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前社長穆青曾三次到訪蘭考，在他的筆下，曲曲折折的歷史沒有磨滅刻在人民內心深處對焦裕祿的思念：隨著時光的流逝，一種呼喚焦裕祿的激越之情，像江河大海的波濤，在共產黨員心中，在人民群眾心中，更加激蕩不已。

　　焦裕祿那種敢于“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氣概，“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情懷，不啻是黑云壓頂時一道耀眼的閃電。正是以這種氣概和情懷，我們的黨克服了歷史上的一個個危難而一往無前。

　　當我們國家面臨著外有壓力、內有困難的形勢，依然需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精神，需要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的作風。而這就是成千上萬人一往情深地懷念焦裕祿、呼喚焦裕祿的真正原因。

　　時隔24年，穆老再次踏上蘭考的土地，黃沙不見蹤影，舊貌變新顏，禁不住思緒萬千……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摘編自新華出版社2021年3月出版的《十個共產黨員》，原標題為《人民呼喚焦裕祿》，原文寫于1990年7月9日。

　　進入90年代，在中華大地興起學雷鋒新潮的同時，人們深情地呼喚著另一個名字——焦裕祿。

　　在這聲聲呼喚中，我們三個當年采寫焦裕祿事跡的老記者重訪蘭考，專程到焦裕祿墓前敬獻花圈。花圈的挽帶上寫著“焦裕祿精神永存”七個字，表達了我們對這位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人民的好兒子的崇敬和思念。焦裕祿去世已經26年了。蘭考人民在黃河故堤的一個沙丘上，修建了焦裕祿烈士陵園。陵園里，參天的泡桐綠蔭蔽日，蓊郁的松柏密密環繞。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墓地上豎立著一面屏壁，上面鐫刻著毛澤東的題字：“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1990年，穆青、馮健、周原向焦裕祿墓敬獻花圈。

　　我們默默地站在墓前，望著那高大的墓碑，環顧蘭考大地，思前想后，禁不住心潮澎湃，思緒萬千——

　　1

　　24年前，當我們第一次踏上蘭考這塊苦難的土地，蘭考的“三害”——內澇、風沙、鹽堿還在猖獗地為害人民。一年365天，多一半漫天黃沙飛揚。我們住在縣委招待所，清晨起床，衣被上總是蒙著一層黃塵。白色的鹽堿每年不僅要堿死幾萬幾十萬畝禾苗，還侵蝕著千家萬戶的墻腳和鍋臺。內澇漬死了大片莊稼，有幸捉住苗的，一畝地打下幾十或上百斤糧食就是上好年景。

　　今天，蘭考1800平方公里大地和98萬畝耕地，大變樣了。

　　“看到泡桐樹，想起焦裕祿。”這是傳唱在蘭考的一首新民歌。焦裕祿當年為了防風固沙，幫助農民擺脫貧困，提倡種植泡桐。20多年過去，蘭考全境的飛沙地、老洼窩、鹽堿灘，都已經長起大片大片縱橫成網的泡桐林了。

　　1963年焦裕祿親手栽下的那棵麻稈粗的幼桐，已經長成雙人合抱的大樹，人們親切地叫它“焦桐”。全縣半數以上的耕地實行了農桐間作，一畝地每年僅桐樹就可以增值200到240元。我們一路所見，不僅在蘭考，而且在豫東平原，在中州大地，在千里公路沿線，在雄偉的黃河大堤，到處都是亭亭的泡桐英姿，到處都是綠色的海洋。

　　1990年6月，穆青、馮健、周原在蘭考焦裕祿生前種的泡桐樹前合影。

　　東壩頭是黃河下游一個最險要的地段，從三門峽、花園口奔瀉而來的黃河激流，在這里按照人們的意志，回旋了一個馬蹄形，從巍峨的石壩腳下乖乖地折向東北，奔向大海。滔滔黃河歷史上多次泛濫，給這一帶留下了271個大大小小的沙丘。每當刮起5級以上大風，黃沙蔽日，天昏地暗，一夜之間沙丘就能搬家。24年前，我們來這里采訪，舉目黃沙茫茫，不見樹木。

　　這次，我們再訪東壩頭一帶，茫茫黃沙已經不見蹤影，眼底盡是一望無際的麥海。農民開著汽車、拖拉機，趕著牛車，正忙著收割麥子。微風起處，漾起層層金色的麥浪，一個個舊日的沙丘，變成了郁郁蔥蔥的刺槐林，極目望去，宛如漂浮在金色麥海里的一個個綠島。

　　我們沿著曲徑登上名叫“九米九”的大沙丘。頭上綠葉蓋頂，腳下青草鋪地，林子里陣陣涼風宜人。盛夏的陽光從華蓋般的槐葉縫里流瀉下來，像撒下一條條金色絲線。24年前，我們曾吃力地爬上這個沙丘，流沙灌滿了我們的鞋襪。那時，沙丘頂上剛剛種上稀疏的刺槐苗，迎著寒風有氣無力地搖曳著。

　　2018年6月19日在河南蘭考東壩頭鄉張莊村附近拍攝的蜿蜒的黃河河道。（新華社記者馮大鵬攝）

　　鄰近“九米九”的下馬臺，原是臨大路的一個村莊。因為沙丘移動，村舍、水井被淹沒，村民棄家外逃，這里就變成了一個方圓50畝的大沙丘。焦裕祿從1963年春天開始，組織農民在這里挖泥封沙，栽種刺槐，如今也早已成林了。

　　72歲的護林老人王心茂告訴我們：“下馬臺大沙丘今天變成了‘元寶垛’，全靠老焦當年領著大伙種樹治沙。”王心茂一家人就住在林中小屋里，年年月月守護著這片焦書記留下的林子。他愛樹如命，說：“誰要砍死一棵樹，就是砍我一條腿；誰要撅折一根樹枝，就是斷我一個指頭，我決不答應！”這句話，表達了老人對黨、對他心目中的焦書記多么深沉的感情啊！

　　1990年穆青、馮健（左一）、周原（右一）重訪蘭考時與農民親切交談。

　　當年受到焦裕祿稱贊的“四桿旗”之一的韓村，也許是蘭考農村今昔變遷的一個縮影。

　　韓村周圍是洼地，常年漬水，土地堿化。24年前我們來這個村訪問時，饑寒交迫的農民含著淚告訴我們：1962年全村27戶人家，每人只分得老秤12兩高粱穗。貧窮像蛇一樣纏著這個村莊。在那許多人感到沮喪的年代，他們人窮志不短，硬是不要國家的救濟糧和救濟款，自力更生，到老洼窩里割草賣草，換來三頭毛驢和農具，忍饑挨餓，堅持生產。

