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

在全國放映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被批判了，

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

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話說1954年10月10日，中央農村工作部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召開第4次農村互助合作會議。會議總結了一年來農業合作化的工作，制定了農村合作社新的發展計劃和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其中，黨在農村的階級政策是經過毛澤東修改補充而確定下來的。

這次會議一直開到30日才結束。

10月10日晚，毛澤東翻閱《光明日報》上刊載的李希凡、藍翎的另一篇文章《評<紅樓夢研究>》及編者按。

《紅樓夢研究》是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在1952年修訂再版時改用的書名。毛澤東曾經在他仔細閱讀過的俞平伯的《紅樓夢辨》一書中，差不多從頭到尾都畫有橫線和圈點，還打了許多問號，共有50多處。如今再看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及《光明日報》的編者按，自然有許多聯想。只見編者按中寫道：

“目前，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觀點去研究古典文學，這一極其重要的工作尚沒有很好的進行，而且也亟待開展。本文在試圖從這方面提出一些問題和意見，是可供我們參考的。同時我們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討論。”

毛澤東在編者按旁用質問的口氣一連批了3句話：

“不過是試作？”“不過是一些問題和意見？”“不過可供參考而已？”

他還在李希凡、藍翎文章中所引用的俞平伯的“原來批評文學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無標準”，“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愛”這些話旁邊，批了一句話：

“這就是胡適哲學的相對主義即實用主義。”

10月12日，赫魯曉夫在中國的訪問結束。

赫魯曉夫是蘇聯方面訪問中國的第一位最高領導人。在他訪華期間，中蘇達成了一系列協議，蘇方把旅順港和中蘇4個股份公司移交給中國，給予中國5億盧布長期貸款；還有關于科技合作及關于修建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等一系列問題的協議。

蘇聯還答應在促進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方面，給予中國幫助。毛澤東深表感謝。

在此期間，赫魯曉夫還經常和毛澤東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邊躺著，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樣，談論著各種事情，彼此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各抒己見。他們有許多共同語言，在許多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也有許多認識不一致的地方，除了在戰爭問題上的分歧外，毛澤東在提到中國的文藝方針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時，赫魯曉夫卻說：

“任何一個農民都知道，有些花應栽培，而其余的應砍掉。”

他認為毛澤東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誘騙各種“花”都“開”，然后，將“有毒的花”消滅掉。

赫魯曉夫回到國內后就對他的同事說：

“與中國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

幾個月后，赫魯曉夫又向西德總理阿登納暗示，中國“可能會給西方帶來麻煩”。他對中國日益增長的潛在勢力感到驚恐，提出要與西德重修舊好，“共御黃禍”。赫魯曉夫這些話，后來都傳到了中國人的耳朵里，為中蘇關系埋下了隱患。

10月16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和其他有關人員寫了一封《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支持李希凡、藍翎批評俞平伯的“紅學”觀點。他還在信封上寫了28個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員，還有中宣部、國務院及有關部委的負責人。隨信又附上了李希凡、藍翎的兩篇文章。

毛澤東何以將這一問題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來，此事說來話長。

原來，自從曹雪芹的《紅樓夢》一書在問世以后的200多年中，中國社會的各個階級、各個階層都對其作了各自不同的評價。《紅樓夢》研究逐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問，人們稱之為“紅學”。研究“紅學”的學者先后有“舊紅學派”和“新紅學派”之分。“舊紅學派”即為“索隱派”，他們把《紅樓夢》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和清朝政治的，其研究是為了“索”出“隱”去的真人事件。“新紅學派”也稱“考證派”，他們則用唯心主義的實驗主義方法研究《紅樓夢》。俞平伯就是“新紅學派”中的著名學者。

俞平伯，原名俞銘衡，1900年出生于浙江德清縣。他曾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加入過新文化社團新潮社、文學研究會、語絲社等。他是聞名文壇的散文小品作家，也是當時著名的新詩人，1922年曾與朱自清、葉圣陶、鄭振鐸、劉延陵等人共同創辦了“五四”以后最早的詩刊《詩》月刊。

俞平伯開始研究《紅樓夢》，是受胡適的影響。胡適是《紅樓夢》研究“考證派”的代表。1922年，俞平伯寫成《紅樓夢辯》一書，并于1923年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此書與胡適的《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成為“新紅學”的代表作。

早在1951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作為改造舊文化、建設新文化的方針。為了研究和繼承祖國古典文學的優秀傳統，國家出版部門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優秀作品，《紅樓夢》就是其中之一。做為著名紅學家的俞平伯，將自己于1923年出版的《紅樓夢辯》進行了刪改、增訂，并易名為《紅樓夢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來俞平伯還應報刊的約稿，陸續發表了一些介紹《紅樓夢》的文章。1954年3月，他又將自己研究《紅樓夢》的成果作扼要總結，寫成《紅樓夢簡論》一文。發表在《新建設》上。《文藝報》于1953年第4號的“新書刊”欄目內，對俞平伯的新版《紅樓夢研究》作了簡要報道，并推薦說：“研究《紅樓夢》，向來有一個諢名，叫做‘紅學’。過去所有紅學家都戴了有色眼鏡，做了許多索隱，全是牽強附會，捕風捉影。《紅樓夢研究》一書做了細密的考證、校勘，掃除了過去‘紅學’的一切夢囈，這是很大的功績。”正是由于《文藝報》這樣推崇俞平伯，所以它一直拒絕刊登批評俞平伯的文章。早在李希凡、藍翎之前的1952年10月，就有一篇署名為白盾的批評俞平伯的文章《<紅樓夢>是“怨而不怒”的嗎?》，寄給了《文藝報》，《文藝報》不但不予刊載，還在退稿信中說：“俞平伯先生研究《紅樓夢》很有貢獻，《紅樓夢研究》一書基本上優點多于缺點，文中所提出的缺點，在目前一般讀者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況下，人們自會分清。所以，用不著批評。”后來白盾的這篇文章，最終還是在1954年11月12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這當然是在開展批判俞平伯以后的事了。

