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8日，《河南日報》一版刊發《念奴嬌·追思焦裕祿》。

　　8月16日，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

　　這個平常的日子，卻因為一個人而變得非同尋常。

　　2022年8月16日，是焦裕祿同志誕辰100周年的日子。

　　離開我們58年，他還活著，在一代代國人心中青山不老。半個多世紀過去，他正青春，在時代的記憶里風范長存。

　　是什么樣的人格力量，在他離去58年后，依然能讓億萬人民把淚成雨？是什么樣的英雄意氣，能讓短暫的一生輝映史冊，在共和國的天空中月明如昔？是什么樣的黨性光輝，能以個人之涓滴，在中華民族的精神長河中激蕩起千頃澄碧？

　　焦裕祿在泡桐樹前留影（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泡桐樹長在沙堆上

　　焦書記活在人心里

　　我們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祿精神的影響，是在焦裕祿事跡教育下成長的。我后來無論是上山下鄉、上大學、參軍入伍，還是做領導工作，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習近平

　　焦桐，蘭考縣最高大的一棵泡桐樹，樹齡59年，也是蘭考最出名的一棵樹。

　　泡桐有“姓”，緣于它是焦裕祿親手所栽。栽種前，它只是被遺棄路邊的一棵小樹苗，樹身兩米左右，比其他樹苗明顯矮了一截。

　　“當時恐怕連焦書記也不會想到，這棵小樹苗會長成參天大樹。”蘭考縣蘭陽街道朱莊社區農民魏善民說。

　　這棵樹，魏善民最為熟悉。焦桐59歲，他和父親守護焦桐59年。

　　小暑時節，80歲高齡的魏善民坐在焦桐濃蔭之下，靜靜地向我們講述他與焦桐的不解之緣。

　　1963年3月，魏善民20歲出頭，是焦裕祿下鄉勞動時的搭檔，焦裕祿曾在他家吃過派飯。焦桐，就是那時候魏善民手扶樹苗，焦裕祿揮锨培土種下的。

　　“焦書記說，別看這棵樹苗小，但根兒好，栽下去會長得很快。”魏善民說。

　　50多年前焦裕祿種下的這棵泡桐幼苗如今已長成參天大樹。新華社發

　　栽下這棵樹的第二年，焦裕祿去世。這棵樹卻一天天長大，直至枝葉成蔭，華蓋如云。

　　焦裕祿去世后，魏善民的父親每天都會到離家不遠的地頭，看看故人親手種下的泡桐。打掃落葉，澆水，施肥……八年日出日落，每天睹樹思人。直到年邁體弱，他才把守護焦桐的任務鄭重傳給了兒子。51年來，魏善民每天都精心守護著焦桐。他說，一日不見焦桐，一日心神不寧。

　　魏善民說，等他走不動了，他的兒子會接替他守護焦桐。

　　一棵樹，幾代人，不了情。

　　如今，焦桐樹下，有魏善民忙碌的身影，也有數百萬從全國各地慕名而來的敬慕者。

　　對魏善民來說，焦桐，是一棵情感之樹。守護焦桐，就是守護著對焦書記的真摯情感和深切思念。

　　對敬慕者來說，焦桐，是一棵精神之樹。這棵樹里，有公仆情懷，讓后人“魂飛萬里，盼歸來”；有求實作風，“暮雪朝霜”里，那個感人肺腑的身影，走遍“此水此山此地”；有奮斗精神，“生也沙丘，死也沙丘”，讓人“肝膽長如洗”；有道德情操，“兩袖清風來去”，贏得“父老生死系”。

