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2月5日-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為百姓和戰士們所稱頌的“紅色大管家”，建國初期我軍三個總部（總參、總后、總政）長之一，楊立三同志舉行了隆重的吊唁活動。1954年12月7日上午,中央軍委召開最高規格的追悼會，主祭人周恩來總理作了長篇講話。

　　1954年的冬天那一天，大雪紛飛，寒風刺骨，可是在前往八寶山烈士公墓的路旁卻站滿了人，這些人當中有老人有孩子，有普通百姓，也有知識分子，男女老少各行各業的人們都聚集在這里，人雖多，但卻很安靜。仔細看去，每個人臉上都有著沉痛與哀傷。他們聚集在這里是為了送這位我黨我軍的“紅色大管家”最后一程。

　　而在新街口外的總政文工團排演場到西郊的八寶山的路上，走在右邊最前頭執紼的是周恩來總理，隨后是彭真、陳叔通副委員長及吳玉章、徐特立等同志，這是文官隊，在左邊最前頭執紼的是彭德懷元帥，隨后是賀龍、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共五位開國將帥，這是武官隊。到八寶山后，周恩來總理眼含熱淚與楊立三同志作了最后的告別，了卻了他為楊立三同志抬棺送葬的心愿，譜寫了一首共和國將帥生死情感人新曲。

　　周恩來總理傷感地說：“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不是無情論者。楊立三同志在長征中救過我的命，把我從鬼門關里抬出來，我不能忘記他，我現在不送他一程，死人也會說話的……”

　　大家也許會好奇，這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擁有著怎樣的榮譽，竟然可以讓共和國開國的兩大功臣為他親自抬棺扶靈呢？

　　楊立三同志，字詠南，1900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長沙市郊一個佃農家庭，自幼即遭受地主的殘酷壓榨。1911年開始在私塾、小學讀書，后來經過長期的半耕半讀生活，從艱苦的自修中學得了相當程度的文化知識，1918年在家鄉做小學教師。

　　為了尋找光明，他于1920年在湖南張輝瓚部當上士文書，因為人忠厚踏實，又有文化，8個月后就被提拔為工兵連司務長。1921年任湖南陸軍第十五團司務長，同年為孫中山討賊軍浙軍第一路軍軍需官，1922年回鄉繼續讀書。司務長一職，是楊立三從事軍隊后勤工作的起點。后來，他隨湘軍參加湘鄂戰爭、討伐陳炯明戰斗接連失利，楊立三被迫返回家鄉，他心中苦悶、思想迷茫，只能通過讀書誦經排遣郁悶。后來，楊立三回憶起這段經歷也曾感嘆：“既信佛，又信‘我們在天之父’；既讀孔孟之書，又讀金剛經，又念新舊約，唱贊美詩，這是何等的矛盾和混亂呵！”

　　他在青年時期就接觸馬克思主義，親自聽過毛澤東同志的講課。

　　1923年6月，他在長沙參加驅逐軍閥趙恒惕的活動。同年參加湘軍游擊支隊，任軍需正、國防局書記。1925年加入國民黨，任長沙區黨部監察委員，在本鄉組建農民協會，并任長沙十四區的鄉農民協會委員長、長沙四區農民協會委員長等職，接管區學務委員會，集資創辦縣立高小和尊陽女校。五卅慘案后，組織雪恥會，宣傳反帝愛國思想，在學校組織救國十人團和巡回講演團，以進步教師為骨干，秘密組織農會。

　　1926年7月11日，北伐軍攻克長沙后，經金井向湖北進軍，楊立三帶領農協會員舉行了歡迎、慰問活動，鼓舞北伐軍的士氣。楊立三成立尊陽地區農民協會后，積極發展當地農民入會。楊立三組建農民協會期間，積極發展壯大農會的武裝力量。

　　楊立三在農民運動中表現出色，深受組織信任，甚至一度被當成共產黨員參加一些機密活動。直到1927年1月，才在縣農協委員長陳伏泉、省農運特派員余雋五介紹下，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區黨支部書記。入黨后，由于革命形勢嚴峻，戰斗頻繁，直到1933年才將黨證補發給楊立三。

　　南昌起義前，楊立三所在的新兵營編入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即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第三營。警衛團在團長盧德銘（共產黨員）率領下乘船開赴南昌參加武裝起義的途中，因九江方面被布防封鎖，遂折向西進，轉由江西修水縣趕到瀏陽文家市集結，準備參加秋收起義，被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成為秋收起義兩大主力之一。

