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1896—1925年），原名高尚德，字錫三，山西省靜樂縣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曾任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中共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等職。1922年9月，高君宇與蔡和森等人共同創辦了中共中央第一份機關報《向導》周報。從創刊到1925年3月因病去世，高君宇以日常編輯和記者的身份，先后發表26篇文章，宣傳黨的革命主張、闡述有關革命的重大問題，是黨早期革命思想理論探索的重要組成部分。
“革命是要為了群眾利益的呵！”高君宇是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最早的50多名黨員之一。從建黨之日起，高君宇便開始分析革命的動力以及黨的作用等重大問題。他認為，中國廣大民眾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1922年10月，為反抗剝削和壓迫，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領導開灤五礦工人舉行大罷工，得到社會各界聲援和支持。然而國民黨《滬報》《民國日報》刊載的文章，卻對此事態度含糊、立場曖昧。高君宇一腔義憤，在《向導》第8期發表《國民黨報紙不應有這樣記載》一文，指出國民黨不應該替軍閥和外國軍隊說話，至少應該幫助和鼓勵工人。高君宇指出，離開群眾的支持，革命不可能成功，“中國國民革命的主力軍，惟有是團結了的勞動群眾”。這一觀點十分先進。直到1926年9月，毛澤東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中還在大聲疾呼：“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
革命依靠群眾，革命也是為了群眾。1922年10月，高君宇在與張太雷合寫的《介紹一篇國民革命的綱領》一文中指出，國民革命是為了群眾利益而革命，而不是為了革命來找群眾，“革命是要為了群眾利益的呵！”他堅定地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1923年2月，高君宇參與并領導了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吳佩孚調動軍警血腥鎮壓罷工工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在為《京漢工人流血記》一書所作的后序中，高君宇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并明確指出，工人們需要一個政黨，這個黨能夠忠實地代表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利益，并為中華民族的解放無私無畏、英勇奮斗，而中國共產黨就是唯一為了工人階級利益奮斗的政黨！
“無產階級是要站個主要的地位”。1922年黨的二大召開后，為貫徹民主革命綱領，建立民主聯合戰線，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杭州西湖舉行會議，討論同國民黨合作問題。高君宇列席參加了這次會議。與國民黨實行聯合，就必須對其階級性質和特點有所認識和把握。高君宇客觀分析并指出，中國資產階級是伴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產生，生存和發展受到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具有軟弱性和妥協性，而無產階級“因經濟情形落后的緣故，亦尚未能壯大”。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的民主革命“兩階級都要來做”。針對當時孫中山派人與直系、奉系、皖系、西南四派軍閥聯系掛鉤，企圖聯合軍閥以打倒軍閥的錯誤做法，高君宇連續發表《國民黨人應當做胡帥的宣傳員嗎？》等文章，向國民黨提出批評：如果國民黨還不在群眾面前明確表示與軍閥斷絕攪和，則會使人民把國民黨當作甘心做日本爪牙的張作霖、段祺瑞看待。
那么，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搞聯合應該以誰為主呢？高君宇認為，只要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就“較資產階級為強壯”。由此，在革命中“無產階級是要站個主要的地位，資產階級是被召集而參加”。在同資產階級聯合進行革命的同時，高君宇并沒有忽視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和保持無產階級的獨立性問題，他指出，無論何時，無產階級都要獨立的組織起來，不能因為聯合而放松了對資產階級的斗爭。
“努力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的真正獨立的國家”。《向導》在發刊詞中開宗明義地指出，軍閥混戰是中國“和平統一與自由之最大的障礙”，而帝國主義“是鉗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中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努力把中國造成一個完全的真正獨立的國家”。然而，一些資產階級改良派主張建立所謂的“好人政府”，認為不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只要有“好人”進入政府，中國就能得救。高君宇尖銳地指出，這不過是一廂情愿，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不會允許“好人”進入政府；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一日不鏟除，即使有個別“好人”能進入政府，也難有所為。1922年9月，“好人”法學博士王寵惠出任國務總理，他在上臺前曾發表一系列對現實政治不滿的文章。可是甫一上臺，他就把從前的主張置之腦后，做一些濫發公債、在內閣安插美帝走狗的勾當。高君宇就此發表《王博士臺上生活應給“好人努力”的教訓》《以醉心英美為合格》等文章，辛辣地諷刺道，在帝國主義和軍閥壓迫下，小資產階級的妥協遷就的努力證明是失敗的，標榜民主的學者上臺“也一樣做了軍閥的賬房”。
高君宇深刻地認識到，要真正實現民族獨立，必須堅決地反帝反封建，這也是他短暫而輝煌革命一生的主基調。1924年夏，在帝國主義唆使下，江浙地區再次爆發軍閥混戰。高君宇接連發表《江浙戰爭與外國帝國主義》等檄文，怒斥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兇狠殘暴。高君宇號召中國人民武裝起來、團結起來，“把他們推翻才是真正的自救”！值得注意的是，高君宇認為落后的中國“需要借助于外國的機械和工業技術”來發展生產力，但中國決不能乞求于帝國主義的英美，否則只能使“奴隸地位更深一層”。他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和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目標聯系起來，反帝卻不盲目排外，這是難能可貴的。
《向導》在創辦過程中歷經艱難險阻，高君宇為其發展壯大而傾盡全力：運行經費缺乏，他便拿出自己大半生活費予以保障而節衣縮食；為躲避敵特監視，他不得不頻繁搬遷編輯部，并以承攬市民活計為掩護；為擴大發行渠道，他在全國各地聯絡分售處。在高君宇等人的努力下，《向導》被打造成黨的思想理論陣地和輿論宣傳主戰場，它像銳利的匕首刺向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 像嘹亮的號角鼓舞著人民大眾的革命斗志，被廣大讀者和革命青年譽為民眾政治生活的“寒暑表”、四萬萬苦難同胞的“先鋒隊”，成為黨的歷史上黨報黨刊的光輝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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