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的“九大”基本確立了斯大林“二號人物”的地位。從1921年開始直到1925年列寧去世，所有事情都在加強和鞏固他的權力：三年國內戰爭使蘇俄面臨著急迫的發展經濟的任務，此時更需要堅強領導和實干能力，這正是斯大林所擅長的；戰爭結束后的政治危機使得蘇俄政府被迫實行“新經濟政策”階段，繼布列斯特和約之后，現實主義再次狠狠地壓倒了理想主義；托洛茨基、布哈林等黨內反對派挑起了一系列超出正常限度的爭論，加深了高層的分裂，要求一位務實、堅定、強有力的領導人出來主持局面。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從此，他登上了國家權力的最高峰。他將繼承列寧的事業，繼續領導蘇聯。

　　本文為《俄國革命家小傳｜鋼鐵領袖·斯大林》連載之二十二

　　中篇·中央委員斯大林（1912-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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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局及篇末總結

　　1920年的“九大”基本確立了斯大林作為黨內“二號人物”的地位。而從1921年開始，直到1925年列寧去世，期間發生的所有事情幾乎都在加強和鞏固他的權力：

　　首先，三年國內戰爭及之前的帝國主義大戰已使此時的蘇俄經濟極其殘破，工農業的產量比起戰前大大減少，俄國面臨著非常急迫的恢復和發展經濟的任務（至少要使工農業生產盡快恢復到戰前水平）。比起理論和口號，此時更需要堅強領導和實干能力——這正是斯大林所擅長的。

　　第二，內戰時期實行的“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在戰爭結束后引起了大多數農民和一部分工人的強烈不滿，由此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城鄉居民對布爾什維克黨的信任達到最低點，農民暴動和騷亂再次遍及全俄各省。甚至“革命老區”喀瑯施塔得也發生了水兵起義，并打出了“政權歸蘇維埃，不歸黨派！”的口號[1]。政治危機使得蘇俄政府被迫調整國內政策，結束“戰時共產主義”，進入向小農及私有制讓步的“新經濟政策”階段——這是一次意義極重大的妥協，它意味著，蘇俄不但暫時放棄了向外積極輸出革命的擴張戰略[2]，連國內的革命進程都在向后退卻。繼布列斯特和約之后，現實主義再次狠狠地壓倒了理想主義。

　　此外，托洛茨基、布哈林等黨內反對派在這一時期向中央多數派（列寧、斯大林等人）挑起了一系列超出正常限度的爭論，加深了高層的分裂，并使本已十分艱難的國內形勢更趨惡化。例如，從1920年11月開始到1921年3月結束的“工會問題”大討論（托洛茨基因不滿中央多數派的工會政策而挑起，提出“整刷工會”論，并發表反對派綱領。在托洛茨基反對派外，還出現了以施略普尼柯夫為首的“工人反對派”、以薩普龍諾夫為首的“民主集中派”，以布哈林為首的“緩沖派”，分別從不同角度反對多數派的政策）[3]。又如，從1923年10月開始到1924年1月結束的“民主問題”大討論（同樣由托洛茨基挑起，向中央多數派直接發難，并發表了反對派綱領）[4]。反對派的頻繁活動促使列寧更加依賴站在自己身邊的斯大林，而亂糟糟的黨內情勢也要求一位務實、堅定、強有力的領導人出來主持局面、清理亂象。

　　1921年3月8日至16日，俄共（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十大”在正式確立“新經濟政策”外，還特別通過了一份《關于黨的統一》決議案。決議案由列寧本人向大會提出，其中嚴厲批評了黨內存在的派別活動，責令不論按何種政綱組成的新派別均應立即解散，以鐵的紀律保證黨的組織統一。這份決議明顯是不利于托洛茨基的。

