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我每次到河南采訪，都聽到群眾中流傳著這樣兩句話：“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懷念三書記。”這里群眾所說的三位縣委書記，是指蘭考的焦裕祿、林縣的楊貴和輝縣的鄭永和。

　　焦裕祿的事跡早已家喻戶曉，楊貴同志雖然年輕人可能不太熟悉，但60年代他領導修建的紅旗渠至今仍是林縣人民艱苦創業的驕傲。只有鄭永和同志在輝縣的業績，由于當時正值“文革”那段荒誕的歲月，不僅未能很好地宣傳，反而被埋沒了。

　　我與鄭永和相識已將近20年了。70年代中期，我曾四次到輝縣采訪，近幾年我與他又兩次在輝縣相聚，在多年的交往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我欽佩他那股艱苦創業的干勁，更敬重他處處關心人民熱愛人民的赤子之心。不管人世間經歷多少風云變幻，在我的心目中，以他為代表的輝縣一代共產黨人帶領群眾創造的輝煌業績，已經與那巍巍太行融為一體。我忘不了輝縣的山山水水，忘不了那些動人心魄的往事。

　　1

　　我最早聽到鄭永和的名字，是在國務院一次討論生產的會議上。有人反映，社會上有個說法：“全國大亂，輝縣大干”，說輝縣縣委書記鄭永和為了發展生產、挖掉窮根，帶領全體縣委委員在一片亂石滾滾的河灘上安營扎寨，改土造田。這一消息在當時陰云翻滾的政治氣候下，簡直是透出云層的一束陽光。我不僅為之感動，更為之向往。不久，我便帶著幾個記者匆匆趕往輝縣。

　　那時正值嚴冬，寒氣逼人，在縣委大院一間簡陋的平房里，我第一次見到了鄭永和。他大約50歲出頭，中等個子，黑紅臉膛，壯壯實實，一副山里農民的形象。如果不經介紹，誰也不會認為他就是縣委第一書記。

　　鄭永和。

　　我們圍坐在火爐邊烤著火，喝著熱茶。鄭永和介紹說，輝縣是個窮山溝，三分平川七分山，特別是北部，大面積被山占了，好地被河灘占了，當地老百姓說是“光山禿嶺干河灘”，耕地是“瓢一塊碗一塊”地“掛”在山腰上。解放20多年了，山區里還有群眾缺吃少穿，有些地方吃水都困難。

　　“不過，縣里也有有利條件：造地有河灘，綠化有荒山，修水庫有山溝，修渠道有石頭，修電站有水有落差。”他說：“過去沒能改變面貌，只怨我們沒干好。想想焦裕祿，看看林縣的紅旗渠，我心里感到慚愧呵！這幾年，我們發動群眾，讓大家明白了‘苦熬沒有盼頭，苦干才有奔頭’的道理，這就干起來了。”最后，他激動地說：“再干不出個模樣，我這個書記還有什么臉面去見老百姓啊！”

　　短短幾句話，使我們看到了這位縣委書記的胸懷。第二天，我們便同他一起去了洪州城。位于輝縣西北部的洪州城，傳說是個古戰場，是幾條山洪匯流的地方，方圓幾十里亂石滾滾，荒無人煙，就像一片小戈壁。

　　據鄭永和介紹，1972年冬天，他領著縣委全體委員和各級干部200多人來到這里，在亂石灘中安營扎寨。他們住帳篷，睡地鋪，每天起五更，搭黃昏，用鐵鎬、鋼釬給荒灘“開膛破肚”。他們把大石頭起出來壘堰，小石頭深埋于地下，然后取土造田，開路筑渠，植樹造林。苦干一冬春，就造出600畝良田。

　　群眾看到干部帶頭大干，深受鼓舞，一隊隊人馬從四面八方開來。人多地少的城關、梁村等公社專門組成了造田遠征大軍，元旦、春節也不回家。一時，沉睡千年的荒灘上地窖成排，窩棚林立，宛如鼓角連天的古代軍營。

　　我們登上一塊高地，俯視洪州城的情景，只見廣闊的石海中浮出了一排排石砌的房舍，一片片平整的田疇。

　　鄭永和指點著告訴我，那邊的15000畝土地已經長出了小麥，這邊的防護林也已成活。在那正在修整的河灘上，更是一幅千軍萬馬戰天斗地的沸騰場面。寒風中，林立的紅旗漫卷；深山里不時傳來開山炸石的炮聲。那雄渾壯觀的勞動場景，著實令人激動。

