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是革命勝利的第二年，但蘇維埃俄國領袖們的臉上并沒有多少勝利的喜悅。因為，局勢比過去更加令人焦頭爛額。

　　由托洛茨基帶領的和談代表團已經進駐布列斯特，準備與德國談判。而在國內，各種反對勢力仍在此起彼伏地發起對布爾什維克黨及蘇維埃政權的抗爭。

　　對于后者，人民委員會于1月6日通過了由列寧起草的《解散立憲會議的法令草案》，正式解散了民主選舉產生的立憲會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其中占多數），斷絕了反對派借助立法干擾布爾什維克執政的可能性。同時，列寧命令彼得格勒衛戍部隊進入戰備狀態，隨時準備鎮壓任何由反對派組織的示威和游行活動。

　　對于前者，由于德國提出了割讓俄國大片領土的苛刻條件，蘇俄代表團難以接受。列寧于是于1月3日致電托洛茨基，要求他暫緩和談，返回彼得格勒商議。

　　1月8日，在為全俄蘇維埃第三次代表大會而準備的布爾什維克代表會議上，與會人員就對德和約問題進行了初步討論。列寧認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局勢極為困難，并且缺乏忠于自己的足夠強大的武裝力量。如果繼續對德作戰，將使蘇維埃政權有在戰爭中覆滅的危險。只有盡快與德國締結和約，才能為蘇俄爭取寶貴的和平喘息機會，保住十月革命的果實，為此可以接受德國不合理的割地要求。但這一主張沒有獲得會議多數代表的認同。以布哈林為首的“左派共產主義者”極力反對接受屈辱的和約，并認為應該立即向德國帝國主義發起“革命戰爭”。外交人民委員托洛茨基則提出了調和兩派的“不戰不和論”，即“既不進行戰爭，也不簽訂和約”的拖延戰術[1]。無論布哈林還是托洛茨基，他們的觀點雖然立場各有不同，但都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假定上——德國人民將很快舉行革命，從而使德國的軍事進攻被迫停止。

　　因此，列寧只能繼續以最大的耐心和堅韌來說服他的同志們認可立即締結和約的必要性。他解釋說：“現在根本的變化就在于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建立；不管是從我們的觀點來看或者是從國際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保衛這個已經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共和國是高于一切的；目前俄國提出革命戰爭口號，不是意味著一句空話和單純的示威，就是意味著客觀上陷入帝國主義分子給我們布置的圈套，因為帝國主義分子很想把我們這個力量還很薄弱的國家拖去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用最便宜的方法來摧毀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

　　1月11日，中央委員會召開，專門討論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在各派意見陳述之后，斯大林作了支持列寧觀點的發言。當天的會議記錄這樣寫道：

　　斯大林同志認為，如果采用革命戰爭的口號，那我們就幫助了帝國主義。托洛茨基的立場是不能叫做立場的?現在西方沒有革命運動，不存在革命運動的事實，而只有可能性。但是我們在實踐中不能單單依靠可能性。如果德國人開始進攻，那就會加強我國的反革命。德國是能夠舉行進攻的，因為它有自己的科爾尼洛夫式的軍隊——“近衛軍”。十月間我們談論過反對帝國主義的神圣戰爭，因為當時有人向我們說，單單‘和平’兩個字就能掀起西方的革命。可是這種說法沒有得到證實。我們實行社會主義改革會把西方激動起來，但是為了實行這種改革，我們需要時間。如果采取托洛茨基的政策，那我們就會給西方革命運動造成最惡劣的條件。因此，斯大林同志建議通過列寧同志的關于同德國締結和約的提案。”[2]

　　這還是我們熟悉的斯大林，冷靜、務實、擲地有聲。他用最簡單直白的語言直擊了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觀點的要害——理論上講的非常好，但現實中是不可行的！再美好的“可能性”也終歸只是“可能性”，而革命者只能在現實中做出最有利的選擇。同時，他也表達了一個國內工作者的基本認識，那就是革命的勝利只能依靠自己，而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別人的身上。布哈林和托洛茨基以西方革命的爆發作為俄國爭取對德談判勝利的必要條件，在斯大林看來正是非常荒謬的。這次會議上支持列寧觀點的中央委員，除斯大林外，還有斯維爾德洛夫和季諾維也夫。