　　1922年3月27日至4月2日，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十一大”成為列寧最后一次參加的黨的代表大會。大會選舉產生了新一屆黨的領導集體，并選舉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七人組成新一屆政治局。根據大會決議，俄共（布）決定設立一個新的中央職務——“總書記”，作為書記處的總負責人來協調和處理黨內各部門的具體工作。4月3日，斯大林當選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盡管這個新職務在當時的名義地位還并不顯赫，但考慮到它的實際權力，斯大林能當選此職就已經說明一切了。

　　事實證明，斯大林成功履行了自己的新職責。雷巴斯描述道：（擔任總書記后）“斯大林強有力地開始了工作。他從上至下建起了黨的權力機關，采取了不斷監督和下級機關必須執行上級機關決定的原則。短短幾個月后，他就使機關聽命了。”[5] 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整肅黨的紀律、清除反對派的影響，并使黨內各部門協調配合、高效運轉，這既是斯大林的能力，也是列寧所期待的結果，更是當時的蘇俄渡過重重難關所必須的。

　　最后，列寧突然惡化的健康狀況使斯大林在列寧最后的日子里充當了類似“顧命大臣”的角色。

　　1922年5月，列寧第一次中風發作（腦溢血），除劇烈的疼痛外，他還出現了語言功能障礙和局部肢體癱瘓。在很短的時間內，斯大林來到列寧修養的哥爾克村，對列寧進行探望。列寧向斯大林提出請求，希望后者給他提供氰化鉀（無痛的毒藥）來結束折磨[6]。事后，列寧的妹妹烏里揚諾娃記錄了這次特殊的會面：

　　在1922年5月第一次中風之后，弗·伊就向斯大林提出了這個請求。弗·伊當時認定，對他來說一切都結束了，便要求用最快的時間把斯大林叫到他這里來。這個請求很堅決，大家都不敢拒絕他。斯大林在弗·伊那里的確談了不到5分鐘。當他從伊里奇那里出來后對我和布哈林說，弗·伊請他為其提供毒藥……斯大林同弗·伊吻別后，就出來了。但是后來我們一起商量后決定，應當讓弗·伊振作起來，于是斯大林又回到弗·伊身邊。他告訴弗·伊，他與醫生商談之后，確信并非一切都完了，所以完成他請求的時候還沒有到。弗·伊明顯的愉快起來并表示同意，盡管又對斯大林說：‘您在說謊吧’‘您什么時候見過我說謊？’斯大林回答他……這段時間，斯大林到他這里來得比其他人都頻繁。他總是第一個到弗·伊這兒來，伊里奇友好地接待他，說了笑話，還笑了起來，并要求我招待斯大林，我拿來了葡萄酒和其他吃的。這次和后面幾次斯大林來時，他們都談到托洛茨基，當著我的面談的，看得出來，此時伊里奇是和斯大林一起反對托洛茨基的……與列寧在哥爾克村會面之后，斯大林應《真理報》編輯部的請求，在報上發表了一篇關于探望列寧和講述自己感受的札記。這篇札記的目的，我認為有兩個，一方面，對廣大黨員和全面民眾為領袖健康狀況憂慮進行安慰；另一方面，斯大林用自己的文章似乎強調他與列寧特別親近的關系。[7]

　　可以看出，斯大林與列寧的關系是極為親密的。并且由于精力不足，列寧在臥床休養期間只保持了與斯大林一個中央委員的密切聯系。實際上，列寧在養病期間的生活起居和醫療保障均是由斯大林安排照應的，而斯大林也明顯被列寧視作了可以在最后時刻托付后事的人。這種與領袖的特殊關系無疑為斯大林的黨內地位增加了分量。

　　1922年12月30日，人類歷史上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件發生了——由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外高加索聯邦共同組成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正式成立。聯盟條約規定，聯盟蘇維埃代表大會為新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蘇聯人民委員會為其執行機關；此外，每個加盟共和國都保留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

