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1890—1966）是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之一，不僅在哲學、經濟學、法學、科學社會主義等諸多領域具有開拓性的理論建樹，而且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奠基者之一。從中國共產黨創建到新中國成立，李達立足中國革命實際，在同形形色色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斗爭中，為創立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作出了卓著貢獻，留下了珍貴遺產。

　　傳播唯物史觀的先驅

　　李達是中國傳播唯物史觀的主要先驅者之一。他有感于當時貧窮落后、動蕩不安的中國社會困境，希冀通過譯介國外論著傳播科學理論，喚醒國人的憂患意識和改造社會的責任感。在日本留學期間，他翻譯了高畠素之《社會問題總覽》和荷蘭赫爾曼·郭泰《唯物史觀解說》等著作。他分別于1928年、1932年創辦的上海昆侖書店和筆耕堂書店，明確以翻譯出版國內外唯物史觀著作為主業，成為譯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陣地。山川均等《唯物史觀經濟史》、上田茂樹《世界社會史》、住谷悅治《社會主義經濟學史》等在國際上具有較大影響的宣傳介紹唯物史觀的著作，均是在李達的推動下得以翻譯出版。他還親自組織翻譯了德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日本河上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蘇聯盧波爾《理論與實踐的社會科學根本問題》及拉比托斯與渥斯特羅維查諾夫《政治經濟學教程》等著作。李達對唯物史觀的認識與時俱進，強調要緊跟最新唯物史觀研究動態，對自己過去的理論作更新和“清算”。

　　青年李達  近代中國影像資料庫/供圖

　　李達還通過在高校、學術機構、社會場所開設課程和演講傳播唯物史觀。1922年，他應毛澤東邀請擔任湖南自修大學校長后，在湖南自修大學、湖南大學、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等處講授唯物史觀，編寫了《馬克思主義名詞解釋》《現代社會學》等講義。1926年以后，李達先后在武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上海的上海法政學院、暨南大學、大陸大學，北平的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中國大學、朝陽大學等校講授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哲學和經濟學，編寫了《社會學大綱》《經濟學大綱》等講義。李達在高校傳播唯物史觀的工作取得了較大反響，他的研究“被一般青年所推重”。據時人回憶，李達在上海大陸大學講課時，“不但本班同學聚精會神去聽講，就是其他各班同學，也多有空隙跑到他所講課的教室里去聽講”。

　　李達堅守馬克思主義立場，立足革命斗爭需求，與江亢虎等歪曲社會主義思想的行為作斗爭。李達揭示江氏反對蘇聯（俄）社會主義的歷史淵源，進而批判他完全扭曲了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內涵，指出他所提倡的社會主義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只是“溫情主義”與“‘不三不四’的民主主義”，其本質是為了反對無產階級革命。李達還針對胡適否認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的論調，從資本主義發展史的角度，深刻指出“帝國主義是由資本主義變化而成的，可說是資本主義的最終形式”這一本質，進而揭示帝國主義列強通過武力入侵、簽訂不平等條約等形式，使所謂“未開化”的國家俯首聽命，使之成為“剩余商品的銷場”。

　　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至新中國成立，李達奔走于局勢突變、戰火紛飛的大江南北，履跡遍及湖南、上海、北平、廣西等地。他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為學術界汲取馬克思主義理論滋養搭建了橋梁。時人評價李達引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工作，“在近三十年思想史之功績不可忘記”。

　　闡釋中國古代社會性質

　　李達從接觸馬克思主義起，就認識到其對研究社會發展史的重要意義，強調只有運用“歷史的唯物論”，才能“說明社會之本質”，才能發現從原始社會以來的社會變遷是“完全受生產技術及生產力之支配”的根本法則。

