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時他暗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服務新社會,中年時,他很受上海最高領導欣賞,登上權力高峰,晚年著書立說,成為歷史研究大家。他就是朱永嘉,被稱為“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國古士人”。
在冷酷的寒冬,這位老先生在上海悄然而逝,享年92歲。沒有報道,沒有追悼,宛如尋常百姓一般,消逝在歷史長河中。但平凡不代表平庸,他的一生多次參與到歷史事件之中,他的事跡是可以說道一二的。
這位老人叫朱永嘉,1931年出生于江蘇無錫,尚可的家境讓他接受了不錯的教育,長大后被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錄取,194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建國之初,這樣的人才是名副其實的天之驕子,而朱永嘉也不負眾望,尤其在秦漢史、三國史、明史方面造詣頗深。
大學畢業后,因為優異的成績,朱永嘉被留校任職,成為了一名大學教師,如若沒有那段特殊時期的到來,他大概率會成為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翹楚,但這也不會造就歷史上的朱永嘉。
學而優則仕,這是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追求。朱永嘉沒有刻意追求仕途,但特殊時期的到來還是讓他走上了仕途。
雖說是仕途,但其實還是干筆桿子的事。協助Y文元寫作《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為王洪文講解《劉盆子傳》,創辦了《學習與批判》、《朝霞》等雜志,深度參與并主導了動蕩時期的輿論導向,這都是他的本職工作。
最巔峰時,朱永嘉身兼數職,出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G委會常委、市委寫作組組長、上海市G命大批判寫作組總負責人。
在他的回憶中,Y文元一直都很欣賞他的才能,也對他很是尊重,不曾指責或辱罵,就連朱永嘉創作的文章也幾乎一字不改地發表。正所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甚至最后還想再造一個巴黎公社。
朱永嘉的這段歷史,別人說不好,他自己也不好說,只能任由歷史和人民去評判。但至少他是個有擔當、有骨氣的人。
當時局要宣判他的時候,他坦然接受,本有機會流亡,但他選擇了回國接受這份判決,他說“我不想跑,一人做事一人當,做人這一點骨氣總要有的吧!”。
當他恢復自由的時候,他沒有自怨自艾,怨天尤人,而是靠著整理古籍賺取收入,過著悠然自得的生活。
但讀書人本色不變。晚年的朱永嘉一直繼續做著青年時代未能完成的事業。
《讀史求是》、《晚年毛澤東重讀古文內幕》、《論曹操》、《劉邦與項羽》、《明代政治制度的源流與得失》、《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等等著作,將讀史與個人致用結合起來,使他的作品既區別于以消遣為目的的普及讀物,又不同于以求真為目的的史學研究。
但他又與傳統讀書人有所區別,區別根源或許在于那段特殊時期對他的影響。朱永嘉臥室在二樓,一樓的小書房書堆得鋪天蓋地,后來小書房竟把那里變成了外來務工人員臨時落腳點。
他說“這樣我就在家里也可以田野調查,了解一些他們的生存狀況。”“我也不收他們錢,(他們)出去做工么,有時候回來順便幫我買買東西,就是跑跑腿,買東西我還要算錢的。”
朱永嘉常常與宿舍旁邊的攤販聊天,有次城管要抓攤販,攤販躲進了朱家,老先生還擋著城管與他們理論,最后血壓飆高去了醫院。
他從身邊的務工者們那里得到了很多農村的消息,土地荒蕪,無人務農,于是深深發愁。他去歷史里找答案,但發現眼下發生的變化都“不是什么新東西”,宅基地和承包田不就是北魏的永業田和口分田,賦稅制度的變革也大體都能找到對照。
朱永嘉也是一個有脾氣的老者。他曾經對頗有才華的青年余秋雨多由照顧,沒想到多年以后,曾經被刻意栽培的年輕人矢口否認那段過往。朱永嘉沒有覺得余秋雨否定那段歷史有多要緊,關鍵在于“做人,不能是這樣做的呀”。
晚年的朱永嘉除了做學問之外,生活就是摸狗喂貓,“頗不寂寞”。這是經歷過歷史風云變幻、歲月無情打磨后,屬于朱永嘉的云淡風輕。
歷史有意思就在于,朱永嘉給領導講《劉盆子傳》,但享受到劉盆子待遇的卻是他,老先生以高壽而終,未嘗不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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