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1917（上）

　　警察局留存的斯大林案卷，1911年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視察時，被一名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槍殺，史稱“薩拉熱窩事件”。此后，早已虎視眈眈的歐洲兩大軍事集團——“協約國”（英法俄）和“同盟國”（德意奧）相繼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這是一場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后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原料和市場、瓜分殖民地的戰爭。為了動員本國人民支持帝國主義戰爭，各國資產階級政府都舉起了“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大旗，希望人民相信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拯救民族”，號召韭菜們踴躍參戰“保衛祖國”。

　　在這種情形下，曾經在1912年巴塞爾會議上通過反戰決議的第二國際各社會民主黨背棄了這一決議，紛紛在議會投票中支持本國政府的軍事撥款，站到了資產階級政府一邊。第二國際在事實上走向了破產。

　　在俄國，小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黨選擇擁護沙皇政府，而孟什維克在稍加猶豫后也站到了“祖國”一邊。以列寧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提出了大膽的主張：不但要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且要反對本國政府，使本國政府在戰爭中戰敗，從而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以由戰爭引發的革命來消滅戰爭和反動政府，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新政權。介于孟什維克“保衛祖國”論（右派）和布爾什維克“本國戰敗”論（左派）之間的，還有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中派”。“中派”提出“不勝不敗”論，即既不應讓本國政府在戰爭中獲勝，也不應讓本國政府在戰爭中戰敗。“中派”名義上與右派不同，實際上和右派一樣都支持帝國主義戰爭的進行。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及“中派”都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并于1914年10月在《社會民主黨人報》發表了布爾什維克的宣言書——《戰爭和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成為戰爭期間俄國國內各政治派別中唯一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力量。當然，這一立場也使布爾什維克遭到沙皇當局更強硬的打擊和迫害，大量黨員被逮捕、報刊被查封、組織被破壞。并且，當局制造消息，稱布爾什維克的“本國戰敗”論實際上就是要讓敵國即德國勝利，這是通敵和賣國行徑，而列寧本人就是接收了敵方資助的“德國間諜”。但是，迫害和造謠污蔑沒能消滅革命運動，人民對戰爭和暴政的反抗不可阻止的增長了起來。

　　形勢的發展需要一批能人猛將來推波助瀾。此時，斯大林又在何方呢？

　　自從1913年被捕流放西伯利亞后，斯大林一直沒有找到逃脫的機會。警方吸取了之前的教訓，對他的看管非常嚴格。剛開始，他與斯維爾德洛夫還能和其他流放者一起生活。但沒過多久，為防止他們逃跑，首都的警察司專門向葉尼塞斯克省警察局下達指令，要求加強對二人的管控。于是，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被單獨押解到更遙遠的地區（北極圈內的庫雷卡村），由專人盯梢看守。這里只有8幢簡陋的農舍和67個通古斯族的居民，除了他們二人外沒有其他流放者，氣候嚴寒，食物匱乏，不但逃跑沒有任何可能性，連生存都極為困難。如果沒有當地土著的關照和親朋好友郵寄的錢和衣物，他們或許會命喪于這片冰天雪地中。[1]

　　國外，列寧一直關注著斯大林等流放者的動向，并曾專門召開中央會議商討幫助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逃跑的問題。但最終，除了匯款和相互通信了解情況外，沒有別的辦法。

　　就這樣，斯大林在西伯利亞苦苦支撐，一直熬到了1916年12月。這時，沙皇政府因戰爭需要，決定征募一批流放人員入伍參軍，與德國拼死一擊。斯大林因此被改換指令，押解到靠近鐵路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等候發落。但在入伍前的體檢時，他由于左臂的殘疾被認為不符合條件[2]，沒有獲征，便留在此地繼續流放，直至1917年3月流放期滿。

　　就在斯大林苦熬自己最后一段刑期時，帝國的首都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故。

　　1917年1月，憤怒的俄國人民再也無法忍受戰爭和壓迫帶來的苦難，彼得格勒[3]十四萬工人罷工了。革命的形勢山雨欲來，俄國正在走向列寧所描述的局面——“上層已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下層也不愿照舊生活下去”。甚至沙皇的保安機關也報告說：“有總罷工想法的人一天比一天多，而且這種想法也像1905年那樣，正在成為人們普遍的想法。”沙皇政府感到，它已不能掌控快速變化的局勢了。