前面已經說過，江青發現李希凡、藍翎的文章后，推薦給毛澤東，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轉載。江青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結果碰了一鼻子灰。就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看了10月10日《光明日報》專刊《文學遺產》第24期發表的李希凡、藍翎的另一篇批評俞平伯的文章《評<紅樓夢研究>》及編者按，他也按耐不住了，于是就寫出了給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關人員的《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毛澤東在10月16日的信中寫道：

“駁俞平伯的兩篇文章附上，請一閱。這是30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作者是兩個青年團員。他們起初寫信給《文藝報》請問可不可以批評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們不得已寫信給他們的母校——山東大學的老師，獲得了支持，并在該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們的文章駁《紅樓夢簡論》。問題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將此文在《人民日報》上轉載，以期引起爭論，展開批評，又被某些人以種種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黨報不是自由辯論的場所’）給以反對，不能實現；結果成立妥協，被允許在《文藝報》轉載此文。此后，《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欄又發表了這兩個青年的駁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文章。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后，至今沒有被批判。《武訓傳》雖然被批判了，卻至今沒有引出教訓，又出現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論和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俞平伯這一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然是應當對他們采取團結態度的，但應當批判他們的毒害青年的錯誤思想，不應當對他們投降。”

毛澤東的這封信，以雷霆萬鈞之力，無疑給了周揚等人以沉重的打擊。

10月18日，中央宣傳部和中國作家協會召開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 

10月19日下午4時10分，毛澤東在中南海勤政殿同來訪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舉行了第一次會談。中方參加的人員有：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宋慶齡、陳云和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

毛澤東一見尼赫魯來了，就迎上前去，緊緊握著他的手說：

“我們歡迎你，十分歡迎你。”

尼赫魯笑容可掬，連忙說：

“我非常高興地來到中國，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這一天已經很久了。我抵達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歡迎，使我深為感動。我是作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們這里來的，而我已在這里發現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賓主落座后，毛澤東一開始就說：

“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歷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中國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們的國家受欺侮的時間更長，有300多年。現在日本人也處在受壓迫的境地。因此，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中國人民有愛國的感情，有對印度人民和其他東方國家人民的感情。盡管我們在思想上、社會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那就是我們都要對付帝國主義。此外，尼赫魯總理知道，我們的國家不是一個工業國。我國的工業水平比印度還低。我們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績。我們現在需要幾十年的和平，至少幾十年的和平，以便開發國內的生產，改善人民的生活。我們不愿打仗。假如能創造這樣一個環境，那就很好。凡是贊成這個目標的，我們都能同他合作。帝國主義國家現在是看不起我們的。我們兩國的處境差不多，這也是東方國家的共同處境。”

尼赫魯說：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過去200多年來，我們兩國和亞洲其他國家都遭受外來殖民主義國家的壓迫和統治。這是我們兩國共同的經歷，也是其他亞洲國家的共同經歷。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這不僅是有過去的聯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義的統治。”“自古以來我們就有許多共同的地方，現在的問題也是共同的。主席說得對，我們兩國工業落后，這是共同的。我們都想盡快發展我們各自的國家。”

毛澤東說：

“我們兩國著重的不是思想和社會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們的共同點。”

尼赫魯說：

“是的，我們著重的是共同點。”“在印度，五項原則被認為不僅適用于我們兩國之間的關系，也適用于其他各國之間的關系。”

毛澤東說：

“應當把五項原則推廣到所有國家的關系中去。問題是有些大國不愿意受約束，不愿像我們兩國那樣，根據五項原則訂立協定。”

他還說：

“對于中國來說，獲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國變著法不遺余力地排擠中國。不僅如此，它還炫耀武力，把第7艦隊開進了臺灣海峽。美國飛機飛到中國內地上空，空投特務。他們還加緊援助和支持蔣介石對中國大陸騷擾性戰爭。”

尼赫魯說：

“美國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損失，正像一個既得利益者一樣，懷著恐懼，神經緊張，四處插手。”

“美國的恐懼也實在太過分了。”毛澤東微微一笑，幽默而又鄙夷地說：“它要把防線擺在南朝鮮、臺灣、印度支那，這些地方離美國那么遠，離我們倒很近。這使得我們很難睡穩覺。”

尼赫魯聞言，微笑著點了點頭。毛澤東又說：

“國與國之間不應當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國家之間。像我國同美國這樣互相警戒著是不好的。我們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們可以睡得好覺的。”

