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單位：黃金林，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要：馬克思認為只有消滅自然分工狀態下的勞動才能夠實現人的自由。但阿倫特認為，由于馬克思勞動概念過于寬泛，既包括僅僅滿足人的生存需要所進行的物質生產，又試圖彰顯自由自覺活動的維度，模糊了勞動、工作及行動的邊界，勞動必定會以其必然性和同一性侵襲和破壞政治領域中行動的自由，同時勞動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淪為工具”，進而帶來現實中的極權主義和人的不自由狀態。著眼于思想生成的維度，通過考察馬克思不同時期哲學文本可以發現：其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基于人本主義和倫理批判，揭示了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局限以及揚棄異化勞動的可行路徑；其二，《德意志意識形態》揭示了進入客觀歷史進程的勞動的五重維度，指出通過消滅不合理的生產關系而實現自由的科學路徑；其三，《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揭示了勞動從資本關系中得以解放的現實基礎，詮釋了勞動由手段變為目的的必然性。只有準確把握馬克思勞動概念的具體內涵，把握其勞動-自由理論的要義，才能真正回應阿倫特的誤讀。

　　關鍵詞：馬克思；阿倫特；勞動自由；行動；生產關系變革

　　真正實現每一個人的自由發展，使“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1](435)，是馬克思恩格斯一生為之奮斗的理想追求。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思想家對勞動的理解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把勞動僅僅理解為維持生命的手段；其二，把勞動理解為創造財富的源泉，遠遠沒有達到自由的實現層面；其三，僅僅把勞動看作精神的活動或純粹的娛樂、藝術創作以及具有浪漫幻想的消遣行為。馬克思則認為“自由見之于活動恰恰就是勞動”[2](615)，通過從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高度重新界定勞動的豐富內涵，實現了一場偉大的“哲學-經濟學”革命，開辟了從“異化勞動”走向“自由勞動”的“勞動解放”道路，為我們找到了把理想變為現實的科學路徑。因此，對勞動概念的深度解讀無疑是把握馬克思自由理論的關鍵環節。然而，當代西方學者阿倫特把馬克思的勞動理論視為極權主義的理論基礎，通過批判和解構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嚴格區分勞動、工作與行動的界限，試圖化解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問題。面對阿倫特對馬克思勞動理論的詰難，盡管學術界也從不同視角進行了回應，但往往是針對馬克思的某一文本加以展開的。只有著眼于思想生成的維度，把握馬克思不同時期哲學文本中勞動概念的具體內涵和演進邏輯，才能夠有力地回應阿倫特的誤讀，從而呈現馬克思“勞動-自由觀”的本真精神。

　　一、行動何以取代勞動：阿倫特對

　　馬克思勞動概念的解構

　　阿倫特在《人的境況》中嘗試重新廓清積極生活（vitaactiva）內部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的差別。在她看來，勞動是限定在與人的生存需要相對應的領域，生產的只是生存所需的消費物品；而工作則是與人的非自然性相應的活動，創造的是“人造”的事物世界；唯有行動作為一種“直接在人與人之間進行的活動”，才具有本真的政治含義。憑借此種理解，她將馬克思的勞動概念作為自己的“靶子”，批評馬克思的“勞動創造人本身”的命題提升了社會勞動的地位，也模糊了勞動、工作和行動的邊界，勞動必定會以其必然性和同一性侵襲和破壞政治領域中行動的自由，進而帶來現實中的極權主義。其三重理由是：勞動過程吞噬“自由選擇”、陷入“勞動-消費”的必然性循環以及勞動的抽象統治將導致“極權主義”。