　　2月23日，彼得格勒出現了大規模群眾集會，街道上到處都是示威者，人群中打出了“打倒戰爭！”、“反饑餓！”、“革命萬歲！”等標語。“二月革命”正式開始。

　　25日，布爾什維克中央俄國局和彼得格勒委員會召開會議，確定將“打倒沙皇君主制度！”和“打倒戰爭！”作為黨在這次革命中的宣傳口號。次日，俄國局和彼得格勒委員會再次召開會議，決定將總罷工轉變為武裝起義，由工人和士兵建立蘇維埃政權。

　　27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起義。起義群眾首先攻占了軍火庫，獲得大量武裝。隨后，首都附近的約7萬名士兵宣布支持革命。緊接著，彼得格勒全市被占領，沙皇政府的大臣、將領和高級官員們被捕，俄國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取得勝利。同一天，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成立（主席為孟什維克黨人卡爾洛·奇赫伊澤）。布爾什維克向全市散發了題為《告俄國全體公民書》的傳單，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立即停止戰爭”等要求。

　　3月2日，以格·葉·李沃夫公爵為總理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成立，開始接管政權。同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將皇位傳給了弟弟米哈伊爾·亞歷山德羅維奇，稱米哈伊爾二世。3日，米哈伊爾二世見情勢不妙，宣布退位，結束了自己一天的皇帝生涯。帝制終結了，延續了近300年的“羅曼諾夫王朝”壽終正寢。

　　3月8日，斯大林流放期滿，啟程前往彼得格勒。12日，到達彼得格勒。在首都下火車后的斯大林發現，這里剛剛發生了革命，并已形成了蘇維埃和臨時政府兩個政權并存的復雜局面。

　　冷靜觀察局勢后，斯大林揮筆寫下了《論工兵代表蘇維埃》[4]一文，分析二月革命后的形勢和接下來的革命任務。文中指出，只有工兵代表蘇維埃才是推動俄國革命繼續向前的動力：“俄國革命的力量在于工人和穿上軍衣的農民結成聯盟……工兵代表蘇維埃也就是這種聯盟的機關”。因此，鞏固蘇維埃并加強其力量，就是接下來要做的事：“必須使這個聯盟成為自覺而堅強的、持久而穩固的聯盟，使它穩固得足以抵抗反革命的挑釁性的襲擊……加強這種蘇維埃，使它們遍于各地，使它們在中央工兵代表蘇維埃這個人民革命政權機關領導下彼此連成一氣，——這就是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工作中應當遵循的方向。”

　　隨著斯大林的歸來，黨在首都的領導機關也很快進行了人事調整。斯大林參加了黨的彼得格勒委員會，恢復了他作為中央委員會俄國局成員的身份，并入選了俄國局主席團。他還被黨派入彼得格勒蘇維埃中，成為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委員之一。3月15日，復刊不久的《真理報》[5]登出聲明：斯大林、加米涅夫和穆拉諾夫為該刊新一屆編輯。他又回到了自己創辦的《真理報》。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這一時期布爾什維克的其他主要領導人尚在國外沒有返回——列寧和季諾維也夫在瑞士，布哈林在紐約（托洛茨基也在紐約）——二月革命后的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實際上是由一些留在國內的年輕黨員領導著，如施略普尼柯夫（33歲）和莫洛托夫（27歲）。而在斯大林（39歲）到來后，這位久經考驗、意志堅強、能力出眾的中央委員、老黨員立刻成為了領導圈子的核心。正如雷巴斯所說：“在列寧從瑞士回來之前的三個星期里，實際上是斯大林在領導著全黨。”[6]

　　3月16日，斯大林在《真理報》上發表了《論戰爭》[7]一文，就是否應繼續對德作戰提出意見。該文首先明確指出了當前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目前的戰爭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它的基本目的是讓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去侵占(吞并)別國的領土，主要是農業國的領土。這些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需要新的銷售市場和通往這些市場的方便道路,需要原料和礦產，所以它們竭力到處掠奪這些東西， 不管被侵略國的內部制度如何。”在此基礎上，文章論述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對待眼前這場戰爭的態度：

　　首先，不能停留在反戰的口號上。“把一個光禿禿的‘打倒戰爭！’的口號當做實際方法無疑是完全不適當的，因為它只限于一般和平思想的宣傳……”