　　在此前討論建立蘇聯的方案時，斯大林與列寧發生了分歧：斯大林認為，應在保證各共和國充分自決權的條件下，使它們加入蘇維埃俄國，成為蘇俄聯邦的一部分；但列寧堅持，必須維護三大加盟共和國與俄羅斯的平等地位，成立包括俄羅斯與其他共和國在內的新聯盟。斯大林最終向列寧讓步，接受了成立新聯盟而非擴大蘇俄的方案。后世學者在論及這個分歧時，往往過分夸大兩個方案的差異及方案背后兩人理念的不同。但就實際內容來說，兩個方案其實并無本質區別——構成聯盟的四個共和國（俄、烏、白俄、高加索）過去都屬于沙俄領土，雖然在十月革命后各自獨立，但聯系和紐帶還在；烏、白俄、高加索三國的共產黨組織均由俄共創立，實際也長期受俄共領導，以俄共為上級；獨立后的俄羅斯本身也是一個包含眾多民族和小共和國的聯邦國家；在保證民族自決權的條件下，加入的究竟是“蘇俄”還是“蘇聯”，對烏、白俄、高加索三國的意義其實是沒有太大差別的。兩個方案的區別實際是，斯大林想在消除民族隔閡、加深民族相融上更快一點[8]，而列寧希望先維持現狀，再徐徐圖之。不要忘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民族差異和民族主義思想是需要被逐漸淡化，以至最終消滅的。無產階級政黨強調“民族自決權”本質還是“欲擒故縱”，而不是真的要讓各民族保持分離。

　　真正需要關注的一點是，蘇聯的成立有一種劃定疆界的意義。這意味著，世界革命和歐洲的蘇維埃化到1922年就暫時止步于這四個共和國組成的疆界了，接下來的主要任務就是“蘇聯”內部的社會主義建設。如果世界革命沒有受挫或停止，如果歷史軌跡真如季諾維也夫在1920年所云“用兩年或三年的時間使整個歐洲成為蘇維埃國家”，那么蘇聯就不應在僅有四個加盟共和國時就成立，而應再等待時日，以便將蘇維埃波蘭、蘇維埃德國、蘇維埃芬蘭、蘇維埃意大利、蘇維埃法蘭西乃至全部歐洲國家都吸納進來，成立歐洲甚至世界意義上的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

　　另一點需要關注的是，由于列寧在1922年12月16日第二次中風，蘇聯的成立大會實際是由斯大林主持召開的。斯大林在大會上做了主報告，并宣布蘇聯正式成立。從形式上來看，是斯大林創立了蘇聯。

　　1924年1月21日，列寧逝世，享年54歲。托洛茨基因故缺席了列寧的葬禮。而斯大林（46歲），是列寧的抬棺者之一。

　　從此，他登上了國家權力的最高峰。他將繼承列寧的事業，繼續領導蘇聯。

　　全篇總結

　　1912年到1924年是斯大林革命生涯中一段極為重要的歲月。

　　在1912年，他在流放期間當選了黨的中央委員，在逃出流放地后創辦了《真理報》，此后又長駐首都，領導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杜馬選舉運動，并主持了彼得堡黨組織的工作。顯然，他已經告別了過去那個高加索地方黨的活動家“柯巴”的身份，開始作為全黨的領導人之一，站在全俄的高度開展工作。而1912年最后一次“剝奪行動”的失敗，也從另一個側面隱喻了他的身份轉變——他再也不是曾經那個在第比利斯嘯聚山林、多次襲擊銀行馬車并屢屢得手的“山大王”了。

　　1913年年初，他在國外駐留期間撰寫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以堅定的立場和扎實的分析填補了理論空白，奠定了他民族問題權威的地位，也打響了“斯大林”在全國和全黨內的知名度。而在過去，由于長期從事艱難的地下斗爭，他的名字和他的工作都太不為人所知了。不過，由于內奸馬林諾夫斯基的出賣，他很快被秘密警察逮捕，隨后流放西伯利亞。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也是最艱苦、最難熬的流放，持續了整整四年，最遠被流放至北極圈內的庫雷卡村，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釋放。