　　在11日的會議之后，19日、21日又接連舉行了兩次討論和談問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在列寧的倡議下，最終達成了一個有限拖延的方案：只要德國沒有下最后通牒，蘇俄代表團就應盡力拖延與德國的談判（不簽訂條約）；一旦德國下達最后通牒，就應立即在合約上簽字。這一方案實際是列寧觀點與托洛茨基觀點的折中妥協。

　　1月27日，德國代表向蘇俄代表團下達最后通牒，要求后者必須在48小時內簽署合約，割讓土地，并賠償30億馬克。次日，列寧的電報送到了布列斯特，再次明確指示立即締結和約。但托洛茨基決定不服從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指令，他以蘇維埃政府的名義通知德國拒簽和約，并警告對方俄國將全面復員軍隊以作抵抗。隨后，托洛茨基率團離開了布列斯特，談判徹底破裂。

　　2月，德國恢復軍事行動。2月18日，德軍在前線發起全面進攻，并迅速擊潰了俄國舊軍隊的防御，占領了大片領土，逼近彼得格勒。當晚，中央委員會緊急會議召開，在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反對下，列寧的立即締結對德和約的主張僅獲得了7票贊成對5票反對的微弱優勢。

　　21日，人民委員會開始下達抵抗德軍全面進攻的群眾動員令。列寧與斯大林聯署發布了給彼得格勒黨組織的命令，要求后者立即動員首都工人進行戰備：

　　我們建議布爾什維克黨彼得格勒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和各區委員會一小時也不要喪失，立即把全體工人發動起來，以便遵照彼得格勒蘇維埃今晚將要通過的決議，組織幾萬工人，把全部資產階級一無例外地帶到彼得堡近郊在工人監督之下挖戰壕。在革命危急的今天，只有這樣才能拯救革命。戰壕線路由軍人指定，你們把武器準備好，而主要的是把所有的人都組織起來并動員起來。

　　列 寧

　　斯大林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一日[3]

　　之后，作為對烏克蘭聯系負責人，斯大林受中央委托，向處于蘇德交戰前沿的烏克蘭共和國發出立即加緊戰備的要求：

　　……同志們的共同意見是這樣：你們基輔人應該不要喪失一分鐘，立即在基輔城西組織同樣的抵抗，動員一切有生力量，配備大炮，挖掘戰壕，驅使資產階級在工人監督下挖戰壕，宣布戒嚴，嚴厲執行。總的任務就是保衛住彼得格勒和基輔，無論如何要攔住德寇……[4]

　　堅決果斷，雷厲風行。我們在這里已經能夠看到二十年后那個指揮蘇聯軍民頑強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的大國領袖的影子了。

　　2月23日，德國提出了比1月份更加苛刻的停戰條件（割地面積更大，賠款增至60億馬克）。中央委員會再次就是否接受和約的問題展開討論。持反對意見的依然是布哈林的派別和托洛茨基的派別。布哈林與“左派共產主義者”們依然堅持要繼續與德國進行“革命戰爭”的主張，甚至提出“為了國際革命的利益，即使可能喪失掉蘇維埃政權也是適當的，因為締結和約以后它似乎就完全成為一種有名無實的東西了”[5]。托洛茨基則繼續持“不戰不和論”，既反對布哈林的“革命戰爭”，也反對立即簽訂和約。

　　列寧面對這一局面非常氣憤，他在會議上八次發言，嚴厲批判布哈林與托洛茨基的錯誤，并提出如果再不做決斷自己就辭去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請黨另請高明。列寧怒斥：“如果你們不簽訂，那你們就等于簽署過三個星期就執行的對蘇維埃政權的死刑判決……我不想要革命空談。德國革命尚未成熟。這還需要好幾個月。必須接受這些條件”，“誰要反對立刻簽訂即使極端苛刻的和約，誰就是在斷送蘇維埃政權。”斯大林在這次會議上繼續堅定地站在列寧一邊，他發言道：“既然沒有停止德國人進攻的武力手段，就應當采取其他辦法。或者是獲得喘息時機，或者是革命滅亡，沒有別的出路。”[6]

