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中國共產黨農民運動的領袖，想必多數讀者首先會想到毛澤東。但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能夠與毛澤東并稱為“農民運動的王”這一稱號的，便是彭湃。1927年4月，漢口長江書店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發行，時任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員的瞿秋白為該書撰寫序言，在這篇《序言》中，瞿秋白給毛澤東和彭湃冠以“農民運動的王”稱號。彭湃，一位出生于地主家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用一生行地主階級的“叛逆”之事。他身為地主卻不收租，學富五車專教農民識字，綾羅綢緞不入他眼，粗布汗衫最傾他心。他勇于掙脫世俗束縛，毅然走上探索拯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他心懷大志，奔赴海外求學，回國后，投身革命，傳播真理，掀起了農民階級的革命熱情，以實際行動感染農民、領導農民發動起義，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紅色蘇維埃政權，被毛澤東稱贊為“農民運動大王”，是中國共產黨名副其實的農民運動領袖。

　　一、心懷宏愿，求學海外

　　彭湃（原名彭漢育）1896年出生于廣東省海豐縣，他出生的時候，彭家已是當地有名的大地主，“每年收入約千余石租，共計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彭家有家庭成員近三十口人，“平均每一人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可以看出，當時彭湃所處的生活條件是極優渥的，完全可以做一個世俗享樂的“少爺”。但彭湃年少起就極為同情農民，他曾為自家的佃戶被父親無理地壓榨而難過，為被兄長催租而心酸，他不明白為何這些勤勞的農民終年勞碌卻仍衣食無著，而富人不勞動卻衣食無憂。他深深地為這種不公平感到憤慨，于是自小就有了要解放農民的宏愿。

　　當時，為了挽救民族危亡，許多進步青年選擇外出留學尋求救國真理，彭湃亦不甘落后，揮別親友，奔赴日本。至東京后，他為自己改名為彭湃，希望自己能夠像“浩瀚的大海那樣澎湃，去沖刷那黑暗社會的污泥濁水”。勤奮好學的彭湃很快就克服了語言的障礙，于1918年考入了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科。對于這一學科的選擇，他的目標很明確，就是為了將來“研究我國的政治經濟，秉志改革”。

　　◆1917年彭湃赴日本留學，并在日本接觸到進步思想。圖為彭湃在日留學時伏案學習。

　　然而入學沒多久，國內段祺瑞政府就做出喪權辱國之事，彭湃心系國運，以其特有的方式投入斗爭之中。同年3月25日，段祺瑞政府在賣國喪權的《中日陸軍共同防敵協定》上簽下字。留日學生得到這個消息后憤怒難當，平時并不喜歡照相的彭湃，特地邀集留日同學黃霖生、陸精治一起合影一張，以此紀念國恥，還在照片上題詞寫道：“民國七年中國軍事亡國協定被迫簽訂之日，特攝此‘國喪紀念’照片，以示國仇之不忘。”兩個月后，留日學生集會紀念“五七”國恥三周年之際，受到了日本軍警的逮捕和侮辱，為了抗議暴行捍衛尊嚴，三千名留日學生決定罷學回國，彭湃勇挑重擔，回到上海組織成立了“救國團總事務所”，在《國民日報》發表《歸國學生泣告同胞書》，號召反日救國運動。隨后他又到廣州參與了“救國團廣州事務所”，參加起草《留日廣東學生同鄉會宣言書》，控訴日本政府對中國留學生的迫害，還號召人們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宣言書一經發表，就受到了愛國志士們的支持，掀起了一股熱烈的愛國救亡運動。緊接著，彭湃回到家鄉海豐縣，將留學期間遭受日本政府迫害的經歷悉數告與鄉親父老，掀起了海豐的反日愛國運動。雖然彭湃等人的努力得到了廣大人民的支持，但是北洋政府卻堅持媚外政策，不僅不支持他們，反而強迫他們回日本繼續留學，否則就要取消其留學資格。為了繼續探尋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彭湃等人只得忍辱負重，再度赴日。通過此次斗爭，彭湃想要拯救民族危亡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他一邊更加努力地學習，一邊繼續從事反日愛國運動，以至于被日本警察列入了“黑表”，經常受到監視。

　　二、探求信仰，傳播真理

　　再度回到日本后，彭湃除了學習必修的文化知識，更重要的是尋求真理和信仰。一開始，他接觸到的是基督教的“博愛”“平等”等唯心主義的說教，還一度研讀過《圣經》，但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發生和馬克思主義在日本的傳播，他逐漸認清了基督教的本質，轉而研讀馬克思等人的學說。