　　仰望焦桐，是思念，更是追慕。就像流傳在蘭考的那首歌唱的那樣：泡桐樹啊葉葉綠。焦書記啊，看見泡桐就想起了你。泡桐樹長在沙堆上，焦書記你活在俺心里……

　　斯人已去，焦桐長青。

　　泡桐三年成林，五年成材，生長速度快，但壽命相對較短。通常情況下，樹齡三四十年已屬罕見，59歲的焦桐相當于一名百歲老人，但依然老而彌堅，生機蓬勃。

　　這是焦桐寫在大地上的啟示：只有扎根土地才能根深葉茂，只有扎根人民才能萬古長青。沒有一種力量，比從群眾中汲取更強大；沒有一種執政資源，比贏得民意更珍貴持久。

　　與魏善民守護焦桐一樣，尉氏縣的王小妹則用另一種方式傾注對焦裕祿的懷念。“聽王奶奶講焦裕祿的故事”，是當地的招牌思政課。

　　7月1日，中國共產黨迎來101歲生日。尉氏縣焦裕祿事跡展覽館，89歲的王小妹面對來參觀學習的人們，不知疲倦地講述著。

　　焦裕祿生前曾兩度在尉氏縣工作，時間長達六年。王小妹是他發現并培養的一位勞動模范。“王小妹十六歲，犁地耙地她都會，大家都學王小妹，不畏艱苦不怕累，爭當青年先鋒隊。”在當地群眾中廣為傳唱的這段順口溜，就是焦裕祿專門為她編寫的。

　　學寫自己的名字，成立全縣第一個生產互助組，被評為“河南省首屆農業勞動模范”……在焦裕祿的關心培養下，王小妹從一個黃毛丫頭，一步步成長為國家干部。“焦裕祿對我說過最多的話，就是不要脫離群眾。”王小妹說。

　　這句話，王小妹踐行一生。

　　村民種花生墑不足，她經常干到雙手流血，想方設法幫著把花生種上；生產隊的耕牛瘦得下不了地，她就住在飼養室精心照料，直到耕牛恢復元氣；為了多打糧食，她用自己省下的口糧為生產隊購買種子……她說：“俺這輩子干的工作，都是按照焦書記的指示做的。”

　　退休后，她當上了義務講解員，把焦裕祿的故事一遍又一遍，講給一群又一群人聽，有時候一個上午就能講三場。耄耋之年的老人了，即使在太陽下、風雪里也堅持站著，只要沒講完，她都會擺手拒絕“歇一歇”，一定要把想說的話說完。

　　她說：“只要有一口氣在，都要把焦裕祿精神傳承下去。”

　　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源泉鎮北崮山村，焦裕祿的故鄉。半個多世紀以來，故鄉從未忘記這位遠行的游子。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沒有抗災的干部，就沒有抗災的群眾”……在北崮山村街道邊墻上，這些焦裕祿的經典名言抬眼即見。村中的焦裕祿故居里，他睡過的土炕、用過的針線、拉過的二胡，乃至他小時候寫的作文，都被精心保管著，守護著一段刻骨銘心的歷史，訴說著故鄉對這位游子的牽掛。

　　北崮山村北側，博山焦裕祿紀念館，廣場上有一尊焦裕祿半身石像。這是全國最早的焦裕祿紀念館，每天都有全國各地的游人來到這里，在焦裕祿的故鄉感受榜樣的力量。

　　蘭考、尉氏、洛陽、大連、旅順、宿遷……在焦裕祿工作、生活過的每一個地方，人們都能清晰地看到留下的寶貴精神遺產。58年過去，那道穿越歷史時空的精神之光，卻從未黯淡；那個令人敬仰的偉岸身影，也從未遠去。

　　焦裕祿曾推倒神像建起來的大廟學校里，幾年前立起一座紀念碑。這座碑，是為表彰捐資助學者興建的，村民們卻把焦裕祿的畫像刻在了最醒目的位置。退休教師李秀剛說，有了焦裕祿，才有了這所學校。70多年過去了，老百姓仍然懷念著他。

　　在焦裕祿工作過的中信重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原洛陽礦山機器廠），有一條普普通通卻意境深遠的路。這條路，當年的焦裕祿走過無數次。如今，焦裕祿走了，那種刻苦鉆研、勇于開拓、自強自立的激情依然在車間燃燒；歲月逝去，那種親民愛民、艱苦奮斗、科學求實、迎難而上、無私奉獻的精神依然在閃光。這條路，人們給它起了個名字，叫“焦裕祿大道”。

　　裕祿井、焦裕祿紀念林、裕祿小學、干勁大道……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一種深沉的思念，一聲深情的呼喚。

　　這是焦裕祿住室的一角（1966年2月22日整理的資料照片）。焦裕祿生前用的被褥上有很多補丁。新華社發

　　有一種干群關系叫魚水情深

　　有一種精神力量能感天動地

　　焦裕祿的崇高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永遠是億萬人心中一座永不磨滅的豐碑，永遠是鼓舞我們艱苦奮斗、執政為民的強大思想動力，永遠是激勵我們求真務實、開拓進取的寶貴精神財富，永遠不會過時。

