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為蘇俄贏得了寶貴的鞏固政權和建設國家的時間。現在，擺在列寧和他的同志們面前的主要任務有：強化城市工人階級與鄉村農民階級的聯盟，鞏固政權；改組和整編軍隊，訓練紅軍；編制憲法，確立和完善國家各方面的制度；恢復和發展經濟，并向社會主義進行改造和過渡——每一項都是重大且艱巨的。

　　作為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斯大林積極推動“民族自決權”，鼓勵各受壓迫民族從原沙俄領土獨立建國，為奠定新俄國的制度框架發揮了關鍵作用。

　　1918年4月，《真理報》分兩號連載了斯大林撰寫的關于“建立俄羅斯聯邦”問題的文章[1]。文章指出：當今世界的資本主義聯邦制國家，以美國和瑞士最為典型。但美國和瑞士的聯邦制僅僅徒留形式，實際上早已變成單一制國家（美國的南北戰爭就是一次檢驗）[2]。這種變化之所以發生，是由于其聯邦下的各州既不是按照民族劃分，也不是基于經濟聯系，而純粹建立在某些偶然的歷史經歷上，如“由于外來移民或村社偶然占領了某些領土而建立”。但蘇俄要采取的聯邦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聯邦制完全不同，因為從舊俄國獨立出去的國家無論在民族構成、經濟聯系還是語言及生活習慣上，都是較為固定且獨立的單位（如烏克蘭、克里木、波蘭、南高加索等等區域）；并且這些區域之所以曾經并入俄國，只是基于沙俄封建帝國主義政權的暴力和壓迫，而當俄國各族人民恢復自由后，這個靠暴力和壓迫來維持的舊帝國便一定要解體，使國家制度由單一制轉向聯邦制，使各民族在自由的基礎上、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下建立新的聯合。[3]

　　因此，蘇俄的聯邦制度并不如一些資本主義聯邦制國家那樣是“各個獨立城市的聯盟”[4]或“或一般區域的聯盟”[5]，而是“在歷史上分離出來的、有特殊的生活習慣和民族成分的一定地域的聯盟”。相應的，組成這個聯盟的各成員，就是“自然地具有特殊的生活習慣、特殊的民族成分和某種最低限度的經濟地域的完整性的一定區域”，如波蘭、烏克蘭、芬蘭、克里木、南高加索等等。在權力劃分上，聯邦中央和各聯邦成員分別享有不同層次和范圍的國家權力：“陸海軍、外交、鐵路、郵電、貨幣、通商條約和總的經濟、財政、金融政策——這一切大概將是中央人民委員會的職權范圍。其余一切事宜，首先是一般法令的執行方式、學校、訴訟、行政管理等等，則歸區域人民委員會負責。”此外，蘇俄聯邦制度將充分保障各民族使用自己語言的權利：“無論在訴訟方面或在學校中，都不得強制采用任何‘國’語！每個區域選擇一種或者幾種適應當地居民民族成分的語言，并且在一切社會機關和政治機關中都要遵守少數民族語言和多數民族語言完全平等的原則”。

　　可以說，斯大林在這里描繪的就是日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即“蘇聯”的框架。當后人習慣于將1922年“蘇聯”的國家設計歸功于列寧時，不要忘記斯大林也是這一制度的重要奠基者。

　　令人意外的是，在這篇文章的末尾，斯大林筆鋒一轉，提出蘇俄的社會主義聯邦制其實也是歷史的、必將走向消亡的——既然蘇俄聯邦制度建立在俄國特殊的國情和歷史條件上，那么當這一國情和條件發生變化、不復存在時（比如，當民族融合和各民族一致性取代了民族隔閡與民族間差異性，當全聯邦共同的經濟社會生活取代了各民族獨立的經濟社會生活時），以之為前提的蘇俄聯邦制度必然也要發生變化：“俄國的聯邦制也同美國和瑞士的聯邦制一樣注定要起過渡作用，過渡到將來的社會主義單一制。”未來的歷史趨勢仍是屬于單一制的！