　　在修水待命期間，楊立三從連隊調到師部，任副官。由于國民黨反動派叛變革命，中共中央決定不再沿用國民革命軍番號。根據前委指示，楊立三（領導過農運、干過湘軍、做過小學老師）、何長工（赴法留學，在比利時學過建筑設計）與參謀處長陳明義（后改名陳樹華）共同設計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軍旗，成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面軍旗。

　　秋收起義失敗，楊立三毅然決然跟隨毛主席到了井岡山，在這里他主要就是負責部隊的后勤供應，擔任當時的紅軍后勤部長。這職務看起來輕松，可實際干起來卻令楊立三犯了愁。當時的紅軍剛開始發展，缺米少糧，更不要說什么真金白銀來建設隊伍了，可就算是這樣，楊立三也絲毫不敢懈怠，因為他知道，一旦他的工作失誤，那整個紅軍隊伍的生存和壯大都會極大地受到影響。

　　1927年9月29日，起義部隊在江西永新縣三灣村進行改編，史稱“三灣改編”，將部隊縮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建立了黨的各級組織，把支部建立在連上。三灣改編第一次建立了人民軍隊的后勤機構。楊立三任團部副官，負責籌措經費，經辦伙食、被服、糧食等軍需勤務，從此與人民軍隊后勤結下不解之緣。

　　1927年10月，毛澤東在寧岡縣古城鎮召開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提出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實行武裝割據的問題。楊立三參加了會議并堅決擁護毛澤東的主張。11月，楊立三隨部隊攻克茶陵后，兼任縣財政科長，為部隊解決錢糧問題。

　　1930年10月，楊立三同志任紅軍第一方面軍司令部副官長兼總經理處處長。1932年調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后方辦事處主任，負責軍事機關、醫院和工廠的工作，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保證了軍隊的運輸和供應。困難程度是難以想象的。楊立三同志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結合的兵站運輸線，表現了卓越的領導才能。

　　1932年，剛剛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作為總供給部部長的楊立三，正在為部隊軍服的開支犯難。

　　彼時中央蘇區條件異常艱苦，由于國民黨軍隊的嚴密封鎖，紅軍的吃穿用度都是很大的問題。

　　尤其在各項開支上，主抓后勤供給工作的楊立三，深知維系軍隊正常運轉，保障工作不但要萬無一失，深知得一絲不茍。

　　而當時每套軍服開支超出了6分錢，為了彌補這個空額，作為“紅軍大管家”的楊立三，確實費了很大一番周折。

　　然而，最艱難的還要屬兩萬五千里長征，那時候紅軍隊伍遭受了國民黨反動派空前的打擊，隊伍的人員參差不齊，死傷相當慘重，楊立三的后勤部只好將各種職責一一承擔起來，醫療、炊事、信息……只要是能夠干的事他全都干過，可他仍舊堅持了下來。楊立三便是在這樣的環境下一直全力支撐著紅軍戰士供給，成為人民軍隊最堅實的后盾。

　　當時長征隊伍走到了沼澤地帶，一眼望去盡是綠綠的草地，遍地野花盛開，看起來是美不勝收，可大家都知道，在這樣的美景下隱藏著的是生死的較量。掉進沼澤是非常可怕的，但可怕的是這荒無人煙的地方到處都是毒煙瘴氣和毒蟲，不知何時就會得上病。

　　1934年，紅軍長征到達毛爾蓋，周總理一病不起，高燒不止，不能進食，不能行走，這是一場難以治愈的大病——肝膿瘍。因為當時沒有藥物，人一旦生病就兇多吉少，楊立三當時毅然決然地找來了擔架，硬生生的用了六天六夜將周總理抬出了沼澤地，并安排醫生精心治療，挽救了周恩來同志的生命。

　　出了沼澤地的楊立三草鞋早已被磨破，雙手也都被磨得都是血泡，周總理病好了之后感動至極，不知何以為報。后來兩人的革命情誼也就這么結下了。

　　1937年，抗日軍事政治大學在延安成立，楊立三擔任校務部長，依舊主抓后勤等一系列工作。

　　雖然說是大學，可連學生宿舍都沒有，而且組織當時決定要馬上開學，擺在楊立三面前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得讓學生們有地方住。

　　原本的校舍房屋就很有限，由于此時延安成了后方，很多青年都涌向這里，使得抗大學員一下子增加到了300多人，要在一個月內解決所有人的住宿問題，楊立三確實忙壞了。

　　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任何一支軍隊都是需要穩定的軍費和后勤補給來支撐的，即便是以艱苦樸素、作風硬朗著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也一樣。