　　——習近平

　　開封姑娘徐晨瑜今年讀高二，活潑開朗，愛說愛笑，只有一個秘密她一直小心翼翼地守護著——她的姥爺是焦裕祿的長子焦國慶，“焦四代”中，她是老大。

　　她不敢向同學透露家世，生怕自己哪里做得不好，給太姥爺丟臉。但每次聽到“焦裕祿”三個字，她的心中就忍不住“咯噔一下”。

　　“班里有幾個蘭考的同學，他們的作文經常會提到焦書記，寫蘭考人民如何懷念他、感恩他。我心里就生出小小驕傲，暗自欣喜。”徐晨瑜說，太姥爺不僅是老一輩追的“星”，在“00后”心中依然耀眼。

　　475天，一段短暫的歲月，卻穿越了歷史時空。

　　“在困難面前逞英雄”，汗水灑滿了一天又一天；“敢教日月換新天”，精神燭照了一代又一代。

　　在那個艱苦奮斗、樂于奉獻的時代，在那個理想閃光、意氣風發的時代，焦裕祿為人民燃盡生命之火的英雄意氣，讓所有人心靈激蕩。

　　那是一個時代的精神之光。

　　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談到焦裕祿給他帶來的影響。

　　他說：“我們這一代人，是深受焦裕祿同志的事跡教育成長起來的。幾十年來，焦裕祿同志的事跡一直在我腦海中，焦裕祿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記得一九六六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我當時上初中一年級，政治課老師在念這篇通訊的過程中幾度哽咽，多次泣不成聲，同學們也流下眼淚。特別是念到焦裕祿同志肝癌晚期仍堅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頂著肝部，藤椅右邊被頂出一個大窟窿時，我受到深深震撼。”

　　2014年，習近平將蘭考作為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聯系點并兩次赴蘭考視察，繼2009年后再次來到焦裕祿同志紀念館。

　　總書記說，“再次踏上蘭考土地，依然心情很不平靜。”“因為這里的每一件實物、每一個故事，都能引起我的心靈共鳴。”

　　開封市委宣傳部原常務副部長、焦裕祿干部學院特聘教授武占英小時候曾見過焦裕祿。1963年秋季，他在放學的路上看見焦裕祿和幾位農民坐在柳樹下的一張方桌旁邊，焦裕祿卷著褲管，敞著上衣，和村民促膝長談。

　　當時的武占英還不認識焦裕祿。在他的記憶里，一張方桌幾個人，根本分不清誰是農民，誰是縣委書記。直到后來有人告訴武占英那人是焦裕祿時，那個查風口歸來滿臉是沙、探流向歸來渾身是泥的形象就一直珍藏在他心里。

　　最初的偶遇，讓武占英明白，有一種干群關系，叫魚水情深。最后的送別，則讓武占英相信，有一種精神力量，能感天動地。

　　1966年2月26日，武占英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日子。那一天，焦裕祿從鄭州遷葬蘭考。當一輛扎滿花圈的靈車出現時，十萬送行群眾哭聲震天，很多人擁向靈車，甚至跳進墓坑，舍不得焦裕祿離開他們。短短3公里的路程，整個送葬隊伍卻走了3個小時。下葬過程無需一鏟，送行的百姓捧起一把一把黃土，讓焦裕祿入土為安。

　　淚飛頓作傾盆雨，一寸相思一寸灰。

　　“這是最高的榮譽，也是最深的懷念。”武占英說，“看到那種場景，才會明白江山就是民心，才會知道什么叫金杯銀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焦裕祿是在蘭考縣最苦、最窮、最難之時上任的。

　　《蘭考縣志》記載，1962年，蘭考遭風沙肆虐，上半年連續干旱168天，21萬畝麥子被風沙打死，入秋洪水漫灌，23萬畝莊稼被淹死，鹽堿地上10萬畝禾苗絕產。糧食產量降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低。全縣36萬人，災民19.3萬人，外出逃荒要飯的就有3.8萬人。內澇、風沙和鹽堿，給這片土地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這年12月，焦裕祿赴蘭考任縣委書記。站在蘭考的土地上，他看到的是一望無邊的黃沙，結著冰凌的洼窩，還有搖曳著枯草的鹽堿地。

　　“臨危受命，迎難而上。”蘭考縣焦裕祿紀念園管理處辦公室主任孔留根這樣評價焦裕祿的上任。他說，在此之前，很多人視蘭考為畏途，有些人甚至聽聞自己將任職蘭考而痛哭流涕。縣委書記這一位置，在蘭考竟然被空置了半年。