　　根據斯大林的分析，我們可將美國、瑞士的資本主義聯邦制與蘇俄社會主義聯邦制的不同歷史演變軌跡對比如下：

　　美國、瑞士：

　　偶然形成的各州 → 過渡：聯合成聯邦 → 聯邦名存實無，統一為單一制國家

　　（殖民或移民）  （統一條件尚不成熟）   （形成統一國家的條件成熟）

　　蘇俄：

　　暴力并入的單一制帝國 → 各民族自由結合的聯邦 → 重新融合為單一制國家

　　（舊沙俄的民族壓迫） （推翻壓迫，實現民族解放） （民族界限逐漸消亡）

　　整個過程正是“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歷史辯證法的體現。當然，這一理論只是部分地成為了現實，后來的蘇聯既沒有自始至終地充分保障各民族的自由和權利，也沒有支撐到它消滅民族界限真正將各民族融合為單一制國家的一天。但1991年的解體卻是以極其慘痛的代價反證了這一聯邦制度的自由基礎——它的各個成員國真的可以合法的從聯邦退出并恢復獨立。

　　同樣在1918年4月，列寧在受中央委員會委托而起草的《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提出了一系列在當時處境下如何建設新國家的計劃，包括：

　　①　為了盡快恢復經濟和提高生產效率，需要向勞動群眾提出“精打細算，節儉辦事，不偷懶，不盜竊，遵守最嚴格的勞動紀律”的口號，要“使群眾轉到正規的、堅持不懈的、有紀律的勞動，優秀的和最覺悟的工人和農民”，發揚主人翁精神，為國家努力勞動、積極生產；

　　②　確立黨和勞動人民對經濟活動的有效管理，“對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組織最嚴格的全民計算和監督”，掌控并改造那些在革命中被剝奪和沒收的原屬資本家的企業，使之為國家計劃服務；

　　③　為保證生產效率和提高生產力，需要收攏各行業及領域內原本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專家、學者和技術人員們為蘇維埃服務。為此可以暫且向他們妥協，按照資本主義的辦法，給予他們遠超工人工資的高額報酬。“沒有各種學術、技術和實際工作領域的專家的指導，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不可能的……我們雖然已經戰勝了怠工，但還沒有造成使資產階級專家受我們支配的局面……現在我們不得不采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方式，同意對資產階級最大的專家的‘服務’付給高額報酬……顯然，這種辦法是一種妥協。”[6]

　　④　繼續實行銀行國有化，把銀行變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公共簿記的樞紐機關”。在一些部門實施國家壟斷（如糧食壟斷、皮革壟斷等），并準備將對外貿易納入國家壟斷；

　　⑤　建立常規的、有法可依的征稅制度，使蘇維埃財政進入正常軌道，改變革命初期依靠向資產階級強行攤派和隨意征收的臨時辦法；

　　⑥　完善法律，建立工農法院，用正規的司法審判代替革命初期不經程序的就地槍決等臨時措施；

　　⑦　完善蘇維埃民主制度，實施普遍的選舉，吸收最廣大的勞動群眾參與政治生活和管理國家，鞏固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專政；

　　等等。

　　列寧的計劃既雄心勃勃，又小心翼翼，充滿了現實主義的冷靜。[7]這也是斯大林等與他一起工作的蘇俄領導人們的共同態度。

　　軍事方面，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的第二天（3月4日），人民委員會通過了建立“最高軍事委員會”的法令，由已辭去外交人民委員職務的托洛茨基擔任主席。在人民委員會的領導下，最高軍事委員會制訂了一個建立一支包括紅軍（陸軍）、紅海軍和特種部隊（邊防軍和內務部隊）三種力量的約一百五十萬人的正規武裝的計劃[8]，并決定實施義務兵役制。3月底，新的軍區體制確立。4月底5月初，新式空軍也開始組建，蘇維埃武裝實現了陸海空三軍全覆蓋。4月，紅軍中開始普遍實施“政治委員制”，以加強政治領導。4月底，紅軍宣布師以上軍官須由最高軍事委員會直接任命（過去是選舉制），以保證最高軍事委員會對軍隊的控制和領導。

