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天是無產階級GM先驅李大釗先生逝世95周年，我們重發這篇舊文，以示懷念！我們愿追隨先生的腳步，為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終身；我們要像先生一樣，深入到基層去，深入到工廠去，深入到農村去；我們要不斷磨煉自己的GM意志，為工農大眾吶喊、發聲并宣傳馬克思主義。

　　1927年，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一名傷痕累累、留著八字胡的人被綁上了剛從西歐進口的，“時髦“的絞刑機。

　　為了懲治這塊硬骨頭，處刑的人特別使用“三絞處決”法以延長痛苦，絞刑進行了整整40分鐘。

　　這個被處刑的人，就是李大釗。

　　1.印 象

　　很久以來，我對李大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歷史教材上他那幅留著八字胡的照片，以及那句著名的話——“試看未來寰宇，必是赤旗的世界”。

　　說是最深刻的印象倒不如說是唯一的印象，不僅是我，可能很多人對李的印象都比較淡薄。

　　畢竟這位“盜火者”的生命如此的短暫（只有38歲）。從他宣揚馬列開始，到他英勇就義，更不過短短10數載，十年時光對一個人來說或許很長，而在歷史中不過匆匆一瞬。

　　但是，人的價值與意義從來不是以生命的長度來衡量的。

　　1917十月革命到1927李大釗就義，雖然只有短短十年，但這是中國革命史上極其重要的十年，也是決定中國未來幾十年命運的十年。

　　馬克思說過“革命是歷史火車頭”，在那個歷史加速度的時間里，中國社會的形勢每天都在急速的變換著。

　　關于這一點，只要看這時期發生的許許多多永載史冊的事件就明白了——五四運動、黨的成立、國共合作、北伐戰爭、4.12政變……

　　每一件都對中國的命運產生了巨大影響。而我們幾乎在每一件事件中都能看到李大釗的身影。

　　2.青年時代

　　從青年時代，李大釗就十分關心國家社會的前途命運。日本留學時期，他就組織早稻田大學的一批同學們成立了“中國問題研究會”，關注中國的問題，研究中國的出路。

　　在這個過程中，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學說，但對當時的李大釗來說，馬克思不過是許許多多的社會理論學家之一，社會主義也不過是形形色色的社會理論的一種罷了。

　　1915年，因為參與倒袁事件，早稻田大學終于找到了合適的理由開除李大釗。但這卻更加堅定了李大釗回國干革命的決心，“革命與學業孰輕孰重？”他選擇了革命。

　　但是，像那個時代的所有致力于探索社會出路的青年一樣，年輕的李大釗探索著，也迷茫著。

　　他為勞苦大眾呼不平，勇敢地和守舊勢力作斗爭，但是面對形形色色的思潮和社會方案，也時常感到困惑。

　　1917年，李大釗為主編的《甲寅日刊》被查封，面對時局的動蕩和自己的無力，他在苦悶中寫下了這首詩。“英雄淘盡大江流，歌舞依然上畫樓。一代聲華空醉夢，十年潦倒剩窮愁。”

　　3.新文化干將與黨的創始人

　　但是飛速變換的時局并沒有給這位青年太多愁困的時間，在《甲寅》停辦的同年，李大釗受陳獨秀之邀進入北大，加入到了新文化戰線中，兩人作為戰友，繼續探索救國良方。

　　與此同時，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把社會主義理論變成了現實，證明了社會主義理論的科學性。

　　這極大地激發了李大釗對社會主義的興趣，從這時開始，李大釗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俄國革命，在之后的一年里，他連續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新紀元》等文章和演講，熱情謳歌十月革命。

　　他不僅研究十月革命，還認真地結合中國情況進行對照，認為中國也應該“走俄國的路”。

　　而且，他還極其敏銳地察覺到了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中國的浩大的農民群眾，如果能夠組織起來，參加國民革命，中國國民革命的成功就不遠了”。

　　1919年五四運動后，他更加致力于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成立了中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小組，并在《新青年》上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時思想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1920年，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在北京大學李大釗的辦公室成立。

　　會后，李大釗激動地對來華幫助建檔的維京斯基說：“我們這些人只是革命的種子，以后要好好工作，把種子栽培起來，將來一定會有收獲的，”李大釗沒有食言，不僅成為了黨早期的中堅力量，也在許許多多年輕人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種子。

　　在他的影響下，一大批未來革命的中堅力量成長了起來，這其中就包括毛澤東。多年以后，當毛教員與斯諾回憶起當年在北大當圖書館管理員的日子時，不無尊敬地說：”李大釗是我真正的老師“ 。

　　李大釗和最早的一批馬革命家們就像盜火者一樣，把俄國的火苗“盜”來中國，找到了效法俄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救國道路。

　　4.革命與犧牲

　　1921黨成立后，李大釗代表黨中央，負責領導北方地區黨的工作，他領導北方宣傳馬克思主義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

　　1922年到24年間，受黨的委托，李大釗奔走于各個地方，幫助孫中山改組國民黨，并努力促成革命統一戰線，為大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然而，舊官僚及買辦們注定不能擔當起革命的重任。