　　就在這個時刻，焦裕祿來到韓村，他從韓村人身上看到了千斤重擔不彎腰的志氣，深深地被感動了。他把韓村的代表請上表彰大會的主席臺，號召全縣學習他們的精神。這次我們又到韓村，看到人們引來的黃河水把洼地淤高了，低洼的荒草窩長出了一坡好麥子、好花生，昔日的鹽堿地也種上了棉花。當年的茅屋都換成了一色的磚瓦房。全村51戶，有22戶買了拖拉機。

　　我們懷著急切的心情，來到蘭考火車站。20多年前，這里的一切令人觸目心酸。那時冬春季節，有多少蘭考的災民在這里啼哭飲泣，有多少家庭在這里骨肉離散。站臺上堆著從全國各地運來的救災糧，站內站外，貨運列車的棚頂上，都坐著衣衫襤褸的災民。這一切，仿佛是我們昨日所見，依稀歷歷在目。

　　而眼前，車站的一切完全變了。整潔的站臺修了花壇，東來西去的客貨列車井然運行。新建的75000平方米貨場可以同時裝卸100多個車皮。最近5年，蘭考火車站每年平均裝車外運的糧食、棉花、桐材、油料等有1億多公斤。焦裕祿深夜到火車站含淚看望農民弟兄離鄉背井、外出逃荒的凄苦場景，已經作為歷史的一頁翻過去了。

　　1986年3月，穆青和周原在蘭考考察當年的沙丘。

　　焦裕祿臨終前曾說：“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黨組織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多年來，蘭考的黨和政府抱定“一張藍圖畫到底”的決心，領導人民改天換地。焦裕祿用生命繪制的那張藍圖，今天已經變成蘭考大地的現實。

　　蘭考人深情地說：“咱焦書記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

　　2

　　曲曲折折的歷史沒有磨滅刻在人民內心深處對焦裕祿的思念。隨著時光的流逝，一種呼喚焦裕祿的激越之情，像江河大海的波濤，在共產黨員心中，在人民群眾心中，更加激蕩不已。

　　今年以來，已經有30多萬人來到焦裕祿墓前憑吊。

　　當年那個大雪封門的日子，焦裕祿去梁孫莊推開柴門訪問過的那位老人梁俊才已經去世，雙目失明的張晴老大娘還健在，已經89歲了。她還記得，那天她用顫抖的雙手上上下下摸著焦裕祿，問：“你是誰？”焦裕祿說：“我是你的兒子！”去年，張晴大娘家里收獲1000公斤小麥，750公斤花生。今年清明節，她要人拉著架子車專程送她到焦裕祿墳前，按照農村古老的習俗燒了一堆“紙錢”，她說：“如今俺富了，老焦有錢花嗎？”

　　一個又一個農村婦女，從家里帶來新蒸的白面饅頭，擺在焦裕祿墓前，哭著喊著，要他們的焦書記走出墓來嘗嘗味道。他們永遠忘不了，焦裕祿和他們一起吃糠咽菜的艱難日子；永遠忘不了焦裕祿端起大家湊來的“百家飯”，眼淚簌簌滾下來的情景。如今家家過上了好日子，焦書記卻不回來了。

　　堌陽鄉刁樓村70多歲的老農馬全修，身患關節炎，走路靠雙拐。今年清明節，他披著老羊皮，艱難地走了十幾公里路，來到墓前，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禮。他對陵園工作人員說：“老焦是萬里挑一的好人呀！我怕活不久了，趁還能走動，趕來看看他。說不定啥時候死了，想來也來不了啦！”

　　從葡萄架村來的一位60來歲的婦女，在墓前哭得很傷心。工作人員問她：“有什么為難事？”她說：“我只有一個兒子，自從娶了媳婦，再也不肯管我了。我生他時，生活多么艱難啊！焦書記關心我，救濟過我，還送我一塊喜慶的紅布。那時候，吃不上，喝不上。如今吃喝都有了，兒大心變了。一生孩子的氣，我便想起老焦，想起那塊紅布。唉，要是老焦在，這種事他能不管嗎？”

　　陵園工作人員還對我們談了一件事：清明節前，陵園松林里一位來自民權縣的老農踽踽獨行。問他來干什么，他說來看看。問他的姓名，他不肯說。工作人員又問：“你心里有什么事？”老農哭了。他說：“我心里有話，沒有地方訴呀，來跟老焦說說......”群眾過上了好日子，思念焦裕祿；群眾有了困難，想起焦裕祿；群眾心里感到有了委屈，也要到焦裕祿墓前來哭訴。

　　蘭考人心目中，焦裕祿沒有死。在村頭、田間，在農舍、牛屋，在農村飯場，在夜半夢鄉，他們似乎還在跟焦書記傾訴自己的心里話。

　　廣大群眾呼喚焦裕祿，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他們是在呼喚黨一貫同群眾血肉相連的好傳統，呼喚黨的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好作風。

　　3

　　焦裕祿去世26年了。其間，人民共和國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們走過灑滿陽光的坦途，也經歷過陰云滿天的坎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偉大的里程碑，開始了共和國歷史上一個嶄新的時代。

　　從北京到河南的千里農村，我們看到處處綠樹成蔭，一派生機勃勃。昔日低矮的茅屋，很少見了，少數富裕的農民又拆去剛住了幾年的磚瓦房，蓋起了獨家獨院的小樓。強大的電流給廣大農村注入了新的活力，農業生產插上了翅膀，鄉鎮企業有如雨后春筍，家用電器飛進了尋常百姓家。

　　越來越多的農民不再固守傳統的耕作習慣，發出了向科學技術要產量要效益的呼喚。前幾年，他們是從城里“搶財神”下鄉；近年來，那些先進的農民在庭院在承包田里試驗深層開發，自己開始走向農業科學殿堂了。20多年前連捉苗都很困難的黃河故道農村，現在已有成片農田三種三熟、四種四熟了。

　　特別令人興奮的是，一批又一批年輕的干部，相繼走上了縣委書記、縣長的領導崗位。他們同千百萬農村基層干部一起，長年累月，勤勤懇懇，為黨為人民默默地工作著。祖國大地山河巨變，無不凝聚著他們的辛勞和汗水。這些80年代以來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有從農村基層提拔上來的，更多的是大學畢業生、研究生。在黨的哺育下，他們有較高的科學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經過實踐的磨煉，身上也閃現著60年代縣委書記焦裕祿的精神風貌。

　　他們是新時代大潮中的中流砥柱！

　　但是，在新形勢新任務面前，也有少數干部經不起執政和改革開放的考驗，受到不正之風的影響和腐朽思想的侵蝕。他們把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拋到了九霄云外，背離人民，違法亂紀，成為大潮奔瀉中的泥沙。

　　當前，值得嚴重注意的是，在有些地方，干群關系緊張，干部作風不正，官僚主義嚴重，有禁不止，有令不行，甚至滋長了腐敗現象。

　　有的人隨意侵犯群眾利益，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一切向錢看。群眾氣憤地把這“三亂”比做新的“三害”。

　　有的人揮霍公款大吃海喝，群眾指著他們的脊梁骨說：“你們把酒杯捏扁了，把筷子吃短了，把椅子坐散了。”

　　有的人不為群眾辦事，只顧自己“窩里斗”，對群眾疾苦視而不見，充耳不聞。

　　有的人弄虛作假，文過飾非，還向上邀功請賞，爭名爭利。

　　有人的貪贓枉法，胡作非為，不止自己侵吞公款公物蓋私房，還為親朋故舊、七姑八姨謀私利、撈便宜......