會談結束時，毛澤東提議下一次專門談一談戰爭問題，尼赫魯表示，愿意與毛澤東共同討論。

10月21日晚，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在北京新僑飯店為尼赫魯訪華舉行宴會。毛澤東應邀出席。席間，毛澤東對尼赫魯說：

“我們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條經驗：無論是人與人之間、政黨與政黨之間、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都必須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損害，合作就不能維持下去。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的五項原則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尼赫魯點頭稱是。

10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署名鐘洛的文章《應該重視對<紅樓夢>研究中錯誤觀點的批判》。

鐘洛的這篇文章，公布和體現了毛澤東10月16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內容。

10月23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同尼赫魯舉行第2次會談。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宋慶齡、陳云和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在座。毛澤東微笑著問坐在對面的客人：

“你們兩位總理的會談進行得如何？發生沖突沒有？”

尼赫魯說：

“會談得很好。怎么能有沖突呢？”

毛澤東笑著說：

“我們同印度好像沒有多少架好吵。”

接著，他直奔主題，問道：

“關于戰爭問題，不知尼赫魯總理有何看法？”

尼赫魯謙虛地說：

“主席是這方面的專家，你的意見應該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我認為，戰爭并不那么可怕。”毛澤東說：“從戰爭最后結果來說，決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當然某一方擁有先進的武器，就占有優勢。但是這是暫時的現象。僅靠先進的武器來贏得徹底勝利，根本不可能，除非一開始就一次性把對手完全毀滅。從現代戰爭的意義上說，原子彈、氫彈似乎可以做到這一點，但這是冒極大風險的，侵略者可能由此喪失了自己存活的權利和機會。誰又能把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大國，一下子翻個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壞之后的徹底征服，只能作為夢想而無法實現。戰爭，只會加速人民的覺醒，導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將削弱以至打敗侵略者。第2次世界大戰削弱了日本，中國得以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站立起來。英國被削弱，印度便獲得了獨立。”

尼赫魯說：

“我認為，你所說的人是戰爭勝敗的最后的決定因素；戰爭可以使人覺醒，最終獲得解放；這一點是對的。但是，戰爭也可能把人類變得殘酷，變得墮落。如果戰爭消滅了有知識和有訓練的人，那么一切都得從頭做起，人類將面臨巨大的倒退。”

毛澤東知道尼赫魯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忠實追隨者，曾經堅定不移地信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反對一切暴力運動。眼看話不投機半句多，他便就來了個順水推舟，說道：

“所以，歸根究底，我們應該共同努力來防止戰爭，爭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魯則說：

“終有一天，世界的調整都用協議來完成。”

毛澤東問道：

“在世界調整以前，從現在起，10年之內沒有戰爭，可能嗎？”

尼赫魯依然堅持他的信仰和愿望：

“終有一天，人們會承認，戰爭如果爆發，會把雙方都毀掉，誰也打不起戰爭。不過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擔保。”

毛澤東看看談不下去了，就打算結束這個話題，他說：

“尼赫魯總理到中國來已經有幾天了，一定已經知道了我們的情況。我們現在正在執行五年計劃，社會主義改造也正在開始。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全盤計劃就會被打亂。我們的錢都放在建設方面了。如果發生戰爭，我們的經濟和文化計劃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個戰爭計劃來對付戰爭。這就會使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延遲。但是把中國全部毀滅，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難的。中國人是會永遠存在的。”

毛澤東最后又談到了在兩個月前會見英國工黨代表團的情況。這是尼赫魯所關心的事。他告訴尼赫魯說：

“同英國工黨代表團談談是好的，意見雖然不同，但是談開了是有好處的。我們熱誠地招待了他們，他們想看的都給他們看了。”

10月24日，中國作家協會古典文學部召開紅樓夢研究座談會。一些《紅樓夢》研究者和大學古典文學教授參加了座談會。李希凡和藍翎也參加了座談會。當然，受批判的對象俞平伯是不可缺的，另外還有他的助手王佩璋；共49人。還有報刊編輯20人作為旁聽者。全國著名的專家教授如鄭振鐸、何其芳、老舍、王昆侖、啟功、舒蕪、馮至、黃藥眠、聶紺弩、范寧、鐘敬文、吳恩裕、楊晦、浦江清等人，在會議上都先后對俞平伯對《紅樓夢》的研究觀點作了批判性的發言。

10月26日，也就是尼赫魯即將離京去華東、華南參觀訪問的前一天，他攜愛女英迪拉.甘地夫人（后來成為印度總理——筆者注）及其他的隨訪官員，來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澤東辭行。雙方舉行了第3次會談。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宋慶齡、陳云和中國駐印度大使袁仲賢也在座。尼赫魯對毛澤東說：

“在這里我結識了許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雖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說，已經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國了。”

他又轉對周恩來說：

“我想周總理一定知道法國的一句話：‘離別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樣’。”

毛澤東聽他這樣說，當即吟誦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兩句詩：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

吟罷，他解釋說：

“離別固然令人傷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興的事嗎？”

