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世界工廠與中國農民工發展的經驗教訓

潘澤泉　

以往對于流動農民工發展困境問題的研究更多地是關注流動農民工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各種結構性事實，如城鄉二元結構、戶籍分割制度等，而農民工的活動和日常生活實踐背后的重大社會事件往往有意或無意被遮蔽，這些重大社會事件是隱藏在背后的一只“看不見的手”，全球化正是這些結構性事實背后的一個重大社會事件。在當前社會轉型期，中國社會在西方全球資本的壓力下向著現代社會轉變，經歷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也經歷著知識經濟席卷全球，經歷著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農民工正是在這一社會背景下為了生存或獲得更好的生活條件做出的一種適應性反應，并進一步轉化為一種主體性行為，本文試圖從全球化視角研究中國農民工的生存處境和危機境遇，論述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農民工發展困境，特別是對這一過程中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和危機境遇展開討論，這是一種基于中國的經驗研究，也是一種在全球化語境中重新理解流動農民工的新方式。
一、全球化、世界工廠與勞工的命運
全球化帶來的是一種多元轉變，它日益將人們裹挾其中，這種轉變的一個鮮明標志就是“時空凝縮”，一方面，日臻完善的現代信息技術消弭了地域的阻隔與斷裂，將整個世界聯成一個地球村；另一方面，現代性的發展改變了人類的時空距離關系，人們的互動不再受到必然“在場”這一條件的約束，“缺場”的聯系同時變得習以為常，這種時空凝縮內蘊著一種演繹：全球化是“在場”與“缺場”的交叉，使相距遙遠的社會事件和社會關系與本土情境交織。置于全球化場域開放和動態的時空視野中，中國農民工的日常生活實踐同樣具有“在場”和“缺場”的交叉，從全球化過程，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基于空間邊界的聯合，一種全球性、整體性的全新空間，全球化過程所出現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擴張實質上就是尋求自己的生存環境和轉嫁空間的過程。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一書中，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看作是全球化的維度之一，其最為明顯的是全球性勞動分工的擴張，包含著世界上高度工業化與低度工業化地區之間的分化，“在現代性條件下，數量眾多的人生活在這樣一種環境中，即各類脫域機制將地區化的實踐與全球化的社會關系聯結在一起，組織著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在現代，時空延伸的水平比任何一個前現代時期都要高得多，發生在此地和異地的社會形式和社會事件之間的關系都相應地延伸開來。不同的社會情境或不同的地域之間的聯結方式，成了跨越作為整體的地表的全球性網絡，就此而論，全球化本質上就是這個延伸過程”。
從全球化趨勢來講，國際產業轉移的類型是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發達國家向中國轉移的大都是勞動密集型產業，如輕紡、服裝、皮革制造業、金屬、機械設備制造業、化工、儀器電子加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通過勞動者的低成本勞動在競爭中獲勝，其中賺取利潤的多少直接與勞動者收入和福利的份額以及勞動條件相關，因此，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多存在著勞工權益受損嚴重，大量超時加班、工資低下、勞動條件惡劣等狀況，大量農民工一般從事低價值、低技術和低收入的工業或服務行業。而且，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的迅猛發展，富人成為全球化的受益者，財富分配嚴重兩極分化，失業工人大量增加，社會保障不足，勞動條件惡化，相當多的工人陷入貧困之中……勞資沖突加劇、勞工地位下降。進入21世紀，特別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WTO的出現，對于推動全球范圍內市場經濟、自由貿易的實現具有無可否認的積極意義，然而，這種推動是以資本的擴張為目的和手段的，而資本擴張的直接要求就是對于勞動的壓制和剝奪”，“在資本地位不斷上升的情況下，世界勞工的地位在不斷地下降”，大多數勞工的基本權益在全球資本主義強勢下正在一點點喪失。