　　1919年9月18日，彭湃參加了早稻田大學進步師生組織的“建設者同盟”，這是一個專門研究社會主義學說，反對資本主義以建立一個合理的新社會的組織。這個組織的特色是從理論和實踐上格外重視農民問題和農民運動。1920-1921年間，彭湃多次深入農村進行調查研究，加深了對農民的了解，增強了對農民運動的重視程度。此外，他還參加了“勞動者同情會”，幫助工人、農民勞動，關心他們的生活，進一步拉近了與勞動者的距離。1920年10月，他還與好友發起成立了“赤心社”，許多留日學生紛紛入社，他們一起學習了《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問題研究》等社會主義學說的著作。同時期，國際性的進步團體“戈思母俱樂部”也成立了，常常組織中國、俄國、日本、朝鮮東南亞以及歐美國家的留學生一起研習馬克思主義，彭湃是積極的參加者，在這里他結識了許多進步學者，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他開始認識到“人類之痛苦是由于經濟制度造成的”，要解放全人類，就必須“推翻不合理的經濟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他的這種認識，在回國后不久就展現了出來。

　　◆彭湃

　　1921年5月，彭湃回國，不久就加入了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致力于改造社會。當時，國內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其他各種社會思潮泛濫，許多人對社會主義了解不夠，很容易受到誤導。反對社會主義者想方設法抹黑社會主義，將共產主義曲解為“均富分財”，污蔑社會主義“提倡公妻”，認為社會主義“無法律”而勢必“陷于紛亂無秩序的狀態”。為了給社會主義正名，彭湃撰文據理回擊。

　　比如，針對“均富分財”的說法，他說所謂的均富分財從根本上“仍是承認私有財產制度之存在”，而共產主義是“從根本上破壞私有財產制度”，因此社會主義并非均富分財。針對“公妻”邪說，他援引《共產黨宣言》中的理論進行了批駁，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根源，結合當前社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存在公然買賣婦女充為娼妓并視她們為私有財產的現象，論證了恰恰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即現社會）有公妻”的事實，并再次強調共產主義反對私有制，所以“共產主義的社會（即未來的新社會）無公妻。”針對社會主義“無法律”之說，他堅持以現實為例，列舉當前社會的種種不法之舉，再次將矛頭指向了“財產私有制度”和“買賣結婚制度”，他字里行間充斥著對共產主義的向往，認為將來的社會，人人沒有了私有財產，自然就沒有了爭奪訴訟之事；人人都能吃飽穿暖，自然不會再有盜賊；人人都能自由婚戀，也就不會再有奸淫之罪。因此，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不是沒有法律，而是不需要法律。雖然他的設想有理想化成分，但是此時的彭湃已經是一位具備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堅信共產主義必將實現，鼓勵人們不必擔心社會主義“極難做到”，唯一要做的，是“趕快覺悟！互相研究！互相團結！互相聯絡！互相扶助而為之！”

　　三、熱愛農民，甘當“逆子”

　　除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彭湃還將日本農民運動的經驗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在開展農民運動之前，彭湃就對農民階級做了深入的調查，得出了農民運動比工人運動更具優勢的結論。他認為相較于工人運動而言，農民不會像工人一樣會因為參加運動而被解雇，而且他們忠厚老實講義氣，因為受到的剝削程度日益加深而具有暴動的心理和條件，同時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因不可移動而有利于占領。雖然農民文化水平有限，但彭湃認為他們中并不缺聰明的人，許多人已經有了階級覺悟。并且，彭湃還認為“中國農民的階級斗爭，將出現于南部海豐一隅”。這時，軍閥陳炯明托人向他示好，邀彭湃去省城發展，但彭湃卻斷然拒絕。他決心將自己與農民綁在一起，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道：“湃也不愿和現在最有生機的農會及親切可愛的農民離開了！”

　　◆彭湃從事農民運動時留影。

　　雖有與農民共患難的決心，但是真要做起來并不容易。彭湃剛到農村的時候，還保持著國外留學的習慣，他穿著白色的學生洋服、戴著白通帽到田間地頭與農民交談。他的態度很誠懇，但農民的態度很冷淡，不是把他當成來收捐的，就是懷疑他是做官當兵的，說不了幾句話就遠遠躲開了。更大的阻力來自家庭，家里人知道他在做農民運動，更是把他看成了仇人，全家都不再理他，“除了湃的子或者妻之外，余的都討厭湃的行為”。當他表示要拿出家產支持農民時，母親邊哭邊說：“祖宗無積德，就有敗家兒。想著祖父艱難困苦經營乃有今日，倘如此做法，豈不是要破家蕩產嗎？”他的大哥甚至要殺了他才甘心。