他接著向尼赫魯這位異國政治家介紹了屈原的生平。他說：

“屈原是中國一位偉大的詩人，他在2200多年前寫了許多愛國的詩篇，政府對他不滿，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沒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來，中國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為節日。這一天就是舊歷五月五日端午節。人們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魚，使魚吃飽了不傷害屈原。”

尼赫魯說：

“主席剛才引用的兩句詩，不僅適用于個人，而且也適用于國與國之間。我們兩國經過了很久的時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詩特別適用。”

毛澤東說：

“尼赫魯總理這次來訪，一定會看出來，中國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有時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紅耳赤。但是這種吵架，和我們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質上的不同。”“我們是一個新中國，雖然號稱大國，但是力量還弱。在我們面前站著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美國。美國只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因此我們需要朋友。”

毛澤東對尼赫魯提出的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的建議表示支持，他說：

“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是一個很好的口號，我們贊成。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中印簽訂了關于西藏的協定，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因素的。我們共同宣布了五項原則，這也是很好的。華僑問題也應該適當地解決，免得有些國家說我們要利用華僑搗亂。”“凡是足以引起懷疑、妨礙合作的問題，我們都要來解決，這就能達到五項原則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魯表示贊同。

10月27日，毛澤東將中宣部部長陸定一關于24日中國作協古典文學部紅樓夢研究座談會的情況報告，批給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閱，并告陸定一照辦。

陸定一在報告中提出：這次討論不應該僅僅停止在《紅樓夢》一本書和俞平伯一個人上，也不應僅限于古典文學研究的范圍內，而應該發展到其它部門去，從哲學、歷史學、教育學、語言學等方面徹底地批判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的影響。

10月27日這一天，毛澤東還審閱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質問<文藝報>編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寫道：

“這種老爺態度在《文藝報》編輯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國廣大讀者群眾熱烈歡迎一個新作家李準寫的一篇小說《不能走那一條路》及其改編而成的戲劇，給各地展開的國家總路線的宣傳起了積極作用。可是《文藝報》卻對這個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評，并反對推薦這篇小說的報刊對這個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藝界和群眾的不滿。《文藝報》雖則后來登出了糾正自己錯誤的文章，并承認應該‘對于正在陸續出現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較長期地在群眾的實際生活中，相當熟悉群眾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問題的新作者……給予應有的熱烈的歡迎和支持’，而且把這件事當作：‘一個很好的教訓’。可是說這些活以后沒有多久，《文藝報》對于‘能提出新問題’的‘新作者’李希凡、藍翎，又一次地表示了決不是‘熱烈地歡迎和支持’的態度。”

毛澤東在袁水拍這段話后面，親筆加上了一段話，他寫道：

“文藝報在這里跟資產階級唯心論和資產階級名人有密切聯系，跟馬克思主義和宣揚馬克思主義的新生力量卻疏遠得很，這難道不是顯然的嗎？”

他修改完畢后，將該文批給了鄧拓，要求在《人民日報》上發表。

接著，毛澤東應湖南省省長程潛的請求，提筆書寫了“湖南省人民委員會”8個大字。

原來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1次會議以后，各級人民政府按照憲法規定，統統改稱為人民委員會。

毛澤東寫罷，叫來工作人員，將這幅墨跡寄給程潛。

10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袁水拍的《質問<文藝報>編者》一文。

周揚看到這篇文章后，立即給袁水拍打電話，向他詢問情況。袁水拍告訴他說，這是毛主席批發的。

10月間，中共中央組織部通過新華通訊社為毛澤東物色一個懂得國際問題和懂英語的政治秘書，新華通訊社決定由林克去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和英文老師。

新華社領導找林克談話，林克毫無思想準備，他一方面感謝組織對自己的信任，又擔心自己能否勝任。領導鼓勵他說，相信你能做好這個工作。

10月的一天，一輛小臥車載著林克從中南海西門經過懷仁堂，沿著中南海邊的馬路向南駛去，經過勤政殿和對面的瀛臺，在豐澤園大門西邊的靜谷停了下來。靜谷的門呈八角形，4邊門框用漢白玉砌成，橫額上鐫刻著“靜谷”2字，兩邊鐫刻著一幅對聯，上聯是：勝賞寄云巖，萬象總輸奇秀；下聯是：清陰留竹柏，四時不改蘢蔥。

靜谷有兩重院落，房屋已經破敗。前院有高聳的蒼松翠柏，還有些假山。辦公廳副主任、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田家英，就住在這個院子的3間西屋里。后院也是一個四合院，3間北房是辦公廳主任張經武及其秘書的辦公室，他們不常來。耳房是毛澤東的圖書管理員、田家英的秘書逄先知的居室。林克被安排在3間西房里，這里是兩明一暗，家具只有1張辦公桌、2把椅子、1個文件柜、1張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澤東臨時的藏書室。這個院子有條走廊通往毛澤東的住處菊香書屋。走出靜谷，東側就是豐澤園的大門。在1957年以后，為了工作方便，林克搬進了菊香書屋的東院，距毛澤東的寢室只有20多米。直到1966年8月離開中南海，林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和生活了12個春秋。

林克在見到毛澤東之前，田家英找他談話說：

“你要有思想準備，要有坐冷板凳的準備，要刻苦鉆研，充實多方面的知識，否則也可能在三五年內幫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還談了他自己的工作體會，使林克感覺到毛澤東對政治秘書的工作要求很高，對自己能否勝任不免有點疑慮。