　　這半天給我留下的印象至今難忘。事實雄辯地說明，人民的力量是無窮的，人們硬是用自己的雙手把一片亂石灘改變了面貌。正像鄭永和說的，再過幾年，這里將是一片新的農田，新的村莊。

　　在從工地返回縣城的那天晚上，縣里的一位同志悄悄對我披露了洪州大戰的背景。他說：就在大戰即將拉開序幕的時候，“上面”突然派來了工作組。他們撇開縣委，分頭下到各公社“突出政治”去了。一時間，什么“鄭永和光說干干干，不抓綱和線，脫軌轉向不稱職”的小道消息迅速傳遍了全縣。

　　幾天后，鄭永和跟往常一樣，背起錘鉆下鄉，有人把他拉到一邊小聲說：“風聲不妙，你把工具收起來吧！”鄭永和笑道：“毛主席說過，‘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誰敢反對這最基本的活動呀！”

　　他來到拍石頭公社。公社書記孫釗像遇到了救星，拉著他焦急地問：“他們說我‘寧愿下地流身汗，不肯坐下把’，是典型的‘生產黨’......這‘生產黨’，我怎么檢查呵？”鄭永和告訴他：“你就這樣說：我學得不夠，干得更不夠；今后要認真學，更要下大力氣干！”

　　回到縣城，鄭永和與工作組發生了正面沖突。工作組給他扣上一大堆帽子，逼迫他檢討“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鄭永和回答說：“真革命，假革命，要到生產實踐中做鑒定！”不久，他就組織起200多名干部，頂著逆風惡浪開到了洪州城。

　　這是一段荒誕的歷史插曲。但人們從中看出了當時鄭永和的膽略和氣質。

　　那些天，從斷斷續續的交談中，我了解到鄭永和的一些經歷：他是當地人，出身貧苦，母親餓死在家里，父親死在外邊被狼吃狗拖，兄弟幾個都流離失所沒了蹤影。1944年，他參加了革命隊伍，就在輝縣一帶的太行山上打游擊。

　　有一次，我們坐在山坡上小憩，他對我說，老百姓曾這樣批評我們干部：“過去在一起逃荒要飯，受壓迫受剝削，一起打日本打老蔣，提著腦袋鬧革命。現在勝利了，你們坐上小汽車了，我們山區還是肩挑人抬，連個小推車都進不了山。難道毛主席、共產黨就光解放你們嗎？”

　　他說，他聽了這話非常痛心，有生之年，決不會忘記！

　　鄭永和與穆青在河南輝縣家中。

　　我們漸漸地熟悉起來，彼此了解更多了。盡管鄭永和談起輝縣人大干時，只談群眾從不談自己，但他的許多生動感人的故事卻在干部、群眾中廣泛流傳著。

　　那是興修陳家院水庫的時候。大壩急需石料，工地的6000多名民工中只有300多人會石匠活，幾十萬方石料靠這些石匠鍛，要鍛到哪年哪月？工地指揮部心急火燎，一天三遍給縣委打電話，要求增派石匠。

　　鄭永和背著錘鉆來到工地，把干部和施工人員一齊叫到山坡上。他對大家說：“有太行山，就有石匠。群眾可以當石匠，干部為啥就不能？”他號召干部都拿起錘鉆，跟石匠師傅學手藝，限期掌握基本的鍛石技術。

　　20多天后，還是在那個山坡上，一場別開生面的考石匠的比賽開始了。20幾名縣和公社一級的干部背著錘鉆來到了考場。鄭永和宣布：“今天考試破石頭，20分鐘一個眼，看誰鍛得好，鍛得快！”趕來觀賽的群眾把考場圍了個里三層外三層。

　　那時正是三伏天，樹枝紋絲不動，巖石熱得火燙。一聲令下，干部們圍著兩間房大的巖石叮叮當當干起來，頓時火星飛迸，石屑橫飛。經石匠師傅組成的“監考組”評議，20幾位干部，只有兩個不合格，縣委書記鄭永和考了個第三名。

　　消息傳到各工地，群眾學石匠的浪潮涌遍全縣，全縣的石匠很快從3000人激增到40000人。許多群眾舉起鐵錘自豪地說：“俺是在陳家院水庫工地學的手藝，跟鄭書記是師兄師弟。”