　　可眾所周知，整個抗戰時期，中國都是由國民黨反動政府一黨獨裁，我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與國民黨反動派頑強斗爭了十年，免不了要受反動分子的諸多排擠。而人民軍隊又從不會去老百姓家挨家挨戶收稅、納糧，更不要說像國民黨軍隊那樣強征勞役、稅款了。

　　可軍隊總是需要軍費和軍糧來維持的。隨著抗日戰爭的發展和全民族的覺醒，到抗戰中后期，雖然我軍在編制上始終被國民黨政府控制，只有第十八集團軍下屬的115、120、129這三個師和新四軍的一些部隊?？蓪嶋H上，我軍早已擁兵數十萬人了，這還不包括各地區的縣大隊、區小隊的民兵武裝，那么，在當時那個由國民黨統治的時代，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所部數十萬部隊的軍費又是從何而來呢？

　　自1937年8月中旬，獨夫民賊、竊國大盜、蔣賊介石在全民一致抗戰的迫切呼聲中，被迫與我黨達成共識，攜手發起第二次國共合作一致對外，將我黨所領導的紅軍各部以及南方各地的游擊隊武裝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不久之后，為了在編制上削減我黨我軍所占有的編制份額，又將全國軍隊從之前的二十九路軍改成集團軍編制，我黨指揮的原第八路軍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而新四軍則直接隸屬于國軍第三戰區長官部管轄。

　　雖說如此，但我軍各部還是補改編為國民革命的正規軍，所以，起初國民政府還是以三個師4.5萬人的員額給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發放軍費和彈藥補給。

　　但是我黨的軍隊實際兵力卻有八萬多人，這些軍費和物資只相當于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一半，我軍省必須省吃儉用才勉強夠用。

　　可是，隨著我軍在抗日戰場上不斷消滅日寇，奪取武器裝備，以及廣大人民踴躍參軍，根據地和部隊也在急劇地增長。到了1940年的時候，我軍總兵力已經發展到了50萬之眾，這不但使得國民政府下發的那點軍費簡直是杯水車薪。而且在皖南事變后，獨夫民賊、竊國大盜、蔣賊介石無理停發了我黨4.5萬人民軍隊的軍餉。從那時起，八路軍、新四軍的所有軍餉、物資只能自給自足。

　　我軍自給自足的辦法主要是友軍的贈送和國際社會、海外華人的捐贈。據當時國民政府統計，在全面戰爭爆發的十四年里，來自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的捐獻總額竟達十三億元，占國民革命軍在抗戰時期軍費總額的三分之一，甚至連國軍軍中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飛行員和汽車駕駛員都是海外華僑。

　　所以說，無論是我軍還是國民黨軍，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來自海外同胞的大力支持，這也是我軍軍費來源中最大的一部分。同時，以蘇聯為首的共產國際社會也為我軍在抗戰中給予了大力支持。據不完全統計，在1937-1938年，蘇聯通過新疆為我延安革命根據地提供過大量的武器彈藥、醫藥、通訊工具和生活用品。但1939年以后，國民黨政府全面封鎖了我黨與蘇聯的聯系。

　　抗日戰爭期間，楊立三歷任軍委總后勤部副部長、部長兼政委，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副參謀長、后勤部部長兼政委，一二九師勤務部長兼政委，邊區政府財委主任、冀南銀行董事長等職，千方百計籌措糧款，開展生產自救，組織武器裝備和生活物資的生產，為抗日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有力的后勤保障和財政支持。1943年秋季，楊立三同志任前方總司令部副總參謀長和后方勤務部部長，

　　日軍占領華北之后，開始對整個地區實行嚴酷的掃蕩和封鎖政策，八路軍物資供應奇缺的同時，整個社會的正常經濟運轉也早已崩潰。

　　彼時一套軍服的價格，從1939年的兩塊錢，漲到了1944年的一千四百多塊，物價瘋漲的背后，其實是物資的供給不足。

　　1944年由八路軍參謀長滕代遠和楊立三起草的《總部伙食單位生產節約方案》，向全軍公布，其中有戰士補給以物代錢一條，這樣的好處是，哪怕物價繼續漲，發到每個人手里的實物不會變，就是實打實的物品，而不是不穩定的貨幣。在當時不能不說是石破天驚之舉。

　　1945年，楊立三任晉冀魯豫中央局常委和經濟部部長。在抗日戰爭的艱苦歲月里，他和同志們自力更生，組織軍工生產。先后在敵后創建了被服廠，水力紡織廠和衛生藥品器材廠，保證了部隊的所需的大量藥品供應。楊立三同志又積極領導軍火生產，增強了部隊當時的裝備。

