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農民工第二代已經生長在城市這一客觀事實，社會政策改革的總體方向是讓農民工二代獲得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心理，提升他們的人力資本，讓其具備在城市社會中向上流動的能力。同時，城市要向他們充分開放，讓他們看到生活的希望與發展的社會空間，鼓勵他們通過正當途徑去實現個人理想，在社會的階梯上向上攀登。

農民工二代有兩個含義，一是指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從20世紀末到21世紀初左右開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青年農民工。二是指生在農村長在城市或生在城市長在城市的農民工的后代。本文講的二代特指進城務工的農民后代(子女)，即跟隨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的小移民。學術研究中又常常將其稱為“流動兒童”、“第二代移民”。我國進入城市的農村人口超過1.4億，第二代子女占其中的5%～7%，已是相當大數量的人群。當前，農民工二代問題給中國政府帶來的經濟、社會、政治壓力越來越明顯，這足以說明解決農民工二代問題的政治緊迫性。

農民工二代的困境

在今后相當長時間內，沉淀在城市的農村人口及他們的后代的規模還將進一步擴大。農民工二代最大的問題在于難以融入城市社會。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面。

生活不穩定。農民工的工作不穩定性使其家庭不得不經常地遷移，這會嚴重影響農民工子女的學習和生活。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同齡兒童在生活條件、生活習慣、行為方式乃至語言等方面的差別，使他們感到與城市人生活方面的巨大落差，他們的內心容易產生自卑、失意和不平衡，引起農民工子女的厭學情緒。再加上家庭經濟條件的拮據，不少農民工子女因此輟學在家，進而一部分流入社會。

教育問題。“為了讓孩子在城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是農民工帶孩子進城的首要原因。農民工對孩子的期望與城市的父母是一樣的，他們同樣把“上大學”、“有出息”視作孩子的人生目標。據孫宏艷對北京的農民工子女的研究表明，他們的不適應從學校就開始了：對學習的內容不適應、跟不上，很少尋求老師和同學的幫助，很少參加興趣小組與科研活動，認為老師不了解不理解他們。

社會交往困境。民工子女缺少社交技能，不懂如何與別人相處，在處理問題時大多采用消極性方法。左煥琛在一項針對新生代的問卷調查發現：63%的孩子認為在乘公交車時有被別人不喜歡或排斥的感覺，甚至他們的外地口音和著裝也會遭到嘲笑;27%的新生代孩子認為自己比本地孩子低一等，48%的學生平時沒有和本地小朋友接觸，56%的學生沒有與本地小朋友玩耍過，他們擔心被城里人看不起，覺得與相同身份、相同境遇的人在一起才是安全。在社會化中，同學、鄰居、游戲伙伴、老師均是社會化的“重要他人”，這些人的歧視性語言與行為具有極大的傷害性。民工的孩子的內心產生出對城市社會的反感和排斥，久而久之，只能在封閉的圈子里生活。

社會心理不適應。民工孩子的理想與城市的孩子并沒有兩樣，他們希望被新的城市接納，成為城市真正的“主人”。在諸多調查中，他們竭力回避城市人與農村人的說法，而用本地人與外地人取代，或者回答自己是中國人。之所以要回避“我是誰”的問題，是因為他們在與城市孩子的比較中產生了朦朧的身份意識。因為父母職業身份的低下，他們對自己在城市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十分敏感，往往會因為別人的一句話或一個眼神，就感到自己被人看不起，形成戒心及封閉心理。農民工第二代的參照群體有兩個，縱向參照是父母，橫向參照是城市的同齡人。他們從小耳聞目睹父母的艱辛和困境，產生較為強烈的不公平感覺，導致了自卑、怨恨、仇富等不良心理。他們在設計自己的未來生活時，不愿意再重復父母的生活道路，強烈地希望自身權利和地位快速上升。

農民工二代問題的警示

農民工二代的種種不適應問題對社會發展提出了很大的挑戰。如果我們對農民工二代存在的問題沒有高度的重視與充分的認識，它將會成為城市隱痛。

一是聚集起大量低素質的勞動力。義務教育完成后，許多人不愿意回去讀高中，而是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低文化素質制約著他們今后的職業選擇，只能在低級勞動力市場中徘徊，父輩的狀況在他們身上傳遞下來。同時，第二代農民工在遭遇失業時，很可能會滯留于城市。這樣，城市政府將面臨更大的經濟與社會壓力。

