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大道，1901年出生于貴州錦屏縣一個侗族木商家庭，父親給他取名龍康莊。1923年為紀念自己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改名為龍大道。從此，“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成為他的追夢。1931年2月7日，他在上海龍華英勇就義，是著名的“龍華二十四烈士”中唯一的少數民族。魯迅稱譽他們是被國民黨虐殺的“十九個革命家五個革命作家”；毛澤東在詩文中贊譽他們“龍華喋血”“慷慨就義”！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為龍大道簽發了革命烈士紀念證，褒揚他“豐功偉績，永垂不朽！”

　　“公款，私人絕不能動用”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上海工人運動慘遭鎮壓，全國革命形勢頓處低潮。為了挽救革命，并統一全黨的思想，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時任上海總工會常務委員兼經濟斗爭部部長的龍大道作為上海代表出席了會議。6月，他率團參加在武漢召開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并在會上報告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的斗爭經過。會后，武漢成為革命的中心，黨留他在武漢工作。7月15日，武漢國民政府的汪精衛叛變革命，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大開殺戒，武漢的各級工會組織和進步團體被查封占領。當時，漢口硚口區是全武漢工人最集中的地區，為了挽救工人運動，黨就安排富有工人斗爭經驗和組織領導能力的龍大道擔任硚口區的區委書記，繼續領導這里的工人秘密開展革命斗爭，并受中共湖北省工委委員向警予的直接領導。

　　當時，大道家是黨的聯絡點，有一箱500多塊銀元的黨的活動經費存放在他家里。適時七八月份，正值酷暑，武漢又是有名的“火爐”城，大道家里熱得像蒸籠一樣。恰巧這時，他的新婚妻子金翊群又患病在床，這使家里的那臺舊電扇派上了用場。

　　一天下午，湖北省總工會宣傳部主任林育南來到大道家里聯系工作并探望其妻子。從談話中，大道知道他家需要一臺電風扇。臨走時，就叫他把自己家里的這一臺帶走。林育南看著臥病靜養的金翊群，便任由大道如何勸說，也沒把電扇帶走。

　　第二天，龍大道想把電扇送去，但看到妻子蜷縮在床，怕她不高興，就拿起一把蒲扇走到床前，輕輕地為她扇涼。一邊扇一邊商量說：“這大熱天，大家都需要電扇。但同志之間要互相關心，這臺電扇是公家的，我們不能獨占。我想把它送給林家，讓他們也分享分享！”妻子向來是支持丈夫的，大道就把電扇給林家送去了。

　　兩天后，向警予來探望金翊群，一進屋坐下，就渾身冒汗，熱得夠嗆。她便關心地問大道：“這么悶熱的天，翊群妹又臥病在床，怎么連臺電扇都沒有？”大道不好意思地解釋說：“原來有臺舊電扇，前兩天我送給育南同志家用去了。天氣雖然是很熱，可我們熬一熬，就過去了！”望著窗外射進來的驕陽熱辣辣的，看著眼前大道新婚才三四個月的家，簡易寒酸，向大姐不由有些難受，便心痛地說：“公家不是有一箱活動經費放在你家嗎？拿一點去買臺電風扇吧，病人也需要嘛!”大道樂悠悠地笑了笑：“謝謝大姐，沒關系，我們熬一熬，就克服過去了！”這時，金翊群疼痛地咳了幾聲，連忙點頭示謝！向大姐實在難受了，便莊重地命令龍大道：“同志哩，買臺電扇吧，這也是革命工作需要嘛，不要再猶豫了!”大道怕為難大姐，就點頭答應了。可等向大姐一走，他馬上走到病床前，認真對妻子說：“公私要分明，這是公款，我們私人絕不能動用分文。公款只能用在革命事業上，我們有再大的困難，也不能挪用它。我們要對革命事業負責，把它保管好!”說完，為了幫助妻子解熱，他馬上拿出一塊貴州老家帶來的粗布，掛在朝西的窗口上，以遮擋驕陽暑風。同時，他又拿過蒲扇，一邊親切地為妻子扇風解熱，一邊凝望窗口的粗布，想起它伴隨自己為革命艱難輾轉，奔走東西，既當被單驅散風寒，又作包裹輸送文件，今天還當窗簾派上新的用場，睹物生情，百感交集，一股詩意涌上心頭：

　　別看粗布無啥用，

　　夜當被單日遮風。

　　輸送文件需要它，

　　對國對民它有功。

　　可以說，粗布是龍大道艱辛革命歷程的見證，也是他一生儉樸崇尚清廉的象征，更是他堅強革命意志與積極樂觀主義精神的記錄。清貧、潔白、樸素的生活，正是這些革命者戰勝苦難、克敵制勝的精神源泉和力量支撐！這塊珍貴的粗布和保存銀元的箱子，現存貴州省博物館。

　　這年底，龍大道擔任中共漢陽縣委書記。不久，在中共湖北省委擴大會議上，他當選省委執行委員。

　　“只能付出，而絕不能收禮”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期間，龍大道負責領導先施公司的罷工。先施公司，是當時上海的四大名牌公司之一，位于熱鬧繁華的南京路，不僅工人眾多，而且覺悟比較高，是罷工中的骨干群體。

