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目的，在發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為發展生命必須犧牲生命的時候。因為平凡的發展，有時不如壯烈的犧牲足以延長生命的音響和光華。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

　　——李大釗

　　就義前的李大釗

　　對于“犧牲”二字，李大釗必是早有準備、坦然處之的。1919年，30歲的李大釗便寫下題為《犧牲》的文字，他心目中的犧牲壯烈而優美：“絕美的風景，多在奇險的山川。絕壯的音樂，多是悲涼的韻調。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被捕后，他寫的《獄中自述》，字體蒼勁有力，書寫一絲不茍，沒有絲毫的慌亂與猶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臨刑前，他目光鎮定，泰然自若，視死如歸。

　　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這正是李大釗的生動寫照。值此李大釗同志犧牲95周年之際，我們回顧這位無產階級英雄的壯烈人生，以緬懷先輩的偉業，學習先輩的精神，繼承先輩的遺志。

　　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樂亭縣，從小孤苦伶仃，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母親也在他一歲半的時候撒手而去，他是由老祖父撫養長大的。老祖父是個讀書人，渴望把自己的孫兒培養成能光宗耀祖的讀書人，因此在李大釗幼時即嚴格要求。李大釗3歲識字，5歲時就開始讀《三字經》、《百家姓》等啟蒙讀物。

　　他從小學習就很刻苦，在7歲時就到附近村子的私塾去讀書，他是這里年齡最小的學生，但卻是最用功、學習最好的學生，常常得到老師的夸贊。后來到另一個舉人家里讀書，同樣得到先生的稱贊。但與現在刻苦讀書的年輕人不同，李大釗讀書從來都不是為了“內卷”。在他讀書的年代，正是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傀儡政權壓迫的時代。他5歲時發生了甲午戰爭，11歲那年爆發了轟轟烈烈的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略至樂亭附近。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和中國人民的英勇抗爭在李大釗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3歲那年在聽了黃玉堂老師講的太平天國故事后，激動地說：“我長大了一定要學洪秀全，推翻清朝皇帝！”從此，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便時刻牽掛在他心中，讀書并不是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翻身當老爺，而是要改變國家民族的命運，使所有人不受壓迫。他后來在《獄中自述》中說：“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

　　1905年，16歲的李大釗考入了永平府中學。在永平府中學的兩年里，他常常和進步同學討論國家大事，接受新思想，手不釋卷的閱讀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文章。1907年夏，李大釗考入天津的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在這里遇到了史地教員白亞雨。白亞雨老師在辛亥革命時是同盟會會員，領導發動了灤州起義并壯烈犧牲，就義時高呼：“此身可裂，此身不可屈。”白亞雨老師的革命思想和英雄氣概，進一步堅定了李大釗的革命意志。

　　1912年到1913年，由于辛亥革命勝利果實被竊取，這時的李大釗極其憂憤，先后發表《隱憂篇》、《大哀篇》等文章，他痛斥袁世凱等軍閥竊取革命果實，“此輩肥而吾民瘠矣”。此時的他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條出路。1913年暑假李大釗結束了北洋政法學院的學業，恰逢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失敗，李大釗感到更加憤慨和憂心，籌劃到日本去留學。

　　1913年冬，李大釗東渡日本考入東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他在學校留學生中組織了5人經濟學會，并開始研究關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凱提出企圖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立即激起全體國人的憤怒，在日留學生公推李大釗為留日學生總會文牘干事，負責起草通電，他連夜寫成《警告全國父老書》，迅速傳遍全國。5月7日，日本政府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后通牒，李大釗又編印了《國恥紀念錄》，并發表《國民之薪膽》一文，激勵全國人民不懈斗爭。在這次斗爭中，李大釗在全國聞名一時。為了推動斗爭，李大釗沒等到畢業，就于1916年5月提前回國到上海，投入火熱的反袁斗爭。在全國人民的聲討下，袁世凱僅做了83天的皇帝夢，便一命嗚呼了。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李大釗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是我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1918年1月，李大釗由章士釗推薦，接替章擔任了北京大學的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以前就為《新青年》寫過文章，到北京大學后進入《新青年》的編輯部，并繼續辛勤地搜索有關各國革命運動的材料，特別關心俄羅斯革命。1918年冬，李大釗和進步教授高一涵組織了一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會，曾采用“馬爾格斯”的名字，為的是與“馬爾薩斯”相混，以避免反動當局注意。1918年10月，毛澤東經楊昌濟教授介紹，在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助理員，也受到李大釗影響，毛澤東后來曾回憶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任北大圖書館主任時的李大釗