　　有一個老貧困縣，十年九災，被稱為“洪水招待所”。全縣128萬畝耕地，有123萬畝旱不能澆，澇不能排；人均收入200元以下，溫飽問題一直沒有解決。農民形容自己的苦日子是：“泥巴房子泥巴床，除了泥巴沒家當。”這樣一個長期貧困的老災區，那里的干部本該發揚焦裕祿精神，咬緊牙關，艱苦奮斗它幾年，領導群眾擺脫貧困。

　　但令人痛心的是，1988和1989兩年，這個縣一面吃著國家救濟糧，用著國家救濟款，一面竟然作出決定，讓下級機關給領導干部“送紅包”；而全縣得“紅包”金額最多的是原縣委書記。這些腐敗現象，使廣大群眾心不平，氣不順，在干群之間、黨群之間無形中筑起一道高墻，它隔斷了黨與群眾的聯系，玷污了黨的形象，造成了許多不安定的因素。

　　60年代初，我國外有壓力，內有經濟困難。焦裕祿那種敢于“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氣概，“心中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自己”的情懷，不啻是黑云壓頂時一道耀眼的閃電。正是以這種氣概和情懷，我們的黨克服了歷史上的一個個危難而一往無前。現在，我們國家也面臨著外有壓力、內有困難的形勢，依然需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精神，需要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的作風。這就是成千上萬人一往情深地懷念焦裕祿、呼喚焦裕祿的真正原因。

　　黨的十三屆六中全會的決定鄭重指出：“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力量源泉和勝利之本。能否始終保持和發展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直接關系到黨和國家的盛衰興亡。”決定諄諄告誡全黨：“在改革開放、發展商品經濟的條件下，共產黨員更加需要自覺保持清正廉潔，堅決反對腐敗行為。如果聽任腐敗現象蔓延，黨就有走向自我毀滅的危險。”

　　這歷史性的決定，像警鐘長鳴！

　　4

　　我們在河南農村訪問，同地委、縣委的許多干部交談。他們在學習焦裕祿的活動中，有深切的感受，有各自的經驗體會，內心也有些隱憂。

　　許多干部尖銳地指出，焦裕祿是縣委書記的榜樣，學習焦裕祿，重點是領導干部學，不能只領導別人學，自己不學。人民懷念焦裕祿，表現了群眾對黨的干部的殷切期望。絕不能辜負群眾的期望！當“班長”，要事事、處處與焦裕祿相比，在自己身上找差距；要像焦裕祿那樣善于團結“一班人”。搞“窩里斗”的，爭名于朝、爭利于市的，學不了焦裕祿。

　　60年代，焦裕祿領導群眾同嚴重的自然災害作斗爭，讓蘭考群眾吃飽穿暖。今天，新的任務、新的困難正考驗著我們的干部，學習焦裕祿不僅要領導群眾同自然作斗爭，還要同侵入自己肌體的官僚主義和腐敗現象進行斗爭。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斗爭比起同自然災害的斗爭還要艱苦得多。縣委書記們談到這一點時，強調說，學習焦裕祿，一定要從世界觀上學，要付出代價，作出某種犧牲，經歷思想上痛苦的磨煉。不能擺花架子，不能搞形式主義。

　　書記們談到焦裕祿“心里裝著全體人民”時，都很動情。他們舉出許多事例說，只要與群眾心連心，處處為群眾著想，為群眾辦好事、辦實事，群眾就信任你、擁護你，工作就會一呼百應；國家有什么困難，群眾也會支持國家渡過難關，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辭。如果你心里沒有群眾，和群眾離心離德，違背群眾利益，再大的好事，就是干部喊破嗓子，群眾也是百呼不應。這是一個非常樸素的真理。

　　“千金易求，人心難得。”這是自古以來中國人民的箴言，是關系我們黨盛衰興亡的一個大問題。

　　從蘭考到開封，我們瞻仰了曾任開封府府尹，近千年來一直活在人民心中，為人們敬仰傳誦的包拯的塑像。這座新建的包公祠里，有一塊古石碑，上面銘刻著開封府歷屆府尹的名字。人們紀念包拯，崇敬包拯，前來參觀的人都要站在石碑前撫摸一下他的名字。年深日久，石碑上“包拯”二字被摸出了一片很深的亮光光的凹痕。

　　我們從包拯又想起了焦裕祿。焦裕祿不是封建社會的“包大人”，他自稱是“人民的兒子”。包拯在開封府為官只有一年零三個月，但這位婦孺皆知的“包青天”，留給后人的是幾天也講不完的清正廉明的傳奇故事。焦裕祿在蘭考實際上也只是工作了一年零幾個月，而他卻給人民留下了一個共產黨人的高大形象和許多無價的精神財富。

　　“我是你的兒子。”焦裕祿的這句話，表達了一個偉大的真理。這是一個震撼歷史的聲音。他喊出了中國共產黨人對人民的全部忠誠。

　　歷史將永遠銘記這位人民的兒子的英名。

　　延伸閱讀：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

　　文 | 穆青 馮健 周原

　　本文寫于1966年2月4日。

　　1962年冬天，正是豫東蘭考縣遭受內澇、風沙、鹽堿“三害”最嚴重的時刻。這一年，春天風沙打毀了20萬畝麥子，秋天淹壞了30多萬畝莊稼，鹽堿地上有10萬畝禾苗堿死，全縣的糧食產量下降到了歷史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這樣的關口，黨派焦裕祿來到了蘭考。

　　展現在焦裕祿面前的蘭考大地，是一幅多么嚴重的災荒的景象呵！橫貫全境的兩條黃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邊的黃沙；片片內澇的洼窩里，結著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鹽堿地上，枯草在寒風中抖動。

　　河南蘭考一村莊的房屋被風沙掩埋（資料照片），風沙、鹽堿、內澇是蘭考歷史上的“三害”。

　　困難，重重的困難，像一副沉重的擔子，壓在這位新到任的縣委書記的雙肩。但是，焦裕祿是帶著《毛澤東選集》來的，是懷著改變蘭考災區面貌的堅定決心來的。在這個貧農出身的共產黨員看來，這里有36萬勤勞的人民，有烈士們流血犧牲解放出來的90多萬畝土地。只要加強黨的領導，一時就有天大的艱難，也一定能殺出條路來。