　　可是這些都沒有動搖彭湃的決心。他熱愛農民，決心克服困難。彭湃通過分析找到農民不愿和他接近的原因：一來說話“太過文雅”，二來“面貌身體服裝與農民不同”，這兩處都使他與農村、農民格格不入，自然得不到認可。于是彭湃就改穿比較樸實的服裝，并且想出了新的辦法，不再到鄉村去找農民搭話，而是“專找在農民往來最多的十字路中去宣傳”。農民們到路口休息的時候，他就趁機和農民攀談。經過半個月的努力，喜歡和他交談的已有十余人，聽他演講的則增至三四十人。他的宣傳工作已稍見成效，麻煩也接踵而至。有一次他去城里，許多人都對他表現出了很奇怪的態度，他的親戚們也紛紛帶著食物來看望他，讓他摸不著頭腦。后來他一打聽才知道，原來外面有傳言說他得了精神病。彭湃做了一番調查，得知是“一班反對的紳士所制造的謠言”。原來，彭湃的所作所為使當地富紳愈發心慌，便合伙造謠意圖使農民遠離他。許多農民聽說了這個謠言之后都信以為真，果然開始避著他。但是彭湃卻不以為然，仍然堅持在農民多的路口進行宣傳。

　　與此同時，他積極地向農民請教方式方法。有一次他向幾個年輕的農民請教說“我天天下鄉去宣傳，農民總不理我，總不愿意和我多談點話，你們有何辦法？”農民一聽立馬給出了答案——一是“農民不得空閑”，二是“先生的話太深”，三是“沒有熟悉的人帶你去”。彭湃馬上改變了自己的策略，與這幾位農民約定了時間，決定在農民空閑時間深入到村里去宣傳。有一位叫李老四的農民建議先成立一個農會，彭湃極為贊成，于是在1922年7月29日這一天，赤山農會就宣告成立了，盡管“當時加入會員者，僅七個人”，但增強了彭湃對開展農民運動的信心，他在日記本上寫道：“成功快到了。”

　　四、自毀田契，創建政權

　　赤山農會成立兩個多月后，人數“增至五十余人了”。為了贏得更多農民群眾的信任，彭湃采取了更為激烈的行動，1922年11月的一天，他特地將農民召集起來，當眾燒毀了屬于他自己的全部田契，表達了他與貧苦農民一條心，表明了他投身農民運動的決心。就這樣，在彭湃的不懈努力下，赤山農會逐漸壯大，影響力也一天比一天大，附近村落的農會也相繼成立了，甚至“把縣城東西南北都包圍起來了”，給海豐縣總農會的成立提供了條件。

　　1923年元旦，海豐總農會正式成立，此時加入的會員“已達二萬家戶……有十萬人。”農會選舉彭湃為會長。彭湃為總會制定了會旗，還起草了《海豐總農會臨時簡章》和《約農會簡章》。并且，彭湃在籌辦總農會的過程中十分注重細節，比如會旗是黑紅兩色的，這是因為在這之前海豐各鄉各姓有黑紅旗之分，引發了許多械斗，而農會將黑紅合二為一，代表把他們團結了起來。再比如，農會用的印章是圓形的，這是考慮到方形的印章多用于官廳，農民一見就害怕。

　　◆此表為1923年農民被剝削的嚴重情況。

　　總農會下設文牘部、農業部、宣傳部、仲裁部等九個部門，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開展，海豐總農會進入了“極盛之狀況”，已有了“相當的力量”，以至于海豐縣的縣長不贊成農會卻也“不敢解散或者禁止農會”。