　　其次，也不能停留在簡單的呼吁各交戰國人民都促使本國政府停戰、恢復友好上。“應該歡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昨天發出的、號召各國人民迫使本國政府停止大屠殺的告全世界人民的宣言。這個宣言……無疑會使數百數千的工人重新記起已經被遺忘的口號——‘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但是不能不指出，這個宣言終究不能直接達到目的……如果這些國家的人民還沒有認清目前戰爭的掠奪性質及其侵略目的，那就很難設想他們會響應這個號召。”

　　那么，留給俄國人民的出路便只有一條。“出路就在于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要它表示同意立即開始和平談判。工人、士兵和農民應當舉行群眾大會和游行示威，應當要求臨時政府當眾公開表示它試圖促使一切交戰國在承認民族自決權的原則下立即開始和平談判。”如果哪一國的政府不愿意談判，那就會在群眾面前暴露他們的面目，使群眾看清戰爭的真相。“在這種情況下，各國人民會親眼看到戰爭的侵略性質和帝國主義集團的血跡斑斑的面目，會認清他們犧牲自己兒子的生命原來是為了這些帝國主義集團貪得無厭的利益。”

　　最后，斯大林寫道：“摘下帝國主義者的假面具，在群眾面前揭露目前戰爭的真正內幕，這也正是向戰爭宣布真正的戰爭，使目前的戰爭不能進行。”

　　從俄國當時的局勢來講，《論戰爭》是能適應局勢并推動局勢向前發展的。但這篇文章在傳到國外后卻遭到了列寧的批評。因為，雖然文章指出了必須“立即開始”停戰談判，但它的前提是“對臨時政府施加壓力”，也就是說，不是要揭露、攻擊乃至推翻這個政府，而是要承認和保留它。這就默認了臨時政府的合法性。而斯大林的立場，恰恰就是在承認臨時政府的條件下，推動革命的繼續發展。從這里開始，我們似乎又看到了1912年斯大林在領導杜馬運動時與列寧的沖突。與1912年一樣，斯大林沒有接受列寧的批評，他堅持了自己的意見。[8]

　　3月18日，《真理報》上發表了斯大林的另一篇文章《論俄國革命勝利的條件》[9]。在這篇文章中，斯大林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要想在俄國勝利所需具備的三個條件：

　　第一，必須有一個全俄的群眾性革命機關，即“全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因為，二月革命爆發于首都，所產生的的彼得格勒蘇維埃也主要是首都一地的革命機關。在首都以外的其他地區，革命的影響還十分有限，反動力量還較為強大。這種首都與全國相脫節的局面顯然不利于革命的進一步發展，只有其他地區也陸續行動起來、成立蘇維埃，并最終聯合成全俄的蘇維埃，才能造成在全國推進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勢。

　　第二，必須建立一支穩定的、堅強的革命武裝，即“工人近衛軍”。因為，二月革命中士兵與起義群眾聯合的威力已經證明了武裝對于革命的巨大意義，政權需要靠武裝去奪取，也需要靠武裝來保衛和鞏固。但是，參與二月革命中的武裝在很大程度上是帶有偶然性和不穩定性的。并且由于戰爭的需要，這些武裝能被隨時調走或更換駐地。因此，只有組織起常規、穩定的工人武裝，建立一支駐扎于彼得格勒的忠誠于革命的群眾自己的軍隊，才能保衛革命果實，并在將來奪取更大的勝利。文章寫道：“必須建立另一種武裝力量，建立一種自然地和革命運動中心聯系著的武裝工人的軍隊。沒有一支隨時準備為革命效勞的武裝力量，革命就不能勝利。”[10]

　　第三，必須盡快召開能代表全民意志的“立憲會議”，以法律和制度鞏固民主革命的成果。因為，俄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西歐不同。西歐（如法國）是進步的資產階級自己起來領導群眾革命，推翻封建制度。因此，革命后的資產階級政府本身即具有相當程度的進步性。而俄國二月革命主要是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革命，資產階級是在革命后才接管政權，它的革命性是動搖的、妥協的、不徹底的。如果不能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將人民的要求（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以法律形式確立下來，革命的成果就可能因臨時政府的動搖而喪失掉。文中寫道：“我國臨時政府不是在街壘中而是在街壘旁產生的。所以它不是革命的，它只是勉強跟在革命后面，絆革命的腳，妨礙革命前進……必須盡速召開立憲會議，因為這個立憲會議在社會各階層中是唯一有威信的機關，它能夠使革命事業完成，從而把振翼欲飛的反革命的翅膀一刀砍斷。”