10月下旬，粟裕應召來到毛澤東菊香書屋的辦公室，毛澤東問他說：

“你到總部工作快3年了，各方面都適應了吧？”

粟裕回答說：

“逐漸適應了。在總部工作和在野戰軍大不相同，關系全局，壓力很大。”

“人就是要不斷地加壓才能有所作為，當然不能壓垮了。身體怎么樣？好多了吧？”

“好多了。感謝主席和中央安排我去蘇聯治病，基本解決了我的老毛病。”

“不過還是要注意勞逸結合，收支平衡。經常透支，時間一長，身體就會吃不消的。這幾年你在總參干得不錯，能較好的看出問題，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我和軍委都采納了，部隊反映很好。”

“我是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做工作，許多方面做的還不很好，缺點、問題不少。”

“很好，很好。當然不是說沒有缺點，中央和軍委比較滿意。”毛澤東喝了一口茶，繼續說道：“這次找你來談談，是要向你傳達中共中央的最新決定，要你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粟裕一聽感到很突然，他連忙站起來說：

“主席，我不能勝任，這副擔子太重了！”

毛澤東要粟裕坐下來，肯定地說：

“這是我首先提名的！根據我的了解，你可以勝任，能夠把這副重擔挑起來，而且挑得很好。中央和軍委其他領導都這樣認為。”

粟裕說：

“當總長和當副總長大不一樣。副總長我當得還不好怎么能當總參謀長呢？全軍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很多，應該從他們中間挑選。”

毛澤東說：

“我考慮很久了，相信你可以勝任。中央已經決定，你就干吧。不要有什么顧慮，大膽工作，我和軍委支持你。”

粟裕見毛澤東這樣說，就起身表態說：

“中央已經決定，我服從中央決定，一定努力去干。”

毛澤東朝粟裕做了一個手勢，待他坐定，又交代說：

“總參謀部首先是軍委的最高參謀機構，同時又是軍委的辦事機構。作為總參謀長，一定要在軍隊建設、國防建設的戰略性大事上給軍委當好參謀。你在這方面有長處，要進一步發揚。牡丹雖好，還需綠葉扶持。中央會很好考慮選配副總參謀長。我贊成你剛才講的，努力去干吧。”

10月31日，中共中央軍委通知：粟裕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長，蕭向榮任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負責協調各總部的工作，處理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

（一說11月9日，由毛澤東發布命令，任命粟裕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任命陳賡、張宗遜、李克農、王震、許世友、鄧華、彭紹輝、張愛萍、楊成武、韓先楚為副總參謀長。）

10月31日這一天，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乘專列離開北京南下。

毛澤東在京廣線上的專列上（林一山說在12月中旬，未見毛澤東在12月中旬南下的記載——筆者注），召見了水利專家林一山。

此時毛澤東已經了解到1954年長江特大洪水的損失，遠遠超過修建三峽大壩工程的投資。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時間，聽取了林一山關于三峽工程的技術問題和壩址的情況匯報。 

毛澤東首先詢問了花崗巖的風化情況。林一山回答說：

“花崗巖是堅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崗巖風化較快。石灰巖漏水，但是它抗風化。”

“你們都做了哪些勘探工作？”

“在三峽壩區，我們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對它的地質情況，現在只是一個初步的了解。根據坑探資料，我們所選擇的三斗坪壩區，屬于花崗巖地帶，其地形地質條件都很好，只是巖石風化問題比較嚴重。”

“根據已有資料，風化層有多厚？”

“根據國內外資料，世界上已有風化層最深的可達百米。”

“如果這里風化層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風化層以下，就是新鮮的花崗巖了。請主席不用擔心，我們現在還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巖河段。”

“好，好！”毛澤東頓時面帶笑容地連聲說：“片麻巖是花崗巖的變質巖，抗風化性能要好得多，這下子好辦了。”

接著，他問起三峽工程在技術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說：

“如果中央要求在較早的時間內建成，依靠我們自己的技術力量，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你的根據是什么？”

“目前，蘇聯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術上、規模上同美國已經建成的差不多。當年美國工程師薩凡奇有信心建三峽工程，那么我們可以相信，蘇聯水利專家同樣有這個水平。如果不用蘇聯專家的幫助，我們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峽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樞紐這樣的工程建成以后，因為這個工程的規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們有了這個經驗，就可以把技術水平提高到能夠勝任三峽工程的設計了。不過，這樣設計工作的時間就要長一點。”

毛澤東點點頭，表示同意林一山的分析。

1954年11月3日，毛澤東、劉少奇、李富春等人到達廣州，開始集中力量審閱第1個五年計劃草案。

后來，周恩來乘飛機也來到了廣州。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國科學院院長的身份，以《文化學術界應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為題，向《光明日報》記者發表了談話。郭沫若在這個談話中，根據毛澤東指示信的精神，發出了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的號召，他說：

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斗爭”，“應該看作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斗爭。”

郭沫若還說：

“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在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還很少去碰他。”