　　婦女們也組織起“石姑娘隊”，喊著“男女都一樣，姑娘當石匠”的口號來到工地參戰。從此，鄭永和又被群眾親昵地稱為“石匠書記”。

　　另一件事發生在一個春節的前夕。那天晚上，大雪紛飛，北風呼嘯。鄭永和剛躺上床，就想起明天是大年三十，原定明天一早要給深山里的黃道水群眾送煤，這大雪一封山，群眾沒有煤怎么過年呢？！他連忙披衣起床，叫醒縣委常委王合保、李燦等同志，又召集起一批干部，連夜拉起板車冒雪送煤去了。

　　山高路陡，雪大風緊，黑夜沉沉，人們外衣結成了冰甲，內衣卻被汗水浸透。40多里的山路，他們走了七八個小時。第二天清晨，當他們到達黃道水大隊時，整個山村沸騰了。群眾紛紛涌到村頭，迎接為他們雪中送炭的親人。

　　許多人從滿身冰甲的雪人中認出了鄭永和，感動得哭了起來。他們說：“當年的老八路回來了！”這真是一幅感人肺腑的、名副其實的雪中送炭圖。每次想起這件事，我都為像鄭永和這樣關心群眾的縣委書記感到驕傲！

　　2

　　半年之后，我第二次到輝縣釆訪。

　　兩名上次同來采訪留在這里蹲點的記者聽說我來了，趕來與我會合。這一段時間，他倆積累了不少采訪素材，也學會了打鋼釬、鍛石頭的本領，臉曬黑了，手上結出了厚厚的老繭。

　　他倆告訴我：鄭永和經常身穿補丁衣、腳蹬打掌鞋，深入山村為群眾辦實事。他下鄉時總是帶著勞動工具，沿途為群眾挑擔、拉車、嫁接果樹，走到哪里干到哪里。每一個村莊都留下了他的足跡，每一項工程都傾注著他的心血。輝縣的男女老少，幾乎無人不認識鄭書記，一些群眾說，鄭永和就是焦裕祿式的縣委書記。

　　有一年種麥季節，鄭永和在固村蹲點。縣里規定麥地必須深翻一尺以上，每個干部要翻一畝半地。正在這時，地委通知鄭永和去開了兩天會。會剛開完，他就連夜趕回固村，一清早扛著三把抓鉤下地了。一把抓鉤他自己用；另外兩把放在地頭，有干部來找他商談工作，拿起抓鉤跟他邊刨邊談。

　　與他一起蹲點的青年干部說：“你那點活，我們捎帶著就完成了，你何必那么認真呢？”鄭永和說：“領導不能欠賬。領導欠一筆賬，就得允許群眾欠十筆賬。”為了追回耽誤的時間，晚上，他提著馬燈去翻地。一個星期下來，鄭永和超額完成了任務。

　　這次采訪，我提出系統地看一看山區的交通。此后的幾天，鄭永和便帶著我驅車穿行在崇山峻嶺之中。蜿蜒的公路在群山之間伸展，深溝峽谷間飛架起長虹般的石橋，汽車載著水泥、砂石、糧食、山貨，奔跑在山腰；騾馬大車、平板車、小推車逶逶迤迤，宛如舞動的長龍。

　　讓我特別振奮的是，輝縣人民在基本沒有機械和設備的條件下，就是憑著鋼釬打、炸藥崩，鑿通了十幾條公路隧道，總長達9300多米。

　　鄭永和告訴我，縣里有個“愚公移山專業隊”，只有200多人，當時全國最長的公路隧道——800米的愚公洞，1200米的友誼洞，1400米的向陽洞，1800米的勝利洞，都是以這支隊伍為骨干打通的。打向陽洞時，原想總得三四年的時間，結果只用一年零十個月就奇跡般地打通了。

　　公路修起來了，隧道打通了，急需培養一批年輕的汽車司機。鄭永和培訓司機的故事，也是非常感人的：1974年秋天，國家撥來18輛解放牌汽車，縣里選出80多名青年組成了“第二汽車隊”，鄭永和兼任車隊的隊長。他先把這些汽車全部封存，然后帶領司機訓練班的學員翻山越嶺，拉起平車給水庫工地運材料，擔起籮筐給山區群眾送煤。

　　許多人心里納悶：放著汽車不開，用這種“落后工具”來培訓司機，簡直是“出洋相”。鄭永和說：“這是要求他們日后進城不要忘了農村，當了工人不要忘記農民，開了汽車不要忘了拉平車、擔籮筐的艱難。”