　　第二天，當大家知道焦裕祿是新來的縣委書記時，他已經下鄉去了。

　　他到災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隊去了。他到貧下中農的草屋里，到飼養棚里，到田邊地頭，去了解情況，觀察災情去了。他從這個大隊到那個大隊，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談論。見到沙丘，他說：“栽上樹，豈不是成了一片好綠林！”見到澇洼窩，他說：“這里可以栽葦、種蒲、養魚。”見到堿地，他說：“治住它，把一片白變成一片青！”轉了一圈回到縣委，他向大家說：“蘭考是個大有作為的地方，問題是要干，要革命。蘭考是災區，窮，困難多，但災區有個好處，它能鍛煉人的革命意志，培養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難面前逞英雄。”

　　焦裕祿的話，說得大家心里熱乎乎的。大家議論說，新來的縣委書記看問題高人一著棋，他能從困難中看到希望，能從不利條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1

　　“關鍵在于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

　　連年受災的蘭考，整個縣上的工作，幾乎被發統銷糧、貸款、救濟棉衣和燒煤所淹沒了。有人說縣委機關實際上變成了一個供給部。那時候，很多群眾等待救濟，一部分干部被災害壓住了頭，對改變蘭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數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災區工作。他們害怕困難，更害怕犯錯誤......

　　焦裕祿想：“群眾在災難中兩眼望著縣委，縣委挺不起腰桿，群眾就不能充分發動起來。‘干部不領，水牛掉井’，要想改變蘭考的面貌，必須首先改變縣委的精神狀態。”

　　夜，已經很深了，焦裕祿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他披上棉衣，找縣委一位副書記談心去了。

　　在這么晚的時候，副書記聽見叩門聲，吃了一驚。他迎進焦裕祿，連聲問：“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祿說：“我想找你談談。你在蘭考十多年了，情況比我熟，你說，改變蘭考面貌的主要問題在哪里？”

　　副書記沉思了一下，回答說：“在于人的思想的改變。”

　　“對。”焦裕祿說：“但是，應該在思想前面加兩個字：領導。眼前關鍵在于縣委領導核心的思想改變。沒有抗災的干部，就沒有抗災的群眾。”

　　兩個人談得很久，很深，一直說到后半夜。他們的共同結論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別是要對縣委的干部進行抗災的思想教育。不首先從思想上把人們武裝起來，要想進行除“三害”的斗爭，將是不可能的。

　　嚴冬，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祿召集在家的縣委委員開會。人們到齊后，他并沒有宣布議事日程。只說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領著大家到火車站去了。

　　當時，蘭考車站上，北風怒號，大雪紛飛。車站的屋檐下，掛著尺把長的冰柱。許多逃荒的災民扶老攜幼擁擠在候車室里。他們正等待著國家運送災民前往豐收地區的專車，從這里開過......

　　焦裕祿指著他們，沉重地說：“同志們，你們看，他們絕大多數人，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是災荒逼迫他們背井離鄉的，不能責怪他們，我們有責任。黨把這個縣36萬群眾交給我們，我們不能領導他們戰勝災荒，應該感到羞恥和痛心......”

　　他沒有再講下去，所有的縣委委員都沉默著低下了頭。這時有人才理解，為什么焦裕祿深更半夜領著大家來看風雪嚴寒中的車站。

　　從車站回到縣委，已經是半夜時分了，會議這時候才正式開始。

　　焦裕祿聽了大家的發言，最后說：“我們經常口口聲聲說要為人民服務，我希望大家能牢記著今晚的情景，這樣我們就會帶著階級感情，去領導群眾改變蘭考的面貌。”

　　緊接著，焦裕祿組織大家學習《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勁，鼓勵大家像張思德、白求恩那樣工作。

　　以后，焦裕祿又專門召開了一次常委會，回憶蘭考的革命斗爭史。在殘酷的武裝斗爭年代，蘭考縣的干部和人民，同敵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繼。有個地區，在一個月內曾經有九個區長為革命犧牲。烈士馬福重被敵人破腹后，腸子被拉出來掛在樹上......焦裕祿說：“蘭考這塊地方，是同志們用鮮血換來的。先烈們并沒有因為蘭考人窮災大，就把它讓給敵人，難道我們就不能在這里戰勝災害？”

　　一連串的階級教育和思想斗爭，使縣委領導核心在嚴重的自然災害面前站起來了。他們打掉了在自然災害面前束手無策、無所作為的懦夫思想，從上到下堅定地樹立了自力更生消滅“三害”的決心。

　　不久，在焦裕祿倡議和領導下，一個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制訂出來了。這個藍圖規定在三五年內，要取得治沙、治水、治堿的基本勝利，改變蘭考的面貌。這個藍圖經過縣委討論通過后，報告了中共開封地委，焦裕祿在報告上，又著重加了幾句：“我們對蘭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對著當前嚴重的自然災害，我們有革命的膽略，堅決領導全縣人民，苦戰三五年，改變蘭考的面貌。不達目的，我們死不瞑目。”

　　這幾句話，深切地反映了當時縣委的決心，也是蘭考全黨在上級黨組織面前，一次莊嚴的宣誓。

　　2

　　“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

　　焦裕祿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規劃并不等于現實，這澇、沙、堿三害，自古以來害了蘭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們從蘭考土地上像送瘟神一樣驅走，必須進行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價。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須首先了解情況，進行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要想戰勝災害，單靠一時的熱情，單靠主觀愿望，事情斷然是辦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閉塞眼睛捉麻雀”的錯誤。要想戰勝災害，必須詳盡地掌握災害的底細，了解災害的來龍去脈，然后作出正確的判斷和部署。

　　他下決心要把蘭考縣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況摸透，親自去掂一掂蘭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根據這一想法，縣委先后抽調了120個干部、老農和技術員，組成一支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全縣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焦裕祿和縣委其他領導干部，都參加了這次調查。那時候，焦裕祿正患著慢性的肝病，許多同志擔心他在大風大雨中奔波，會加劇病情的發展，勸他不要參加，但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同志們的勸告，他說：“吃別人嚼過的饃沒味道。”他不愿意坐在辦公室里依靠別人的匯報來進行工作，說完就背著干糧，拿著雨傘，和大家一起出發了。

　　每當風沙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帶頭下去查風口、探流沙的時候；雨最大的時候，也就是他帶頭下去冒雨涉水，觀看洪水流勢和變化的時候。他認為這是掌握風沙、水害規律最有利的時機。為了弄清一個大風口，一條主干河道的來龍去脈，他經常不辭勞苦地跟著調查隊，追尋風沙和洪水的去向，從黃河故道開始，越過縣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塵埃，水入河道，方肯罷休。

　　在這場艱苦的調查中，焦裕祿簡直變成一個滿身泥水的農村“脫坯人”了。他和調查隊的同志們經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糧，蹲在泥濘里歇息......