　　其一，勞動過程本質上是吞噬人的自由選擇的。在阿倫特看來，勞動是受生存必然性支配的行為。“生存必然性”意味著勞動是“與作為人類生活根本處境的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3](93)緊密相關的活動，內含一種自身不斷重復的循環，必定無法實現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阿倫特始終將勞動限定在私人的領域，貶低為日常生活中制造物質產品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的行為。正是在生命本身固有的驅動相關的低等層面上，勞動使“每一個人都生活在永恒的當下，受人與自然之間新陳代謝的循環規律的支配；一切事物始終如一，不會出現任何新生事物”[4](29)。由于勞動過程有著“一個確切的開端以及一個可以預先確定的終端”[5]，致使勞動始終屬于“目的-手段”的范疇，只能維持在必然性的因果法則中，人也在勞動中淪為工具，泯滅了自由的個性。這樣，“鮮活的、充滿了無限復雜性的現實被歷史目的的單調形式所壓制”[6]，吞噬人的自由意志的勞動也必然與政治自由的特性相抵牾。其二，勞動過程的無限循環，只有靠消費的無休止來保證，必定使社會陷入“勞動-消費”的必然性循環中。阿倫特認為馬克思所持的“勞動創造巨大的財富能為社會提供大量自由時間進而追求全面發展”的主張純粹是烏托邦式的幻想[3](104)，因為“勞動動物的空余時間只會花在消費上面，留給他的空閑時間越多，他的欲望就越貪婪越強烈”[3](95)。勞動生產并不會使人從必然性中擺脫出來，反而帶來的是“消費社會”或“勞動社會”的盛行。勞動的必然性將導致物質利益至上觀念的盛行，為了滿足生命需要，勞動社會正不斷放任自己無限制地去擴大物質生產，人們一方面陷入生物循環中固有的“辛苦操勞”，另一方面陷入“生產-消費”的無限進程中，這就與馬克思“人的自由解放”愿景背道而馳。其三，勞動的抽象統治將導致“極權主義”。阿倫特認為，隨著勞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大眾社會的誕生，勞動無所不能也帶來了抽象的統治，馬克思的“勞動崇拜論”“勞動至上論”引發了觀念對人的統治，勞動的“意識形態式的思考盛行于當代社會”[7]。

　　阿倫特認為，馬克思沒有脫離資本主義現代性的窠臼來批判資本主義，只是言及無產階級的勞動的異化，而問題的關鍵是人的原初性境況遭到了扭曲，即“世界的異化”。馬克思對勞動的“崇拜”將人降級為勞動的動物，勞動社會不斷放任物質生產的無止境擴大，其人性論是由生活必需品決定的，因而使人越來越走向勞動崇拜并陷身極度不自由，人的本質也將被譴責為抽象性，最終會陷入“極權主義”的窠臼中，“迫使全體人類都處于必然性之軛下。”[3](93)

　　在阿倫特看來，勞動所內含的必然性和奴役性使其無法成為真正通往自由的途徑。而“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它的經驗領域是行動……人是自由的——有別于他們對自由天賦和擁有——只要他們恰逢其時地行動；因為自由就是行動”[8]。通過回溯古希臘的城邦政治經驗，阿倫特提出了以行動這一“人之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替代勞動，希冀探索出極權主義的根源。根據阿倫特的理解，政治的本質是公共性，只有自由、行動與公共領域才是真正政治的依靠。對公共政治生活的復歸和向往是其政治思考的關鍵。行動作為人類基本活動的最高級形式，具有復多性和偶然性，因而是自由的。阿倫特認為政治存在的理由是體現出人的理性自律性，人以理性自律性追求自由的公共領域、共同體生活。而勞動則是維持生命延續的被動行為，僅僅被限定在私人的領地，這種行為否定了人類理性追求自由的主動性。馬克思對勞動的捍衛就是“對鐵一般的必然性的捍衛，并因此導致對消極沉思活動的捍衛，這種必然性最終會否定自由，而消極沉思則是行動的對立面”[4](3)。所以人們只有不斷擺脫勞動的必然性才能進入公共領域積極展示自我卓越進而實現自由。

　　所以，面對現代性的技術危機，在克服必然性與實現自由的道路上，阿倫特大力突顯行動的自由本性，建構出了自己的救贖之道。阿倫特同時認為，馬克思對勞動的“崇拜”引發了經濟對政治侵襲，最終導致了“世界的異化”；她主張批判經濟對政治生活的侵襲，回歸本真的政治生活。

　　二、馬克思勞動概念的內涵演變及其

　　自由維度

　　馬克思的“勞動-自由”觀經歷了一個復雜的自我發展和超越的過程。“深層歷史文本學研究方法要求我們面對馬克思恩格斯不同時期的原始經典文本，在馬克思哲學思想的變化軌跡和形成過程中才能呈現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層思想內涵”[9]，因此，只有基于思想生成史的維度準確把握馬克思勞動概念的具體內涵，把握其“勞動-自由”理論的要義，才能真正回應阿倫特的誤讀。