　　不過，國家建設的大幕剛剛展開，蘇維埃政權便再次陷入生死考驗。

　　首先，在1918年春末，圍繞糧食征購問題發生了尖銳的階級斗爭。農村里掌握大量多余糧食的富農拒絕按照政府規定價格將糧食賣給國家，他們把糧食囤積起來進行投機活動，對抗蘇維埃的征糧工作。此舉引起了多個城市的糧食短缺，并造成城市居民的饑荒和普遍不滿。如果繼續下去，將威脅到這個新生國家的工業建設和經濟恢復，并可能使黨喪失城市居民的支持（基本盤），甚至被對手推翻掉。蘇維埃政府被迫派出大量城市工人組成征糧隊，到農村強制征收富農囤積的糧食。同時，發動廣大貧農建立“貧農委員會”，向富農發起致命一擊——數量上占絕對優勢的貧農（及大量中農）在共產黨的動員下直接揚了富農的底，奪走并重新分配了大多數富農的土地，沒收了大量富農的糧食和財產，配合工人征糧隊向政府上交糧食。富農經濟從此遭到重創，但也使相當數量的富農徹底轉向反政府，他們支持和參加了白軍和各種反對蘇維埃的部隊，在軍事上對抗新政權。從4月到6月，俄國各地都爆發了反對共產黨政府的起義和武裝叛亂。

　　夏季來臨，帝國主義開始公開對蘇俄進行武裝干涉，協約國的英法軍隊侵入蘇俄北部，日本軍隊也從遠東進犯，甚至德國也違反“布列斯特和約”出兵侵占了克里米亞和南高加索的部分地區。在帝國主義的直接支持下，敵視新政權的白軍叛亂更趨活躍（以舊軍官高爾察克和鄧尼金為首），一些城鎮陸續被占領，形勢日益危急。很短的時間內，反革命的浪潮就席卷了大片蘇俄土地，越來越多的地方淪陷于帝國主義干涉者和白軍之手（但以兩個首都為代表的俄國核心地區始終在蘇維埃控制下）。大片領土淪陷又進一步加劇了從春季開始的糧食征購困難和食品短缺（尤其在烏克蘭淪陷后）。后方百姓每天能得到食物配給大幅度減少，饑荒開始彌漫，因饑餓和疾病導致的非正常死亡大量增加。許多工廠被迫停產或減產，交通運輸也經常陷入停頓。

　　在蘇維埃俄國生死存亡之際，斯大林接到了一項艱巨的任命——作為人民委員會的全權代表前往察里津整頓南部俄國的糧食、石油等物資的運輸工作，以便使這些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往后方。

　　6月4日，斯大林帶著人民委員會的委任狀離開莫斯科，前往察里津。這份委任狀上寫著：

　　人民委員會任命人民委員會委員約瑟夫·維薩里昂諾維奇·斯大林為特命全權南俄糧務總領導者。各地方各區域人民委員會、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革命委員會、各司令部和各部隊長官、各鐵路機關和車站站長、各內河和海上商船的組織、各地郵電和糧食機關、所有專員和代表均須執行斯大林同志的命令。

　　人民委員會主席

　　弗·烏里楊諾夫(列寧)[9]

　　6月6日，斯大林到達南俄重鎮察里津。與他一起到達的還有人民委員會派來的由400名紅軍戰士組成的隊伍。也就是說，斯大林是帶著“尚方寶劍”（武力）來的，任何不服從命令者都可以被抓捕甚至“斬于劍下”。他將以鐵腕在察里津建立革命專政。

　　6月7日，斯大林從察里津給列寧發了第一封電報，介紹了他著手整頓運輸和確立秩序的各項措施。電報中寫到：“在察里津，現在已經做到實行配給制和固定價格”，“目前在察里津忙著調集列車。過一個星期我們就宣布‘糧食周’，把近百萬普特糧食一次運往莫斯科，由鐵路員工專門押運，事前會通知”，“由于下新城不放出輪船，水路運輸陷于停滯。請下令立即讓輪船開來察里津”，“我已經派信使去巴庫，日內我就動身南下。商品交換特派員札依采夫因為盜竊公家貨物，投機倒把，今天將要逮捕……”[10] 考慮到這些措施發生在斯大林剛到察里津的一天內，任何人都不得不佩服他的果斷和行動力。

　　列寧非常重視和肯定斯大林在察里津的工作。在收到斯大林電報的次日（6月8日），列寧向下諾夫哥羅德的伏爾加河水運管理局發出電報，命令后者“立即無條件地執行人民委員會特派員、人民委員斯大林的一切命令和指示。”[11]此后數日，列寧與斯大林幾乎每天或每隔兩天都會進行一次電報通信。