　　有一次，焦裕祿從堌陽公社回縣城路上，遇到了白帳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縣變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祿想：“洪水呀，等還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門來了。”他回到縣里后，連停也沒停，就帶著辦公室的三個同志察看洪水去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們靠著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著，走著。這時，焦裕祿突然感到一陣陣肝痛，不時彎下身子用左手按著肝區。三個青年懇求他：“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務交給我們，我們保證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務。”焦裕祿沒有同意，繼續一路走，一路工作著。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們為他張著傘，他畫了一張又一張水的流向圖。等他們趕到金營大隊，支部書記李廣志一看見焦裕祿就吃驚地問：“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來的？”焦裕祿掄著手里的棍子說：“就坐這條船來的。”李廣志讓他休息一下，他卻拿出自己畫的圖來，一邊指點著，一邊滔滔不絕地告訴李廣志，根據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勢，應該從哪里到哪里開一條河，再從哪里到哪里挖一條支溝......這樣，就可以把這幾個大隊的積水，統統排出去了。

　　李廣志聽了非常感動，他沒有想到，焦裕祿同志的領導工作竟這樣的深入細致！到吃飯的時候了，他要給焦裕祿派飯，焦裕祿說：“雨天，群眾缺燒的，不吃啦！”說著，就又向風雨中走去。

　　送走了風沙滾滾的春天，又送走了暴雨連連的夏季，調查隊在風里、雨里、沙窩里、激流里度過了一個月又一個月，方圓跋涉了5000余里，終于使縣委抓到了蘭考“三害”的第一手資料。全縣有大小風口84個，經調查隊一個個查清，編了號、繪了圖；全縣有大小沙丘1600個，也一個個經過丈量，編了號、繪了圖；全縣的千河萬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閘......也調查得清清楚楚，繪成了詳細的排澇泄洪圖。

　　這種大規模的調查研究，使縣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堿發生、發展的規律。幾個月的辛苦奔波，換來了一整套又具體又詳細的資料，把全縣抗災斗爭的戰斗部署，放在一個更科學更扎實的基礎之上。大家都覺得方向明，信心足，無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3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夜已經很深了，陣陣的肝痛和縣委工作沉重的擔子，使焦裕祿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著蘭考縣的36萬人和2574個生產隊。抗災斗爭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基層干部和群眾的思想覺悟也有高有低，怎樣才能充分調動起群眾的革命積極性？怎樣才能更快地在全縣范圍內開展起轟轟烈烈的抗災斗爭？

　　焦裕祿在苦苦思索著。

　　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祿善于從毛澤東同志著作中汲取營養，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叫做“白天到群眾中調查訪問，回來讀毛主席著作，晚上‘過電影’。”他所說的“過電影”，主要是指聯系實際來思考問題。他說：“無論學習或工作，不會‘過電影’那是不行的。”

　　焦裕祿（前中）20世紀60年代在蘭考沙區現場組織抗災。（新華社發）

　　現在，全縣抗災斗爭的情景，正像一幕幕的電影活動在他的腦海里，此時此刻，他覺得毛澤東同志所倡導的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方法，是多么重要！

　　他決定發動縣委領導同志再到貧下中農中間去，集中群眾的智慧尋求解決困難的辦法。他自己更是經常住在老貧農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眾一起吃飯，一起勞動。他帶著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對群眾的無限信任，在廣大貧下中農中間詢問著、傾聽著、觀察著。他聽到許多貧下中農的要求和呼聲，看到許多社隊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革命精神。他在群眾中學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堿的辦法，總結了不少可貴的經驗。群眾的智慧，使他受到極大的鼓舞，也更加堅定了他戰勝災害的信心。

　　韓村是一個只有27戶人家的生產隊。1962年秋天遭受了毀滅性的澇災，每人只分了12兩紅高粱穗。在這樣嚴重的困難面前，生產隊的貧下中農提出，不向國家伸手，不要救濟糧、救濟款，自己割草賣草養活自己。他們說：搖錢樹，人人有，全靠自己一雙手。不能支援國家，心里就夠難受了，決不能再拉國家的后腿。就在這年冬天，他們割了27萬斤草，養活了全體社員，養活了8頭牲口，還修理了農具，買了7輛架子車。

　　秦寨大隊的貧下中農社員，在鹽堿地上刮掉一層皮，從下面深翻出好土，蓋在上面。他們大干深翻地的時候，正是最困難的1963年夏季，他們說：“不能干一天就干半天，不能翻一鍬就翻半鍬，用蠶吃桑葉的辦法，一口口啃，也要把這堿地啃翻個個兒。”

　　趙垛樓的貧下中農在七季基本絕收以后，冒著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溝，同暴雨內澇搏斗。1963年秋天，這里一連九天暴雨，他們卻奪得了好收成，賣了8萬斤余糧。

　　雙楊樹的貧下中農在農作物基本絕收的情況下，雷打不散，社員們兌雞蛋賣豬，買牲口買種子，堅持走集體經濟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員們說：“窮，咱窮到一塊兒；富，咱也富到一塊兒。”

　　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廣大貧下中農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祿十分激動。他認為這就是在毛澤東思想哺育下的貧下中農革命精神的好榜樣。他在縣委會議上，多次講述了這些先進典型的重大意義。他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我們應該把群眾中這些可貴的東西，集中起來，再堅持下去，號召全縣社隊向他們學習。”

　　1963年9月，縣委在蘭考冷凍廠召開了全縣大小隊干部的會議，這是扭轉蘭考局勢的大會，是蘭考人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一次誓師大會。會上，焦裕祿為韓村、秦寨、趙垛樓、雙楊樹的貧下中農鳴鑼開道，請他們到主席臺上，拉他們到萬人之前，大張旗鼓地表揚他們的革命精神。他把群眾中這些革命的東西，集中起來，總結為四句話：“韓村的精神，秦寨的決心，趙垛樓的干勁，雙楊樹的道路。”他說：這就是蘭考的新道路！是毛澤東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聲疾呼，號召全縣人民學習這四個樣板，發揚他們的革命精神，在全縣范圍內鎖住風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開英勇的斗爭！

　　這次大會在蘭考抗災斗爭的道路上，是一個偉大的轉折。它激發了群眾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眾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動了全縣抗災斗爭的發展。它使韓村等四個榜樣的名字傳遍了蘭考；它讓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在蘭考36萬群眾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從此，蘭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兩個東西，這就是縣委和縣人委發出的“奮發圖強的嘉獎令”和“革命硬骨頭隊”的命名書。

　　4

　　“當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共產黨員要出現在群眾面前”