　　斯大林在1917年3月回到彼得格勒的。他和他的同志們恢復了《真理報》的發行，并緊張有序地開展黨的各項工作。由于列寧、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領導人尚未回國，斯大林充當了全黨的臨時領導人。在主持全黨工作期間，他與列寧就“二月革命”后的形勢與任務產生了意見分歧，最終促使列寧提前回國并發表《四月提綱》。很快，斯大林放棄了自己的觀點，并與列寧在積極推動民主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上團結在一起。

　　1917年4月，斯大林在“四月代表會議”上當選新一屆中央委員，并獲得了僅次于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的票數。會后，斯大林又位列負責常務決策的“四人小組”（列寧、季諾維也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成為全黨認可的參與中央決策的核心人物之一。6月，斯大林指導了彼得格勒工人大游行的準備工作，并為大游行撰寫了著名的傳單《告彼得格勒全體勞動者、全體工人和士兵書》。6月大游行成為布爾什維克黨力量與群眾影響力的一次公開展示。

　　在出人意料的“七月事件”結束后，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宣告終結，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完全掌握了政權，布爾什維克黨重新轉入地下。在加米涅夫已經被捕、列寧和季諾維也夫逃亡國外后，斯大林成為“四人小組”中唯一可以自由活動的成員，他由此再次臨時領導全黨。7月底，斯大林首次獨立主持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六大”，并代表中央委員會做了政治報告。在“六大”上，斯大林主持通過了吸收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區聯派”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決議。

　　8月底，“科爾尼洛夫叛亂”爆發。斯大林領導布爾什維克黨成功利用了臨時政府與軍隊之間的矛盾，積極發揚歷史主動性，在叛亂結束后恢復了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直接革命的條件趨于成熟。在決定俄國命運的關鍵時刻，斯大林堅定的站在列寧一邊，號召立刻準備武裝起義，并與反對起義的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等人進行了激烈斗爭。10月10日，支持立刻準備武裝起義的決議獲得中央多數票通過，起義進入緊鑼密鼓的準備階段。同時，布爾什維克黨成立了新的機構“政治局”，斯大林入選首屆七名政治局委員。10月16日，斯大林成為起義領導機關“革命軍事總部”成員之一，參與負責全國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在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違反中央決議，私自發表反對起義的聲明后，斯大林與列寧一起對他們進行了堅決斗爭，并通過《工人之路報》對季諾維也夫進行了揭露。

　　1917年10月25日（公歷11月7日），革命爆發了。工人和士兵占領了冬宮，全俄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宣布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俄誕生了。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們一夜之間從地下革命者變成了掌握政權的執政者。斯大林被選舉為新國家的民族事務人民委員，并在實際上擔任了列寧處理各項事務的顧問和第一助手。11月29日，他成為新成立的四人“常務局”成員之一。12月23日，他在列寧休假期間暫代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

　　1918年，中央委員會內部圍繞是否簽訂對德和約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斯大林站在列寧一邊，與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和以托洛茨基為首的“不戰不和論”進行了堅決斗爭，最終爭取到中央多數票支持。3月3日，《布列斯特和約》簽訂，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得了寶貴的喘息之機。同年，“七大”召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正式更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

　　在短暫的和平后，1918年春季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夏季，在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下，白衛軍的叛亂開始了，蘇俄進入了嚴峻的國內戰爭時期。斯大林受命來到察里津督辦糧食等物資的運輸，同時指揮南方軍事。在這里，他與布瓊尼、伏羅希洛夫等將領結下深厚友誼，并主持創建了彪炳史冊的“紅軍第一騎兵軍”。在實施包括“察里津駁船”在內的一切措施后，斯大林穩固了南方秩序，成功指揮了“察里津保衛戰”。

　　南方的局勢穩定后，斯大林被調回莫斯科，當選新成立的工農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協助列寧主持內戰期間的國防大局。1919年1月，他與捷爾任斯基赴東方戰線調查戰爭失利的原因，并恢復前線秩序。5月，他赴西方戰線整頓紀律，挽回敗局。9月底，又赴南方戰線指揮反攻。12月底，因在國內戰爭中的貢獻，斯大林被授予“紅旗勛章”。