11月10日，毛澤東仔細地閱讀了《人民日報》上署名為黎之的文章，文章的題目是《<文藝報>編者應該徹底檢查資產階級作風》。文章中說：“正是這種驕傲自滿的情緒，使《文藝報》逐漸地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對新鮮事物越來越失去了感覺。”毛澤東在這段話旁打了個問號，批道：

“不是驕傲的問題，而是編輯部被資產階級思想統治了的問題。”

文章中說：“在許多問題上，表現出《文藝報》編者已喪失對當前重大政治問題的敏銳感覺。”毛澤東旁批道：

“不是喪失敏銳感覺，而是具有反馬克思主義的極敏銳的感覺。”

文章中說：“《文藝報》編者的驕傲自大的情緒，也表現在這個刊物的老大的作風上面。”毛澤東在“驕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風”這些文字下面畫了粗線，旁批道：

“不是這些問題，而是他們的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問題。”

11月14日，毛澤東看到《南方日報》上轉載11月4日馮雪峰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檢討我在<文藝報>所犯的錯誤》一文，他邊讀邊批。馮雪峰檢討說：“在古典文學研究領域內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長期地統治著的事實，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沒有認識這個事實和它的嚴重性。”毛澤東旁批道：

“限于古典文學嗎？”“應說從來就很注意，很有認識，嗅覺很靈。”

馮雪峰檢討說：“我感染有資產階級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風，缺乏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斗精神。”毛澤東批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資產階級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問題，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問題。”

馮雪峰檢討說：“這是立場上的錯誤，是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錯誤。”毛澤東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旁畫了粗線，批道：

“應以此句為主題去批判馮雪峰。”

11月的一天，毛澤東曾到廣州越秀山游泳池盡情地游了一番，爾后他坐在樹影婆娑的游泳池畔，和他的新任秘書林克進行了第一次交談。毛澤東很有興致地詢問林克有多大年齡，什么地方人，詢問他的學歷和工作經歷。林克說：

“我的原籍是江蘇常州，今年29歲了。幼年生活在保定。”

毛澤東聽林克提到保定，就說：

“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爭之地。我在20年代曾到過保定，并沿著城墻走了一圈。你曉得那里有個蓮花池嗎？那是北洋軍伐頭子曹錕的私人花園。”

毛澤東淡淡地一笑，接著說：

“曹錕用5000銀元1張選票，收買了500多名‘豬仔議員’，很下本錢吶。他是個很有名的賄選總統哩！”

往事如煙，毛澤東一觸及歷史，總能信手拈來一段與話題有關的歷史故事。林克見毛澤東講完了，就接著介紹自己的經歷，他說：

“我們居家在七七事變后遷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學經濟系畢業，1946年在大學參加了地下黨，參加并組織了學校的歷次學生運動。離開學校后，我被調到華北局城市工作部，從事社會調查工作。解放后，被調到新華社工作。”

毛澤東聽完了林克的介紹，就說：

“當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國際形勢的發展和重要動向，隨時向我匯報。”

毛澤東又誠懇地對林克說：

“你做我的老師，教我英語，好么？過去，我做過教書先生，現在要做學生，拜師嘍。”

林克從別人那里得知，毛澤東在延安時就自學過英語，但究竟達到了什么程度，現在學習從哪兒入手，他心中沒底。于是就建議說：

“您看，是不是從學習一些短的政論文章開始？”

毛澤東欣然同意。林克隨即拿出一本事先準備好的《人民中國》給毛澤東看。

自此以后，林克無論在哪里，總是要在公文包里帶著毛澤東學習的英語材料。毛澤東學習英語的興致很高，他善于擠時間學習，經常在起床后，在飯前、飯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在開會或會見內外賓客之后或長時間緊張工作之后，學一點英語。他在外地巡視期間，無論在火車上、輪船上、飛機上，都隨時擠時間學英語。除了重要會議或生病之外，從未中斷。

11月25日，毛澤東結束在廣州的工作，在返京途中專列停在株洲車站。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省公安廳李強、唐瑞亭前往株洲迎候毛澤東。

毛澤東在站臺上踱步，遇見一位鐵路局的年輕負責人，便問他多大年紀。年輕人回答說27歲。毛澤東很高興地說：

“好啊，你們年輕人起來了，我就放心了。你們一定要好好學習馬列主義，把建設祖國的任務完成好。”

中午，毛澤東又乘專列到長沙，在大托鋪專線停車休息，不久，乘汽車到程潛先生家去探望，有查看了長沙市容。

晚7時，毛澤東離開長沙返京。

11月28日，毛澤東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一起回到北京。

11月底，王季范接到中南海的電話，毛澤東的秘書通知說：

“主席今天下午接見文運昌和文梅清兩位老人，請你和章淼洪同志一起去。”

秘書還告訴他說，要把章淼洪的母親文靜純一起請去。

前文已經講過，文運昌年已七旬，體弱多病，難以單獨外出旅行。又因王季范及其兒媳蕭鳳林復信之故，加之天氣漸冷，致使他二次赴京遲遲沒有動身。正在此時，文梅清和文蔚池要求上京，得到毛澤東的許可，于是，3人結伴同行，于10月底到達北京，住在王季范家里。將近一個月來，他們依舊是游覽名勝，參觀首都這幾年的建設，等候毛澤東的接見。

