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世界革命而言，1920年的夏天能讓所有人的心情大起大落：

　　1920年7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此時，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正蓬勃發展，歐洲和美洲成立了一批新的共產黨。紅軍在西線的戰事也節節勝利，6月解放了烏克蘭的大部分土地，7月上旬解放白俄羅斯，隨即攻入波蘭境內，并擊潰了波蘭人的第一道防線。新上任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在大會上志得意滿地宣布：（共產國際的目標是）“用兩年或三年的時間使整個歐洲成為蘇維埃國家。”

　　希望寄托在由圖哈切夫斯基[1]領導的西線紅軍上。一旦紅軍能夠一鼓作氣拿下整個波蘭，下一步面對的就是德國，然后就是西歐；一旦整個歐洲都蘇維?；?，全世界社會主義便倚馬可待！這個激動人心的計劃一經提出，便得到了紅軍統帥部大多數領導人的支持：

　　列寧在7月15日給西線指揮部的信中寫到：“我們在集中一切力量徹底殲滅畢蘇斯基[2]。我們在波蘭本土只做最短期的停留，以便武裝工人，然后立即從那里離開。”

　　托洛茨基7月17日致信C.C.加米涅夫：“總指揮部和所有軍事部門的其他機關必須采取措施，全面確保我們快速有力地向前推進，緊追正在撤退的波蘭白衛軍。”

　　C.C.加米涅夫7月21日向西線下達要在8月12日前占領波蘭首都華沙的命令，并強調“部隊要熱情高漲，以保證有可能繼續前進，不能降低士氣……不排除三個星期內完成任務的可能性。”

　　而西線紅軍指揮官圖哈切夫斯基則向部下宣布了一條極具革命浪漫主義精神的命令：“向西方前進！向華沙前進！向柏林前進！我們的刺刀將給全人類勞動者帶來幸福與和平！”

　　但是，就在幾乎所有人都沉浸于即將解放波蘭進而解放全歐洲的美好想象中時，有一個人保持了懷疑和冷靜。他的名字叫做約瑟夫·斯大林。

　　6月24日，已經感受到黨內不正常狂熱情緒的斯大林在《共產黨人報》上刊登了自己對戰爭形勢的評論：

　　目前前線的情況可以這樣描述：波蘭第六集團軍正在撤退，第二集團軍正調去改編，第三集團軍實際上不存在了，代替它的是從西方戰線和從遙遠的后方調來的新的波蘭部隊。紅軍展開了全線進攻，越過了奧夫魯奇—柯羅斯天—日托米爾—別爾季切夫—卡查廷—卡里諾夫卡—文尼査—日麥林卡一線但是，如果以為我們戰線上的波蘭人巳經完結，那就錯誤了。要知道，我們不僅在和波蘭人作戰，而且在和動員了德國、奧地利、匈牙利和羅馬尼亞的一切黑暗勢力并且不斷供給波蘭人各種給養的整個協約國作戰。此外，不要忘記，波蘭人還有預備隊，這些預備隊已經調到諾沃格勒—沃倫斯基，毫無疑問，它們的行動在最近幾天就會看出來。還應當記住，波蘭軍隊還沒有發生大規模的瓦解。毫無疑問，前面還有戰斗，而且是激烈的戰斗。因此，我認為某些同志所表現的那種驕矜和對事業有害的自滿是不切實際的。其中一部分人不滿足于前線的勝利，叫喊‘向華沙進軍’；另一部分人不滿足于只是防衛我們共和國，使它免受敵人進攻，傲慢地說，只有打到‘紅色蘇維埃華沙’，他們才能罷休。我不想來證明，這種驕矜和這種自滿是完全不符合蘇維埃政府的政策和前線敵人力量的情況的。[3]

　　應當注意，斯大林并不是在方法論上泛泛而談“反冒進”，而是基于對前線戰況及敵我雙方力量的充分了解，從非常專業的軍事角度給出分析。當然，這份“不合時宜”的警告沒有得到重視。

　　7月11日，斯大林在《真理報》上再次陳述自己的觀點：

　　七月在前線發生了有利于俄國的根本轉變，優勢顯然在蘇維埃軍隊方面……我們在反波蘭戰線上的勝利是無疑的。這些勝利將繼續擴大也是無疑的。但是，如果認為波蘭人基本上已經完結，我們今后只是‘向華沙進軍’，那就是不應有的驕矜了。這種破壞我們工作人員的毅力并助長對事業有害的自滿情緒的驕矜所以不切實際，不僅是因為波蘭國內有預備隊，它無疑會把這些部隊投入前線，也不僅是因為波蘭不是單獨作戰，在它背后有完全支持它反對俄國的協約國，而且首先是因為在我軍后方出現了波蘭的新盟友——弗蘭格爾，他要從后方來破壞我們對波蘭人的勝利果實。不應當拿弗蘭格爾不會和波蘭人呼應的希望來安慰自己。弗蘭格爾已經和波蘭人呼應了，而且正在和他們協同行動。[4]