　　經過85天的培訓，這批學員學會了駕駛、修理技術，而更重要的是，牢牢掌握了為人民服務這個正確的方向盤。他們提出：生活不搞特殊，開車不要補助，新人、新車、新思想，開車要開出新風尚。他們在輝縣的建設中，干得非常出色，正像一位司機所說：“鄭書記一心牽掛著群眾，也培養我們心里想著農民。”

　　一天，途經石門水庫，我們下車休息。站在90米高的水庫大壩上，鄭永和遙指巍巍聳立的石門峰說：在戰爭年代，我們一個班12名戰士被敵人圍困在峰頂上，他們打盡了最后一顆子彈，集體跳崖，全部壯烈犧牲。他說：“解放這塊土地，需要流血犧牲；建設這塊土地，同樣需要這種英勇不屈、無私奉獻的精神。”接著，鄭永和充滿激情地給我講述了一家普通農民的動人事跡。

　　在石門水庫施工過程中，發生了一場塌方事故，民工白永義不幸犧牲。他的老伴流著淚對前來慰問的鄭永和說：“俺難過的是，永義的任務沒有完成，俺家不能欠著。”

　　她把大兒子白福才送到了工地。白福才繼承父志，接連三次被評為模范。后來工地推薦福才去小煤窯當工人，這位老大娘又把二兒子送到工地，拿起父兄的工具接著干。不久，工地接到白福才寄來的一筆匯款，他在信中說，自己不能直接參加水庫建設了，愿將節余的工資寄給工地，盡一點心意。

　　“比一比群眾的貢獻，我們干部做的那點工作算個啥呀。”

　　說到這里，鄭永和沉默了，目光久久凝視著巍峨的大壩，凝視著那一層又一層灑滿群眾汗水的數不清的石塊。

　　河南輝縣寶泉水庫。圖｜圖蟲創意

　　談起輝縣群眾的功績，鄭永和有說不完的話語。他還對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天傍晚，我們一起察看了郊東溝的大片造地之后，攀著山間小徑來到拍石頭公社黨委辦公地。這是一座用石塊壘起圍墻的破舊小院，有十來間矮墻小窗的舊式民房。小院門旁有一間小屋，地勢較低，屋頂平平的。公社書記孫釗在屋頂鋪上草席，端來大碗茶，我們三人席地而坐，暢談了很久，從當時的苦干談到拍石頭和輝縣的未來。

　　晚風驅散了炎熱，蟈蟈在低吟輕唱。鄭永和說，太行深處有個營寺溝，歷來被認為是“雞蛋殼里發面——沒啥發頭”的窮地方。這里有位三代扛長工出身的老漢元家清，從土改分得一面山坡起，就不聲不響地刨土造田。20多年過去了，他硬是把一溝石頭變成了一溝莊稼。

　　他都近80歲了，身子骨種不得地了，還常常告訴隊里人：“東山有咱隊二分地，看節氣種上”，“坡插上紅薯了，操點心管管”。隊里的家業不斷增加，卻從未見他找會計記過工。老漢臨終前還掙扎著讓兒孫們扶他到地邊，捧起一把土，留下遺言：“東山的樹，我沒栽完，后山還能修塊好地，你們要接著干啊......”

　　鄭永和說：“我永遠也忘不掉這個可敬的老人......老漢造的地，后來成了縣里的樣板，我們在洪州城和郊東溝大規模地造地，就是照他的辦法干的。他的精神一直鞭策著我們。”

　　不知什么時候起，風停了。樹葉紋絲不動，山巖肅立在靜穆之中，連蟈蟈也不再吟唱，似乎都在傾聽一個共產黨員的心曲。

　　其實，元家清老漢的那股韌勁，就生動地體現在鄭永和身上。輝縣的干部告訴我，全縣第一支綠化荒山突擊隊就是由鄭書記帶上山的。

　　由于有1958年造林失敗的教訓，有人認為荒山難變綠，石頭山上難長樹。鄭永和不信這個邪，偏偏選擇石硬、水少、土薄的方山來試點。數九寒冬，他帶著30多個共青團書記，背著行李，帶著工具，攀過艱險的雞冠峰，登上了方山頂。他拿起镢頭刨坑，壘起石頭棚上草，教青年們蓋窩棚。山上缺水，吃水用水都要到山下挑，飯后他就拔起一把白草把飯碗抹干凈，說：“這樣洗碗就節省下水了。”