　　23日會議最終的投票結果是：7票贊成立即締結和約（列寧、斯大林、斯維爾德洛夫、斯塔索娃、季諾維也夫、索柯里尼柯夫、斯米爾加），4票反對締結和約（布哈林、烏里茨基、布勃諾夫、洛莫夫），4票棄權（托洛茨基、越飛、克列斯廷斯基、捷爾任斯基）。列寧的方案以7票對4票的優勢通過了。次日（24日），蘇俄政府通電德國接受和約，德軍隨即停止進攻。

　　抉擇終于做出了，危機暫時解除了，列寧也不用辭去人民委員會主席職務了。

　　但反對和約的少數票領導人對表決結果非常不滿，他們決定也以辭職的方式向條約抗議——布哈林、烏里茨基、布勃諾夫、洛莫夫和皮達可夫等“左派共產主義者”宣布辭去自己在黨內和蘇維埃政府中的一切職務；托洛茨基也宣布辭去外交人民委員職務。總之，“撂挑子”了。斯大林則對這些領導人的行為非常鄙夷，他在會議上向后者質問：“辭職是否等于實際上退黨？這些同志是否懂得，他們辭職是向黨將軍？他們是否有服從黨的決議的義務？”，“這些同志自己是否明白他們的行為將要引起分裂？”，“外省會把這看做是實際上的分裂。分裂將給蘇維埃政權帶來沉重的打擊。”[7]

　　2月23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還做出了一個附加決議，就是將蘇俄首都從靠近前線的彼得格勒遷到莫斯科，以應對可能發生的最壞結局。從此，莫斯科便作為“紅色首都”成為整個蘇聯的中心和象征。二十年后，“身后就是莫斯科”成為了百萬紅軍戰士的共同信念，而斯大林在莫斯科紅場上的閱兵也成為彪炳史冊的傳奇。

　　24日，斯大林受人民委員會委托，向烏克蘭共和國發去電報介紹23日會議的決議。斯大林在電報中向烏克蘭的同志們解釋道：

　　我們對目前因德國人進攻和我軍潰逃而造成的形勢是這樣估計的：由于西方革命運動發展緩慢?我軍不堅強和德帝國主義者的貪婪至極，我們在推翻了本國帝國主義者之后,又暫時落入外國帝國主義的魔掌，為了反對外國帝國主義，我們應該立即準備力量組織衛國戰爭，同時期待西方革命力量的發展(這種發展在我們看來是不可避免的)。要進行這種準備，必須有一個起碼的喘息時機；即使是蠻橫的和約也能給我們提供喘息時機。無論如何不能抱幻想。要有勇氣正視現實并承認我們已經暫時落入德帝國主義的魔掌。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今晨三時決定締結條件蠻橫的和約并委托人民委員會派代表團去布列斯特(代表團今天已經動身),就是根據這些考慮。中央執行委員會認定，只有在這種情況下才能保持蘇維埃政權。而現在要為組織反對德帝國主義的神圣戰爭準備再準備。[8]

　　總之，形勢是惡劣的，選擇是不得已的。但與敵人暫時“握手”不是懦弱和投降，而是為了積攢力量，以便將來更有力地打擊敵人。

　　在數天的商談后，3月3日，新的蘇俄代表團與同盟國代表在布列斯特簽訂了和約，史稱“布列斯特和約”。蘇俄終于以極大的代價換來了鞏固國家的喘息之機。

　　3月6日至8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第七次（緊急）代表大會在彼得格勒召開。“七大”由于是緊急召集，因此有相當一部分黨組織未能派代表參會。出席“七大”的共有47個有表決權的代表和59個有發言權的代表，代表約17萬黨員（全國合計約30萬黨員）。大會除討論常規事宜外，還專門就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問題進行了表決：肯定和約的占30票，反對和約的占12票，棄權4票。這一表決結果意味著列寧的對德主張在全國黨組織中獲得了絕對優勢的支持，而“左派共產主義者”和托洛茨基派則遭到了重大打擊。