　　總之，斯大林認為，只有具備了上述三個條件，俄國才能夠由剛剛結束的民主革命邁向下一階段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三個條件中，“全俄蘇維埃”是革命的群眾基礎和推動機關，“工人近衛軍”是革命的鐵拳和堅強力量，“立憲會議”是革命的起點和始發條件。這一思想意味著兩點：其一，接下來就要以這三條為工作方向，為這三項目標而努力；其二，這三個條件在當時的俄國是不具備，并且在短期內也難以具備。因此，社會主義革命只能推到未來，在短期內是不可想象的。而眼前，就只能現實主義的去鞏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成果，并在此期間強化無產階級及蘇維埃的力量。

　　不得不說，斯大林在二月革命結束后不久就能對形勢有較為清晰的判斷，并能為接下來的工作指出方向，這是非常難得的。并且，就當時俄國國內各政治派別的實際情況而言，沙皇退位但“王黨”的影響猶在，資產階級臨時政府雖然晚于革命但有合法性[11]并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支持，蘇維埃中孟什維克的影響依然很大并居于優勢地位，布爾什維克盡管對工人群眾有巨大號召力但也似乎并不具備直接奪權的可能性。因此，接受現實，承認臨時政府，利用革命后的民主和自由爭取合法活動空間，加強對群眾的宣傳教育，努力積攢進一步革命的力量，推動革命的車輪繼續向前——這就是斯大林給出的方案，也是當時俄國國內大多數同志都能認可的方案，成為國內黨的共識。不過，這不是列寧的看法。

　　3月29日，全俄黨的干部會議在首都召開，斯大林做了《關于對臨時政府的態度》[12]的主報告。在報告中，他詳細描述了二月革命后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并提出了黨對待臨時政府的態度。報告認為：

　　“上層是資產階級，我國的和西歐的資產階級……下層則是工人和士兵……它們推出了兩個政府，兩種力量……兩個機構分享權力，沒有一方擁有完整的權力。因此它們之間就會有而且應該有摩擦和斗爭。作用也各不相同。工兵代表蘇維埃是革命的實際帶頭人，是起義人民的革命領袖，是監督臨時政府的機構。臨時政府實際上起了鞏固革命人民的成果的作用……這種局勢有消極的一面，但也有積極的一面：現在就強化革命的發展，加快與資產階級個階層脫離的進程，是對我們不利的。資產階級自己將來會不可避免地離開我們。我們要阻止資產階級中等階層的離開，我們必須爭取到時間，以便作好與臨時政府進行斗爭的準備。”

　　“但是，這種局面不會永久持續下去。革命在深化，將從政治問題轉到社會問題。社會的需求將使我們與資產階級中等階層脫離。指望在革命結束前不與資產階級決裂是缺乏理性的。當裂痕不斷加深，臨時政府就將從鞏固革命成果的機構變成策劃反革命的機構……反革命勢力的動員有自己的旗號：‘戰斗到最后勝利！’……他們的半官方刊物已經開始了反對革命的真正的討伐。反對兩個政權并存的征討已經開始……這個問題會變得很復雜……只要臨時政府在強化革命的措施就對它支持，如果它反革命了，對它的支持就是不可接受的了。許多來自外省的同志問：現在是否應該考慮奪取政權的問題。現在提出這個問題是不合時宜的。臨時政府并非如此脆弱。臨時政府的實力來自英美資本的支持，來自外省的慣性，來自對它的好感：發給它的賀電紛至沓來。我們需要等待，直到臨時政府耗盡自己的力量，直到在實施革命綱領的過程中，臨時政府自己名譽掃地。唯一一個能夠在全俄范圍接管政權的機構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必須等待，讓事態的發展暴露出臨時政府的空虛無力，同時做好準備，等待時機成熟。而現在要組織一個中心，也就是工兵代表蘇維埃，并鞏固它，這就是目前的任務。”