　　7月7日凌晨，斯大林收到了列寧發來的電報。電報介紹了莫斯科剛剛（7月6日）發生的一起嚴重的反革命事件——一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用炸彈炸死了德國駐俄大使（以報復布爾什維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這會惡化德俄關系，并可能誘使德軍恢復對俄國的全面進攻。斯大林閱讀后向列寧回電，在常規的匯報工作外，也表達了他對這次反革命事件的看法。電報中寫到：

　　察里津以南線路仍未恢復。我在督促并責罵所有該督促和該責罵的人，相信很快就可以恢復。盡可放心，我們不寬恕任何人，不論自己或別人，糧食總會運去。

　　你的通知已經收到。為預防可能發生的意外事件，將做好一切準備。請放心，我們的手決不發抖。[12]

　　前一段體現了他不遺余力解決糧食運輸問題的決心，后一段則表明他已經吸取列寧的提醒，將為鎮壓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而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任何人在看到電報中那句“我們的手決不發抖”時都能明白他所指的是什么意思，并能感受到一種徹骨的冷酷。列寧當然是可以“放心”的，他需要的就是這樣一位毫不動搖甚至毫不留情的執行革命政策的猛士。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在7月7日向列寧的回電中嚴厲批評了紅軍中部分留用舊軍事專家的消極、懈怠和不盡職守：“如果我們的軍事‘專家們’(飯桶！) 不蒙頭睡覺，游手好閑，線路就不會被切斷；如果線路恢復，那也不是虧了軍事專家，而是由于反對了他們。”這就間接與軍事負責人托洛茨基發生了沖突，因為正是托洛茨基留任和重用了大量舊軍官和軍事專家。斯大林還順帶向列寧要求獲得特別軍事權力，以應對戰爭危險：“突厥斯坦的情況不佳，英國正通過阿富汗進行活動。請授予某人(或我)特權(軍事性質的)以便在南俄地區及早采取緊急措施。”這個要求很快得到了許可，斯大林在主持糧食和物資運輸外，又獲準調度南俄地方軍隊。雷巴斯評論說：（在察里津）“斯大林獲得了獨裁的權力”。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其實是完全必要的，而斯大林本人也表現了出色的運用這些權力來達成目標的才能。

　　在察里津，從來沒有上過一天軍校的斯大林實現了從革命年代組織工人斗爭的非正規武裝領導者向調動和指揮大批正規紅軍的職業軍事將領的轉變。軍裝軍帽開始成為他出行的標配。也是在察里津，他與蘇俄的“紅色將軍”伏羅希洛夫[13]和布瓊尼[14]建立了血與火的友誼，二人此后成為斯大林在軍隊中的堅定支持者。還是在察里津，掌握大權的斯大林主持成立了一支彪炳史冊的軍隊——紅軍第一騎兵軍（又稱“騎兵第一集團軍”），匯聚了日后支撐起蘇聯軍事半壁江山的“全明星陣容”：軍長布瓊尼、政委伏羅希洛夫、炮兵指揮庫利克[15]、師長鐵木辛哥[16]、師長羅科索夫斯基[17]和團長朱可夫[18]。

　　7月10日，斯大林給列寧寫了一封語氣急切的信。信中嚴厲批評了托洛茨基濫發軍事委任狀的行為，表示：“如果托洛茨基不加考慮地亂發委任狀給特利弗諾夫(頓河區域)、阿弗托諾莫夫(庫班區域)、柯培(斯塔夫羅坡里)，發證件給法國使團人員(理應予以逮捕)等等，那可以肯定地說，一個月以后我們在北高加索的一切將全部垮臺，我們將完全喪失這個邊區。”這是斯大林作為地方軍事領導人向整個紅軍的統帥托洛茨基的第一次直接、公開的發難。在信件的末尾，斯大林向列寧要求取得獨立的軍事全權，以便更好地建立秩序和解決糧食運輸困難，因為“糧食問題同軍事問題是自然地交織在一起的”。他說：“我必須有軍事全權……我將自己作主，不經形式手續把那些損害工作的集團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撤職。工作的利益要我這樣做，當然，我決不因為沒有托洛茨基的公文而不去行動。”這個措辭簡直不是請求列寧，而是將做好的決定通知列寧。這同時也意味著，斯大林主政下的南俄在軍事上已經事實上脫離托洛茨基的控制，來自莫斯科指揮部的指令只有在經過斯大林的同意后才能在察里津生效。