　　白天，他和青年們一道把石山炸出一個個深坑，筑起一條條長坎，擔進黃土，栽下幼樹。夜晚，點起篝火，青年們圍坐在他的周圍，聽他講當年游擊隊的戰斗故事。他們一連好多個日夜吃住在山上，鄭永和的眼熬紅了，臉凍腫了，青年們心疼地說：“鄭書記，你臉腫了。”他摸摸臉笑著說：“不，是吃胖了。”

　　春風再起時，光禿灰黃的方山頂上泛起一片新綠。人們從這里看到了希望。第二年冬天，鄭永和在方山頂上搭起的那種窩棚，在大大小小的山梁上成群出現，一年全縣就造林數萬畝。幾年下來，一些光山禿嶺都陸續披上了綠裝。

　　在此后直到“文革”結束前的一段時間里，我又兩次踏訪輝縣。這四次采訪，輝縣人民在鄭永和領導下改天換地的壯舉，給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經過8年的艱苦奮斗，這里的面貌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山坡上，支離破碎的小片耕地變成了層層梯田；河灘里，幾十里長的亂石溝中長出了綠油油的莊稼。大小山溝中，星羅棋布著水庫、大型蓄水池，加上電灌站、截流壩、暗渠、渡槽，組成了巨大的山區灌溉網，全縣糧食產量由2億斤逐年增加到6.8億斤。

　　與此同時，全縣大部分地區實現了水通、路通、電通。化肥廠、水泥廠、炸藥廠、發電廠、軸承廠、機械廠、動力修配廠等骨干企業也興辦起來了。這一切，為輝縣經濟的起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

　　從80年代開始，其間有七八年時間，我沒有見過鄭永和。工作繁忙，人各一方，盡管總念著他，卻始終未能相聚。后來，聽說他離休后，在輝縣組織一批離退休老同志，成立了一個“老頭林果病蟲害防治隊”，無償幫助群眾治蟲。這越發引起了我對他的思念。

　　2018年3月18日，河南省輝縣市張村鄉滑峪村云霧山下，瑜伽愛好者正在進行瑜伽表演。圖｜IC photo

　　1991年10月間，我又一次去了輝縣。今日的縣城已與昔日判然兩樣：寬闊的街道，高大的樓房，使我幾乎找不到過去的印象了。

　　鄭永和聽說我專程前來看望他，急忙從深山區趕回來。在百泉賓館，我倆雙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一時間誰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好多年不見，我發現鄭永和并不顯老，快70歲的人了，頭上竟不見白發，那種精神勁，還和當年一樣。半晌，他打破了沉默：“多少年不見了，我們想你啊！”我說：“我也忘不了你，忘不了輝縣。”

　　當天下午，我們一道沿著郊東溝向深山走去。就是這條溝，我曾多次來過，那時候亂石滾滾，一片荒涼；如今層層梯田長滿了莊稼，從溝底一直向深山里伸延。汽車馳過一段山道之后，再也爬不上去了，大家徒步向山上攀去。

　　位于山頂上的山道絕村，只有幾戶人家。由于這一帶黃楝樹較多，被鄭永和選作治黃楝蜂的試點基地。他每次來，都在老百姓家吃住，一住就是一二十天。

　　我們走進鄭永和借住于老鄉家的那間小屋。屋內光線很暗，只有一張桌子、一把椅子和一張掛著蚊帳的單人板床。與過去不同的是，桌上沒有文件，只零散地擺放著一些防治果樹病蟲害的科普書刊。他的勞動工具也由鎬、錘、釬、鉆換成了噴霧器、短梯、剪刀和放大鏡了。

　　鄭永和領我們到山上去看黃楝樹。他指著樹枝上的楝子對我說：“治好了的，沒有蟲的楝子是綠色；沒治好的，有蟲的是紅色。”他還說：“從1952年到1969年，這一帶的黃楝樹一直不結籽，生了一種黃楝蜂，很頑固。它們每年春天繁仔繁到楝子殼里，隨著楝子一起生長，正好到楝子熟的季節，它也把楝子全都吃光了。你來釆訪的那兩年，我們曾治過黃楝蜂，沒想到近些年，它又猖狂起來了。”

　　鄭永和向穆青介紹治黃楝蜂的情況。

　　聽他說得頭頭是道，我打趣地說：“沒想到這些年沒見面，你這個治山治水專家又變成治蟲專家了。”