　　一天，龍大道又一次深入先施公司，向骨干分子們作罷工斗爭的宣傳動員。

　　對于上海總工會的領導龍大道，工友們是十分熟悉敬佩的。他中等身材，近視眼鏡，沒有架子，總是以普通身份，深入車間作坊和店鋪，和工人們吃住同勞，對工友疾苦十分關心，而且他生活艱苦樸素，工作深入細致，認真負責，對人態度溫和，不擺架子，和工人親如兄弟。因此他的到來和動員，大家非常接受，心悅誠服。而且聽了他的講話，心里總是豁然亮堂，信心十足，勇氣倍增！

　　而在大道眼里，工人群眾不僅是罷工斗爭的依靠力量，而且更是自己的患難兄弟，他對工人們的生活疾苦，隨時惦記心上。

　　從先施公司散會出來，雖然已饑腸轆轆，但他顧不了自己，又趕往貧民窟去看望一個困難的老工友。

　　穿過一個小巷，拐進狹窄的里弄，龍大道來到了那個熟悉簡陋的家門口。一進門，只見那工友的老婆正在開口大罵，她罵自己的男人沒用，只顧廠里不顧家。罵到氣頭上，就嗚嗚大哭起來，十分傷心可憐。原來幾天來，家里已粒米無存，揭不開鍋，兩個小孩嗷嗷待哺，一家人餓著肚子挨日子。而老工友自知無奈，只好蹲在屋角邊唉聲嘆氣。一見小孩忍饑受餓，大人無奈，大道就心如刀絞，不是滋味，仿佛挨饑受餓的是自己。于是，他和顏悅色地安慰大嫂說：“大嫂，你別生氣犯出病來，目前大家的日子都不好過，等我們團結起來，舉行罷工勝利了，經濟待遇就會提高，生活也會好起來。你也要頂住，支持我們工友的斗爭！”說著，他往口袋里一摸，把自己身上僅有的幾元生活費，全部拿出來交給了還在哭泣的大嫂，叫她拿去買些米，渡過眼前的難關。

　　當罷工斗爭勝利后，先施公司工會為了感謝上總的領導，就派工友代表們買來許多吃穿用的紀念禮品要送給龍大道。見狀，既驚訝又感激，他緊緊地握著他們的手，十分動情地說道：“弟兄們的盛意，我心領了，但作為上總的干部，帶領大家向資本家斗爭是我們的職責，大家用不著感謝。只要大家團結起來擰成一條心，我們的斗爭就一定能夠繼續勝利！不過，對于工人兄弟們，我們只能服務，只能付出，而絕不能收禮！在這里，我借花獻佛，就將這些紀念禮品轉贈給大家，以表達我對這次罷工斗爭勝利的祝賀！”工人代表們很受感動，逢人便說：“大道同志對于公家的東西從來不自私，對待同志滿腔熱情，總是先人后己！”

　　當年，我黨的第一個工人黨員、上海工人運動的領導人之一徐梅坤，解放后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1986年8月的一天，老人仍記憶猶新地對訪問人員說：“我對大道的印象很好。他生活艱苦，對黨忠誠，嚴于律己，對同志熱情誠懇，對工人疾苦十分關心。不論做什么工作，他態度始終是積極認真的，和同志們的關系也相處得很好，在工人中間威望很高！”

　　在苦難絕命中輝煌

　　龍大道出生于貴州清水江畔“杉木之鄉”的三江鎮，是塊“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的好地方。他的父親是當地有名的木商，家庭殷實，他從小衣食無憂，讀書無慮。當幼年還在家鄉新式學堂讀書時，他就深受從湖南來辦學堂的同盟會會員吳志賓、黃竺笙兩位先生“讀書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讀書”的教育影響。1919年春，18歲的他躊躇滿志，搭乘家鄉外運的木排，來到武漢，考入私立武昌中華大學附中部，并參加了武漢地區聲援北京學生五四愛國運動的集會游行，深得導師惲代英與林育南的關注和鼓勵，不久就介紹他加入了武漢地區第一個進步團體——互助社。畢業后，靠著木商家庭的支撐和本人聰慧的天賦，經惲代英介紹，他于1922年冬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上海大學，是當時全國培育革命青年才俊的“紅色學府”。時有“文有上大，武有黃埔”之譽，而社會學系又是李大釗建議首創的重點科系，由著名職業革命家和文藝理論家瞿秋白主持系主任工作。龍大道因此如魚得水，他一邊苦心讀書，一邊積極投身革命斗爭，并經受了嚴峻的考驗，于1923年11月22日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被編入上海大學組。當時黨中央設立在上海，全國有420多名黨員，而上海的黨員有42人。這42人被編成6個小組，隸屬中共上海地方兼區執行委員會領導。龍大道所在的上海大學組是第一小組，黨員最多，共有14人，包括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施存統等都在這一組，他們都曾是黨中央和團中央的領導人。這也可見，龍大道當時就是在黨中央領導人的懷抱里成長。他自然欣喜至極，興奮無比。為了紀念自己入黨后找到了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他慨然把原來龍康莊的名字改為龍大道。從此，他投身于職業革命家的艱險生涯中。1924年初，他被黨中央選派為優秀干部，去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那時，由于黨的經費困難，共產國際的援助有限，龍大道又是靠著木商父親的財力資助，才得以前往蘇聯留學深造。