　　7月下旬，斯大林將北高加索軍區司令部中所有不受他信任的軍事干部逮捕，關押在被稱為“察里津駁船”的浮動監獄內。被逮捕的人中包括托洛茨基非常器重的沙俄舊軍官、貴族、高級將領斯涅薩廖夫。托洛茨基聞訊立即給斯大林發電報要求放人，但遭到拒絕。最終，從莫斯科派來的最高軍事委員會工作組（托洛茨基委派）解救了斯涅薩廖夫，而其他被捕的軍官則全部因涉嫌反革命被槍決，尸體和駁船一起沉入伏爾加河水底。

　　斯大林為什么要違抗紅軍統帥托洛茨基、違反軍隊內下級服從上級的原則呢？正如他在十月革命前曾違抗列寧的原因一樣，他相信只有自己的判斷才是準確的：

　　第一，斯大林認為，托洛茨基在軍事上的才能是華而不實的。他過分迷信和任用舊軍隊的軍官和軍事專家，但這些人的業務水平其實是值得懷疑的。并且，他們只是在沙俄時代的對外戰爭中立了些功勞、積累了經驗，而當下正在進行的國內戰爭是與以往的對外戰爭完全不同的——這不是本國愛國者對抗敵國侵略者的戰爭，而是國內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戰爭，面對這樣一場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戰爭，舊軍事專家的經驗又有多少能派上用場呢？斯大林認為，要打贏國內戰爭，技術和經驗固然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對工人階級和蘇維埃事業的高度忠誠。但舊軍事專家們由于其出身和思想理念等原因，恰恰在這方面是有短板的。[19]

　　第二，斯大林認為，托洛茨基遠在莫斯科不了解各地區的實際情況，發號施令和調兵遣將難免發生錯誤。自己是南俄的一線工作者，親手掌握第一手的情況，對局勢和人的判斷肯定比托洛茨基更準確。如果明知道來自托洛茨基的指令是滯后的、不符合實際的、甚至錯誤的，那為什么還要去執行？那樣豈不是犧牲了革命利益來遷就行政手續嗎？當然是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至于為什么必須將軍區里不受信任的、有反革命嫌疑的軍官全部逮捕并處死，斯大林的觀點是：局勢正在惡化，大戰即將到來，面對白衛軍聲勢浩大的進攻，紅軍的準備不足且居于劣勢；為了能在迫在眉睫的生死較量中戰勝對手，就需要提前消除一切可能的隱患，保證紅軍內部的絕對忠誠和團結。因此，為了不讓這些“有問題”的舊軍官在接下來的戰爭中給革命帶來破壞，把他們提前解決掉就是合理的。這就是我們熟悉的、為后人爭論和詬病的斯大林。同樣的邏輯在二十年后的“大清洗”運動中被重現。或者我們可以說，1918年的“察里津駁船”就是一次“小清洗”。

　　當事人之一的伏羅希洛夫曾對察里津時期的斯大林做過生動的回憶：

　　斯大林的批示很簡短：‘槍決。’如工程師阿列克謝耶夫、他的兩個兒子及和他們一起的大量軍官就被逮捕，且未經任何審判被立即槍決。這些軍官中有一部分人是謀反組織的成員，而另一部分人只是被懷疑參與此事……察里津的面貌在很短的時間內變得完全認不出來了。這個不久前公園里音樂聲還喧鬧作響、資產階級與白軍軍官公開地成群結隊在街頭漫步的城市，現在已經變成了紅色的軍事營地，在這里極其嚴格的秩序和軍事紀律高于一切。這種后方的鞏固立刻對我們在前線作戰部隊的情緒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指揮員、政治人員和全體紅軍開始感覺到，一只堅強的革命之手在引領著他們。這只手為了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在進行斗爭，無情地懲罰在這場斗爭中所有狹路相逢的擋路人。[20]

　　伏羅希洛夫的描寫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雅各賓專政時期的羅伯斯庇爾。不過，無論能力還是智慧，斯大林都顯然在羅伯斯庇爾之上。