　　就像那棵被遺棄路邊的泡桐樹苗，矮小，瘦弱，先天不足，被很多人認為即使經歷千辛萬苦也不能生根發芽。

　　“拼上老命，大干一場，決心改變蘭考面貌。”焦裕祿到蘭考任職不久寫下的一張便箋，至今仍然靜靜地躺在焦裕祿同志紀念館里。寥寥兩行字里，有475天的風霜雨雪，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忠誠擔當，有“不達目的、死不瞑目”的慷慨悲壯。

　　從此，睜眼是蘭考，閉眼也是蘭考。

　　475天，行程5000余里，走訪全縣149個大隊中的125個。在風最大的時候，外出查看風口、風向；在雨最急的時候，外出查水源、探流向；風雪漫天的時候，他率領干部訪貧問苦，登門為群眾送救濟糧款。他來蘭考時，全縣幾乎所有農業人口只能依靠國家救濟糧維持生計。他來蘭考第二年，全縣夏糧產量比上一年翻了一番。

　　從此，生也是沙丘，死也是沙丘。

　　475天，親自掂出了“三害”的分量，查清全縣大小風口84個、沙丘1600多個，逐個編號、繪圖；摸透全縣河渠3000多條，植泡桐、治鹽堿、堵沙口、排內澇……一片白的鹽堿地變成了一片青，100多萬棵桐樹苗蔚然成林。他溘然長逝后的第二年，春天刮了72次大風，卻再也沒有發生風沙打爛莊稼的事。

　　從此，心里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人民日報社曾作過統計，從1966年2月至2015年3月，“焦裕祿”3個字，先后76次出現在《人民日報》頭版的標題中。從2014年3月至2017年4月，《人民日報》有關蘭考的報道超過300篇。

　　這么多的記者赴蘭考采訪，幾乎都會問到一個問題：你對焦裕祿精神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回答幾乎眾口一詞：與人民群眾的血肉之情。

　　有了這種感情，才會有這樣的焦裕祿——下鄉調研，看到穿得破破爛爛的農民，心里就像刀剜的焦裕祿，生前用過的棉被上竟然有42個補丁，褥子上有36個補丁。

　　進村訪貧，遇見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農村兒童，毫不猶豫自掏腰包救治患兒的焦裕祿，自己病重時卻拒絕了醫生開的藥方。因為價格稍貴的藥，他就吃不下。

　　風雪之夜，低矮的柴門里走進了噓寒問暖的焦裕祿。一個普通的場景，因為有了這種感情而催人淚下。“你是誰？”“我是您的兒子。”一次簡短的對話，因為有了這種感情而振聾發聵。

　　這一問，是歷史之問、時代之問，更是人民之問。

　　這一答，是初心所指、宗旨所在，更是使命所系。

　　因為欽慕焦裕祿，在去年10月河南省選派第一批“墩苗育苗”干部時，原任開封市禹王臺區副區長的王旭鶴主動請纓，成為一名“墩苗”干部：蘭考縣副縣長、惠安街道黨工委書記。

　　除了官員的身份，王旭鶴身上還有一個耀眼的光環——清華大學博士。來蘭考之前，王旭鶴放棄了兩家著名公司年薪百萬的邀請。

　　“因為焦裕祿，蘭考一直對我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王旭鶴說，“到蘭考后，這種感覺更加強烈，總覺得焦裕祿在沙丘上看著我。”

　　在近一年的摸爬滾打之后，被焦裕祿精神洗去一身鉛華的王旭鶴，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了焦裕祿在當地人民心中的分量。在這片土地上，焦裕祿激揚起的奮斗之志，從未消退；點燃起的精神之火，永不熄滅。

　　“蘭考對我的吸引力，其實是焦裕祿精神的震撼力、穿透力和凝聚力。”他說，“我來蘭考最大的收獲，就是強化了對標、看齊的意識，獲得了一種催人奮進的力量。”

　　九曲黃河最后一道彎周邊已建成黃河灣水利風景區。

　　那篇沒寫完的文章

　　如今有了精彩的續篇

　　焦裕祿精神是永恒的。焦裕祿精神和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樣，體現了共產黨人精神和黨的宗旨，要大力弘揚。只要我們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只要我們還是共產黨，這種精神就要傳遞下去。