因此，研究中國農民工離不開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經濟分工體系，需要一種以世界體系理論為基礎的分析方法，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國家或社會的成員，無論涉及的范圍有多么廣泛，都涉及了“共同在場的情境”，中國不可避免地成為世界的一個生產基地，成為一個為全球生產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的“世界工廠”，這就要求我們在“世界工廠”的勞資關系中來理解中國流動農民工。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開放政策使中國納入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發展軌道，大批發達國家在中國沿海城市設廠，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勞動鏈條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國也逐漸向世界工廠轉變，這是一種新的勞動關系，也是一種世界范圍內新的矛盾問題。中國社會結構重組中資產所有者和經營者階層的出現以及富有者和貧困者的兩極分化，以就業為中心主要包括就業、分配、社會保障、勞動安全與衛生的社會勞動問題就會越來越突出，勞資關系的矛盾和沖突就會日益加劇。2005年12月9日，國際自由工會聯盟發布一份報告稱，隨著大量農民和國有企業下崗工人進人城市工作崗位，進一步壓低了工資，中國正成為世界的“血汗工廠”。該聯盟秘書長簡禮達說：“多數人只看到中國的經濟成果，而忽視了對中國企業為什么能夠生產出售價不到50美元的DVD播放機的懷疑。” 因此，我們在全球化視角下來解釋中國流動農民工的危機境遇，在于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農民工的危機境遇不只是簡單的城鄉二元結構或城鄉戶籍分割政策就能理解，中國農民工的悲慘處境和世界勞工的處境有相似之處，存在著共同的社會根源，中國農民工同樣是世界勞工的一部分，這是深刻、全面剖析中國流動農民工在“血汗工廠”悲慘境地的一個重要因由，全球化視角要求我們必須稟持全球化進程中的“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必須通過全球化的消費者運動和“反血汗工廠” 的努力，真正改變包括中國流動農民工的世界工人的生存狀況，我們同樣也可以通過中國農民工勞資關系的現狀、變化特點以及變化趨勢來認識全球化或全球資本主義。
二、全球化、世界工廠與農民工危機境遇：中國經驗
“社會事件”或“社會歷史事件”帶有社會戲劇的特點。可以作為一個道德腳本加以分析，這是一種“社會顯微鏡” 和歷史比較的方法，意味不同的事件，演講出同樣的語言，顯露出人們的內心沖動和可以強烈感受到的社會價值。社會事件往往會把人帶到一種時間與空間的場景之中，事件的相似性使人們可以抽離掉時間和空間，找到一種社會事件發生的共同性的社會語境，即事件背后的一種結構性的社會因素。在資本主義早期，西方殖民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設立工廠，尤其是以日本的紡紗廠為甚，如 1925年日本在中國建立了41家紗廠，雇傭中國員工達88000人，這些工廠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在中國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下完成了早期資本原始積累。過了半個多世紀的今天，在中國珠江三角洲的工業區或開發區的外資企業（以港澳臺投資為多）數量不斷增長，這些不斷涌現的工業區或開發區為全球資本利用中國豐富和廉價勞動力資源提供了條件，有資料顯示，僅在珠江三角洲就有接近一千萬三資企業員工民尤其是在東莞，外資企業如蜘蛛網般密集在一起，東莞共有企業2.5萬余家，其中“三來一補”企業近1萬家，外來打工者達到500多萬人，這些企業的老板和上層管理人員大都來自香港和海外，僅在東莞就超過10萬，這些三資企業成為吸收中國農民工在企業就業的一個重要管道，大量中國農民工集中在三資企業，成為世界勞工的一部分，成為發達國家資本積累鏈條中的一個環節，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發達國家資本積累的犧牲品。