　　1918年7月1日李大釗在《言治》季刊上發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開始闡明十月革命的性質，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會主義上之革命”。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學在天安門前舉行演講會，李大釗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的演講，之后又寫了《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勝利》的文章，熱清謳歌十月革命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遏得住的”，為中國指明社會主義革命的前進方向。這一篇演講稿和一篇文章在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5號上發表，也使新文化運動開始帶上馬克思主義的傾向。

　　1919年1月18日，帝國主義策劃的“巴黎和會”開幕。作為戰勝國的我國派出的專使在會上提出取消帝國主義列強在我國的特權，廢除“二十一條”，收回山東的權益等要求。和會一開始就暴露出列強分贓的面目，使我國的權益受到極大威脅。在這個時刻，各校學生２月初便以北大為中心也開始組織起來，提出維護國家主權的要求。隨著馬克思主義逐步廣泛的宣傳，在李大釗周圍聚集起一批具備初步共產主義意識的革命骨干。

　　1919年3月，李大釗發表《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號召青年：“在寂寞的方面活動”、“在痛苦的方面活動”、“在黑暗的方面活動”，“世間的黑暗，仍舊遍在，許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間，我們焉能獨自享受光明呢？”“青年呵！ 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盡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時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犧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發生出來。只要你的光明永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李大釗組織起來的以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為骨干的一部分愛國青年，這時經常在一起活動。

　　1919年4月30日，巴黎和會上蠻橫地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轉交日本，消息傳來，全國人民無不群情激憤。李大釗和團結在他周圍的骨干同志立即行動起來，組織學生，強烈抗議。

　　1919年5月4日，浩大的示威游行開始了。各校學生手持“取消二十一條”、“還我青島”、“寧為玉碎，勿為瓦全”、“拒絕和約簽字”等旗幟，高呼口號，昂首前行。在曹汝霖住處趙家樓，憤怒的愛國群眾，創造了“火燒趙家樓”這一頁壯烈的歷史。部分學生和市民被捕，5月6日，李大釗為營救他們四處奔走。5月18日，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發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指出：敵人不僅是“抱侵略主義的日本人”和賣國賊，而是整個“強盜世界”。6月28日，是“巴黎和約”簽字的日子，李大釗接連寫了許多短評發表在《每周評論》。北洋政府的代表最終拒絕在合約上簽字，運動取得初步勝利。

　　李大釗在十月革命后的一年多時間內，廣泛搜集資料，寫出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文章中分別闡述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階級競爭說、經濟論等，比較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的一些基本原理。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文章有些地方寫得還不夠準確。但它畢竟是我國最早比較系統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

　　毛澤東曾指出：“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李大釗是“五四”運動的優秀領導者之一，對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建黨前，李大釗做了非常多的準備工作。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秘密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參會的有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張國燾、瞿秋白等。當時，鄧中夏等每天一早就到北大三院學習馬克思主義書籍，下午從事政治、社會活動，晚上聚在一起討論革命問題或交換學習心得，總要到深夜才散去。這為后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打下了基礎。之后，李大釗還于幫助天津的同志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19年底到1920年初，李大釗號召先進知識分子開展工人工作。在他的幫助下，鄧中夏等共產主義知識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學生，開始到工人中去，把他們組織起來，實行“工讀互助”。1920年4月8日，鄧中夏帶領平民教育講演團一個組到長辛店進行講演活動，由于與工農沒有共同語言，演講效果不佳，其中一些以“救世主”的姿態下去的學生，便責怪起群眾“愚蠢”來，不肯再到工農中去了。而以鄧中夏為代表的革命學生，按照李大釗的囑托，通過虛心向工人學習，很快克服了困難，與工人打成一片。在李大釗的幫助下，天津的革命知識分子，如周恩來、鄧穎超等也開始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去。1920年9月，李大釗發起成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1920年冬天，李大釗領導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在長辛店建立了勞動補習學校，培養起第一批工人骨干。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出席大會的共有毛澤東、何叔衡等13位代表，共產國際代表也參加了會議，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李大釗和陳獨秀當時都因公務繁忙沒有參加“一大”。“一大”之后，李大釗開始領導中共北方區委。很快他們便迎來了第一次工人運動的高潮。