　　其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基于人本主義和倫理批判，揭示了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局限以及揚棄異化勞動的可行路徑。馬克思認為人的本質是自由自覺的勞動，勞動是人類自我生成、自我創造的推動原則。“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10](162)勞動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概念，而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標志，更是關乎人的存在方式的哲學概念。但是，在現實層面上卻是違背了人的自由自覺勞動本性的艱苦性、強迫性的“異化勞動”，勞動者被貶低為附庸而失去自主性。正是這種“異化勞動”，在為資產階級創造物質財富的同時，卻淪為奴役、壓迫和剝削人的手段，勞動被作為純粹謀生手段而被貶低為動物性存在方式，造成了工人階級自由本性的喪失。“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10](159)因此，異化勞動正如阿倫特理解的“維持生存的手段”的勞動形式一樣，而這正是馬克思的“勞動政治經濟學”所要批判和揚棄的。

　　以古典政治經濟學為代表的現代勞動理論只看到了生物、生命財富意義上的勞動，將勞動理解為創造財富的源泉，卻忽視了其勞動主體——勞動者。國民經濟學家們試圖用理論抽象來掩蓋現實中工人的悲慘現實，遮蔽了隱藏在勞動交換背后的那種歷史性的社會矛盾關系。馬克思批評“國民經濟學只不過表述了異化勞動的規律罷了”[10](166)，只不過是為私有財產提供了理論辯護。因此，馬克思的勞動理論與形形色色的現代勞動理論有著本質的差別，而阿倫特卻沒有看到馬克思“勞動-自由”理論的獨特思想創造。

　　但馬克思此時深層的理論邏輯框架仍舊是人本主義，停留于思辨的異化史觀之中。因為這種從勞動對人的否定性質以及“應有本質”同“現有存在”的對立出發的批判范式，用抽象設定的“人”和“人的本質”來衡量資本主義制度的非人化和反人性的現實，顯然是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歷史痕跡，在某種意義上仍然屬于非本質性的道德控訴。沒有科學分析異化現象產生的現實基礎和揚棄的途徑，最終會陷入“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非歷史的循環論證之中。同時馬克思用勞動的內在辯證運動即異化勞動的現實及其揚棄來說明，最終會陷入自我設定理想和揚棄現實的抽象思辨，因此尚未達到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高度。

　　其二，《德意志意識形態》揭示了進入客觀歷史進程的勞動的五重維度，指出通過消滅不合理的生產關系而實現自由的科學路徑。首先，勞動的物質生產職能提供了人對自然關系的能動基礎，現實生活牢牢奠基于自然和勞動這雙重根基之上。馬克思恩格斯分析了人進入客觀歷史進程“第一個歷史活動”：人們為了生活，當然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正是在勞動中，人改造了自己的自然需要，產生了新的歷史的需要，也從根本上與動物區別開來。同時馬克思恩格斯關注的生產是“全面的生產，既是物質生產，需要的再生產，也是精神生產，還是社會關系的生產，更是人自身的生產”[11]。馬克思恩格斯立足物質生產勞動對人類歷史生成與發展的基礎意義，揭示了進入客觀歷史進程的勞動的五重維度，反映了勞動所包含的內容，不僅僅是阿倫特眼中的停留于解決“生存必然性”問題的，而是“融經濟、政治、道德等實踐活動為一體”[12]。阿倫特對勞動的理解遮蔽了勞動的豐富內涵，割裂現實社會中紛繁復雜的客觀聯系。而“物質世界、活動世界、精神世界和交往世界。這‘四重世界’包含的全部都是現實的人的感性的世界，同時這四個世界都由人的感性的對象性活動所建構”[13]。因此，這種全面的勞動和生產，正是人之自由自覺本性的具體體現。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基于勞動的分工方式分析人類社會的形態。人類的勞動從來都是一種帶有社會性的活動，如果說我們要從勞動發展史出發去理解全部社會史，那就要將社會理解為勞動的社會形態。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勞動通往自由的根據從先驗王國回歸至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人類社會的歷史過程也從生產力、交往關系矛盾運動的角度來加以正確的解讀。馬克思認識到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分工還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10](537)“勞動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駕于個人之上的力量。”[10](556-557)“異化勞動”這一“非人的東西”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現代關系的產物”。究其根本，“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10](536)。因此真正自由的出路就在于必須有更高水平的生產力作為基礎，變革其賴以形成的現實前提。這樣，馬克思運用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科學理論，基于社會生產力的歷史發展，解剖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摧毀了資產階級國民經濟學關于勞動與自由的意識形態幻覺。