　　1920年春季，內戰進入尾聲，蘇俄開始戰后恢復與建設。斯大林在3月底召開的“九大”上成為僅次于列寧的黨內二號人物，全黨公認的列寧的繼承人。夏季，紅軍在解放烏克蘭后順勢發動華沙戰役，意圖攻占波蘭并建立蘇維埃政權。斯大林多次提醒進攻波蘭的難度及可能的危險，但沒有得到重視。8月中下旬，進攻失利，紅軍在波蘭軍隊的反攻下退至蘇波邊界，華沙戰役徹底失敗。斯大林提出成立委員會調查戰爭失利原因，遭到列寧否決。

　　內戰結束后，斯大林為經濟恢復、國家建設積極工作，并始終站在列寧一邊與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反對派斗爭。1922年4月，他擔任了新設立的“總書記”職務，成為俄共中央機關的實際負責人。列寧健康狀況惡化后，斯大林負責了列寧生活起居和醫療保障的安排，并多次看望列寧。1922年12月底，斯大林主持召開蘇聯成立大會，宣布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列寧逝世后，他成為蘇聯黨和國家新的領導人。

　　總的來看，斯大林1912年當選中央委員后在十年多的時間內躋身布爾什維克黨核心決策層并逐漸成為列寧的繼承人幾乎是必然的：

　　在立場上，他是堅定不移、始終如一的忠實的布爾什維克；

　　在理論素養上，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著十分嫻熟的掌握，并在民族問題上做出重要貢獻；

　　在能力上，他有著極強的工作能力和組織能力，無論合法工作還是地下工作、抓筆桿子還是握槍桿子、領導黨組織還是發動群眾，都能勝任。

　　此外，對列寧來說，斯大林身上還有兩個異常關鍵的品質：第一是大事上的不糊涂，每當出現重大斗黨內爭，斯大林總能站在列寧一邊，做出正確的選擇；第二是務實作風，斯大林從不空談理論，而是著力于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從現實出發，腳踏實地推進革命。這兩個品質使他備受列寧青睞，并不斷得到領袖的提拔和重用。相比之下，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則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不斷犯錯，有時甚至嚴重危及革命事業（如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在十月革命前反對武裝起義，并公開發表反對聲明；托洛茨基、布哈林在十月革命后反對簽訂布列斯特和約，并在條約簽訂后辭職向中央抗議）；他們對理論的堅持也時常陷入教條主義的“書生”之見，提出完全不符合俄國實際、根本無法實現的觀點。

　　必須承認，斯大林在主持工作期間雖然也與列寧產生過分歧，但第一，分歧的性質往往并不嚴重；第二，發生分歧時，斯大林往往代表的是黨內多數人的意見（如二月革命后斯大林對《四月提綱》的短暫反對，當時多數黨員都無法理解列寧的思路）。很有意思的是，每當斯大林反對列寧時，斯大林都是多數派，列寧是少數派；而當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列寧時，列寧是多數派，托、布、季、加卻總是少數派。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列寧的青睞和重用，使斯大林在黨內的地位迅速提升，也讓他的才華和能力得到充分展露。另一個方面，在更大范圍內、更高程度上運用自己的才能，又讓斯大林的能力不斷受到新的鍛煉，一次次強化和提升，最終達到令人生畏、神乎其技的地步——君不見，這位內戰期間的“救火隊長”，指哪打哪，東奔西走，走到哪哪就能贏，哪就能轉敗為勝、轉危為安。借用一句網絡流行語：斯大林，yyds！