　　鄭永和笑了，大家都笑了。

　　談到“老頭隊”的情況，鄭永和對我說：“人老了，干不成多少大事啦，但我們都是老黨員，有生之年總還想為人民做點有益的事。”他說，“老頭隊”于1989年初春成立，開始時只有幾個人，請了幾位大學教授、治蟲專家和林業技術員來當老師，向他們學習治蟲知識與治蟲技術。掌握技術后，他們便從防治柿蒂蟲起步，繼而又對山楂、黃楝、核桃等果樹進行病蟲害防治。治蟲三年，“老頭隊”不斷壯大，試點村已從8個增加到46個。

　　第二天，我們又去常村鄉燕窩村看柿樹。那里是鄭永和防治柿蒂蟲的試點基地，他還義務承包管理著一個小柿園。

　　汽車在山谷間奔馳。我輕輕地搖下車窗，讓秋風吹動白發，盡情地瀏覽著山區的風景。溫煦的陽光撫慰著峻峭的崖壁，峰巒間云蒸霧涌，翻滾著金色的光柱。一樹樹燦黃的柿子、深紅的山楂，襯著青藍色的群巒疊嶂，緩緩地從車旁移過。秋風中送來陣陣谷香，十月的太行，到處充滿著迷人的魅力。

　　我轉過身對鄭永和說：“這么多年沒來，沒想到，這里的山水變得這么迷人。”他笑著說：“這里的景色原來就很美，那些年，你怎么就沒注意到呢？”我說：“那時，光注意這里的人美、工程美了，哪有心思觀賞風景啊！”

　　到了燕窩村，我們走進鄭永和管理的小柿園。柿園里只有12棵柿樹，每棵枝頭上，都掛滿了黃澄澄的柿子，有的枝條已被壓彎得快接近地面了。看到這喜人的情景，大家都很興奮。我在樹下左轉右轉拍了不少的照片；后來又拿起一個噴霧器要老鄭教我如何給柿樹噴藥。那一看就是外行的架勢，把很多人都逗笑了。

　　我們坐在柿樹下休息，村里的鄉親們圍攏過來。一個老鄉說：“前些年，這小柿園只能摘200公斤柿子，老鄭來的第一年，就摘下350公斤。今年看這模樣，少說也能摘下1000公斤。”又一個老鄉對我說：“鄭書記來俺村，就住在俺家。村里為照顧他的生活，說要給俺家補貼。可鄭書記不同意，他從自己家里給俺帶來了兩袋面粉一袋大米。”

　　談到治蟲的效果，輝縣隨行的同志說：“1988年，輝縣柿子產量才99萬公斤；1989年上升到220萬公斤；1990年，達到360萬公斤；今年，怎么也能收450萬公斤。這里面，就有‘老頭隊’很大的功勞！”

　　鄭永和說：“我們‘老頭隊’最近制定了‘星火計劃’，爭取用三年時間讓治蟲活動在全縣林果區普及，我們的長期目標是，山楂無蟲，楝子不紅，核桃不黑，柿子不落。”

　　離開燕窩村時，老鄭讓人找出一套治蟲工具交給我。他說：“送你一套工具，等你離休后，侍弄侍弄花樹吧。”我接過了工具，笑著說：“我退下來也參加‘老頭治蟲隊’，你們要不要？”老鄭說：“那當然歡迎。”

　　回到縣城的那天晚上，鄭永和把方圓幾十里內我熟悉的老同志都找來了。我們一起圍坐在賓館大會議室里，說不完當年的人和事，掏不盡心窩窩里的知心話。我發現當年一些縣鄉級的干部，大都已白發蒼蒼，其中許多人也都是“老頭治蟲隊”的隊員。過去我采訪過的一些石姑娘如今都是中年婦女了，她們當中有些人已成為工廠和企業的骨干。

　　我對他們說：在輝縣的建設中，你們都是出過大力的人。沒有你們當年的苦干，就沒有今天輝縣的興旺。你們的貢獻展示在輝縣的山山水水，深刻在人民的心中，人民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這次難忘的聚會，直到午夜12點，人們還不愿散去......