　　在當時，從事工人運動被軍閥政府認為是非法的，而且大多數同志還缺乏工人運動的經驗，到各地工人中去開展工作是有困難和危險的。李大釗熱情鼓舞大家用大無畏的精神去進行艱苦的工作。他常對同志們說：“列寧在流放中還在組織工人，發動群眾，俄國共產黨人終于在列寧領導下戰勝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我們的革命如果不深入群眾，不經過長期的、慘烈的斗爭，我們的革命前途很難想象。” 1922年1月，黃愛、龐人銓在領導湖南第一紗廠的罷工中犧牲。李大釗特地為當時出版的《黃龐流血記》一書寫了序，指出：他們不是為了自私的目的而死，“乃是為救助他的勞動界的同胞脫離資本階級的壓制而死，為他們信仰的主義而死”。由于李大釗的積極領導和許多同志的艱苦努力，北方工人運動，特別是鐵路工人，在黨建立后的一年間普遍地組織起來。中共二大，李大釗當選為黨的中央委員。在李大釗領導下，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當年8月長辛店工人大罷工，9月粵漢路長武段罷工、京奉路山海關罷工和安源煤礦罷工，10月唐山鐵路工人罷工、開灤煤礦大罷工，直到12月15日正太路石家莊機器廠工人罷工。北京近郊的農民也根據李大釗的指示發動起來，按照工人罷工斗爭的辦法，先給軍閥政府一個“最后通牒”，緊跟著停止了送菜和運糞。其次，學生運動也高漲起來。

　　1923年爆發的“二七”大罷工，是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的最后一個怒濤。工人階級用他們的頭顱和熱血，喚醒了中國人民。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在鄭州召開，軍閥吳佩孚用武力野蠻迫害工人代表。2月4日，京漢鐵路全路工人舉行總同盟罷工，進行反抗。2月7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的授意和庇護下，下令對漢口、長辛店等地罷工工人實行血腥的屠殺。工人死傷者，被捕入獄者，開除流亡在外者眾多。其中共產黨員林祥謙、施洋壯烈犧牲，造成震驚全國的“二七慘案”。李大釗是這次大罷工的積極領導者之一，對于階級兄弟的犧牲，他比失去自己的親人還悲痛。“二七慘案”中，他多年的同學白堅武，為吳佩孚出謀劃策、殘害工人，李大釗寫信痛斥他是吳佩孚的幫兇，并宣布跟他斷絕關系。親不親，階級分。即便是面對自己多年的好友，如果他站在革命的對立面，那他就不再是朋友，而是堅決斗爭的對象。

　　“二七”慘案后，建立革命的統一戰線要求更加迫切。1922年8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了一次特別會議，集中討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問題。李大釗堅決支持共產國際的指示，主張共產黨員參加到國民黨中去。會后，李大釗根據黨的決定去見孫中山。當李大釗說明自己是中共黨員，而中共黨員也就是第三國際黨員時，孫中山表示：你們盡管一面作第三國際黨員，一面加入本黨幫助我。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開始迅速轉變。此后，李大釗與孫中山建立了真摯的革命友誼。