　　“七大”還通過了修改黨綱和更改黨名稱的決議，斯大林成為負責編寫新黨綱的委員會的成員。大會決定，將黨正式更名為“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為“俄共（布）”。

　　俄國退出了帝國主義戰爭。這個國家和這個黨都在這一斗爭中經受洗禮。

　　而被“布列斯特和約”割讓給德國的領土，將隨著德國的戰敗很快被收回。

　　1918年初圍繞是否簽訂“布列斯特和約”的斗爭，是十月革命勝利后第二次重大的黨內斗爭。在這次斗爭中，列寧與布哈林、托洛茨基的分歧達到了相互“掀桌子”、相互威脅辭職的程度，而斯大林繼續堅定地站在列寧一邊，充當了列寧主張最忠實的擁護者。

　　布列斯特對斯大林來說意味著什么呢？

　　第一，加深了列寧對他的器重和信任，進一步被列寧視作“自己人”；

　　第二，展現了他一貫的務實作風和對形勢異常冷靜的把握；

　　第三，凸顯了他依靠一國力量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與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將希望主要寄托在西歐社會主義革命上的觀點大相徑庭；

　　第四，表露了他對黨內少數派公然不服從黨的組織紀律的不滿和厭惡——蘇俄外交人民委員竟能違抗蘇俄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指示和會議共識，擅自決定拒簽和約；在23日會議形成最終決議后，少數派竟然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以辭職向黨進攻（或許還隱藏了他對列寧過于縱容少數派活動導致國家陷入極端困難境地的不滿——面對明顯錯誤的反對派，列寧竟能容忍他們一次次“放毒”以致中央遲遲做不出正確決斷，錯過了最有利的訂約時機，最后只能接受更加苛刻和屈辱的條件）。

　　更重要的是，布列斯特成為一個“魔咒”、一本“教科書”，為此后數次重大黨內斗爭提供了范本：革命的推進和形勢的發展帶來了深刻的矛盾和巨大的困難，迫使掌權者必須做出痛苦的決斷。此時，掌權者會分裂為理想主義派和現實主義派，前者舍棄現實遷就理想（飛蛾撲火，在飛往光明的同時也可能玉石俱焚、一無所有），后者委屈隱忍保全現實（笑到最后才能笑得最好，“自行車”以后再說，先活下去，生存優先）。后者說前者是“幼稚病”，而前者說后者“保守”或“喪失原則”。兩派相爭不下，最終其中一派強行壓倒另一派，直至從組織上進行清理。而由于現實主義派更貼近大多數黨員群眾的認識和利益（在投票或表決時體現出來），往往最終勝出的是他們而非理想主義派。能否在理想和現實之間取得平衡，達到一個兼顧理想與現實的完美方案呢？當然能，但是太難了。何況形勢的危急有時候根本不會給人足夠的時間去設計這樣一個完美的方案，他們必須當機立斷，任何延誤都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

　　斯大林在此后數次重大斗爭中的立場，正如1918年的布列斯特一樣，在對冷酷現實的清醒估計下，在理想和現實的劇烈沖突中，以鋼鐵的意志做出他認為對人民和國家最有利的選擇，哪怕為此要付出巨大代價。理解他的人將感激他的決斷，反對他的人將對他恨之入骨。

　　“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注釋：

　　[1] 托洛茨基“不戰不和論”詳見《托洛茨基小傳》下篇第三節。

　　[2] 初次載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委員會會議記錄》，引自《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3] 電報標題為《給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彼得格勒委員會的話傳電報》，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4] 電報標題為《給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書記處的電報》，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5] 引自《蘇聯共產黨歷史》。

　　[6] 引自《斯大林年譜》。

　　[7] 引自《斯大林年譜》。

　　[8] 原文標題為《給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人民書記處的直達電報稿》，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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