　　也就是說，雖然戰局的進展“優勢在我”，但敵人并非一擊即潰，相反，他們還有相當數量的后備部隊，軍心意志也沒有瓦解，還得到了敵視蘇俄的整個協約國集團的援助和支持。并且，在紅軍的后方出現了由弗蘭格爾率領的白衛軍，他們四處活動、破壞，并在事實上已經與波蘭人遙相呼應、協同配合。在這種情況下，一旦紅軍為了擴大戰果輕敵冒進，不但會遭遇頑強抵抗，使計劃中的速戰速決破產為漫長相持，而且很可能陷入波蘭抵抗軍和弗蘭格爾白衛軍前后夾擊、腹背受敵的困難局面，到時候勝敗就難以預料。與6月24日的警告一樣，7月11日的這份分析也被紅軍統帥部忽視了。

　　7月底，西線紅軍已進攻至接近華沙的地區，統帥部再次被樂觀情緒沖昏頭腦。在吸納圖哈切夫斯基的意見后，總司令C.C.加米涅夫決定改變調集兩個方面軍集中進攻華沙的計劃，而是讓這兩個方面軍分別進攻華沙和利沃夫（以圖同時奪取兩地），犯了分兵的錯誤。8月上旬，負責進攻華沙的西方面軍的三個集團軍兵臨城下，即將發起最后的攻勢?；蛟S是突然意識到進攻兵力的不足，C.C.加米涅夫臨時命令正在進攻利沃夫的西南方面軍部分部隊（其中有歸斯大林指揮的第一騎兵軍）改變行程去配合進攻華沙。但此時利沃夫戰役已經打響，要撤出已經投入戰斗的部隊并不容易。斯大林本人也不同意C.C.加米涅夫的這條命令，因而拒絕讓第一騎兵軍離開利沃夫。

　　8月14日，西方面軍在華沙城下進攻失利，戰斗力爆棚的波蘭第五軍團由守轉攻，將戰線反推了30公里。16日，西方面軍在波蘭軍隊的反攻下全面潰敗，圖哈切夫斯基匆忙織防御但以失敗告終。就這樣，輕敵冒進的最終結果是慌亂撤退[5]。8月底，久攻利沃夫不下的西南方面軍被迫放棄圍城，改道去與從華沙撤退的紅軍匯合，但途中遭遇波蘭軍隊伏擊，損失慘重。10月，精疲力竭的紅軍退至蘇波邊界，而已經恢復領土的波蘭軍隊也無意追擊，雙方簽訂了停戰協議。至此，曾經寄托了無數人夢想的華沙戰役以蘇俄的完全失敗畫上了句號。

　　正所謂“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華沙城下的慘敗不但嚴重打擊了紅軍的士氣，也讓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和整個紅軍統帥部陷入激烈的爭執，委員們相互攻擊指責，吵得不可開交：

　　作為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托洛茨基認為進攻失利的很大責任在于情報工作的失敗：“我們的偵察機關并不很出色，尤其是情報機關……我們得到了多得不能再多的關于徹底瓦解和普遍恐慌的消息……如果是是因為某人使中央委員會陷入困境，不如說是當我們接近華沙時所獲得的情報造成的……我要問，你們事先知道波蘭軍隊的生力軍并沒有被粉碎嗎？”也就是說，統帥部的領導是沒錯的，錯的是前線提供了不實的情報，使統帥部誤判了形勢。

　　對此，西方面軍領導人之一的尤列涅夫提出了反駁：“應當直截了當地說，最高統帥部脫離了地方機關。否則，托洛茨基同志不會發出自己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命令。”也就是說，與其認為是前線傳遞了錯誤的消息，不如說是后方的統帥部脫離前線，枉顧前線實際而實施“拍腦袋”式的領導。托洛茨基顯然是在為自己領導上的責任開脫。