二是增加社會不穩定性。在2005年10月27日至11月16日的巴黎騷亂中，大約有一萬輛汽車被燒毀，這是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最嚴重的一起社會動蕩。此次法國騷亂并不是一場革命運動，沒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和組織性，其主體不是1968年法國青年運動時具有明確政治意識的“革命青年”，也不是信奉恐怖主義的蓄意破壞的宗教狂熱分子，而是不滿現狀的移民后代，其他社會階層介入的很少。這一群體居住在城市郊外的移民聚集區，教育程度低，從事的是一般性的、非正式、臨時性的工作，隨時面臨著失業風險。這些在法國社會中成長起來的移民后代，接受法國教育，他們對法國主流文化價值和生活方式有很高的認同度，他們也渴望能像法國本地居民一樣“體面的生活”，能夠成功地進入法國的主流社會，但是，社會提供他們實現“法國夢”的機會與渠道不多。移民群體不能真正有機地融入法國主流社會，造成了他們長期沉淀于社會的底層，給移民后代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挫折感，因而在這一群體中產生出對政府、社會的不滿情緒，并不斷地積累著。法國巴黎郊區埃夫里市市長感嘆說：“我們正在為30多年來的社會、地域、種族隔離付出代價。”在中國，農民工處于中國社會的底層，他們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臟最險的工作，工作時間最長，獲得報酬最低。同時，他們受到社會的排斥和歧視，被限制和禁止從事某些職業，無法享受基本的國民待遇和子女接受平等義務教育的權利。因此，不少農民工子女學習差，無心讀書，早早離開學校進入社會。由于沒有固定工作，生活在底層，加之被邊緣化，這種“無根”的狀態使他們對社會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進而容易滋生犯罪心理。據調查，2000年上海市與外省市戶籍的未成年犯人數比大致在6：4，到2005年的比例已經達到3：7。如何讓農民工后代真正融入到城市社會中，是中國政府的當務之急。

疏通社會流動通道，點亮農民工后代的希望

2003年教師節的前一天，溫家寶總理去北京石景山區泉路小學(農民工子弟學校)慰問時，在黑板上寫下“同在藍天下，共同成長進步”幾個大字，情真意切、意味深長，表達了黨和政府對民工子女的關心、愛護和期盼。那么，如何讓農民工第二代在成長過程中，能夠順利接受主流價值觀并融入城市社會?

要加快農民工權益保護的政策與法規的制定。農民工并不追求特權，而只是要求具有和城市居民一樣的平等權利與發展機會。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逐步消除不平等現象，使外來員工在職業技能培訓、城市文化生活參與、子女就學、社會保障等方面得到更多機會，為外來人員第二代打造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讓他們盡快融入到城市生活中。

重點關注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利。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要“保障經濟困難家庭、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目前，我國大部分城市對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已經開放，但這還遠遠不夠，農民工渴望子女在城市繼續接受初中后教育，因此，高中階段的教育也應該對民工子女開放。對民工新生代的教育不能單純以解決有書讀為目的，還要培育其參與競爭的技能，城市要考慮將高中、職業技術學校向他們免費開放，使農民工子女通過接受相對優質的教育而逐漸提升競爭力，能夠在城市站住腳。

學校不僅要教書，還要育人。應不斷地向學生傳輸平等、團結、友愛觀念，轉變城里孩子對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偏見，培養他們的寬容和博愛精神。要在學校建立社會工作機構，幫助農民工子女改變自身固有的心理偏差，引導他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成才觀，教導他們要做自尊、自信、自立、自強的人，要把外界的環境壓力當作奮斗的動力，依靠人力資本的提升來發展自己，通過自身的努力改變自己的命運。

社區要關心農民工子女的成長。進城農民工子女生活在社區，受社區的直接影響較大。街道的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委員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領導小組等機構，要協調社區相關職能部門，整合資源，形成合力，像關心城市孩子一樣來關心農民工的子女。

媒體要加強正確社會輿論導向。媒體應該客觀介紹進城農民工子女的現狀，提供服務機構的信息，宣傳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以各種形式宣傳進城農民工子女中的表現優異者，倡導他們的先進思想行為。要更加注重他們的需求，給他們話語權，使他們的利益訴求能通過制度化的渠道表達出來。

階層間流動不暢是導致社會不穩定的一個深層次的根源。如果農民工長期不能進入主流階層的通道，而成為一個相對凝固的底層群體，會使他們產生失望、絕望的悲觀主義心態，產生對社會的不滿。社會不能讓農民工的二代成為絕望的一代，而應該讓他們成為有希望的一代。阻止農民工貧困的代際傳遞，讓他們在第二代、第三代真正地融入城市，這是農民工的希望，是農民工二代的希望，也是全社會的希望。

作者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