　　1926年3月12日，日本兩艘軍艦炮擊大沽口，造成大量軍民傷亡，段祺瑞政府迫于列強的壓力，忍氣吞聲，欲答應日本的要求，在大沽口撤防國民軍。

　　3月18日， 在李大釗和中共北方區委的組織發動下，北京10多萬群眾舉行示威大會，抗議政府的無能。段祺瑞命令軍警向手無寸鐵的請愿代表槍擊刀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劉和珍君就犧牲于此時）

　　1927年，段祺瑞政府垮臺。北方奉系軍閥張作霖乘機勾結帝國主義，占領華北，并威脅正在進軍的國民革命軍。而此時的蔣介石政府對于革命的態度也越來越遮遮掩掩。

　　4月9日，由于張作霖的特務活動以及叛徒的出賣。在北京從事革命活動的李大釗在內的80余名進步人士被捕。

　　從被捕到就義，李大釗在獄中共22天。為了逼迫他招供，敵人施用了多種酷刑，——電椅、老虎凳、用竹簽插手指……，最后竟殘忍地拔去了他雙手的指甲。

　　李大釗堅貞不屈，用血跡斑斑的雙手在《獄中自述》中自豪地寫道：“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

　　李大釗被捕引發了全國進步人士的極大憤怒，中共黨組織和各界進步人士千方百計進行營救。剛剛炮制了4.12事變的蔣介石給張作霖拍來密電，要求“速行處決，以免后患。”

　　根據時任北京京師高等審判廳推事的何雋回憶， 行刑之時，“經行刑人擁登絞臺左絞繩下鐵蓋上，其另一受刑人則擁登右絞繩下鐵蓋上，均面南左右并肩立，一位行刑人反接兩手，纏縛全身，并折結環，神色自若不變。最后，李大釗高呼‘為主義而犧牲’者再，毅然延頸就環”。

　　軍閥們可能早就料到了李大釗的反應，為了懲治這塊硬骨頭，也為了嚇退這些革命者，奉系軍閥決定用新從西歐進口的絞刑機殺害被捕的二十人，并且對李大釗特別使用“三絞處決”法以延長痛苦。絞殺整整進行了40分鐘。

　　就像李大釗在行刑前說的一樣，“不能因為反動派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中國必然得到光輝的勝利”流血不可能嚇退革命者的斗志。

　　李大釗的死激起了人民群眾的極大憤慨，讓人們認清了國民政府的反動性質，更讓生者堅定了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決心。

　　李大釗逝世后，蔣夢麟、沈尹默等北大13位教授，冒著巨大風險，為李大釗發起公葬。在香山萬安公墓購置了一塊墓地，北大教授劉半農為李大釗撰寫了碑文。社會各界700余人為李大釗出殯成了聲勢浩大的送葬示威。

　　1933年，受國民政府的阻撓，魯迅再三推動《守常全集》出版而未果，但先生還是執拗的為這未曾面世的全集寫了題記，“他的遺文卻將永駐，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以此來紀念他的摯友“……

　　5.緬懷是為了激勵生者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 李大釗的一生，是上下求索，為了人類的解放，為真理戰勝強權而奔走的一生。

　　到今天，李大釗先生已經逝世95年，但他的革命精神，以及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還一直透過漫長的時光深深地激勵著我們。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李大釗對于青年一代給予了厚望。

　　他在《青年與人生》中對青年提出了幾點建議：

　　“現代的青年，應該在寂寞的方面活動，不要在熱鬧的方面活動……應該在痛苦的方面活動，不要在歡樂的方面活動……也應在黑暗的方面活動，不要專在光明的方面活動。”

　　我們在今天來紀念逝者，不是單純地表示悲哀，不是為了緬懷而緬懷。我們緬懷過往的最終目的是反照自身。

　　我們這一代青年是否還有像李大釗等先輩一樣的勇氣，去直面黑暗呢？我們還能忍受痛苦與寂寞嗎？

　　我們是選擇“躺平”接受現實，還是應該想辦法去爭取生而為人的尊嚴和權利呢？我們是否還保有對理想社會的熱望呢?……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起魯迅先生的一篇散文詩——《死火》：

　　我拾起死火，正要細看，那冷氣已使我的指頭焦灼；但是，我還熬著，將他塞入衣袋中間，登時完全青白。我一面思索著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噴出一縷黑煙，上升如鐵線。冰谷四面，又登時滿有紅焰流動，如大火聚，將我包圍。我低頭一看，死火已經燃燒，燒穿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了。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溫熱，將我驚醒了。”他說。

　　“你的醒來，使我歡喜。我正在想著走出冰谷的方法；我愿意攜帶你去，使你永不冰結，永得燃燒。”

　　拾起死火的人燃燒生命以資助火光，“九死亦猶未悔”。

　　像許許多多拾起死火的人一樣，李大釗燃燒自己的生命，為我們開辟了通往未來道路。

　　而如今的我們，是否有勇氣接過這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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