文運昌、文梅清聽說毛澤東要接見他們的消息，異常興奮，連聲說：“好，好。”文靜純也滿口答應了。

中南海來了兩輛轎車，文運昌、文梅清、文蔚池、王季范、文靜純依次上了轎車，同去的還有章淼洪和兩個女兒。

這一天，毛澤東接見的家鄉客人還有他的老同學鄒普勛，堂弟毛澤連，老朋友譚熙春，叔祖毛錫臣。在京的錢希鈞、毛遠耀、胡覺民等人也應邀作陪。

毛遠耀是在1953年由衡陽市委書記調回北京化工部工作的。他一家到京后，可以經常見到毛澤東。

毛澤連、毛錫臣、鄒普勛、譚熙春4人是在9月份來到北京的，他們抵京后，住在西郊賓館。

豐澤園里車來車往，人聲喧嘩，好不熱鬧。毛澤東用韶山口音對大家說：

“今天請大家來，我們一起會會餐，打打講。”

毛澤東詢問了家鄉土改和生產情況。毛錫臣和毛澤連說：

“鄉下土改，我們分了田，每人平均9分田。”

毛澤東說：

“東北土改，有的地方人均七八畝地，最少的也有四五畝。”

毛澤連問：

“北方怎么有那么多地？”

毛澤東說：

“北方地多人少，南方地少人多。將來最好是從南方遷一部分人到北方去。”

毛澤連說：

“他們不會愿意上北方，南方人在家鄉搞習慣了，到北方生活怎么能習慣呢？”

毛澤東笑道：

“那就聽他們自己的，我不勉強。農村要解決生產困難，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農民沒飯吃，沒油吃，這怎么行？要養好豬，開荒種地，多種些油菜，多種些山薯。山薯可以補充糧食，可以喂豬，豬肉多了就能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毛錫臣說：

“現在農村缺少肥料。不過，大家都在想辦法，擔塘泥巴，換陳墻土還田。”

毛澤東搖搖頭，說：

“今年擔塘泥，明年換陳壁，后年怎么辦呢？”

毛澤東似是自問自答：

“后年？要多喂豬，多喂牛，豬牛都可以造糞。單靠豬牛糞還不行，國家還要想辦法，搞些肥料，譬如辦化肥廠。你們回去也要多想些辦法，多開荒，多積肥。田多肥足，糧食也就可以增產了。”

毛錫臣說：

“我們田里都種了草籽、油菜，都種了糧食和小菜。”

毛澤東又詢問了他過去熟悉的韶山幾個頭面人物：

“毛吉臣還在不在？”

毛吉臣是毛錫臣的堂兄，地主出身，韶山過去的“四大憲”之一。毛錫臣說：

“毛吉臣死了多年，他有4個兒子。有一個原來在國民黨部隊，現在搞回來了。其余3個都在家種地，還有幾個孫，也在家勞動。”

毛澤東點點頭，又問到韶山另一位紳士毛棠圃。毛錫臣說：

“毛棠圃死了。”

毛澤東問到劣紳毛明德。毛錫臣說：

“也死了。只剩下毛鴻初了。”

毛澤東說：

“毛鴻初沒有文化，只是嘴巴子利害，會講，跟他們搞到一起。”

鄒普勛在談話中說：

“我姐姐毛鄒氏到北京來了一段時間了，住在她兒子毛澤全家，很想來見見主席，只是怕打擾主席的工作。”

毛澤東聽了，連忙說：

“不要緊，我馬上派人去接她來。”

毛澤東的秘書應命驅車前往后勤部大院，去接毛澤全一家人。毛澤全和他的母親，還有他的妻子徐寄萍及3個女兒，先后上了車。車子經新華門駛向中南海。葉子龍笑著對毛澤全說：

“今天到主席家去的人多，鄉下來了好幾位親友，王季范先生也去了。主席的孩子平時住校，今天星期天，也都回來了。（據此可知，這一天應是在11月28日——筆者注）”

葉子龍走進會客廳，向毛澤東報告說：

“主席，澤全同志全家來了。”

毛澤東問道：

“他母親來了嗎？”

葉子龍說：

“同車來了。”

“嬸嬸來了！”

毛澤東連忙起身朝屋外走去。衛士長李銀橋見毛澤東起了身，也跟著向外面走去。毛澤東來到菊香書屋前的草坪里，已聽見南屋走廊里傳來一陣笑語。

“嬸嬸您好！”

毛澤東迎上前去，朝著鄒氏親切地叫著；老太太顫巍巍地移動著纏裹的小腳，端詳著毛澤東，激動地喊了一聲：

“主席。”

“嬸嬸身體還好嗎？”

毛澤東拉著鄒氏的手問道。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說。

“你老人家什么時候來北京的？”

“來了3個月了。”

毛澤東轉身對毛澤全、徐寄萍說：

“嬸嬸到北京這么久了，你們也不告訴我一聲？”

毛澤全連忙解釋說：

“主席工作忙，我們怕打擾您……”

毛澤東搖了搖頭，對鄒氏說：

“不要緊。你叫澤全打個電話給我，我抽個時間見見你，不就行了嘛。”

毛澤東說著，雙手攙著老太太走上屋前的臺階，一邊走一邊囑咐說：

“慢點走，您老人家慢慢走。”