　　4

　　1993年11月，我又一次去河南采訪。聽說鄭永和的老伴去世了，我擔心他因悲傷而影響身體，在回京途中，特意繞道輝縣去探望他。那天晚上，鄭永和已在賓館等我。

　　我進房剛剛放下行李，擦了一把臉，他就把我拉到一邊，掏出一張圖紙攤開在沙發上，急急忙忙地說起修建北干渠的事來。這件事，我上次來時，他就多次向我提起，說他離開輝縣時有兩件事沒有完成，心里很不安。一是寶泉水庫沒有建成，二是北干渠始終未能上馬；特別是北干渠，因為關系到山區幾萬人口的吃水、用水問題，至今未開工修建，簡直成了他一塊心病。

　　他說：“這是北干渠的圖紙。原來的方案修這條90華里長的渠，要打14個洞，花上千萬元；現在的方案只需打9個洞，渠長縮短到只有70多華里，有個五六百萬元，發動群眾起來干，準能修成。”

　　他還告訴我，七八月伏天，他帶了幾個老頭和水利勘測人員沿著渠線來回走了6趟，重新勘測、丈量，搞出了這張新圖。修成北干渠，可以解決山區近4萬群眾吃水和4萬多畝耕地灌溉問題，還可成為8萬畝荒山發展林果業的水源。說著，他又指點著圖上的一些標記，詳細地解釋起來。我屏聲靜氣地聽著，仿佛又回到了當年采訪他時的情景，完全忘記了此行是來安慰他的。

　　2002年4月，穆青與鄭永和在北干渠的通水儀式上，熱烈握手相慶。

　　夜深人靜，他跟我說起妻子去世前的一些事情。他說：“去年4月里，我去張村鄉平嶺村的尖山洼治蟲。那里原有52戶人家，因為北干渠沒修，他們長期沒有水吃，已經搬走了30戶，只剩下22戶了。我到了農民王明富家，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圍來了。他們說，有門路、有本事的都搬走了，連原來的隊長也走了，只剩下他們這些窮莊戶人沒人管。他們圍著我哭，我也掉眼淚。”

　　“那時，作為北干渠序幕工程的‘方山引水工程'已經開工，我是這個工程的顧問，完成這個工程，就可以解決尖山洼一帶7000多人的吃水、用水問題。回到家，妻子已經生病，她多想我能在家陪陪她、照顧照顧她啊。可是，當我把尖山洼群眾盼水的情況告訴她后，她卻對我說：'聽說愚公移山專業隊在方山打洞生活很苦，你最好想辦法弄些食品，‘五一’去慰問慰問，給大家鼓鼓勁，也好加快點進度。’聽了她的話，我隨即找了一些有關單位，籌集了一些肉、油、大米等，并同他們一道于4月30日下午送到了工地。這之后，我滿腦子裝的都是‘七一’通水，而妻子的病卻越來越重。6月9日，她在醫院動了手術，17日就去世了......”

　　停了一會兒，鄭永和又說：“一想到老伴，我就想到《十五的月亮》這首歌，想到‘軍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這句歌詞......她生前也和我一樣，關心群眾的吃水，關心北干渠。修不成北干渠，我對不起鄉親們，也對不起去世的老伴。”窗外，風聲蕭颯，我低頭聽著鄭永和的絮語，不敢抬頭注視他的眼睛，我怕我倆的淚水會同時沖破感情的閘門，越發使他難過。

　　第二天清晨，空中飄著雪花，我同鄭永和在百泉公園的湖邊散步。我勸他說：“你要是心情不好，就上北京我那里住些日子，看看北京的變化，散散心也好嘛。”他說：“不用啦。最難過傷心的時辰已經熬過來了。現在慢慢適應了。再說，縣里的同志都對我關心備至，用不著擔心。”

　　雪花越飄越大，湖面上又刮起了小風，我倆沿著小徑緩緩地走著，走著。半晌，鄭永和又對我說：“其實，我現在的身體還是很好的，老伴的去世，雖然對我打擊太大，但更使我揪心的還是北干渠至今仍沒有修起來，縣里還有幾萬人吃不上水。我都70出頭了，干不了多少年了，修不成北干渠，我死有遺憾，死難瞑目啊。”

　　聽了這些話，我激動地握緊他的手，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這是一個老共產黨員真正出自肺腑的心聲。歲月的更替，可以改變他的年齡，可以改變他的職務，卻永遠改變不了他對人民的赤子之心！

　　分手之前，鄭永和要我寫幾個字留作紀念。我毫不猶豫地揮筆寫下了八個大字：“心懷河山，情系人民。”我看到他的眼睛又一次濕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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