　　那么，對于斯大林公然對抗托洛茨基的行為，列寧是什么態度呢？列寧當然知道斯大林的信件和行為是什么意思，他沒有表態支持斯大林，但也沒有直接駁回，他實際上是默許了斯大林。也就是說，托洛茨基仍是掌握實權的紅軍最高統帥，但他的權力止步于察里津；在南俄，只有斯大林的命令是管用的。列寧在以一種高度務實主義的態度維持著局面的平衡[21]。事實上，列寧自己也對舊專家保持著謹慎和懷疑。就在1918年下半年，契卡（肅反委員會）人員甚至被允許逮捕持有由列寧親筆簽署的委任狀的專家們，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小清洗”結束不久后，大戰果然來臨了[22]。7月底，由克拉斯諾夫將軍率領的哥薩克白衛軍約6萬人逼近察里津，意圖端掉這個紅軍后勤線上的重要堡壘。當時，察里津的紅軍力量約4萬人，武器裝備也不如白軍。克拉斯諾夫認為：6萬對4萬，優勢在我！于是命令部隊向察里津陣地猛烈進攻。最初，白軍依靠數量和武器裝備上的優勢，一度攻占了察里津周邊的數個城鎮，甚至切斷了察里津與莫斯科間的交通。但紅軍意志堅決、頑強抵抗，最終于8月底轉入全面反攻，給予白軍重創，并迫使其退回到頓河右岸。此后的幾個月內，克拉斯諾夫又組織了第二次、第三次向察里津的進攻，在紅軍的頑強抵抗下，均以失敗告終（紅軍自身也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和犧牲）。到1919年2月，白衛軍落荒而逃，撤出了察里津地區，“察里津保衛戰”取得了最后的勝利。

　　察里津戰役是蘇俄國內戰爭時期的一次具有重大意義和影響的戰役：它的勝利保住了蘇俄南部的重要后勤線路，使高加索的糧食和石油能夠源源不斷地運抵后方（也避免了這些戰略物資落入敵手），為整個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有力支撐；它是紅軍成立后一次非常成功的城市防御戰，使紅軍獲得了寶貴的城市作戰經驗，提升了城市作戰中步、騎、炮等不同兵種協同配合的能力，豐富了紅軍軍事理論；它打響了“第一騎兵軍”的赫赫威名，也進一步提高了斯大林的政治聲望和軍事聲望——6年后，為紀念斯大林指揮察里津戰役的功勛，這座城市被改名為“斯大林格勒”。

　　注釋：

　　[1] 原文標題為《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的組織》，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2] 斯大林：“美國和瑞士已經不是聯邦國家。它們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曾經是聯邦國家，從十九世紀末全部政權由各州、各邦轉歸中央聯邦政府的時候起，它們事實上已經變成單一制的國家了。歷史證明，美國和瑞士的聯邦制是各州、各邦從獨立走向完全聯合的過渡階段。聯邦制作為從獨立到帝國主義單一制的過渡階段是一種完全適宜的形式，但是各州、各邦聯合成統一的國家整體的條件一成熟，聯邦制就被廢除和拋棄了。”

　　[3] 斯大林：“在俄國建立聯邦制度將意味著這些地域和居住在這些地域的各族人民擺脫舊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在西方的聯邦國家那里，領導國家生活建設的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聯合’不會沒有暴力，這是并不奇怪的。在我們俄國這里則恰恰相反，領導政治建設的是帝國主義的死敵無產階級。因此，俄國可以并且必須在各民族自由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聯邦制度。”

　　[4] 斯大林未明說，這里似乎指的是瑞士的聯邦制。

　　[5] 斯大林未明說，這里似乎指的是美國的聯邦制。

　　[6] 此項舉措引起了以布哈林為代表的“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極力反對。

　　[7] 列寧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的結尾部分用兩段生動的語言，總結了革命者在新舊交替的歷史時期所應有的狀態：

　　“大飛躍時代真正應該注意的是：舊事物的碎片極多，并且有時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數量積累得更快，這就要求我們善于從發展路線或鏈條中找出最重要的環節。有這樣的歷史時刻，當時為了取得革命的勝利，最重要的是多積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壞些舊機構；也有另一種時刻，即在破壞已經夠了的時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看來是‘枯燥無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還有一種時刻，這時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礫還沒有清除干凈的地面上從碎片底下生長出來的新事物的幼芽。