　　大革命失敗之后，不同陣營的學者在《新生命》《新思潮》《動力》等期刊發表文章，對中國社會性質、歷史分期、中國農村社會性質、亞細亞生產方式、社會發展規律的普遍適用性等問題展開論戰。論戰中與革命現實聯系最為密切的是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中國社會性質問題，部分學者將亞細亞生產方式“塑造”成獨立于五種社會形態之外的特殊生產方式，用以說明唯物史觀并不適用于中國社會發展歷程。面對各派運用多種歷史觀探討中國歷史所造成的莫衷一是局面，李達認識到樹立正確歷史觀并應用于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強調欲“用科學方法改編中國歷史”，首先要解決歷史方法論的問題。李達與呂振羽集中討論了中國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馬扎爾派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波格達諾夫主義的“商業資本社會”、否定奴隸制存在的“無奴論”等理論問題，認同歷史唯物主義是“把辯證唯物論應用并擴張于歷史的領域”的觀點。李達通過解析辯證唯物主義的聯系與發展、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等規律，延伸分析經濟構造、政治建筑和意識形態，將研究重點放到社會發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以及階級斗爭史觀等重大問題上。

　　在明確方法論問題的基礎上，李達深刻反思以往探究社會發展史時缺少結合中國歷史的疏漏：“是書立論，大都以歐美日本之資本主義社會為對象，對于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則未能多所說明”。他開始萌生在探討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上，編寫一部包含中國歷史在內的“社會發達史”的計劃。在深入研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關于社會發展階段的論斷基礎上，他將“世界史”劃分為原始社會與氏族社會、古代亞細亞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封建制度的崩潰與資本主義之發生、18世紀的歐美與19世紀前半期的歐洲勞動運動、19世紀中葉的歐美與第一國際及第二國際的歷史發展階段。李達的概括，既延續了五種社會形態的發展脈絡，又指出了中國歷史分期在世界社會發展史中的對應時段，為學界爭而不決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啟發。

　　針對將亞細亞生產方式視為原始社會、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的“變種”等不同看法，李達提出，亞細亞生產方式盡管存在所謂“特殊的經濟條件”，即亞細亞諸國對土地的統治權“集中于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國王之手”，國家組織水利灌溉并干涉人民經濟生活，國家“向農民征取的租稅，與封建地租有同一的經濟的內容”，“是土地所有者的獨裁國家”，但“在其本質上，與封建的生產方法，并沒有根本的區別”，“就是附加幾個特殊經濟條件的封建的生產方法”。因此，“主張‘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是與封建的生產方法截然不同的生產方法的異論，實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李達據此指出，中國歷史發展符合馬克思點明的社會發展規律。他進而提出，中國封建生產方式對應的是“內亂（封建的）時代”，起始時間在周代，獨特性在于“有若干‘中央集權的’‘官僚’的封建主義的特征”，秦始皇統一后才打破“分立”局面。在此基礎上，李達進一步勾畫出中國歷史的分期表。他認為，堯舜禹時代是“中國女性中心的氏族社會時代”；夏啟時代是“女系本位轉入男系本位的時代”；殷商是奴隸制階段；周代是“初期封建社會時代”；秦至鴉片戰爭前是“變種的封建社會時代”；鴉片戰爭后，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時代。這實際上闡述了中國封建社會始于西周的觀點。李達是最早明確提出“西周封建論”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一觀點經過吳玉章、范文瀾、呂振羽、吳澤等人提倡，在學界產生深遠影響。

　　此后李達始終堅持“西周封建論”，尤其是在1939年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出版后，自周秦以迄鴉片戰爭前夕的社會性質是封建制的論述，成為李達觀點的新依據。1950年，李達擔任湖南大學校長期間主持發行的《社會進化史》，就明確認為《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敘述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詳細地分析了自周秦以迄鴉片戰爭的3000年間的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征，指出周代是諸侯割據稱雄的封建國家，秦朝至鴉片戰役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仍舊保留著封建割據的狀態）’”。他高度認同毛澤東從唯物史觀層面指出的，秦朝至鴉片戰爭的農民階級反抗地主階級的斗爭，沒有改變封建社會經濟與政治關系本質的論斷。