　　在斥責紅軍情報機關的失誤后，托洛茨基轉而攻擊斯大林，表示斯大林也在戰前散步過鼓吹形勢大好的言論，由于自己很信任斯大林，才誤聽讒言，做出錯誤決策。

　　斯大林對此回擊：“托洛茨基同志宣稱，說我粉飾了我們各戰線的形勢，這不符合實際情況。我大概是唯一一個嘲笑過‘向華沙進軍’的流行口號、公開在報刊上警告同志們不要迷戀成就、不要低估波蘭人兵力的中央委員會委員。”[6]

　　除托洛茨基外，進攻華沙的直接指揮官圖哈切夫斯基也對斯大林進行了指責，他認為，華沙戰役的失敗與斯大林不肯在關鍵時刻將第一騎兵軍調往華沙支援有很大關系，顯然是斯大林貪圖搶先攻占利沃夫的功勞。這一指責被斯大林輕松駁倒：第一，當時利沃夫戰役已經開打，將已投入戰斗的部隊調走不但是困難的，而且是危險的，很可能導致華沙還沒支援到，利沃夫的紅軍就先因部署變動而戰敗了；第二，自己在戰前已對進攻華沙的困難有清醒的估計，如果連圖哈切夫斯基指揮的十萬大軍都不能攻克華沙，那么區區一支第一騎兵軍又如何能挽回局勢呢？也就是說，當斯大林已經預判到攻打華沙可能受挫，他符合理智的做法就不是盲從上級添油“梭哈”，而是保存有生力量盡可能減少損失。

　　此外，拉狄克認為：“我們錯誤的根源是過高估計了中歐革命的成熟度”。列寧也指出：“我們推進得太快了，幾乎打到了華沙，這無疑是犯了錯誤……造成這些錯誤是由于我們過高估計了自己力量的優勢”，并說“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們沒有能夠爭取到波蘭工業無產階級的支持。”

　　總之，不論提出的具體原因有多少種，中央委員會和紅軍統帥部的多數人都認為：華沙戰敗雖然也有客觀原因，但主要的原因還是主觀方面的；并且由于這些原因的存在，這場戰役從一開始就是一次極可能失敗的軍事冒險。

　　值得一提的是，在蘇俄領導人們圍繞華沙戰敗的原因激烈爭論之時，斯大林向政治局遞交了一份書面建議，希望成立一個專門的委員會來徹底調查這次事件，但遭到了列寧的否決。或許，列寧認為在當下的非常時期保持領導層的統一并穩定軍心更為重要，一旦展開大規模調查，必然牽連眾多，導致人心惶惶，并使部分位高權重的軍事領導人被處理，破壞高層的團結。于是，對如此一次慘敗的追責就在一片吵鬧聲中不了了之了。

　　斯大林對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雖然華沙戰役的結果的失敗的，但向西方進軍的總體戰略在當時并不錯誤。因為，如果在解放烏克蘭后就放棄西進，那就會給國際資產階級以喘息之機，只有繼續西進才是符合革命利益的。所以，沒有必要因為一次戰敗就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否定中央的西進決策。中央的領導在戰略上絕對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的中央委員會采取了其他政策，那么它將不是革命的中央委員會……如果中央委員會制定了任何一個別的政策都是反動的。因此，我認為它的邏輯是絕對正確的。”華沙戰役的失敗不在于西進戰略，而在于統帥部在執行這一戰略時所犯下的一系列嚴重的、不可饒恕的錯誤。進攻時無視實際情況輕敵冒進，失利后沒有任何秩序和組織的四處潰退，以至于在潰退中造成更大的損失[7]。因此，必須進行深刻而細致的調查，徹底糾正統帥部在戰役中所犯的各種錯誤，才能避免在將來再犯同樣的錯誤、重蹈華沙戰役的覆轍：

　　問題并不在于8月16日沒有攻克華沙，這是一件小事；問題在于，由于士兵疲憊不堪、后勤保障不暢，西方面軍處于災難的邊緣，但指揮部并不知道這一情況，也沒有察覺到。假如指揮部把前線的這些實際情況如實地報告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當然會暫時放棄進攻，就像它現在做的那樣。至于華沙沒能在8月16日被攻克，我重申，這是小事。但是，接踵而來的是前所未有的災難，我們有10萬戰士被俘，200門大炮被奪，這就是指揮部的巨大過失了，就不能不予以關注了。這也是我為什么要求中央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這場災難的原因，目的是保證我們免遭新的失敗。看來，列寧同志顧惜指揮部。但我認為，更應該顧惜的是事業，而非指揮部。[8]

　　也就是說，華沙的戰敗只是表象，導致華沙戰敗的指揮部的錯誤才是本質。列寧出于各種考慮不愿啟動調查，這固然是維護了指揮部，但也妨礙了暴露和糾正后者的錯誤，而這可能危及事業。斯大林還是那個斯大林，他在堅持自己的觀點時，還是一點都不顧及領袖的情面！