　　——習近平

　　焦裕祿同志紀念館副館長董亞娜從事講解工作29年了，有人問她，日復一日講解焦裕祿精神，會不會感到厭倦？董亞娜回答說：“焦裕祿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常讀常新。”

　　焦裕祿精神永遠不會過時。因為沒有一種精神的價值，比經歷過千淘萬漉更為厚重；沒有一種黨性的光輝，比經受過千錘百煉更為璀璨；沒有一種人格的力量，比經得起千呼萬喚更為強大。

　　董亞娜回憶，1966年，《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發表后，全國學習焦裕祿精神的熱度之高、持續時間之長超乎想像，創造了四個“前所未有”：新華社河南分社辦公地點暫時搬遷到蘭考；300多名各地記者云集蘭考；鐵道部要求所有經過蘭考的列車都要短暫停留，以方便群眾學習；蘭考所有單位用房全部騰出來用于接待學習參觀者。

　　在那個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天災人禍頻仍、內憂外患交織的時代，焦裕祿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的革命犧牲精神和自力更生、勇于實踐的奮斗精神，點燃了整個時代的激情。

　　焦裕祿走了，卻從未離開過我們民族的精神視線。

　　隨著鄧小平為《焦裕祿》一書題寫書名，江澤民、胡錦濤先后親赴蘭考，學習焦裕祿精神的熱潮貫穿了20世紀90年代。年輕的習近平也深受感染，寫下了后來廣為傳誦的《念奴嬌·追思焦裕祿》。

　　當年的一部電影，因與焦裕祿的緊密聯系而成為時代的傳奇。

　　1990年，電影《焦裕祿》上映。在當年電影票一張只有三毛錢的情況下，這部投資僅130萬元的影片，最終收獲了1.3億元票房，創下了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國產新片首輪發行拷貝數的最高紀錄。

　　無論是焦裕祿精神的熱度，還是電影《焦裕祿》的熱映，都表明在開始出現腐敗滋生、干群關系緊張等現象的改革開放初期，一心為民、勤政廉潔的焦裕祿精神，仍然是時代和人民的呼喚。

　　當時光的年輪悄然進入新的世紀，焦裕祿精神不僅沒有在歷史的煙塵中黯淡，反而隨著習近平五年內三赴蘭考，迎來了一個又一個高光時刻。

　　在這一時期，習近平不僅兩次對焦裕祿精神的內涵作出全面解釋，還稱焦裕祿為全黨的榜樣，將焦裕祿精神提升到與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鋒精神并列的高度，要求黨員干部深學、細照、篤行。

　　歲月不居，弦歌不輟。在半個多世紀的漫長歲月里，焦裕祿精神為何能不掩光華，永遠與人民的呼聲山鳴谷應、在歷史的煙云中風雷激蕩？

　　7月4日，在中信重工，我們聽到了一個令人淚目的故事。

　　在這個焦裕祿工作過的地方，一個人永遠和焦裕祿連在了一起。

　　他的父親和焦裕祿同事9年，他是聽著父親講述焦裕祿的故事長大的；他從小立下志向：要像焦裕祿那樣活著。他們都曾在洛礦工作，都身患肝癌，都累倒在崗位上，都為工作鞠躬盡瘁、蠟炬成灰，為黨和人民奉獻了一生。

　　焦裕祿生前，在那把藤椅上寫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他在病房里，讓陪床的兒子打出他口述的《關于能源供應的變化及應對措施》，將它作為一份遺產留給企業。

　　每一個字，都是他的心血；每一個字，都是他兒子的眼淚。

　　他叫楊奎烈，生前為中信重工能源公司經理、黨委書記，一個從中信重工焦裕祿大道上走出的“新時期焦裕祿式的好干部”，2012年因病去世。

　　他這輩子最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像焦裕祿那樣活過。

　　進入新時代，盡管各種思想觀念相互激蕩，各種矛盾問題相互交織，各種利益訴求相互碰撞，但只要黨的宗旨未變、社會的核心價值未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未變，焦裕祿精神就永遠是全黨的價值共識、寶貴的精神財富。

　　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是時勢所趨，順應潮流，才能奔騰不息；是發展所需，行之有效，才能持之以恒；是民心所向，抵達人心，才能抵達久遠。

　　作為現任蘭考縣委書記，李明俊對此感觸尤深。他說，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就是在重溫“中國共產黨是什么”中牢記初心，在叩問“中國共產黨干什么”中牢記使命。