　　探究近代中國社會變遷

　　李達的青年時期，正值中華民族飽受列強侵略的黑暗年代，他目睹中國的窘迫困境，產生了運用馬克思主義探索中國未來出路的宏愿。1918年，李達在經歷“留日學生救國團”運動失敗后，認識到只有“加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學習俄國人的革命經驗”，才能拯救貧窮落后的中國。李達在汲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養分的基礎上，著意把握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矛盾運動的原理來解釋階級關系，討論資本主義制度解體和勞動群體階級運動的深層聯系，批評從權力角度解釋階級關系的錯誤觀點。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堅持“社會運動是進化與革命的統一”，成為李達探索中國革命問題的重要理論和實踐特色。

　　李達延續了河上肇強調從經濟生產條件“所發生的物質變化”觀察社會變遷的主張，以及李大釗從資本工業經濟擴張與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緩慢解體角度分析中國近代思想變遷的經驗，積極探究中國近代社會變遷。1922年，他通過研究十月革命后蘇俄無產階級專政的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面成就，揭示了中國也可以從近代以來的黑暗落后走向光明先進。1926年，李達出版了被譽為“中國人自己寫的最早的一部聯系中國革命實際系統論述唯物史觀的專著”——《現代社會學》。該書揭示中國貧窮落后局面，是受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資產階級壓迫所致，并在此基礎上明確提出民族革命的目標和步驟：“第一在樹立政治的、經濟的獨立，第二在以加速度發展其本國產業”。

　　大革命失敗后，關于中國革命的前途，李達強調，“要曉得現代的中國社會究竟是怎樣的社會，只有從經濟里去探求。……一切政治和社會的變動，都是隨著產業革命進行的”，只有探究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近代“產業革命的經過”，才能發現中國落后原因和現代社會本質。在此思想指導下，他運用大量統計資料，從產業革命進程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兩方面分析近代產業革命史，不僅梳理了近代以來工場制度的興起、傳統農業和手工業經濟的凋落、城市化進程、人口的增加，而且分析了產業革命過程中出現的經濟恐慌、失業問題、貧窮問題、勞動權益損害等對勞動者的不利影響，及其激發的無產階級政治運動和反抗斗爭。正是基于翔實的研究，李達揭示了中國產業發展的“被動性”特點和處于停滯狀態的現實，“中國社會的新生產力，早已受著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所限制，而絕少發展余地，何況還有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來障礙它的發展呢”。他明確指出，“中國一面是半殖民地的民族，同時又是半封建的社會”，中國社會仍處于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過渡“難產”期，必須“一面要打倒帝國主義，一面要鏟除封建遺物”，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全民族再次燃起反抗帝國主義的熱潮。在此形勢下，李達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先后發表多篇論作，試圖從中國近代經濟史和革命史結合的視角，進一步探索近代以來帝國主義殖民入侵給中國造成的深重災難。一方面，李達梳理了從原始社會到封建社會的經濟形態變遷和各時期的基本特征，尤其關注每個經濟形態的“發生、發展與沒落及其互相轉變的法則”；另一方面，李達結合統計數據，分析了中國傳統封建經濟的性質和帝國主義入侵對中國經濟產生的影響。他通過對比指出，帝國主義蜂擁入華后，通過簽訂不平等條約、索要賠款、強開商埠口岸、設立租界、奪取內河航運權、派駐軍隊、攫取領事裁判權、強行投資設廠等侵略行為，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在半殖民地環境下，封建勢力逐漸衰落，民族資產階級盡管有所發展，但遠不夠充分，其羸弱的實力無法有效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李達的研究，深刻揭露了中國在帝國主義入侵后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殘酷真相，深刻揭示了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擺脫貧窮落后局面的時代真理。

　　李達是杰出的理論戰士，他不僅對黨的早期宣傳和組織建設作出重要貢獻，而且通過將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研究相結合，揭示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的真理。他注重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出發，分析經濟因素對社會變遷及其性質的影響，為推動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興起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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