　　對華沙戰役失利的追責雖然不了了之了，但這一事件的影響卻是深遠且巨大的。紅軍在前線的慘敗和停戰條約的簽訂使蘇維埃俄國至少在接下來的數年內都無力再繼續西進，“世界革命”的夢想又一次破滅了（1919年德國11月革命失敗時就已破滅過一次）。蘇俄必須在暫時沒有“世界革命”的條件下繼續獨立探索社會主義。

　　此外，華沙戰敗也用血的教訓檢驗了靠武裝干涉來輸出革命是行不通的。人們認識到，革命的可能性必須建立在本國勞動群眾有高度覺悟、有成熟無產階級政黨領導并已開展自覺斗爭的基礎上。如果本國的勞動群眾沒有發動起來，國內也沒有成熟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單純依靠外國紅軍武力解放，一則過程會非常困難，二則勞動群眾很容易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旗幟下被本國反動政府利用，使外國紅軍的“解放”變為“入侵”，從而陷入得不到當地群眾支持的孤立境地。

　　更深刻的問題是，世界革命的勝利應主要由世界各國人民來完成，而不能過分寄希望于別國的援助或“輸出”。許多蘇俄領導人（斯大林不在他們之列）在十月革命前寄希望于西方先發生革命再援助俄國，到了內戰勝利后又反過來希望用俄國的刺刀去解放西方，本質上都是同一個邏輯在不同情境下的不同表現（從哲學角度，則是忽視內因的地位，而強行靠外因改變事物的發展軌跡）。如果說，武裝干涉在一定條件下是合理的或者必要的，那么前提應該是進入資本主義大潰敗、社會主義總進攻的全球革命高潮，這時形勢的快速發展將橫掃一切攔在前面的障礙——包括部分落后國家的落后群眾。這時，一國群眾的落后雖然在本國范圍內是矛盾主要的、絕對的、支配性的方面，但放在正處于普遍革命高潮的世界各國中就成了矛盾次要的、相對的、從屬性的方面了。這時，外國武裝干涉就不再是用外因去強壓內因，而是在局部內因落后于整體形勢的背景下，以外因充當“催熟劑”，推動落后的局部去追趕和適應先進的整體。

　　但是，如果這一形勢一直沒有到來呢？

　　兵敗華沙就是對這一殘酷現實的無情承認。至少，在1920年8月，這一形勢并不具備。

　　事實上，每一次劇烈的社會變革都是一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過程。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最終以法家勝出而結束，并不是因為法家在理論上或辯論中比同時期的儒家、墨家更杰出，而是因為只有法家才真正適應了時代的需求，只有法家才能解決當時社會的實際問題。同樣，我們也不必爭論20年代蘇俄領導人中“世界革命派”（本質是“西方革命派”，即只有先進工業國的革命才是可靠的革命）與“一國社會主義”（本質是“東方革命派”，即在工業落后國家也能進行成功的革命）在理論上究竟誰對誰錯，問題不在于理論，而在于現實——能否成為現實。

　　就這一點而言，20年代的蘇俄領導層中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是能經受住時代與現實的考驗的：

　　列寧在思想深處是“世界革命派”，他始終認為俄國革命的最終走向不是取決于俄國，而是取決于西方；但列寧在實踐中又超乎尋常的務實，一旦發現理想與現實脫節，就立刻調整思路來適應現實。最終的結果，就是在強大的現實邏輯作用下，本屬“世界革命派”的列寧卻在每一步實際行動中都踏上“一國社會主義”的腳印。

　　而斯大林呢？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那個時代對這些原理的流行解釋出發，他必須認同他的同志們的“世界革命”理論。事實上斯大林也是支持這一觀點的（否則就不會在華沙戰敗后發言維護中央的西進政策）。但與他的許多長期流亡海外的同志們不同的是，二十多年扎根國內從事艱苦地下斗爭的經歷早已為他注入了這樣的信念：其一，本國革命必須主要依靠本國人民來進行；其二，只要工作到位、領導堅強，即便在落后的俄國也可以成功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于是，斯大林對于“世界革命”便持有一種更加靈活的態度：在理論上，承認“世界革命”的意義和必然性；而在實踐中，既然我是俄國的革命者，那我首先就要解決俄國的革命問題。如果“世界革命”來了，我舉雙手支持，但如果沒來，那我就老老實實建設俄國的社會主義（同時也會想辦法去推動“世界革命”）。