　　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一大在廣州正式召開，孫中山指定李大釗為北京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宣言和黨章，經過李大釗等共產黨的努力，國民黨表現出了巨大的進步。1924年2月底，李大釗從廣東回到北京后，立即用國民黨的旗幟展開工作。不多時，國民黨北京市黨部成立了，天津市和直隸省的國民黨部也成立起來了。在北方，幾乎所有的國民黨組織都是共產黨人著手成立起來并以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為骨干。

　　1924年5月下半月，由于張國燾叛變出賣，李大釗、張昆弟、高君宇等許多共產黨員被北洋軍閥政府明令通緝，李大釗被迫避居到故鄉附近昌黎的五峰山。李大釗的夫人很為他擔憂，來信想托白堅武做個人情，取消通緝令。李大釗堅決拒絕，回信中說：“去托白堅武大可不必，過去同窗時，我們雖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慘案發生后，就斷絕了交往。他在直系軍閥幕下搖羽毛扇，而我卻站在革命的一邊。就是親兄胞弟，站在敵對戰線上也是常有的。何況我與白堅武？”“目前統治者的這種猖狂行為，只不過是一時的恐怖罷了。不出十年，紅旗將會飄滿北京，看那時的天下，竟是誰人的天下！”面對敵人的白色恐怖，李大釗的革命信念始終堅定，他對革命的前途始終保持樂觀的態度。1924年6月上旬，李大釗應當中央要求，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后留下擔任我黨駐共產國際代表。期間親眼看到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就，又感受到蘇聯人民和世界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支持，更加堅定了他對共產主義和對中國革命勝利的信心。這年初冬，他秘密地回到北京，立即投入正在高漲的革命斗爭中。

　　1924年夏，李大釗參加共產國際五大

　　1924年底，根據黨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由李大釗總負責。他領導北方各地的黨組織，充分運用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革命統一戰線來公開組織工、農、學運動，擴大了革命的勢力。1925年以后，北京等地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猛烈發展起來，直到1926年“三?一八”以前，群眾的集會、游行、請愿、示威，一個接著一個。在北方其他地區，也掀起了群眾運動的高潮。

　　北京政變后，馮玉祥傾向進步，軍隊改稱國民軍，并電請孫中山北上。但當孫中山1924年12月到達北方的時候，段祺瑞已經當上了中華民國的臨時總執政。這時的馮玉祥受到張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擠，到西山“養病”去了。段祺瑞發表宣言聲稱“外崇國信”，取媚于帝國主義，反對取消不平等條約，宣布開善后會議以反對國民會議。把孫中山氣壞了。孫中山加以嚴厲訓斥：“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么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么還來歡迎我呢？”就在段政府的善后會議期間，孫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在北京因病逝世。我黨趁孫中山逝世，在全國掀起了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宣傳運動。北京的黨團組織，在李大釗的領導下，在追悼孫中山的活動中，發動了30萬人參加，散發了3000多份《政治生活特刊》，大力宣傳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宣傳孫中山遺囑中“喚起民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開國民會議”、“廢除不平等條約”等政治主張。這些宣傳，對滿懷悲憤的人們很起作用。當孫中山出殯那一天，10多萬北京人民為他送喪，隊伍經過西華門時，憤怒的群眾把掛在那里的善后會議的牌子給砸毀了。

　　孫中山逝世后不久，1925年5月30日，在上海爆發了震驚全國的“五卅”運動，在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趙世炎等人的領導下，迅速將各階層人民組織了起來。當上海工人、學生遭到帝國主義屠殺的消息傳到北京后，北京學生立即組織“滬案雪恥會”。接著，工人組織了“工人雪恥會”。3月12日，大沽口事件發生，激起全國人民憤怒，3月17日，李大釗親自率領北京全市各學校、各團體的代表團100多人分別到外交部和國務院去請愿。但是，段政府竟用刺刀回答了人民的要求，當場刺傷多人。3月18日，李大釗又組織2000多人的請愿團到執政府去請愿。軍警用排槍，用刺刀、馬刀，滅絕人性地射擊砍殺群眾，一時血流滿地，慘不忍睹，死者47人，傷者200多人。李大釗在請愿時，走在最前面，以致頭部和雙手負傷，并曾一度被捕，因回答機警脫險后，仍不顧個人安危，鎮靜地指揮和掩護群眾撤退，直到槍聲響過半個小時后，他才隨著最后一批群眾撤出廣場。

