者說無力）承擔他們無產階級化及其世代再生產的成本。城市政府不向農民工提供住房、醫療、子女教育以及其他社會福利，以代際再生產為基礎的勞動力長期再生產的責任依然被留給農村社會來承擔。換句話說，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二者之間明顯脫節，農民只能進入城市打工，卻不可能在城市永久定居。換句話說，在農民工勞動力使用機制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勞動力再生產——被國家有意無意地忽略，城市政府缺乏動機去承擔提供集體性消費資料的角色以解決勞動力的長期再生產需要。而資本和社會非正式部門所主導的勞動力再生產解決機制各自由于其內在的局限性而無法在很大程度上彌補這種割裂。因此，盡管農民工的勞動力推動了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但是對于農民工群體自身來說，他們的工業化與城市化卻由于其勞動力使用與再生產的割裂狀態而無法統一起來，這種勞動身份的公民主體——農民——始終無法被真正“城市化”，這邊使得其無產階級化過程在城市中難以完成，而這一勞動主體便只能永遠停留（更確切地說是流動）在“半無產階級化”的特殊狀態之下。

1《南方周末》，2008 年2 月21 日。

2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25-30.

3 譚深：<打工妹的內部話題——對深圳原致麗玩具廠百余封書信的分析>，《社會學研究》，1998 年第6 期，頁63-73。

4 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2 期，頁31。

5 任焰、潘毅：<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4 期，頁21-33；任焰、潘毅：<宿舍勞動體制：勞動控制與抗爭的另類空間>，《開放時代》，2006年第3 期，頁124-135。

6 鄭廣懷：<傷殘農民工：無法被賦權的群體>，《社會學研究》，2005 年第3 期，頁99-118。

7 馬克思，中共中央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660。

8 馬克思，中共中央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頁198。

9 馬克思，中共中央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頁660。

10 馬克思，中共中央編譯局譯，《資本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頁269。

11 相關研究請參見李培林、張翼：《國有企業社會成本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楊曉民、周翼虎：《中國單位制度》（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0）。Walder, Andrew G.,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2 相關文章請參見杜鷹、白南生：《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實證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黃平：《尋求生存：當代中國農村外出人口的社會學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譚深：<打工妹的內部話題——對深圳原致麗玩具廠百余封書信的分析>，《社會學研究》，1998 年第6 期，頁63－73。文軍：<從生存理性到社會理性的選擇：當代中國農民外出就業動因的社會學分析>，《社會學研究》，2001 年第6 期，頁19-30。李強：<關于城市農民工的情緒傾向及社會沖突問題>，《社會學研究》，1995 年第4 期，頁63-67。劉林平：<外來人群體中的關系運用——以深圳“平江村”為個案>，《中國社會科學》，2001 年第5 期，頁112-124。周大鳴：<渴望生存：農民工流動的人類學考察>（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5）。

13 潘毅：<階級的失語與發聲——中國打工妹研究的一種理論視角>，《開放時代》，2005 年第2 期，頁95-107。

14 相關文章請參見陳映芳：<“農民工”：制度安排與身份認同>，《社會學研究》，2005 年第3 期，頁119-132。文軍，<農民市民化：從農民到市民的角色轉型>，《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6 卷第3 期，2004 年5 月，頁55-61。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0）。王元璋，盛喜真：<農民工待遇市民化探析>，《人口與經濟》，2004 年第2 期，頁7-13。

15 此報告所提出具體建議主要包括：1，改革戶籍管理制度；2 改革現行就業制度；3 改革社會保障制度；4做好農民工子女教育培訓。

16 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2007 年10 月15 日）上明確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即“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http://www.china.com.cn/news/txt/2007-10/16/content_9064770.htm.