　　就在蘭考人民對澇、沙、堿三害全面出擊的時候，一場比過去更加嚴重的災害又向蘭考襲來。1963年秋季，蘭考縣一連下了13天雨，雨量達250毫米。大片大片的莊稼汪在洼窩里，漬死了。全縣有11萬畝秋糧絕收，22萬畝受災。

　　焦裕祿和縣委的同志們全力投入了緊急的生產救災。

　　那是個冬天的黃昏。北風越刮越緊，雪越下越大。焦裕祿聽見風雪聲，倚在門邊望著風雪發呆。過了會兒，他又走回來，對辦公室的同志們嚴肅地說：“在這大風大雪里，貧下中農住得咋樣？牲口咋樣？”接著他要求縣委辦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幾件雪天工作。

　　他說，“我說，你們記記：第一，所有農村干部必須深入到戶，訪貧問苦，安置無屋居住的人，發現斷炊戶，立即解決。第二，所有從事農村工作的同志，必須深入牛屋檢查，照顧老弱病畜，保證不許凍壞一頭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內副業生產。第四，對于參加運輸的人畜，凡是被風雪隔在途中的，在哪個大隊的范圍，由哪個大隊熱情招待，保證吃得飽，住得暖。第五，教育全黨，在大雪封門的時候，到群眾中去，和他們同甘共苦。最后一條，把檢查執行的情況迅速報告縣委。”辦公室的同志記下他的話，立即用電話向各公社發出了通知。

　　這天，外面的大風雪刮了一夜。焦裕祿的房子里，電燈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戶紙剛剛透亮，他就挨門把全院的同志們叫起來開會。焦裕祿說：“同志們，你們看，這場雪越下越大，這會給群眾帶來很多困難，在這大雪擁門的時候，我們不能坐在辦公室里烤火，應該到群眾中間去。共產黨員應該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出現在群眾的面前，在群眾最需要幫助的時候，去關心群眾，幫助群眾。”

　　簡短的幾句話，像刀刻的一樣刻在每一個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濕潤了，有人有多少話想說也說不出來了。他們的心飛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帶著救濟糧款，分頭出發了。

　　風雪鋪天蓋地而來。北風響著尖利的哨音，積雪有半尺厚。焦裕祿迎著大風雪，什么也沒有披，火車頭帽子的耳巴在風雪中忽閃著。那時候，他的肝痛常常發作，有時疼得厲害，他就用一支鋼筆硬頂著肝部。現在他全然沒想到這些，帶著幾個年輕小伙子，踏著積雪，一邊走，一邊高唱《南泥灣》。

　　這一天，焦裕祿沒烤群眾一把火，沒喝群眾一口水。風雪中，他在9個村子，訪問了幾十戶生活困難的老貧農。在許樓，他走進一個低矮的柴門。這里住的是一雙無兒無女的老人。老大爺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個盲人。焦裕祿一進屋，就坐在老人的床頭問寒問饑。老大爺問他是誰？他說：“我是您的兒子。”老人問他大雪天來干啥？他說：“毛主席叫我來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動得不知說什么才好，用顫抖的雙手上上下下摸著焦裕祿。老大爺眼里噙著淚說：“解放前，大雪封門，地主來逼租，攆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祿安慰老人說：“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蘭考受災受窮的面貌一定能夠改過來。”

　　就是在這次雪天送糧當中，焦裕祿也看到和聽到了許多貧下中農極其感人的故事。誰能夠想到，在毀滅性的澇災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產隊，兩次三番退回國家送給他們的救濟糧、救濟款。他們說：把救濟糧、救濟款送給比我們更困難的兄弟隊吧，我們自己能想辦法養活自己！

　　焦裕祿心里多么激動呵！他看到毛澤東思想像甘露一樣滋潤了蘭考人民的心，黨號召的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精神，在困難面前逞英雄的硬骨頭精神，已經變成千千萬萬群眾敢于同天抗、同災斗的物質力量了。

　　有了這種精神，在蘭考人民面前還有什么天大的災害不能戰勝！

　　5

　　“縣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

　　焦裕祿常說，縣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要把縣委這個“班”帶好，必須使這“一班人”思想齊、動作齊。而要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就必須靠毛澤東思想。

　　他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

　　縣人委有一位從豐收地區調來的領導干部，提出了一個裝潢縣委和縣人委領導干部辦公室的計劃。連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換一套新的。為了好看，還要把城里一個污水坑填平，上面蓋一排房子。縣委多數同志激烈地反對這個計劃。也有人問：“錢從哪里來？能不能花？”這位領導干部管財政，他說：“花錢我負責。”

　　但是，焦裕祿提了一個問題：“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嗎？”

　　他接著說明了自己的意見：“災區面貌沒有改變，還大量吃著國家的統銷糧，群眾生活很困難。富麗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連想也很危險。”

　　后來，焦裕祿找這位領導干部談了幾次話，幫助他認識錯誤。焦裕祿對他說：蘭考是災區，比不得豐收區。即使是豐收區，你提的那種計劃，也是不應該做的。焦裕祿勸這位領導干部到貧下中農家里去住一住，到貧下中農中間去看一看。去看看他們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祿作為縣委的班長，他從來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于人。他對同志們要求非常嚴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從內心里生出改正錯誤的力量。不久以后，這位領導干部認識了錯誤，自己收回了那個“建設計劃”。

　　有一位公社副書記在工作中犯了錯誤。當時，縣委開會，多數委員主張處分這位同志。但焦裕祿經過再三考慮，提出暫時不要給他處分。焦裕祿說，這位同志是我們的階級弟兄，他犯了錯誤，給他處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處分是為了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當前改變蘭考面貌，是一個艱巨的斗爭，不如派他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考驗他，鍛煉他，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讓他為黨的事業出力，這樣不是更好嗎？

　　縣委同意了焦裕祿的建議，決定派這個同志到災害嚴重的趙垛樓去蹲點。這位同志臨走時，焦裕祿把他請來，嚴格地提出批評，親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祿說：“你想想，當一個不堅強的戰士，當一個忘了群眾利益的共產黨員，多危險，多可恥呵！先烈們為解放蘭考這塊地方，能付出鮮血、生命；難道我們就不能建設好這個地方？難道我們能在自然災害面前當怕死鬼？當逃兵？”

　　焦裕祿的話，一字字、一句句都緊緊扣住這位同志的心。這話的分量比一個最重的處分決定還要沉重，但這話也使這位同志充滿了戰斗的激情。階級的情誼，革命的情誼，黨的溫暖，在這位犯錯誤的同志的心中激蕩著，他滿眼流著淚，說，“焦裕祿同志，你放心......”