為了更深刻地描述全球化進程中中國農民工的生存現實和危機境遇，筆者引進一種剝奪理論的視角，這里的剝奪是“指農民工在經濟收入、福利保障方面所受到的一種不公正的待遇，即他們本應該得到的一部分經濟待遇被別人拿走了”，李強在描述中國農民工的被剝奪問題時提出：社會學所使用的絕對剝奪是指由于缺少食品、水、住所等，一些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不到滿足之狀況，在農民工的現實境遇中，存在著絕對剝奪的現實，體現在流動農民工遭受非人的對待、惡劣的勞動條件、超高強度的勞動、幾乎耗盡所有精力的勞動時間以及與勞動生產成果相距甚遠的工資水平，這是一種典型的絕對剝削。李強同時指出，在絕對剝奪的背后，同樣存在著對農民工的“多階剝奪” 或“剝奪鏈”現象，事實上，在大量的外資企業，農民工不僅在勞動報酬、勞動時間等方面受到絕對的剝奪，而且由于他們在身強力壯、生命力最旺盛時期過度地支付了自己的勞動力，長期的超時勞動、長期從事有害身體的勞動、缺乏必須的醫療保障等，實際上是將未來的勞動力都支付進去了，李強把這種既剝奪現在的勞動力，也剝奪未來的勞動力現象稱之為多階剝奪或剝奪鏈。在中國，流動農民工是這種遭受多階剝奪的一個重要群體，這些流動農民工，大都是未來中國主要的新產業工人，或者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未來精英，而在這種惡劣的勞動條件下，他們透支了自己的身體，透支了自己的勞動力，這是一種典型的多階剝奪。具體來講，主要表現如下：
首先，全球化背景下流動農民工的發展困境體現在超時勞動和惡劣的勞動條件。2002年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有關資料顯示，珠江三角洲農民工每天工作10－12小時者占30％多，每天工作12－14小時者占40％多。有接近一半的農民工每月沒有休息日。實地調查發現，超時勞動和惡劣的勞動條件導致的工傷事故不但損耗了農民工現在的身體，而且損耗了他們未來的勞動力。在筆者訪談調查中，有許多農民工耳聞目睹或者親身經歷身邊發生的各種慘不忍睹的事件，如昏倒在崗位上的、連續勞作下不慎致殘的、有在噴漆廠長期工作苯中毒的、有在電鍍工作中長期接觸三氯乙烯中毒腎功能衰退者，這種損害對農民工及其家庭來講，是無法彌補的，也是災難性的。“多階剝奪理論表明，由于工業原始階段的殘酷性，剝奪作為一種‘病毒’或‘癌細胞’已經生存于中國農民工的生命周期之中，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農民工已經難以逃脫未來的厄運。”一位來自江西贛州的東莞某外資企業的李姓女員工告訴筆者：“我是去年初中畢業就離開家鄉來到這里的，在東莞半年多的時間里，我們一起來的7名打工妹經歷了超負荷的勞動和折磨。我們現在工作的這家染料廠是臺灣老板辦的，我們每天在充滿有毒化學氣體的車間里工作時間長達12小時以上，我們睡覺的地方只有不到10平方米的地板，10多人要擠在一起。一天兩頓只有饅頭和白菜，早晨不到6點就得起床，7點就必須進入車間，中餐在車間里吃，一直要工作到晚上10點鐘，我們剛來時，主要負責在充滿氯氣和其它化學物質的滾開的液體里面，從事染料的工序，我們剛來時，渾身疼痛，尤其是疲勞操作，容易發生事故，不信你看我的手，到處脫皮，而且龜裂得厲害，我左手的食指就是前不久被高溫的染料燙的，正在化膿，我的手指都快掉了！”來自湖南婁底的另一位東莞某外資企業的毛姓女員工回憶道：“我1997年就來到東莞了，我在鞋廠、玩具廠和塑料廠工作過，我現在在一家臺商的鞋廠上班，我在這里現在可以說是技術工人，負責皮革切割技術，在這樣的工廠，必須非常小心，尤其是不能疲勞操作，否則容易發生事故，出現手指被機器壓碎或切斷，有時甚至會出現整個手臂被機器輾掉，在我身邊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故，去年我就親眼看到我們的一位職員的兩個手指頭被機器輾掉，殘廢了，以后還得回家種田謀生，現在想來還有點后怕，田不能種，工不能打，那就慘了”。根據中國媒體透露數據，2004年大約有4萬名中國工人的手臂、手和手指被機器壓碎或切斷，大多數工傷事故發生在擁有重型沖壓設備的金工車間和電子工廠、擁有皮革切割設備的制鞋廠和手提包以及擁有高溫燃料機器的玩具廠和工業塑料廠。
其次，全球化背景下流動農民工的發展困境體現在低廉的勞動報酬和人身權力的侵犯，以及醫療保險和社會保障的缺失。低廉的薪水和匱乏的人身權力成為外商投資企業勞資關系沖突的焦點。2006年6月國務院研究室發布的《中國農民工調研報告》表明，農民工的月均工資主要集中在500至800元之間。其中，每月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占3.58％，300至500元的占29.26％，500至800元的占39.26％，800元以上的占27.90％。由于加班嚴重超時，如果工人工資不是按月，而是按小時計算，更殘酷的真相就清晰顯露了。如果一個工人的“保底”工資是400元，而每月總共能拿到800元的話，工廠要求每天的工作時間必須保證14個小時，每月只能休息一天，甚至無休息日。那么，他（她）為了拿到“保底”工資之外的400元工資，每月就要犧牲七八個休息日，每天多干6小時。