　　其三，《資本論》及其手稿揭示了勞動從資本關系中得以解放的現實基礎，說明了作為“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1](79)的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立足于社會生產力條件形成了科學的社會發展形態理論，通過科學的歷史考察牢牢地將勞動實現自由的途徑建立在科學的歷史發展形態中，回答了“勞動-自由”之謎——“個人變為上述一無所有的工人，這本身是歷史的產物”[2](466)。在前資本主義時期，由于低下的生產力基礎和社會條件，勞動始終受到自然必然性的制約而淪為一種手段，另一方面，強制性的政治依附關系使得勞動降低為一種奴役勞動。“各個個人都不是把自己當做勞動者，而是把自己當做所有者和同時也進行勞動的共同體的成員。”[2](466)勞動的目的僅僅是為了共同體的生存，極大遏制和約束了個人的創造性。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揚棄了“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和政治依附關系，卻形成了一種壓迫人的剝削人的制度，勞動逐漸褪去了追求自由的本性，完全淪為剩余價值生產的工具。資本主義時代下的生產，本質上依舊是一種外在的強制勞動。這樣就打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天然性和正義性的假象。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始終站在機器大生產的語境中來分析這一問題，從哲學-經濟學高度剖析了雇傭制度下資本與勞動的關系。馬克思指出，機器體系發展帶來的生產科學化和社會化趨勢，為勞動通往自由創造了全新的物質前提、人性基礎和社會條件。但是生產力的高度發達，并不是自動就會帶來勞動的解放、人的解放。資本主義進一步衍生出敵視個性、尊嚴、自由全面發展的傾向。資本主義盡管在其歷史階段獲得了機器大工業的生產力，但它畢竟是按著資本原則來運用現代生產力的，無產階級匍匐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為了資本的增殖而服務。其次，在資本所催生的生產力大發展、大變革才能真正為勞動解放打下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創造必要的閑暇時間。但是，機器大工業創造的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卻依舊表現為少數人的自由時間。資本在自由時間問題上的內在矛盾暴露了其本質依舊是對勞動的剝削和對剩余價值的無償占有。再次，“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耗費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在勞動時間內所運用的作用物的力量。”[14]勞動在財富創造中所占的比例不斷下降，資本主義剝奪剩余價值的難度不斷增加，這一資本主義的悖論性矛盾，加劇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促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走向解體。最后，馬克思第一次明確提出了自由時間作為未來社會財富的尺度，即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不斷節約勞動時間，使人們從勞動生產領域中解放出來，轉化為一種更高級的自由活動，從而使得勞動真正成為目的本身”[15]，成為一種自覺調控和實現自我的過程。自由時間而非勞動時間成為未來社會財富的尺度。

　　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的，在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勞動“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馬克思把人的自我實現的需要與勞動過程聯系起來，不僅揭示了滿足自我實現需要的現實基礎和實在內容，而且揭示了未來新社會中自由的勞動所具有的全新內涵和歷史特質。”[16]只有基于生產關系的變革揚棄具有狹隘社會性的勞動，進階到更高水平的社會性的自由勞動，才最終指向人類的解放。

　　三、回應阿倫特對馬克思勞動概念誤讀

　　的理論意義

　　馬克思與阿倫特的共通之處便是“對自由的關心以及前所未有地充分實現自由的渴望”[4](3)。面對現代社會變化所帶來的人的不自由狀態，馬克思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揭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對人的奴役和壓迫，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出發，展現“資本-勞動”的沖突，暴露資本主義階段上自由的虛假空洞本質，以社會關系的變革為前提條件，尋求自由個性的實現。馬克思通過生產關系批判，從而確立了自己的現代性批判邏輯。而阿倫特最大的貢獻就是面對20世紀壟斷資本主義時代，不斷反思極權主義和“平庸的惡”的根源[17]。不過，阿倫特試圖將勞動限定在經濟領域，批判經濟對政治生活的侵襲，通過古希臘時代的行動概念恢復人的“復數性”，克服現代世界中政治實踐的衰落和個體的“孤獨”及“同質性”，進而回歸所謂的“本真政治”。因此，回應阿倫特對馬克思勞動概念誤讀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其一，只有在科學的歷史觀的指導下，才能認識到勞動的價值以及勞動通向自由的可能性與必然性，看清當代西方學者解構馬克思勞動解放理論的局限和空想性。看似簡單的勞動概念，恰恰是內蘊著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人與人的關系、物與物的關系以及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地位、資本的增殖的本質，等等。阿倫特將自由的失落歸咎于勞動本身，將馬克思簡單地理解為背離自由與疏遠政治本質，這也造成了她僅僅停留于對勞動的現實境遇的現象描寫，從經驗事實的角度來加以認知與評判，而沒有深挖造成“世界異化”的真正根源。阿倫特希望將經濟和社會議題排除在政治之外，追求純粹的政治自由，從而擺脫受必然性支配的現代境況，沒有也沒能躍升到生產關系之內在矛盾運動的層面來，這也是對個體自由的片面化和畸形化理解。