　　“三?一八”慘案后，北京一片恐怖。奉系軍閥和直系軍閥聯合起來，瘋狂地加緊了對革命的迫害，李大釗和國共兩黨的北京領導機關一起，遷入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舊俄兵營內，開始秘密工作。在他領導下，沉寂多年的兵營，一時成了北京革命運動活躍的指揮中心。外面雖是敵人的黑暗統治，里面卻是熱火朝天地開展工作。敵人為了逮捕李大釗，派特務經常監視出入人員，利用招工友的機會，派人偽裝打入內部。他們還逮捕了在李大釗身邊工作的李渤海，誘使他叛變，進一步摸清了內部組織情況。然后，他們找當時任公使團團長的荷蘭公使歐登科交涉，希望準其進入使區抓人。于是，各國公使開會集議，竟公然允許張作霖的“安國軍”派兵進入使區抓人，而且允許其頭領在荷蘭使館內坐鎮指揮。在這時《辛丑條約》卻被他們卑鄙地視若無物了。1927年4月6日清晨，奉軍及所謂“京師警察廳”出動數百名憲兵、警察、特務，悍然不顧一切外交慣例和國際公法，包圍、襲擊了蘇聯大使館以及附近的遠東銀行、中東鐵路辦事處、庚子賠款委員會等，實行了瘋狂的大逮捕。敬愛的李大釗先生也被捕了！

　　李大釗被捕后，敵人用竹簽打進他的指甲縫，最后竟剝去他雙手的指甲，但是，李大釗始終沒有一句有損的利益的“供詞”，沒有泄露一句機密。敵人還多次組織法庭審判，法官們每次都殺氣騰騰，手下的狗腿子們也一起威嚇、吼叫。但是連當時一些資產階級報紙也不得不承認：“李大釗受審時……態度從容，毫不驚慌。”威逼不成，敵人又繼以利誘，張作霖的參謀長楊宇霆對李大釗許以高官厚祿，李大釗從容答道：“大丈夫生于世間，寧可粗布以御寒，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就是斷頭流血，也要保持民族的氣節，絕不能為了錦衣玉食，就去向賣國賊討殘羹剩飯，做無恥的幫兇和奴才！”楊宇霆不覺老臉一紅，灰溜溜的逃走了。

　　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李大釗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親愛的黨，仍然是他為之鞠躬盡瘁的革命事業。他的夫人及兩個女兒與他一同被捕，但他“在獄二十余日，絕不提家事”。北方鐵路工人，提出了劫獄的口號，并組織了劫獄隊。李大釗知道后，極力反對這種冒險行動：“我個人為革命為黨而犧牲，是光榮而應當，但已經是黨的損失……我不能再要同志們作冒險事業，而耗費革命力量，現在你們應當保存我們的力量……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損失。” 他在獄中寫下的自述，回顧了自己革命的一生：“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李大釗《獄中自述》（部分）

　　1927年4月28日，喪心病狂的奉系軍閥，不顧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輿論的反對，將李大釗與20位革命者一齊絞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和杰出領導人，年僅38歲的李大釗同志犧牲了！

　　李大釗等人英勇就義的場所——北京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

　　李大釗始終寄望于青年，他號召青年勇于行動、勇于犧牲：“世間的黑暗，仍舊遍在，許多的同胞，都陷溺到黑暗中間，我們焉能獨自享受光明呢？”“青年呵！只要把你的心放在坦白清明的境界，盡管拿你的光明去照澈大千的黑暗，就是有時困于魔境，或竟作了犧牲，也必有良好的效果，發生出來。只要你的光明永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天。”

　　李大釗的犧牲，重于泰山。李大釗所播下的種子，必將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中生根、發芽、成熟、結果。

　　李大釗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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