　　不過，伴隨他的能力和地位走向巔峰的是，他個人的缺點和不足也逐漸暴露：

　　首先，性格粗暴，缺少耐心，思考問題和處理工作容易簡單化，有時難以照顧全面，使部分人或地區的利益受到損失[9]；

　　其次，過于自信，固執己見，發生分歧時往往武斷地認為他人是錯誤的。不注重民主，不容易處理好與有分歧同志的關系；

　　第三，長期做具體工作所養成的事務主義傾向，習慣于以程序化、行政化的方式完成工作。強調“結果導向”，為達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第四，長期的現實主義態度導致發生保守傾向，過于穩扎穩打而容易失去對某些歷史進步機遇的把握（1912年和1917年兩次與列寧發生分歧都是斯大林保守而列寧激進）。

　　在本篇所述的范圍內，他的這些問題仍是次要的，也沒有對工作造成較大的損失或影響。相反，在特定的情境下（如在國內戰爭時期），他的某些工作方式還是完成革命任務所必需的——非此不足以應對艱難的處境、戰勝兇殘的對手。但另一個方面，這些問題的累積將在日后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不但使他本人犯下一系列錯誤，而且嚴重影響了蘇聯的命運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例如：違反農民意志并造成糧食產量下降的強制集體化運動，最初的萌芽就是強制剝奪富農的“貧農委員會”；“大清洗”運動的苗頭在“察里津駁船”上已經出現；蘇聯利益至上和大國沙文主義從邏輯上就是“一國社會主義”的變質與異化……當然，最重要的是，一支高效的、嚴密組織的、下級服從上級的強調結果導向并為實現目的不擇手段的革命干部隊伍，在日后不幸退化為了擁有自己特殊利益的、脫離群眾的官僚集團。

　　但問題在于，我們是站在后來人的立場上、在開啟“上帝視角”后才能知道當初的幼芽會在后來長成怎樣的樹、開出怎樣的花。一旦回歸到歷史的現場，切換到當事人的視角，我們就必須承認——在當初那個特定的時間、地點和條件下，人們只能這么做，這么做還有一線生機，不這么做連生機都沒有；革命者即便掌握了科學真理，他們也只是肉眼凡胎（至多是杰出的肉眼凡胎），他們只能在有局限的歷史條件下，用自己有局限的思維和認識，做出符合歷史條件和自己認識水平的最佳的判斷；除此之外，別無更優的選擇。任何“事后諸葛亮”的指責，即便再深刻、準確，也只對后人才有意義，對前人則是無力且無效的。

　　從哲學角度來說，人類對事物的認識不可能一帆風順、一步到位，必然要經歷無數曲折和漫長的過程；隨著實踐的展開（及人類認識能力的提高），事物的內在矛盾在實踐中一步步暴露，人類的認識也才能由淺入深、由表及里，慢慢地、逐漸地認識事物的矛盾、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性。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為人類千百年來破天荒的、頭一次嘗試，其矛盾及內在規律的暴露必然更加困難和曲折，人類對其的認識和實踐都注定充滿艱險，經常發生失誤甚至反復遭遇失敗。這也是新事物脆弱性的表現。但新事物之所以“新”，正是在于它比舊事物更符合時代的潮流、更代表前進的方向，因而也更有生命力。新事物發展中所以經常遭遇各種困難，是因為新事物正在破土而出、向上生長。在它完全刺破泥土、獲得充足陽光之前，必然會被污穢和黑暗所包裹。但在此過程中，一縷縷陽光已經可以通過微小的縫隙照射進來，使新事物可以更加強勁的生長。

　　俄國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就是這樣的新事物。歷經磨難，又動人心魄；雖然最終未能完全刺破泥土，但它在生長和掙扎中所留下的經驗教訓，以及它給資本主義統治所撕開的裂痕，卻是無論如何也不能無視和抹殺的。這是獻給人類歷史的寶貴財富。

　　再回到主人公斯大林。如果有一位后人看到了斯大林未來所犯的錯誤，并駕駛時光機器穿越到了1920年，他該如何阻止當時的斯大林一步步獲得權力并最終上臺呢？

　　只有兩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結束斯大林的生命（自然死亡或他人殺死）；

　　第二個辦法，確保十月革命后沒有發生外國干涉及白衛軍叛亂，保證德國十一月革命一次成功并建立全德蘇維埃，讓紅軍順利攻克華沙并解放全歐洲。這樣的話，高談“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布哈林就會比持“一國社會主義”的斯大林更出風頭、更受歡迎、更有地位。