　　至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堅定相信和奉行“世界革命”的領導人，他們拿著根據經典理論和革命理想編寫的“劇本”，硬生生地往現實里套，結果因脫離實際而一次次失敗——實際發生的歷史根本沒有按照他們手中寫好的“劇本”來走。假如不是務實派掌握權力，而是將俄國革命及革命后的蘇俄完全交給這些“書生”們來領導，那么恐怕蘇俄連內戰都撐不過去，更不用說1922年成立蘇聯了（布哈林1918年反對布列斯特和約時的一個理論就是：為了全力支持德國無產階級革命，蘇俄可以犧牲自己，甚至喪失掉已經獲得的政權，退回地下狀態打游擊）。當然，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在理論上也是自成體系、各不相同的，他們并非持有共同的“劇本”，而是各自有各自的“劇本”。

　　因此，俄國的歷史絕不是一些人所說，是先有斯大林在權力斗爭中獲勝，然后才走上了“一國社會主義”的道路。相反，是革命后俄國和歐洲的實際形勢決定了只有“一國社會主義”是可行的、能夠實現的，而后適應了這一形勢的斯大林才能獲得多數黨員和群眾的支持，取得黨內斗爭的勝利。[9]

　　正是實際發生的歷史和20年代的殘酷現實把斯大林推上了列寧之后蘇俄新掌舵者的地位。背后的邏輯依然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10]

　　注釋：

　　[1] 圖哈切夫斯基（1893—1937），出身貴族，1914年畢業于亞歷山大軍事學校，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后加入布爾什維克黨，成為紅軍指揮官。國內戰爭期間屢立戰功，于1920年4月升任西部戰線司令。內戰結束后歷任工農軍事學院院長、西部軍區司令、工農紅軍參謀長、國防副人民委員等職，并于1935年同布瓊尼、伏羅希洛夫等4名高級將領一起晉升蘇聯元帥。1937年遭槍決。

　　[2] 畢蘇斯基（1867－1935），時任波蘭臨時政府領導人，波蘭民族主義的代表和波蘭國家的領袖。

　　[3] 原標題為《關于西南戰線的情況》，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4] 原標題為《關于波蘭戰線的情況》，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5] 托洛茨基后來描述道：“我們的部隊是在什么狀態下行軍，這是所有過去見過戰爭的同志想象得到的。在40天里，部隊像出膛的炮彈一樣不間斷地朝著一個方向前行。而裝備和其余物品常不合需要，因為它們撥發的十分匆忙。將士們疲憊得如同進入了催眠或夢游狀態。然而，波蘭工人階級、雇農階級、波蘭農村基層群眾能夠主動起義的希望沒有實現。這些情況集中在一起，導致當我們在夢游狀態下接近華沙時，那里并沒有出現革命高潮，而是組建了法國人領導的反革命兵團，它精確、靈活地襲擊了我們，成了我們在自己軍事史上所經歷過的最大災難之一。”

　　[6] 盲猜斯大林內心：丫的，造謠到我頭上來了，居然還說是因為相信了我才頭腦發熱，明明是你自己沖昏頭腦好不好？我才是最早冷靜下來的那個人！我在報紙上警告你們的時候，誰理會我了？

　　[7] 所謂“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退卻時的逃跑主義”。

　　[8] 以上多條引文出自《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記錄》，轉引自雷巴斯《斯大林傳》。

　　[9] 還記得斯大林回懟托洛茨基的那句“我大概是唯一一個嘲笑過‘向華沙進軍’的流行口號、公開在報刊上警告同志們不要迷戀成就、不要低估波蘭人兵力的中央委員會委員”嗎？這句話除反駁托洛茨基外，也講出了一個極其重要的事實：當整個領導層（包括列寧在內）都對華沙戰役寄予嚴重脫離實際的幻想時，只有斯大林一個人保持了清醒。而華沙戰役的慘敗在打了幾乎所有中央委員臉的同時，卻唯獨應驗了斯大林的警告。單是這一點，就足以讓斯大林獲得超乎其他所有人的地位。

　　[10] 類似的情境也發生在20-30年代的中國。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留蘇派領導人希望復制蘇聯十月革命經驗，依靠工人階級首先奪取城市政權，再奪取全國政權。從對經典理論的符合程度來講，他們的方案比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正確一萬倍。但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決定了，只有“農村包圍城市”這個“山溝溝里”的不“正宗”的馬列主義才能適應中國的形勢、解決中國的問題。因而，毛澤東才能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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