每月總共加班200多個小時，算下來的加班工資每個小時只有1元多錢。此外，在外資企業中，雇主往往把農民工當成獲取更多利潤的“免費工具”。一些不良的資方或雇主為了攫取超額利潤，采用非法手段，強迫工人在非常惡劣的環境中超時超量地工作，有些老板甚至雇傭打手監視工人勞動并防止工人逃跑。一位來自湖北荊州的東莞長安鎮某外資企業的男性員工告訴筆者，“我在一家日本人辦的鞋廠工作過，這家鞋廠四周是高高的圍墻，還有鐵絲網，戒備森嚴，就好像監獄一樣，連上廁所都限定時間，更別說平均一天 12小時以上的工作時間了，這里的保安和雇主還經常出現對員工施暴的現象，他們可以隨便毆打員工，去年，一位員工在加班時偷懶，被雇主抓住，打了一頓，后來那位員工就被解雇了，而且還扣了三個月的薪水，現在我們大家想起來還有點怕”。還有一位來自湖北的另一位外資企業的女工告訴筆者同樣一個事實：“我在一家臺商制鞋廠上班，我們的勞動報酬采用記件工資，我們每周幾乎要工作70個小時，沒有休息日，公司要求我們在早晨7：30之前就要開始工作，中午休息不到一個小時，有時訂單多的時候，中午沒有休息時間，本來公司規定下午6點下班，但我們必須還得在工廠繼續加班，原來，我們的超時加班不會給加班費，后來大家一起上訴，現在才給加班費，一個小時才補助不到2元，這樣辛辛苦苦工作一個月，我們每個月賺錢大約500－650元之間，事實上，我們無法拿到記件工人應該得到的份額。” 另外，由于中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體制外身份和流動性，以及他們被城市化拒絕在城市中可持續發展的事實，其社會醫療保障問題始終難以解決，在外資企業，有大量的中國流動農民工缺乏醫療保險、工傷保險、養老保險以及失業救濟等費用，這一事實直接帶來的后果，就是絕對剝削加劇，外資企業的資本積累更加迅速。
上述中國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和危機境遇同樣是世界底層勞工的共同命運，是全球資本榨取超額利潤和剩余價值的必然現象。中國農民工是世界勞工的一部分，是世界發達國家資本積累鏈條上的一個零部件，是全球化背景下“血汗工廠”中勞工悲慘處境的一個縮影。
三、全球化、世界工廠與中國農民工發展困境的生成邏輯
為何中國流動農民工能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的部件？這是全球化、中國現代化和發展主義意識形態以及流動農民工的生存邏輯所決定的，也是全球化過程中世界工人的共同處境和運行邏輯所決定的。
首先，中國農民工的處境源于中國同樣是世界資本主義資本積累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的部件，是世界發達國家榨取利潤和剩余價值的一個重要基地。這些外資來中國投資的目的是為了賺錢，而他們賺錢又是通過剝奪工人的剩余價值來獲得的，其中主要是剝奪中國流動農民工的剩余價值，“外資在中國設廠的原因是：第一，中國有廉價的勞動力；第二，中國有廣大的商品市場；第三，中國雖有勞動法，但是還有各種可以買通的地方官員，在其它國家無法實現的低工資、低的勞動保護、超時工作，可以不顧工人的安全，在中國可以實現。”流動農民工在中國特殊的社會位置成為外資企業最感興趣的勞動力，涌入的大量廉價剩余勞動力、不具合法城市身份的體制外的存在性事實、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發展經濟、忽視勞工生存權力的保護使得這些外資企業可以獲取最大的資本積累。“這十幾年，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資使得香港形成了一批新的億萬富翁，一些港商，從投資小規模的加工廠，發展成擁有數家企業的巨頭。”這種境外投資者的積累從積累的獲得和擴大再生產的過程看是資本主義方式的，有這種廉價的勞動力提供，資金積累很快。
其次，源于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以及鄉土中國某種傳統性力量的根深蒂固。在鄉土社區，家庭應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任何成員應該為了家庭整體謀求利益，應該成為家庭理念的負載者，而不應該謀求自私自利的個人目的，大多數流動農民工愿意長期遭受非人的待遇，只是為了贏得家庭整體的生存，他們確實需要一份工作來養家糊口，國際市場面對的是訂單開工的企業，要么加班，要么無工可做，家里的親人等著他們寄錢回家，有的需要供子女上學，有的需要寄錢回家蓋房，有的需要寄錢為兄弟娶媳婦，等等；在他們眼中，寄錢回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能為父母分擔責任，能夠供兄弟姐妹上學為家庭爭光，這是一種家庭共同體的認識，是一種源于鄉土中國的天然的“利他主義”，盡管這種“利他主義”只是局限于家庭內部，但其出發點是源于家庭的整體利益。