17 Burawoy, M., 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 (London: Verso,1985),102-105. Buroway 曾經專門對帝俄工業化時代的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產模式進行討論，他指出問題并不僅在于出現了這種“循環往復”流動著的移民工人：他們像候鳥一樣定期的從農村遷徙到城鎮，又從城鎮返回到村社。在這種“拆分型”的勞動力再生產模式中，本來應該完整統一的勞動力再生產過程被肢解開來，其中的一個部分（勞動者個人體力和腦力的再生產過程）是在工廠-城鎮中實現的，而另外一個部分（撫養子嗣、老弱等）則是在這些移民工人的來源即鄉土村社中實現的。

18 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2 期，頁32。

19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31.

20 Peck, J., Work-Place: the Social Regulation of Labor Markets( New York: Guilford, 1996),232.

21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 (Oxford: Blackwell, 1982), 111.

22 沈原：<社會轉型與工人階級的再形成>，《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2 期，頁32。.

23 Castells,Manuel,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42.

24 Castells,Manuel, City, Class and Power (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 3.

25 吳維平，王漢生：<寄居大都市：京滬兩地流動人口住房現狀分析>，《社會學研究》，2002 年第3 期，頁92-110。

26 潘毅：<階級的失語與發聲——中國打工妹研究的一種理論視角>，《開放時代》，2005 年第2 期，頁95-107。

27 相關研究請參見王春光：《社會流動與社會重構：京城“浙江村”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項飚：《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北京三聯書店，2000）。

28 相關研究請參見李培林：《巨變：村落的終結——都市里的村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29 相關研究可以參見周大鳴：<外來工與“二元社區”——珠江三角洲的考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2 期，頁107-112。

30 在中國，無論工廠的產業類型、所在地區或者資本性質如何，農民工們——無論男性還是女性，無論已婚還是未婚——通常都居住在工廠內或者工廠附近的宿舍之中。工廠宿舍大多是樓房，每棟宿舍樓可以容納數百名工人居住。宿舍房間都是共用的，比較典型的是每間房住8-12 個工人，位于每個房間、每層樓或者每個單元的廁所和洗漱間都是公用的。在工人宿舍里，除了床鋪之外，沒有任何可以允許個人隱私存在的空間，生活空間都是集體共用的。我們將工廠大量使用農民工，并利用工廠宿舍暫時性安置外來勞動力、承擔其勞動力日常再生產的現象概念化為“宿舍勞動體制”。詳參見任焰、潘毅：<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4 期，頁21-33。

31 社會自我消化模式是指由社會非正式部門通過房屋租賃市場對來解決農民工在城市的日常生活再生產，主要形式是出租屋和民工村等。這種在很大程度上使得農民工在城市中的打工生涯成為可能，但是這種模式的特點一方面存在治安、安全、居住環境惡劣等問題，另一方面，這些聚居區往往是政府經由市場和區域政策的中介重塑城市空間的首選之地，因此難以成為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長久、穩定的安居之所。

32 任焰、潘毅：<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社會學研究》，2006 年第4 期，頁21-33。

33 Marx, K.(1954,1965). Capital Vol. 1( Moscow: Press Publishers), 169－170.

34 潘毅：<階級的失語與發聲——中國打工妹研究的一種理論視角>，《開放時代》，2005 年第2 期，頁95-107。

35 孫立平：<關于農民問題的幾點基本看法>，載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編，《農民工研究選編》， 2001年。

36 任焰，潘毅：<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中的政府缺位>，《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7 年4 月，頁105-120。37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5.

38 Pun Ngai,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165-187.

39 蔡禾：《全面關注農民工的生存狀況排除“群體性抗爭”情緒、化解群體性社會沖突》（研究報告，未出版，2007）。

40 任焰，潘毅：<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中的政府缺位>，《中國社會科學內刊》，2007 年4 月，頁105-120。

潘毅，現于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任教，《中國女工》的作者。潘毅主要研究中國勞工、性別及文化政治、全球化及跨境研究等。除學術活動外，潘毅亦活躍于社會運動。現為「女工關懷」（The Chinese Working Women Network）執行委員會主席。

任焰，任教于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從事醫療與健康社會學及勞工研究, 著有（與潘毅合著）《跨國勞動過程的空間政治：全球化時代的宿舍勞動體制》，《社會學研究》2006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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