　　可見，斯大林預見了兩個政權并存不會長久，也預見了臨時政府一定會轉向反革命。但同時，他又認為在資產階級完全轉向反革命之前，仍然有爭取和督促他們繼續鞏固革命成果的可能性，而只要存在這種可能性，就不能放棄對臨時政府的支持。此外，臨時政府的實力和權威仍在，而蘇維埃相對虛弱，眼前也不具備由蘇維埃單獨掌握政權的條件。總之，雖然遲早要向臨時政府開戰，但開戰的時機并未到來。這個態度是務實的，卻也是保守的。

　　遠在國外的列寧則認為，無論臨時政府如何在外表上包裝和掩飾自己，它的實質都是反動的。這個政府代表的是俄國資產階級和英法資產階級的利益，它基于自身的利益只能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并在持續的戰爭中屠殺更多的工農群眾。這個政府不會采取任何真正革命的政策，它只會說一些關于“自由”的漂亮話（以此欺騙群眾）。因此，不應該對臨時政府有任何幻想，也不應該承認和支持這個政府。相反，無產階級政黨應該立刻著手行動，準備推翻臨時政府，結束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實現“全部權力歸蘇維埃”。在著名的《遠方來信》中，列寧寫道：

　　“說工人為了反對沙皇制度反動勢力就應該支持新政府，這種人就是工人的叛徒，無產階級事業的叛徒，和平和自由事業的叛徒。因為實際上正是這個新政府已經被帝國主義資本，被帝國主義戰爭政策、掠奪政策束縛住了手腳，已經開始勾結王朝……為了真正同沙皇君主制進行斗爭，為了真正保證自由……那就不是工人應該支持新政府，而是這個政府應該‘支持’工人！……當前形勢即從革命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的過渡。”（《遠方來信·第一封信》1917年3月7日）

　　“提出工人‘參加’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這種要求在理論上和政治上都是荒謬的——作為少數派參加進去，那就意味著充當小卒；‘對等地’參加，那是辦不到的，因為不可能把繼續進行戰爭這種要求同締結停戰協定和開始和平談判這種要求調和起來；要作為多數派‘參加’，那就必須有推翻古契柯夫—米留可夫政府的力量。在實踐中，提出‘參加’這種要求是一種最壞的路易·勃朗主義，這就是說把階級斗爭和階級斗爭的現實環境置于腦后，醉心于極其空洞的響亮詞句，在工人中間散布幻想，把寶貴的時間白白花費在同米留可夫或克倫斯基的談判上……二、三月革命不過是革命的第一階段。俄國目前正處在向革命的下一階段，也就是向斯柯別列夫所說的‘第二次革命’過渡的特殊的歷史時刻。”（《遠方來信·第三封信》1917年3月11日）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列寧寫道：“完全不信任新政府，不給新政府任何支持，特別要懷疑克倫斯基，把無產階級武裝起來……絕不同其他黨派接近。”

　　收到列寧的來信和文章后，斯大林和其他在國內的領導人們犯難了。他們認為，列寧的看法過于激進和理想化，根本無法實現。商議之后，斯大林做出決定：按列寧的要求發表這些文章，但發表時要進行刪節，去掉其中過于不合時宜的內容。于是，“和諧版”的《遠方來信》在《真理報》上發表了。

　　1912年，他就曾壓下過列寧的文章；如今，他又對列寧的文章做刪節。兩次，他都相信自己的判斷是對的。

　　怎么可能立刻推翻臨時政府、發起新的革命呢？

　　斯大林自信地搖了搖頭。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將很快點頭認錯。而短短幾個月后，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就發生了。

　　注釋：

　　[1]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1913年到1917年的這次特殊的流放經歷也成了斯大林人生中的一筆重要財富。他雖然短暫的脫離了革命工作，卻有機會同俄羅斯的普通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他學習當地居民的語言，了解當地居民的風俗習慣，穿上他們的毛皮衣服，和當地居民一起捕魚、打獵，掌握生存技能，并在閑暇時和當地居民一起喝酒、聚會、唱歌和跳舞。當地人送給他一只名為“斯捷潘·季莫費耶維奇”的小狗，成為他度過孤苦歲月的重要伙伴。關于斯大林在庫雷卡村流放生活的細節，曾負責看守他的警察之一米哈耶爾·梅爾茲利亞科夫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

　　“夏天，斯大林喜歡釣魚和劃船。他用立網來捕魚。捕魚用具從過路的商販那里挑選，然后當場買下。”