　　1923年3月3日，海豐總農會舉辦了一場“海豐全縣農民新年同樂會”，到場的會員多達六千余人，非會員有三千余人，同一天申請入會并發了會證的就高達兩千多人。如此盛況，引起了地主鄉紳們的恐慌，開始想方設法破壞農會。有地主故意刁難佃農，與佃農對峙公堂，沒想到在農會的出面幫助下他竟打輸了官司，一氣之下該地主聯合其他地主鄉紳也組織了一個“糧業維持會”來對抗農會。為了挽回頹勢，地主鄉紳脅迫堂審的官員再次傳訊農民前來受審，在地主鄉紳的把持下，此次堂審“并無如何詢問”便將受審的農民關押了，農會得知后立即行動起來，次日便組織了六千余人的集會，冒雨前去縣里請愿。如此大的陣勢給地主鄉紳和法庭都帶來了很大的壓力，法庭更是早早就派出了代表去和農會磋商，但是農會置之不理，仍然沖進了縣衙門，迫使衙門釋放了關押的農民，在場的六千多名農會會員“高叫農民萬歲及打倒地主之聲，震動全城”。經此一事，農民不僅認識到團結的力量，而且進一步認清了“農會是代表農民本身利益奮斗的機關”。一時間，海豐總農會聲名遠播，“要求入會者紛至沓來，實有應接不暇之勢”，其他多個縣區的農民也紛紛加入了農會，海豐總農會及時應變，改組為“惠州農民聯合會”，在各縣都設了分會。不到兩個月，潮州、普寧、惠來等地的農會也發展起來了，于是又改組為“廣東省農會”，在各縣設縣農會。而地主紳士成立的“糧業維持會”則自行解散。

　　在彭湃的領導下，1927年11月，海陸豐人民第三次武裝起義取得勝利。11月13日，陸豐縣工農兵代表大會召開，11 月18日海豐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開幕，11月21日，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紅色蘇維埃政權——海陸豐蘇維埃政權。中共中央對此給予了高度評價，說道：在“中國革命之中，這是第一次由幾萬幾十萬農民群眾自己動手實行土地革命的口號。”

　　五、拒絕營救，從此永別

　　彭湃堅信革命必勝，堅信能夠建立全國的蘇維埃政權。他曾暢想，等將來南京、北平解放，在北平開全國蘇維埃大會時候，要迎出幾百里、幾千里地歡迎他們。可惜他未能等到那一天，為了中國人民能過上幸福生活，彭湃獻出了自己年輕而寶貴的生命。

　　1929年8月24日，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農委書記兼江蘇省軍委書記的彭湃在上海主持召開江蘇省軍委會議時，因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在審訊中，因有人出庭作證致使彭湃的身份無法再掩飾，他索性“公開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并慷慨陳詞”。他把國民黨的法庭當作講壇，從入黨前在海陸豐做農民運動起，一直說到在海陸豐建立蘇維埃的經過，“痛斥了國民黨背叛革命，制造白色恐怖的罪行。”當他說到自己懲辦反革命分子的時候，他對敵人輕蔑地說道：“似你們這班反革命黨，我們在海陸豐不知殺了好多，你現在不必再問了，將我槍斃好了！”敵人對彭湃無計可施，恐生意外，便決定于28日處決彭湃。

　　彭湃被捕一事，黨組織極為重視，正在上海主持中央軍委和中央組織部工作的周恩來迅速召開緊急會議，研究制定了營救計劃，卻因時機耽誤，未能成功營救。

　　此時，囹圄之內的彭湃不忘向獄內群眾和兵警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監獄內許多難友甚至獄警都被其革命精神感染，紛紛感悟到“只有跟共產黨走，才是我們窮人的正當出路！”有些遇難的同志則無比佩服彭湃的精神，說道：“到底是我們的中央領袖，能做我們的表率！”獄中還有些久聞彭湃大名的人，聽說彭湃在這里，都爭相來看，以“與他相識為最大的光榮”。

　　◆彭湃烈士銅像。

　　盡管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酷刑，手足俱折、身無完膚，暈死多達九次，但彭湃仍不肯屈服，他強忍傷痛，安慰和鼓勵難友，自己卻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在黨組織營救失敗后，他給黨寫下最后一封信，要求停止營救，說道：“我等此次被白（指叛徒白鑫——引者注）害，已是無法挽救……我們在此精神很好。兄弟們不要因為弟等犧牲而傷心。望保重身體為要。”后來他又給愛人許冰寫了一封道別信，信中仍然不忘鼓勵她繼續為黨的事業奮斗，說道：“從此永別，望妹努力前進。兄謝你的愛！萬望保重！余言不盡！”

　　1929年8月30日下午，國民黨決定槍殺彭湃等人。赴刑場前，彭湃走過一個囚徒的身邊時，把自己身上的外套脫下來，送給了那位戰友。他慷慨激昂地向士兵和獄內群眾作了最后的贈言，與戰友們齊唱著《國際歌》，呼著口號出了獄門。彭湃在農民心中的地位太高了，以至于反動派不敢公開行刑，只能秘密地將彭湃等人槍殺于“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 的曠地上。

　　彭湃犧牲的時候只有33歲，他以實際行動兌現了自己作為共產黨員和馬克思主義者的錚錚誓言，他短暫的一生都在“叛逆”，他掀開了舊社會黑暗的一角，放進了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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