　　總后勤部就是主管全軍的后勤保障工作，只要是部隊中能夠用得著的東西，都歸總后勤部管，如槍支彈藥，軍需物資糧食，油料等不同物品，都是后勤部統一管理發配。解放戰爭期間，楊立三同志歷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常委兼經濟部長、總后勤部部長、中央軍委總后勤部部長兼華北后勤部外線司令、華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等職，為解放戰爭的全面勝利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和財經支持。

　　在總結抗日戰爭勝利的原因時，彭德懷元帥說：我們就是“小米加步槍”打敗了日寇，“小米”是靠楊立三同志籌集的，“步槍”是靠楊立三同志的兵工廠制造、修理的。

　　楊立三同志為抗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他還卓有成效地領導了人民軍隊的軍工生產，并到山東與第三野戰軍共同部署了淮海戰役的后勤工作。在全軍后勤工作會議上，曾受到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的表彰。

　　1949年6月，楊立三主持制訂《中國人民解放軍1949年度供給標準（草案）》。為吸取解放戰爭中因缺少軍械專業人員，爆炸事故頻發的教訓，經周恩來批準，楊立三于1949年6月籌建軍委后勤部軍械訓練大隊（后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械學校），學習武器彈藥管理知識，培養倉庫管理人才，并頒布倉庫管理辦法。楊立三兼任大隊長、政治委員。

　　新中國成立后，楊立三一直致力于創辦后勤院校、培養后勤人才工作，提出干部培養為后勤建設三大任務之一。

　　1951年12月，華北軍區后勤部黨委關于開展三反運動的報告，反映了后勤工作存在的若干問題，引起毛澤東主席重視。毛澤東在轉發該報告的批語中提出，“必須在整個軍事系統特別著重在后勤部門開展整黨整風，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嚴重斗爭。”12月13日，楊立三寫信給毛主席表示將徹底檢討自己思想上、工作作風上以及其他方面的錯誤及其歷史根源。并立即在后勤部長會議上公開檢討自己的錯誤，提出在全軍后勤部門發起進行思想與工作作風檢查的要求，從而在全軍后勤系統形成了一次自上而下、大規模的教育運動，對于保持廉潔，反對腐敗，端正后勤業務工作指導思想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在他的組織領導下，截至1952年年底，全國共建設各類后勤院校20多所，培養全軍后勤系統青年知識分子5萬多名，其中后勤學院是報批建立的后勤最高學府，1985年與軍事學院、政治學院合并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他兼任中央人民政府食品工業部部長、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1952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副部長。在建國初期，我軍總后勤部第一任部長是楊立三。1953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財務部部長。

　　1954年11月28日，在蘇聯治療的楊立三不幸與世長辭，身后沒有留下任何財產，但他卻給我軍后勤工作人員留下了非常珍貴的后勤工作史料---20多本工作日記。

　　楊立三將軍一生沒有子女。根據西南軍區副司令兼參謀長李達的自述檔案，他曾經將自己的兩個兒子健民、仲民寄養在楊立三夫婦家里。楊立三將軍和妻子無任何遺產。他在主管后勤工作期間，經手財物無數，但他公私分明，未沾公家任何便宜，一心撲在工作上，把自己的身心全部貢獻給黨和人民的事業。

　　他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兩袖清風，一塵不染。在他生前，家人朋友們沒有一個因他而升官發財。他去世后，家無余財，連老家的幾間舊房也沒有保留。

　　楊立三同志是清正廉潔的后勤干部，是當之無愧的我黨我軍的“紅色大管家”。

　　他是人民軍隊后勤工作的創始人和卓越領導人之一,被公認為軍事財務專家。在1941年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里，為解決八路軍軍工工人供給問題，他造了一個"饻"字（xī），以實物為單位計算工資，調動了軍工生產積極性。章乃器先生稱贊這種“實物分”制度是“一門極其具體復雜的科學”。

　　楊立三自從投身革命，到取得革命戰爭勝利，他都是負責隊伍中的后勤工作。在這方面，楊立三可以稱得上是專業人士。同時，在革命戰爭年代，他為我軍后勤事業的發展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十分可惜，這樣一位優秀的后勤將領，在1954年12月5日因病英年早逝，未趕上1955年授銜機會，但從他為黨和人民做出的貢獻來講，他稱得上是未授銜的開國將軍或是元帥。周恩來總理高度評價他:“是共產黨人和革命軍人的楷模”。

　　正如詩人臧克家先生在《有的人——紀念魯迅先生有感》一詩中所寫的那樣：有的人俯下身來，給人民當牛馬，人民會永遠地懷念他。我黨我軍的“紅色大管家”，無產階級革命家，人民軍隊后勤工作創始人和卓越領導人，軍事財務專家楊立三同志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