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
想要理解一個不同時代的人是困難的,想要理解一個不同時代的偉人,就更為困難了。我有些懷疑,在今天,真的還有人能夠理解一百多年前的那個人嗎?
真的還有人能明白,一個高高在上的北大教授,為什么,會為了“愚蠢的”、“不努力奮斗的”、“不夠聰明的”、“低賤的”,農民、工人、黃包車夫、流浪漢,獻出自己的工資,再獻出自己的時間,最后徹底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呢?
要想理解一個人,首先要在精神上變成那個人??墒窃诮裉欤词乖诰裆?,好像也已經看不到能變成他的人了。
1933年,他44歲,作為一個教授,正值壯年??上呀浰廊?年了。五十多歲的魯迅編撰他的文集,魯迅先生說他的理論未必精當,但是魯迅先生又說:“他的遺文都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魯迅先生編的這本《守常文集》,是這個思想者的第一本書。
這個時候,他和他的同志們一起創立的共產黨,12歲的共產黨,已經在江西瑞金建立了政權,這個政權的憲法上寫著“全部政權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
這是他的夢。
1927年4月27日,他38歲。他的尸體躺在棺材里,北大的師生和他的好友抬著他,準備安葬。師生們唱著國際歌,有人在大哭,有人在小哭,有的男生也哭,一邊哭一邊唱:“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
公葬隊伍行至西四,遭遇政府槍擊。師生友人們仍然將他的尸體送至香山附近的萬安公墓,和一塊刻有鐮刀斧頭的墓碑一同下葬。鐮刀,是農民的符號;斧頭,是工人的符號。用工人和農民的符號來給一個知識分子蓋棺定論,這是怎樣的一種嘉獎呵?
我只知道,在中國歷史上,這是第一次。
1926年,他培養的學生們,大批地去到農村、工廠,共產黨員快速地增加起來。奉系軍閥開始對共產黨員下手,他感受到密探常常跟隨著他。他的表姑問他:“你們老搞這事,也不怕么?人家那樣厲害,兵權在手,今日趕,明日捉,把你們從這兒趕到那兒,你們不是自討苦吃么 ?”
他說:“怕什么!早晚我們是要勝利的。我們的主義,就像莊稼人的種子一樣, 到處都撒遍了, 他們是破壞不了的。他們破壞了這兒, 還有那兒長出來, 沒有關系 !”
他的學生受他派遣,開始南下了。
1923年,他帶著鄧中夏,去北京蒙藏學校,給青年學生講授馬克思主義。這些學生,成為了后來內蒙古解放的重要力量。其中一個在教室里聽他講課的人,叫烏蘭夫。他和學生們共同建立了內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團。
這一年,他參與籌備京漢鐵路總工會,吳佩孚政府迫害工會骨干。他組織工人舉行了浩大的“二七罷工”。吳佩孚下令對漢口、長辛店等地罷工工人實行屠殺。史稱“二七慘案”。全國50多個工會被封閉,工會領袖被通緝。工人運動遭受打擊。北大的一個學生,在打完網球回來的路上,對周圍的同學說,“工人運動,共產主義運動,已經被證實不可能取得成功。”他從這個學生旁邊走過,他也想,工人運動,會從此一蹶不振嗎?
但是他見過工人,他熟悉工人。他還見過工人的血,工人的力量。他用了《艱難的國運與雄健的國民》一文來回答那個學生。文章說:“革命的道路, 歷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 。”他號召:“拿出雄健的精神, 高唱著進行的曲調,在這悲壯歌聲中,走過這崎嶇險阻的道路 !”
這一年,他還領導建立了“工人同志會 ”,將工人組織起來。一些進步的工人,由于他的工作,從無產者變成了無產階級的一份子。兩年后,“工人同志會 ”改組,成立北京總工會。這是中國工人最早的政治組織之一。
1922年五月一日,他在五一紀念會上演講。他揮動著自己的手臂,對身邊的工人和學生說:“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工人為八小時工作運動奮斗而得勝利的日子,是工人站起的日子,是工人擴張團結精進奮戰的日子,不是工人歡欣鼓舞點綴升平的日子。”
這一年,他的同志黃愛、龐人銓領導湖南第一紗場罷工。湖南軍閥逮捕了他們,立即槍決。黃愛活到了25歲,龐人銓也活到了25歲。他說:“(黃愛、龐人銓)是我們勞動階級的先驅, 先驅遇驗, 我們后隊里的朋友們,仍然要奮勇上前,繼續犧牲者愿作而未成的事業!”
這一年,他成為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但他的屋子,和以往一樣,那些“骯臟的”的工人依舊自由地進進出出。
1919年春天,他去唐山,他去哪里結識煤礦工人,和工人一起鏟煤。他帶著一身煤灰,拿起手中的筆,寫下工人的境況,他說,這里需要一個工人組織。
這一年,他指導許多雜志創刊和運行,《國民》、《新潮》、《晨報副刊》、《每周評論》,他忙得不可開交。這一年,他還參加了一個被稱為“五四”的運動。他到處呼吁:“青年學生和社會團體中的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到工人、農民和勞動婦女中去開展工作。”“須知今后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
1914年,他被日本早稻田大學勸退。一個原因是長期參加政治活動,缺乏時間學習。國家處在貧窮困頓之中,底層人民普遍遭受著饑荒、疾病和戰亂的煎熬。他沒有心思搞學術研究。在抗議日本政府的集會上,總有他的身影。
1907年,他考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遇到史地教師白亞雨。3年后,領導灤州起義的白亞雨被捕,殺白亞雨時,白亞雨不愿下跪,他說“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被殺的革命黨,不過是社會的loser。但是他尊重白亞雨,而且決心要比白亞雨做得更壯烈。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反思國家的前途何處,寫下《大哀篇》,“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凱之流)此輩肥而吾民瘠矣”。“以致農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安其居。…… “
1900年,他問他的老師,“為什么窮人沒飯吃,沒飯吃?”
這一年,他11歲。
他是一個另類。
和北大教授們一起聚餐,恐怕其他人是要嘲笑他的。他每個月一百四十塊大洋,那時候北京黃包車夫每個月平均能掙六塊大洋,但是家里卻粗茶淡飯,“為了省油,家人吃的餅里很少放油和蔥花”。單是北京共產主義小組,他每月就拿出八十大洋。
和北大教授們一起聚餐,恐怕他是要嘲笑他們的。老百姓受苦,被剝削壓迫,教授們卻長衫綢緞,和各色官員混得熟透,處處可以分一杯羹。這樣的人格,他是看不起的。
多年之后,他所教導的一個人,在延安成為了工農領袖,依舊是粗茶淡飯,補丁泥腿。
我時常想起他們那一群人。
在他們這些人的故事里,無論是故事本身的戲劇性,個人生命力的爆發程度,還是這些故事留給后人的價值,都要勝過古希臘的悲劇,荷馬的史詩,甚至是莎士比亞的鴻篇巨著。
文學、哲學或是歷史學,都不足以描述這些生命所展現出的絢麗與斑斕。
這種絢麗和斑斕的生命花,綻放于鮮血淋漓的北京城,綻放于黑暗而窮困的舊中國。綻放在一次次工人罷工,學生游行之中,綻放在一天天伏案閱讀、一次次登臺演講,一次次工廠做工的教授生涯里。
他是一個有靈魂的人。
他的靈魂對于這個階級來說,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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