　　但這兩種情況在當時都不可實現。換句話說，當時根本不可能阻止斯大林上臺。

　　注釋：

　　[1] 該起義發生于1921年3月初，3月中下旬被伏羅希洛夫率領的軍隊鎮壓。

　　[2] 在嚴重的經濟困難和政治危機下，蘇俄的首要任務是自保，而非向外擴張。同時，“新經濟政策”的內容之一是吸引外資，這就要求與美、英、法、德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改善關系。“世界革命”的優先級下降了。

　　[3] 該爭論詳見《托洛茨基小傳》下篇第五節。需要補充的是，在國內形勢極其嚴峻的當口挑起“工會問題”爭論是不合時宜的，它分散了人們對急迫問題的注意力，并干擾了本該全力以赴的生產工作。在這一點上，甚至托洛茨基本人后來也不得不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經過三年國內戰爭的工人群眾越來越不能忍受軍事命令的方式。列寧憑著他準確無誤的政治本能，感覺到緊急關頭已經來臨。而在此時，我出于純經濟的考慮，根據戰時共產主義的原則，竭力使工會進一步鼓足力量，而列寧則出于政治考慮，主張減輕軍事壓力。在第十次代表大會前夕，我們的路線發生了對抗性沖突。黨內爆發了一場爭論，但爭論的內容卻不著邊際。當應該討論迫切需要解決的糧食、燃料和工業原料的問題時，卻在爭論應當以什么速度實行工會國家化。在應該討論已迫在眉睫的經濟崩潰問題時，卻在就‘共產主義學校’進行狂熱的爭論。（托洛茨基《我的生平》）”

　　[4] 該爭論詳見《托洛茨基小傳》下篇第七節。

　　[5]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傳》。此外，高加索黨員、時任中央書記處工作人員的納扎列強在1923年8月寫給奧爾忠尼啟則的一封信中也介紹了斯大林帶給中央機關的變化：“柯巴把我徹底征服了。我正在經歷著一段重要卻枯燥的磨練。目前我正被培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辦事員，使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決議得以執行的檢查員。我們的關系似乎并不壞。他很狡猾。他像核桃一樣堅硬，很難一口咬開......盡管他具有，如果能這么表達的話——理智的野蠻性情，他仍是個溫和的人，有良心并善于發現人們的優先。伊里奇有了他，無疑如同有了最可靠的看門狗，毫無畏懼地看守著俄共中央這扇大門。現在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已經大大改觀。以前我們在這兒遇到的事別提有多糟了。而以前我們在地方上是怎么看這些中央機關的？現在一切都變了樣。”（卡普琴科《斯大林政治傳記》）

　　[6] 列寧的家族似乎有某種家族病傳統。列寧的父親也是在55歲時死于中風的，而1922年列寧已經52歲。他預感到自己很可能將要追隨父親離開人世了。當列寧向前來看望自己的斯大林索求毒藥時，他可能回想起了1917年7月斯大林親自為他剃去胡須并送他到火車站的情景。時隔數年，又是一次別離，又是斯大林來送自己。

　　[7] 引自卡普琴科《斯大林政治傳記》。烏里揚諾娃提到的斯大林發表在《真理報》上的札記指的是1922年9月份的《列寧同志在休養中》一文，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五卷。

　　[8] 同時也有希望加強中央對地方控制權的現實考慮。

　　[9] 列寧在其《政治遺囑》中特別強調了斯大林“太粗暴”的問題，并認為這個缺點可能會使他做不好“總書記”的工作，包括會妨礙他與其他同志的團結。關于列寧《政治遺囑》的分析請見本文下篇，或參考《托洛茨基小傳》下篇第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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