　　這位同志到趙垛樓以后，立刻同群眾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爭。他發現群眾的生活困難，提出要賣掉自己的自行車，幫助群眾，縣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從思想上武裝趙垛樓的社員群眾，領導他們起來，自力更生進行頑強的抗災斗爭，一輛自行車是不能解決什么問題的。以后，焦裕祿也到趙垛樓去了。他關懷趙垛樓的2000來個社員群眾，他也關懷這位犯錯誤的階級弟兄。

　　就在這年冬天，趙垛樓為害農田多年的24個沙丘，被社員群眾用沙底下的黃膠泥封蓋住了。社員們還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內澇。這個一連七季吃統銷糧的大隊，一季翻身，賣余糧了。

　　也就在趙垛樓大隊“翻身”的這年冬天，那位犯錯誤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個個兒。他在抗災斗爭中，身先士卒，表現得很英勇。他沒有辜負黨和焦裕祿對他的期望。

　　焦裕祿，出生在山東淄博一個貧農家里，他的父親在解放前就被國民黨反動派逼迫上吊自殺了。他從小逃過荒，給地主放過牛，扛過活，還被日本鬼子抓到東北挖過煤。他帶著家仇、階級恨參加了革命隊伍，在部隊、農村和工廠里做過基層工作。

　　自從參加革命一直到當縣委書記以后，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他常常開襟解懷，卷著褲管，樸樸實實地在群眾中間工作、勞動。貧農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襪子，補了又補，他愛人要給他買雙新的，他說：“跟貧下中農比一比，咱穿得就不錯了。”夏天他連涼席也不買，只花四毛錢買一條蒲席鋪。

　　有一次，他發現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問，原來是看戲去了。他問孩子：“哪里來的票？”孩子說：“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說沒有。叔叔問我是誰？我說焦書記是我爸爸。叔叔沒有收票就叫我進去了。”焦裕祿聽了非常生氣，當即把一家人叫來“訓”了一頓，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錢如數送給戲院。接著，他又建議縣委起草了一個通知，不準任何干部特殊化，不準任何干部和他們的子弟“看白戲”......

　　“焦裕祿是我們縣委的好班長，好榜樣。”

　　“在焦裕祿領導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為，心情舒暢，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祿的戰友這樣說，反對過他的人這樣說，犯過錯誤的人也這樣說。

　　6

　　他心里裝著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縣委一位副書記在鄉下患感冒，焦裕祿幾次打電話，要他回來休息；組織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祿不給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療養；財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祿多次催他到醫院檢查......焦裕祿的心里，裝著全體黨員和全體人民，唯獨沒有他自己。

　　1964年春天，正當黨領導著蘭考人民同澇、沙、堿斗爭勝利前進的時候，焦裕祿的肝病也越來越重了。很多人都發現，無論開會、作報告，他經常把右腳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頂住肝部。他棉襖上的第二和第三個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經常揣在懷里。人們留心觀察，原來他越來越多地用左手按著時時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東西頂在右邊的靠椅上。日子久了，他辦公坐的藤椅上，右邊被頂出了一個大窟窿。

　　焦裕祿同志工作時所坐的藤椅。（新華社記者嚴世昌攝）

　　他對自己的病，是從來不在意的。同志們問起來，他才說他對肝痛釆取了一種壓迫止痛法。縣委的同志們勸他療養，他笑著說：“病是個欺軟怕硬的東西，你壓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祿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連他的親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變蘭考面貌的斗爭中去了。

　　焦裕祿到地委開會，地委負責同志勸他住院治療，他說：“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離不開！”沒有住。地委給他請來一位有名的中醫診斷病情，開了藥方，因為藥費很貴，他不肯買。他說：“災區群眾生活很困難，花這么多錢買藥，我能吃得下嗎？”縣委的同志背著他去買來三劑，強他服了，但他執意不再服第四劑。

　　焦裕祿以驚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爭，在他的臥室里、藤椅邊、床上，放著墨盒蓋、玻璃杯等一類小東西，每當肝痛得厲害的時候，他就拿這些硬東西頂著疼的地方，頑強地堅持工作和學習。（新華社發）

　　那天，縣委辦公室的干部張思義和他一同騎自行車到三義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祿的肝痛發作，疼得蹬不動車，兩個人只好推著自行車慢慢走。剛到公社，大家看他氣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發病了。公社的同志說：“休息一下吧。”他說：“談你們的情況吧，我不是來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邊匯報情況，一邊看著焦裕祿強按著肝區在做筆記。顯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發抖，鋼筆幾次從手指間掉了下來。匯報的同志看到這情形，忍住淚，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而他，看來還是神情自若的樣子，說：

　　“說，往下說吧。”

　　1964年的3月，蘭考人民的除“三害”斗爭達到了高潮，焦裕祿的肝病也到了嚴重關頭。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洶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著的大地。他滿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動手寫一篇文章，題目是：《蘭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換新天》。他鋪開稿紙，擬好了四個小題目：一、設想不等于現實。二、一個落后地區的改變，首先是領導思想的改變。領導思想不改變，外地的經驗學不進，本地的經驗總結不起來。三、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四、精神原子彈—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

　　充滿了革命樂觀主義的焦裕祿，從蘭考人民在抗災斗爭中表現出來的英雄氣概，從蘭考人民一步一個腳印的實干精神中，已經預見到新蘭考美好的未來。但是，文章只開了個頭，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筆，縣委決定送他到醫院治病去了。

　　臨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厲害，他是彎著腰走向車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離開蘭考呵！一年多來，全縣149個大隊，他已經跑遍了120多個。他把整個身心，都交給了蘭考的群眾，蘭考的斗爭。正像一位指揮員在戰斗最緊張的時刻，離開炮火紛飛的前沿陣地一樣，他從心底感到痛苦、內疚和不安。他不時深情地回顧著蘭考城內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帶著旺盛的精力回來和群眾一塊戰斗呵！他幾次向送行的同志們說，不久他就會回來的。在火車開動前的幾分鐘，他還鄭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項工作，要縣委的同志好好準備材料，等他回來時，向他詳細匯報抗災斗爭的戰果。

　　7

　　“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開封醫院把焦裕祿轉到鄭州醫院，鄭州醫院又把他轉到北京的醫院。在這位鋼鐵般的無產階級戰士面前，醫生們為他和肝痛斗爭的頑強性格感到驚異。他們帶著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診察，最后很多人含著眼淚離開。那是個多么令人悲慟的日子呵！醫生們開出了最后的診斷書，上面寫道：“肝癌后期，皮下擴散。”這是不治之癥。送他去治病的趙文選同志，不相信這個診斷，人像傻了似的，一連聲問道：“什么，什么？”醫生懷著沉重的心情，低聲說：“焦裕祿同志最多還有20天時間。”

　　趙文選呆了一下，突然放聲痛哭起來。他央告著說：

　　“醫生，我求求你，我懇求你，請你把他治好，俺蘭考是個災區，俺全縣人民離不開他，離不開他呀！”

　　在場的人都含著淚。醫生說：“焦裕祿同志的工作情況，在他進院時，黨組織已經告訴我們。癌癥現在還是一個難題，不過，請你轉告蘭考縣的群眾，我們醫務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祿同志同困難和災害斗爭的那種革命精神，來盡快攻占這個高地。”