老太太年近8旬，又是小腳，她倚著毛澤東，慢慢地移動著小腳，也喃喃地說：

“慢點，慢點。我老了，腿腳不行了。”

毛澤東把客人迎進屋里。客人還真是不少，除了鄒氏和毛澤全一家人，還有先到的毛錫臣、王季范及其子女、文靜純、章淼洪和兩個女兒、文運昌、文梅清、文蔚池、譚熙春、鄒普勛、毛澤連、錢希鈞、毛遠耀和胡覺民一眾人等。眾人相互打著招呼，笑語盈盈，好一場鄉親大聚會。

毛澤東的女兒李敏、李訥、侄子毛遠新及毛岸英的愛人劉思齊也都回來了。劉思齊和李敏非常活潑熱情，她們的兩條長辮子垂在兩耳后邊，笑瞇瞇地倒茶水，削水果，招呼客人。李訥則不愛說話，她只是羞澀而矜持地站在一邊。

吃飯時，客廳里擺了兩張大圓桌，賓主就座，大人一桌，青年人和孩子們一桌。

大家一邊吃一邊談笑風生。毛澤東給客人們敬了酒，又勸大家多吃菜。飯菜雖然比較豐盛，卻也還是二米飯和一般的家鄉菜。

文運昌生性詼諧，不拘小節，他愛喝酒，好講大話，外號“酒癲子”，喝起酒來講話不免失口，就是到了中南海毛澤東家里作客也不免喝醉。在毛澤東心目中，十六哥是一個“不大老實的人”。所以，毛澤東也不多勸他喝酒。

葉子龍從一大盤紅燒肘子里挑了一塊肉，放到毛澤東飯碗里，毛澤東很快吃了；葉子龍又從青年人和孩子們的餐桌上，夾了一塊紅燒肉給毛澤東，毛澤東吃得特別香。

飯后，毛澤東又和文家表兄談起在外婆家讀書的事，還背誦了外婆家堂屋的一幅對聯。文運昌把帶來的幾本線裝書拿給毛澤東看，這些書都是毛澤東當年讀過的。徐寄萍拿過一本一看，只見書中每一頁都用毛筆寫滿了蠅頭小楷。毛澤東見到自己幾十年前讀過的書，如今還保存完好，很是高興，他對文運昌說：

“十六哥，你還真會保存文物啊！你可當收藏家啰。”

“澤全，”毛澤東指著鄒氏對毛澤全說：“澤全，你母親是個好人，你父親死得早，她帶著你們受了很多苦。現在，你們要好好照顧嬸母，讓她老人家過一段好日子。”

毛澤東還說：

“大革命時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調查，嬸母見我腳上布鞋破了，連夜趕做了一雙新布鞋給我穿。那雙鞋，我一直穿到廣州。”

毛澤全聽了，心頭一熱，說：

“幾十年前的一樁小事，主席還記得這么清楚。”

有一位表兄沒見江青，就問道：

“主席，怎么不見江青同志？”

毛澤東風趣地說：

“她是候鳥，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不常在家。”

文運昌提出請毛澤東給湖南省政府寫一個條子，為他在湖南安排一個參事之類的工作。毛澤東一聽，神色頓時嚴肅起來了，他說：

“建國后，韶山很多鄉親想來北京看看，我是很歡迎的。但是，1年不能來的太多，來多了我招呼不起喲！你們來去的一切費用，都是我的稿費支付的。另外，還要給當地政府添許多麻煩。生活確實困難的，我可以接濟點，至于安排學習、工作這類的要求，就辦不到了。”

毛澤東又指著毛澤全、錢希鈞、毛遠耀等人說：

“他們干革命，都是靠自己、靠組織闖出來的，我是從不干預。”

文運昌見毛澤東這么說，就再不做聲了。

“還有，”毛澤東清了清嗓子繼續說：“你們也不要打我的旗號，找湖南當地政府的麻煩。這點請你們原諒，也請你們回去跟其他的親友說清楚。”

這一次，文運昌、文梅清、文蔚池在北京住了1個月，毛澤連、譚熙春、鄒普勛、毛錫臣也在京住了近1個月。毛澤連等人打算回湖南去，毛澤東就說：

“十六哥他們可以和你們一起走。”

文運昌一聽就不高興了，他說：

“主席，我還沒有打算走啊！”

毛澤東聽了，有些生氣地說：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文運昌沒奈何，只好和毛澤連等人一同乘火車返回湖南。

毛澤東在客人們離京時，給譚熙春、毛錫臣這些第一次來京的人，分別添置了一套棉被、一套棉衣褲及鞋帽等物品；其余的客人都是第2次來京，以前已經添置了衣物，這次就免了。

鄒普勛告訴毛澤全、徐寄萍說：

“這次來京的鄉親，主席為他們添置的衣物規格，比以前低多了，主席也真是招待不起了。”

文運昌聽了，也感慨不已。他想：主席雖然生性節儉，且有不少稿費收入，但開支大，經濟并不寬裕，今后可不能過多地來北京打擾主席了。

欲知毛澤東此后的工作情形，請看后面詳細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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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東方直心，聯系方式：13937776295，QQ242575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