　　學成回國后，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那些艱苦斗爭的日日夜夜中，龍大道始終堅守在罷工斗爭的最前線，為工人們出謀劃策，訓練武裝，把握方向，鼓勁拼殺。當時黨的活動經費極度緊張，同志們的生活十分艱苦，兩人共吃一份飯菜是家常便飯，或以豆餅番薯充饑，仍堅持斗爭。可當基層工會送來食品時，龍大道總是堅持讓工友們吃飽，最后自己才動嘴，無不令在場的工人弟兄們深受感動和教育。由此也凝聚起了磅礴的力量，使罷工斗爭和武裝起義在最艱難復雜的困境中，于刀槍拼搏的戰火硝煙里得以堅持，得以勝利！而龍大道也多次身臨險境厄難，都是在工人兄弟們機智無畏的救助中，得以脫身，化險為夷。

　　1928年12月，黨中央把時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代理省委書記的龍大道調任上海總工會秘書長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運動大同盟主席、黨團書記。1929年2月初，受黨中央指派，龍大道以中央特派員身份，前往安徽六安解決中共安徽臨時省委與中共六安縣委在是否舉行暴動起義問題上發生的嚴重意見分歧。

　　當時，接近年關，龍大道在潛山縣特別支部書記王效亭的陪同下，從安慶出發去六安。可兩地之間，有數百里之遙，并全是崇山峻嶺，野徑山道。再加上當時已是寒冬季節，北風呼嘯，積雪三尺，而要在這冰天雪地中翻山越嶺，真是舉步艱難，苦不堪言。本來黨組織同意他倆人雇轎前往。但向來節儉的龍大道，哪里舍得花組織金貴如油的財錢，何況組織的活動經費本來就已捉襟見肘。因此，他這個來自杉鄉林區的年輕領導干部，毅然決定與王效亭徒步前行。可第一天七八十里走下來，大道的雙腳底就起泡了。第二天，天氣放晴，積雪融化，道路泥濘，更難行走。他的腳泡破裂后，鮮血浸淋，疼痛難忍。王效亭是本地人，也感到疲憊不堪，腳重如鉛。但倆人已別無選擇，只能早出晚宿，咬著牙關，堅忍前行。第三天，天剛放亮，倆人又早早趕路。這一帶，山高坡陡，林密路險，還不時會遇上山匪搶劫。好在向導王效亭是本地人，且會武功，搶匪有所顧忌，因而少受了一些苦頭。由于連日來腳帶血泡，刺骨穿心，一不小心，就摔倒路邊，弄得倆人一身雪花泥漿，狼狽不堪。但為了完成黨的使命，他們憑著驚人的意志，堅定前行，終于走出了百余里山路，到達了目的地。這一路上，作為特派員的龍大道的節儉風格與執拗毅力，也叫窮山窩里的王效亭嘆為觀止。他不無調侃地對大道說：“老龍呀，這一行我算開了眼界，你這個中央欽差大員，不光手緊摳門，還能夠吃苦耐勞，你不枉是我心目中的榜樣，真正的共產黨人！”隨后，龍大道排除“左”的干擾，妥善處理了安徽關于暴動問題的爭執與分歧。他不辱使命，回到上海，復命中央。

　　龍大道雖為知識分子的革命者，并先后三次不幸被捕，歷經反動派的鐐銬加身、酷刑摧殘，還要抵制國民黨陰謀的高官許愿、物欲誘惑，同時又要與共產黨內錯誤路線的殘酷迫害、無情打擊作毫不妥協的堅決斗爭。但龍大道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并以“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為己任，因而能在敵人的嚴刑威逼利誘中，矢志不渝，堅貞不屈，銘記初心，永不叛黨。他在生命即將被反動派吞噬的那個黑夜時刻，勇赴刑場，并在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渾身迸發之際，昂首高歌大義凜然的《獄中》詩：

　　身在牢房志更強，

　　拋頭碎骨氣昂揚。

　　烏云總有一日散，

　　共產東方出太陽！

　　那一夜，龍大道那壯烈情懷視死如歸的絕命吟唱，仿佛劃破了黑夜的陰霾，在蒼穹中回蕩。

　　就這樣，龍大道和林育南、李求實、何孟雄等24位真的猛士，訣別在那1931年2月7日的黑夜，在“打倒國民黨反動派！”“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洪亮口號聲中，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罪惡排槍下，英勇地倒在上海龍華塔下。

　　毛澤東高度頌揚二十四烈士。1945年4月20日在中國共產黨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了經他親自修改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徹底清算了王明的錯誤路線，客觀公正地表彰了龍大道等二十四烈士的歷史功績，指出：“他們為黨和人民做過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眾有很好的聯系，并且接著不久就被逮捕，在敵人面前堅強不屈，慷慨就義……所有這些同志的無產階級英雄氣概，乃是永遠值得我們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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