　　“當地居民非常喜歡斯大林，經常去他那里做客，他也去他們家里，他們常常整晚與斯大林坐在一起。他喜歡聽些簡單的音樂，有時也愛聽一聽居民們的奇聞軼事。斯大林自己做飯、砍柴、用鐵爐子上的茶壺煮茶……斯大林生活簡樸、貧困，伙食費不夠他開支，當地居民經常接濟他。斯大林每次購買食品都支付現錢，在居民需要時給錢幫助他們，特別是幫助雇農別列普雷金一家……郵件一個月送來一次，總是給他寄來些什么東西。寄來過裝有藥品的包裹，斯大林拿出藥品分給當地的居民。有時，斯大林也親自用藥品幫人們治病，在傷口上擦碘酒，撒藥粉。”

　　“斯大林經常與異族人交談，能談很久。我并不知道他們談些什么，只知道他建議他們洗澡、刮臉、剪發，因為異族人非常臟。我記得，他曾幫一個人剃胡子并給了這個人肥皂。異族人尊敬他，對他評價很好。”

　　“斯大林在庫雷卡村讀了很多書，寫了許多東西。他寫了什么和讀了什么，我不知道。他把書存放在莫納斯特爾斯科依村，在那里購買了文具用品。此外，還通過郵寄獲得書籍和雜志。”

　　“斯大林常常去散步，但不會走進原始森林的深處，因為蚊子咬的難受。他常常一個人劃船，這方面他無所畏懼，甚至連當地人都感到驚奇。”

　　“在斯大林和斯維爾德洛夫之前，從來沒有任何流放犯來過庫雷卡。1917年初，我、車夫和斯大林乘馬車前往莫納斯特爾斯科依村，斯大林再也沒有從那里回來，而我就有了新的差事。”

　　在1929年時，已經62歲的退休警察梅爾茲利亞科夫加入了蘇聯的集體農莊，成為斯大林改造國家的見證者。近三年半的流放生活使斯大林對這片土地形成了深厚的感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思想和性格。莫洛托夫說：“西伯利亞是給斯大林留下些什么的。”雷巴斯評論：“這個‘什么’不只是打獵的習慣，還有更深層的東西，首先是對遼闊的俄羅斯和俄羅斯人的感情。此后他再也未能像在圖魯漢斯克流放時期那樣，與普通百姓如此接近過。”蒙蒂菲奧里則說：“圖魯漢斯克讓他變得更像個俄羅斯人，這或許是因為西伯利亞的風雪改造了他，冰凍了他體內的格魯吉亞血液。現在，他已經是個自制、警覺、冷若冰霜和孤僻的西伯利亞獵手了。之后成功走進克里姆林宮的正是這樣一個人。”執掌政權后的斯大林依然與庫雷卡村的捕魚伙伴保持著書信聯系，甚至曾把自己作為國家元首的工資郵寄過去接濟遇到困難的村民。1934年，庫雷卡村的斯大林故居被改造成一所斯大林紀念館，并豎起一座斯大林塑像。赫魯曉夫上臺后，該紀念館在“批判斯大林”運動中被拆毀，塑像也被拉走遺棄。

　　[2] 斯大林左臂殘疾的原因詳見上篇第一節。

　　[3] 1914年7月，沙皇政府將首都“圣彼得堡”改名為“彼得格勒”。

　　[4] 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5] 《真理報》于3月4日復刊，復刊后的主編為莫洛托夫。3月15日斯大林加入編輯部后，莫洛托夫退出了編輯工作。

　　[6] 引自雷巴斯《斯大林傳：命運與傳略》。

　　[7] 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8] 斯大林后來承認，他在《論戰爭》中的立場“是一個極端錯誤的立場，因為這種立場滋長了和平主義幻想，幫助了護國主義，阻礙了對群眾的革命教育。”

　　[9] 現收錄于《斯大林全集》第三卷。

　　[10] 斯大林在這里實際上已經談到了革命軍隊的建設問題，并初步論證了組建獨立的蘇維埃軍事力量或“紅軍”的重要性。從這一點講，至少在理念上，斯大林比托洛茨基更早是“紅軍之父”。

　　[11] 臨時政府脫胎于第四屆國家杜馬，臨時政府的主要官員基本都是杜馬中多數黨的代表（立憲民主黨等），在全國具備一定合法性基礎。

　　[12] 這篇報告未錄入《斯大林全集》，此處引自雷巴斯《斯大林傳：命運與傳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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