全球化的資本充分利用了中國特有的家庭文化和中國人行動的邏輯，這種策略維持著廣大中國農民工的超時勞動和自我犧牲精神，他們被整合進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進程。生存使他們失去了自由選擇的權力，他們的家庭一般陷入貧困，貧窮使他們創造了一種生存文化和行動策略，盡管獲得報酬不穩定，盡管工作環境艱苦且超負荷的長時間勞動在日益透支他們的身體，但他們必須應對每天的需求和家里的期望，他們別無選擇，這樣，作為社會底層群體的流動農民工一旦遇到侵權糾紛，包括絕對剝奪，一般就不會訴諸法律，雖然會有少數農民工會采取底層的邏輯，訴諸暴力或者選擇犯罪，但多數人不會這樣，他們一般會選擇容忍或者保持沉默。他們的邏輯就是，自己是農村人，忍耐是唯一的出路。
第三，隨著全球化資本的不斷擴張，中國各地方政府受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往往出于發展經濟的需要，對“資本” 的青睞和扶助自然順理成章，政府在勞資關系中容易失去公正的立場，以非常寬容的政策允許和鼓勵外國資本在中國直接投資，這樣，眾多勞工權益的喪失常常被賦予合理且合法的理由，也正是這些站在“資本”立場上的理由，權力和資本一起站到了農民工權益的對立面，以“替代性話語”的使用，弱化勞動和資本的關系，從而掩蓋了勞資之間的沖突性質，巨大的話語權使勞工合法權益的失去成為必然，成為人們熟視無睹的常態現象。地方政府的執政要求大都以經濟建設的主流價值為目標，資本短缺和勞動力的就業壓力使地方政府對資方形成寬松的社會環境，甚至放松對企業的社會責任要求，以犧牲勞工的利益來追求經濟的發展已是許多地方政府心照不宣的政策出發點。佟新在調查港商投資的深圳致麗玩具廠1993年發生的那場大火災中發現：“港商違反我國法律規定，無視工人生命安全，強制工人冒險作業。廠倉合一，安全通道被堵塞”，“中方廠方不僅沒有起到消防監督的作用，反而協助港商賄賂消防整治小組人員，騙取火險隱患整改驗收合格證。在整改過程中，鎮政府沒有進行督促整改，片面強調投資環境，不顧工人生命安全，過分遷就港商。” 作者同時指出，“在這樣的社會結構背景下，女工只能充當最廉價的勞動力，她們不過是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生產與資本鏈條中微不足道的。一個隨時可以丟棄的小零件。”
最后，我們可以發現，類似于資本主義的勞動力市場，自由勞動力市場在中國并沒有實現，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中處于明顯的劣勢地位。在工人和企業的勞資關系中，勞資關系的核心問題是管理者和工會之間就有關工作制度的談判，包括福利的規則，包括工資、休假和倒班等，也包括工會代表和管理代表的各種合法性權利和責任的認知，以及不斷協商化和談判的勞動合約過程。從中國流動農民工所在外資企業的勞資關系來看，這里的流動農民工一般都是短期合同，有的甚至沒有簽訂合同，一進廠就上班，這些企業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以工人為代表的工會組織，即使有工會，也沒有得到工人的認可，沒有工會代表的活動，在全球化過程中，工會不能也無法成為流動農民工利益表達與利益實現的重要機制。自由結社和集體談判的權利應當是勞工權益中最為基本和最為核心的權利，但在流動農民工的日常生活中，這些最為基本的權力處于一種空白狀態，在中國，截止1998年，非公有制企業工會的平均組建率僅為7．3％，職工覆蓋率僅為11．5％，在外資企業甚至更低。
四、結 語
筆者認為，正是全球化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緊密結合在一起，也正是全球化使世界成為一個整體，經歷著世界經濟的一體化，也經歷著知識經濟席卷全球，在全球經濟面前，幾乎所有的國家皆因世界經濟體系的不斷周期性擴張而淪為這個體系的一部分。在這種全球化鏈條中，由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貪婪本性、榨取利潤和剩余價值的偏好，也由于中國政府過分強調投資環境，追求經濟片面發展，過分遷就甚至縱容外商，加上中國農民工源于鄉土中國特殊文化背景和貧困的現實，促成了中國農民工的現有處境和發展困境。中國農民工是世界勞工的一部分，是世界發達國家資本積累鏈條上的一個零部件，中國流動農民工的發展困境同樣是世界底層勞工的共同命運，也是全球化背景下“血汗工廠” 和世界勞工悲慘處境的一個縮影，是全球資本榨取超額利潤和剩余價值的慣性運作，大量的流動中國農民工最終淪為全球化過程中“世界工廠”與發達國家資本積累的犧牲品。
（《環球視野》摘自2008年第1期《廣東社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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