　　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者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者共產主義者是不夠的。必須善于在每個特定時機找出鏈條上的特殊環節，必須全力抓住這個環節，以便抓住整個鏈條并切實地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而在這里，在歷史事變的鏈條里，各個環節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聯接，它們之間的區別，都不像鐵匠所制成的普通鏈條那樣簡單和粗陋。”

　　[8] 計劃150萬，但在內戰前實際只動員了50萬人參加紅軍。

　　[9] 引自《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10] 原標題為《給弗·伊·列寧的電報(一九一八年六月七日)》，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11] 引自《斯大林年譜》。

　　[12] 原標題為《給弗·伊·列寧的信 (一九一八年七月七日)》，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13] 伏羅希洛夫，烏克蘭人，工人出身。盧甘斯克游擊隊的創立者，時任紅軍第十軍軍長。斯大林到察里津后被斯大林任命為第3、5集團軍司令員、前察里津展現集團軍司令員。1935年晉“蘇聯元帥”。

　　[14] 布瓊尼，俄羅斯羅斯托夫人，貧農出身。沙俄時代曾擔任哥薩克的基層騎兵軍官。斯大林到察里津后受到斯大林重用，其領導的騎兵旅被擴充為第一騎兵軍，布瓊尼任軍長。1935年晉“蘇聯元帥”。

　　[15] 庫利克，烏克蘭人，貧農出身。沙俄時代曾擔任基層軍官，擅長火炮。斯大林到察里津后受到斯大林重用，擔任第一騎兵軍炮兵指揮，人稱“察里津炮王”。后長期主持蘇聯武器裝備研制。1940年晉“蘇聯元帥”。

　　[16] 鐵木辛哥，烏克蘭人，農民出身。沙俄時代入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后轉向布爾什維克，并加入紅軍，成為基層指揮官。內戰期間擔任第一騎兵軍中的師長。1940年晉“蘇聯元帥”。

　　[17] 羅科索夫斯基，俄羅斯普斯科夫人，工人出身。沙俄時代入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后轉向布爾什維克，并加入紅軍，成為基層指揮官。內戰期間擔任第一騎兵軍中的師長。1944年晉“蘇聯元帥”。

　　[18] 朱可夫，俄羅斯盧卡加人，鞋匠之子。沙俄時代入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十月革命后轉向布爾什維克，并加入紅軍，成為基層指揮官。內戰期間擔任第一騎兵軍中的團長。1943年晉“蘇聯元帥”。

　　[19] 托洛茨基對舊軍官和舊軍事專家的任用在當時也有一定不得已之處。十月革命前，布爾什維克只領導過主要由工人組成的、臨時性的、非正規武裝，從未建立獨立的軍隊。十月革命后，蘇維埃政權只獲得了很短的喘息時間就陷入內戰，根本不可能及時培養出足夠的革命軍事干部。因此，在組織紅軍作戰時，往往不得不大量使用原屬沙俄舊軍隊的軍事干部（同時派政委進行監督）。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一樣，了解使用舊軍官的必要性，但他明顯更加倚重和信任在工農中涌現的新干部。而托洛茨基則傾向于依靠這些已經受過專業訓練、有較高軍事素質的舊軍官，發給他們大量重要崗位和職務的委任狀。

　　雖然紅軍大量留用了舊軍官，但在內戰期間的生死考驗中，也涌現了許許多多新的、出身于工農的優秀的軍事干部。最典型的例子是東方戰線上的瓦西里·伊萬諾維奇·恰巴耶夫（夏伯陽）。而在斯大林主管的第一騎兵軍，除了軍長布瓊尼在沙俄時代受過較好的軍事教育外，其他指揮官幾乎都是0基礎速成，人均“李云龍”。

　　[20] 引自伏羅希洛夫《斯大林與紅軍》。

　　[21] 南俄的特殊性也使列寧不得不對斯大林的“過分”行為有所容忍，因為這里不只有一般的軍事問題，還有更重要的資源問題。如果斯大林的舉措能夠保證糧食和石油等資源的充足供應（這對蘇維埃政權是極端重要的），那就不妨給予他行動自由。這類似于中國古人的一句話：“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2] 二十年后的蘇德戰爭也有相似的軌跡：“大清洗”結束后，只過了兩年多，戰爭就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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