　　在脫貧之前，人們熟識蘭考，不是因為這里的富庶，而是因為這里的貧窮。在焦裕祿去世50年后，這個誕生過焦裕祿精神的政治高地，依然是發展的洼地。它靜靜躺在黃河十八彎最后一道彎里，身上披著耀眼的光環，卻再也不是時代宏大敘事的主角。

　　一場脫貧攻堅，人們從蘭考的黨員干部身上看到了士氣——擼起袖子加油干；看到了底氣——沒有過不去的難關；看到了心氣——完成焦裕祿的遺愿，讓蘭考人民過上好日子。

　　全國所有關注蘭考脫貧的媒體不約而同地用了同一句話：焦裕祿又回來了。

　　2017年，蘭考和井岡山一起在全國率先脫貧。隨后的幾年，蘭考發展勢頭強勁，綜合實力由最苦、最窮、最難的縣躍居開封市各縣區前列，去年財政收入居全市第一。

　　李明俊說，蘭考這幾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終跟著總書記學習弘揚焦裕祿精神，最關鍵的因素是在焦裕祿精神感召下干部作風的轉變。

　　7月2日，蘭考縣委副書記、三義寨鄉黨委書記陳宣陶站在白云山村的蔬菜大棚前，大棚里西紅柿如紅寶石般掛滿枝條。中午的陽光下，陳宣陶不停地流汗，白襯衣上布滿了道道水印，原本白皙的皮膚曬得通紅。他說：“這是‘蘭考紅’，在辦公室吹空調不會有這樣的顏色。”

　　陳宣陶是從省城來的“墩苗”干部。初到三義寨鄉，陳宣陶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像當年焦裕祿用腳步丈量風沙那樣，走遍三義寨鄉的每個角落。不通車的地方便以步代車，60多天的時間，僅步行里程就有600多公里。

　　來蘭考的第一天，陳宣陶就發現，他周圍的同事，都有一種濃得化不開的“焦裕祿情結”，以至于他們的工作狀態都是驚人的“607工作制”：早上6點起床，第二天凌晨0點休息，一周7天皆然。“領導領著干、干部搶著干、群眾比著干”，那種萬眾一心、拼搏奮進的銳氣，讓他深感震撼。

　　他眼前的這些溫室大棚，就是村干部帶領村民用短短兩年時間，在當年焦裕祿走過的鹽堿地、蹚過的水洼窩里建起的，165座大棚讓村里90%以上的農戶住上了“小別墅”，開上了小汽車。

　　他很慶幸自己完全融入了這片土地。

　　“我這棵苗，要在這片沃土上扎下根、長成材，像焦桐一樣站在這里。”他說，“即使有一天離開這里，我也可以毫無愧色地說，在這片土地上，我曾經努力到無能為力，拼搏到感動自己。”

　　從“蘭考之問”到“蘭考之干”再到“蘭考之變”，蘭考的黨員干部終于可以勇敢回應習近平總書記那句“焦裕祿同志給我們留下了那么多，我們能為后人留下些什么”的深沉追問——“多奇志”的蘭考人民，創造了一個“換新天”的新蘭考。焦裕祿生前那篇沒寫完的文章，如今有了精彩的續篇。

　　焚一炷清香，穿土布素衣，輕撫古琴，雅樂清音，空谷傳響。手撫琴弦的徐亞沖，是一個土生土長的蘭考農村“90后”小伙。他的父親是一位木匠，一生用泡桐做出了無數的桌椅板凳。徐亞沖也是一位“木匠”，卻用泡桐做出了走向世界的古琴。

　　能制作精美家具的泡桐，能斫出古雅樂器的泡桐，都為蘭考帶來了一筆巨大的財富。目前，蘭考家居及木制品產業鏈年產值突破320億元、帶動就業8萬人；各類民族樂器產量約占全國的30%，其中泡桐面板占據全國95%的市場，年產值30億元，從業人員1.8萬余人。

　　半個多世紀前，焦裕祿用滿地滿坡的泡桐，留下了改天換地的誓言。如今，這里的人民用日新月異的蘭考，圓了老書記的夙愿。

　　半個多世紀過去，焦裕祿栽下的那棵小樹苗，在風雨中成長，在人心里扎根，生生不息，郁郁蔥蔥，無聲述說著一個時代的豪情與奮斗，一種精神的不朽與偉大，一個政黨的根基和力量。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