　　焦裕祿又被轉到鄭州河南醫學院附屬醫院。

　　焦裕祿病危的消息傳到蘭考后，縣上不少同志去鄭州看望他。縣上有人來看他，他總是不談自己的病，先問縣里的工作情況，他問張莊的沙丘封住了沒有？問趙垛樓的莊稼淹了沒有？問秦寨鹽堿地上的麥子長得怎樣？問老韓陵地里的泡桐樹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囑咐一個縣委辦公室的干部說：“你回去對縣委的同志說，叫他們把我沒寫完的文章寫完；還有，把秦寨鹽堿地上的麥穗拿一把來，讓我看看！”5月初，焦裕祿的病情進一步惡化了。在這種情況下，縣委的一位副書記匆匆趕到鄭州探望他。當焦裕祿用干瘦的手握著他的手，兩只失神的眼睛深情地望著他時，這位副書記的淚珠禁不住一顆顆滾了下來。焦裕祿問道：“聽說豫東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沒有？”

　　“沒有。”

　　“這樣大的雨，咋會不淹？你不要不告訴我。”

　　“是沒有淹！排澇工程起作用了。”副書記一面回答，一面強忍著悲痛給他講了一些蘭考人民抗災斗爭勝利的情況，安慰他安心養病，說蘭考面貌的改變也許會比原來的估計更快一些。

　　這時候，副書記看到焦裕祿在全力克制自己劇烈的肝痛，一粒粒黃豆大的冷汗珠時時從他額頭上浸出來。他勉強擦了擦汗，半晌，問道：

　　“我的病咋樣？為什么醫生不肯告訴我呢？”

　　副書記遲遲沒有回答。焦裕祿一連追問了幾次，副書記最后不得不告訴他說：“這是組織上的決定。”

　　聽了這句話，焦裕祿點了點頭，鎮定地說道：“呵，我明白了......”

　　隔了一會兒，焦裕祿從懷里掏出一張自己的照片，顫顫地交給這位副書記，然后說道：“現在有句話我不能不說了。回去對同志們說，我不行了，你們要領導蘭考人民堅決地斗爭下去。黨相信我們，派我們去領導，我們是有信心的。我們是災區，我死了，不要多花錢。我死后只有一個要求，要求組織上把我運回蘭考，埋在沙堆上，活著我沒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

　　副書記再也無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著焦裕祿，鼻子一酸，幾乎哭出聲來。他帶著淚匆匆地告別了自己的戰友......

　　誰也沒有料到，這就是焦裕祿同蘭考縣人民，同蘭考縣黨組織的最后一別。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42歲。在他生命的最后時刻，中共河南省委和開封地委有兩位負責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對這兩位上級黨組織的代表斷斷續續地說出了最后一句話：“我......沒有......完成......黨交給我的......任務。”

　　他死后，人們在他病床的枕下發現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8

　　他沒有死，他還活著

　　事隔一年以后，1965年春天，蘭考縣幾十個貧農代表和干部，專程來到焦裕祿的墳前。貧農們一看見焦裕祿的墳墓，就仿佛看見了他們的縣委書記，看見了他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那個人。

　　一年前，他還在蘭考，同貧下中農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災斗爭的前線。人們怎么會忘記，在那大雪封門的日子，他帶著黨的溫暖走進了貧農的柴門；在那洪水暴發的日子，他拄著棍子帶病到各個村莊察看水情。是他高舉著毛澤東思想的紅燈，照亮了蘭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帶領蘭考人民扭轉了蘭考的局勢，激發了人們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鎖住風沙，制伏洪水”的號召；是他發現了貧下中農中革命的“硬骨頭”精神，使之在全縣發揚光大......

　　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親切呵！誰能夠想到，像他這樣一個充滿著革命活力的人，竟會在蘭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時候，離開了蘭考的大地。

　　焦裕祿同志生前在田間勞動的情形。（新華社稿）

　　人們一個個含著淚站在他的墳前，一位老貧農泣不成聲地說出了36萬蘭考人的心聲：

　　“我們的好書記，你是活活地為俺蘭考人民，硬把你給累死的呀。困難的時候你為俺貧農操心，跟著俺們受罪，現在，俺們好過了，全蘭考翻身了，你卻一個人在這里......”

　　這是蘭考人民對自己的親人、階級戰友的痛悼，也是蘭考人民對一個為他們的利益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的最高嘉獎。

　　焦裕祿去世后的這一年，蘭考縣的全體黨員，全體人民，用汗水灌溉了蘭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祿倡導制訂的改造蘭考大自然的藍圖，經過三年艱苦努力，已經變成了現實。

　　蘭考，這個豫東歷史上缺糧的縣份，1965年糧食初步自給了。全縣2574個生產隊，除300來個隊是棉花、油料產區外，其余的都陸續自給，許多隊有了自己的儲備糧。1965年，蘭考縣連續旱了68天，從1964年冬天到1965年春天，刮了72次大風，卻沒有發生風沙打死莊稼的災害，19萬畝沙區的千百條林帶開始把風沙鎖住了。這一年秋天，連續下了384毫米暴雨，全縣也沒有一個大隊受災。

　　1966年，蘭考縣已經有一半鹽堿地經深翻、改良土壤后，變成了良田。堌陽公社黃口大隊13隊在鹽堿地上取得畝產百斤皮棉的好收成。這是社員們正在曬棉，準備把棉花賣給國家。（劉俊生攝新華社稿）

　　焦裕祿生前沒有寫完的那篇文章，正由36萬蘭考人民在蘭考大地上奮力集體完成。在這篇文章里，蘭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貼了膏藥，扎了針”，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歸了河道，笑那人老幾輩連茅草都不長的老堿窩開始出現了碧綠的莊稼，笑那多少世紀以來一直壓在人們頭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不能再任意擺布人們的命運了。

　　【注：“貼了膏藥，扎了針”是焦裕祿生前總結蘭考人民治沙經驗說過的兩句話。“貼了膏藥”是指用翻淤壓沙的辦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針”是指在沙丘上種上樹，把沙丘固定住。】

　　焦裕祿雖然去世了，但他在蘭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種子，正在發芽成長。他一心為革命，一心為群眾的高貴品德，已成為全縣干部和群眾學習的榜樣。這一切寶貴的精神財富，今天已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推動著蘭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大道上繼續前進。

　　焦裕祿同志，你沒有辜負黨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黨交給你的任務，蘭考人民將永遠忘不了你。你不愧為毛澤東思想哺育成長起來的好黨員，不愧為黨的好干部，不愧為人民的好兒子！你是千千萬萬在嚴重自然災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產黨員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沒有死，你將永遠活在千萬人的心里！

　　節選穆青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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