　　馬克思看到了資本主義現代性所造就的歷史進步，肯定了現代資產階級變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開創世界歷史的偉績。在馬克思看來，勞動交換即作為商品的勞動產品之交換，是以“自由”和“平等”的方式使抽象的一般勞動流轉，勞動交換取代政治關系的不平等是歷史的進步。但是，基于勞動與資本交換的自由平等又是形式上的，其本質依舊是于資本主義生產無形中掠奪工人的剩余價值。這就深刻地道破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階級實質——資本是通過剝削、奴役雇傭勞動所得來的。馬克思沒有停留于對勞動現實的單純的道德控訴，始終高度自覺地透視和批判了現代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深刻論證了揚棄異化勞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而阿倫特沒有科學的歷史觀的指導，不僅簡單化了勞動這一現代社會最復雜的產物，只是強調政治領域中的自由，關心的不是經濟因素或生產力因素，并且走向了烏托邦主義的道路，將其自由觀的建構返回到人類初期生產力并不發達的希臘城邦之中，最終將難以跨越理想與現實之間的不可逾越的鴻溝。馬克思則在歷史觀革命的基礎上實現了“勞動-自由觀”革命，揭示了勞動通向自由的可能路徑。馬克思通過批判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將勞動拉回到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社會結構中進行思考的方法，確實引發了勞動概念重構與人類解放可能性的方向之間的關聯。只有堅持實踐的、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發，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的內在矛盾和自我否定出發，才能在回應和澄清中不斷深化對馬克思勞動自由理論本真精神的理解。

　　其二，阿倫特之所以誤讀了馬克思的“勞動-自由”理論并據此解構歷史唯物主義，這有著深刻的方法論根源。阿倫特沒有從深層的歷史生成的視野考察馬克思的文本，沒有“分析每一時期、每一階段不同文本中的問題提法、解決思路、特殊語境以及每一個重要哲學術語的具體內涵，運用歷史主義發生學的方法進行分析和推理，從中發現馬克思思想的深層變化。[18]”馬克思在勞動與自由之間關系的問題上的觀點，經歷了一個愈發完善和豐富的過程。其中，早期《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勞動”的抽象人本主義詮釋，通過抽象的理想化自主性勞動“懸設-異化-復歸”邏輯確立了人本學異化史觀，揭示了國民經濟學的理論局限以及揚棄異化勞動的可行路徑，完成了對勞動解放的最初表達。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轉向成熟時期對“勞動”具體的、歷史的闡述，揭示了進入客觀歷史進程的勞動的五重維度，指出通過消滅不合理的生產關系而實現自由的路徑。第二次轉變則是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基于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揭示了勞動從資本關系中得以解放的現實基礎。因此，勞動的解放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變革，而后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水平之上，基于公有制的基礎不斷節約勞動時間，拓展人的自由活動，實現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而“阿倫特對馬克思形而上學、觀念論以及勞動實踐論的批評，均是基于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思考與判斷”[12]。阿倫特的目光只是集中于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的人本學的勞動概念，關注的僅僅是作為“勞動的歷史形式”的異化勞動，撇開了作為“自我實現”的本真勞動形式的探討，而這樣既無法闡明馬克思“勞動-自由”觀的深刻變革過程，也無法達到《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對勞動理解的高度。

　　因此，只有堅持科學的歷史觀，同時堅持深層歷史文本學研究方法，在深層歷史文本學視域中展現馬克思“勞動-自由”理論的發展演變，告別過去那種以某種解讀模式和解讀結果作為“中介”來把握歷史唯物主義的傳統方法，恢復歷史唯物主義本來面貌，才能回應阿倫特對馬克思“勞動-自由”理論的誤解，進而總體回應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勞動概念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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