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赫魯曉夫上臺到蘇聯解體，出現了一些關于斯大林與“列寧遺囑”的聳人聽聞的說法。這些說法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是對斯大林的污蔑，至今流言不斷，應該肅清。

　　目 錄

　　一、    列寧的“遺囑”

　　二、    斯大林篡改了列寧的“遺囑”和文章？

　　三、列寧為什么說斯大林“太粗暴”，甚至提出要“斷交”？

　　四、斯大林對列寧進行信息封鎖？

　　五、斯大林幾次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

　　在人類歷史上，沒有哪個人的遺囑像“列寧遺囑”(《給代表大會的信》)這樣廣受關注，影響久遠。原因是“遺囑”的最后一部分說斯大林“太粗暴”，要求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總書記職位上調開。雖然列寧的這個愿望沒有實現，但自從赫魯曉夫上臺到蘇聯解體，不論是在蘇俄還是在中國，一些關于斯大林與“列寧遺囑”的聳人聽聞的說法十分流行，其中主要有：斯大林篡改列寧的“遺囑”和文章;斯大林“辱罵”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斯大林對病中的列寧進行信息封鎖，等等。這些聳人聽聞的說法是不是歷史事實呢?讓我們從列寧的“遺囑”說起。

　　一．列寧的“遺囑”

　　1922年5月底，列寧因腦血管硬化第一次嚴重發病。12月12日，列寧最后一次來到克里姆林宮的辦公室，然后就回到了他養病的哥爾克村。12月13日，列寧兩次發病。12月16日， 列寧的病劇烈發作。在此后的幾天里，他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右臂和右腿不能活動。列寧清楚地意識到病情危險，因而決定口授一系列札記，把他認為“最重要的”想法和考慮寫出來 。

　　12月23日，列寧請求醫生允許他口授5分鐘，用速記記錄。得到允許后，列寧叫來沃洛季切娃，對她說：“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給代表大會的信，請記吧!”接著口授了《給代表大會的信》的第一部分。次日,列寧表示希望繼續口授，如后來瑪·伊·烏里揚諾娃所說的，由于醫生們反對，列寧提出了“最后通牒”：允許他每天哪怕用很短的時間口授他的《日記》(列寧這樣稱呼自己的札記)，否則他就完全拒絕治療。在列寧的堅持下，醫生允許他每天口授5—10分鐘。后來，列寧的健康狀況逐漸好轉，醫生允許他每天口授30—40分鐘。盡管身患重病，但列寧頭腦清楚，思想明晰，依然保持罕見的意志力和樂觀主義精神。直至3月6日健康狀況再次急劇惡化時止，他實際上仍然不斷工作，口授札記，為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會做準備 。下面就是列寧分四次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 ：

　　(12月23日)

　　我很想建議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對我們的政治制度作一系列的變動。

　　我想同你們談談我認為最重要的一些想法。

　　首先我建議把中央委員人數增加到幾十人甚至100人。如果我們不實行這種改革，我想，一旦事態的發展不是對我們十分有利(而我們不能寄希望于十分有利這一點上)，我們的中央委員會就會遭到很大的危險。

　　其次，我想提請代表大會注意，在一定的條件下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以立法的性質，在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條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

　　至于第一點，即增加中央委員的人數，我想，為了提高中央委員會的威信，為了認真改善我們的機關，為了防止中央委員會一小部分人的沖突對黨的整個前途產生過分大的影響，這樣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們黨有理由要求工人階級出50—100個中央委員，而又不致使工人階級太費力。

　　這種改革會大大加強我們黨的鞏固性，會有助于它在敵對國家中間進行斗爭，據我看，這種斗爭在最近幾年內可能而且一定會大大尖銳化。我想，采取了這樣的措施，我們黨的穩定性將增強千倍。

　　(12月24日)

　　我上面說到的中央委員會的穩定性，指的是能夠采取的防止分裂的措施。當然，一個白衛分子(大概是謝·謝·奧登堡)在《俄國思想》雜志上說得對，第一，在他們反對蘇維埃俄國的賭博中他把賭注押在我們黨的分裂上，第二，在這種分裂方面他又把賭注押在黨內最嚴重的意見分歧上。我們黨依靠的是兩個階級，因此，如果這兩個階級不能協調一致，那么黨就可能不穩定，它的垮臺就不可避免。一旦出現這種情況，采取任何措施，怎么談論我們中央委員會的穩定性，都是沒有用的。在這種情況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愿這是極遙遠的未來的事，是不大可能發生的事，這里可以不談。我說的穩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時期不出現分裂，我打算在這里談一下對純粹個人特性的一些看法。我想，從這個角度看，穩定性的問題基本在于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這樣的中央委員。依我看，分裂的危險，一大半是由他們之間的關系構成的，而這種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來，把中央委員人數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這應該是避免分裂的一種辦法。

　　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正像他在交通人民委員部問題上反對中央的斗爭所證明的那樣，不僅具有杰出的才能。他個人大概是現在的中央委員會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過分自信，過分熱中于事情的純粹行政方面。

　　現時中央兩位杰出領袖的這兩種特點會出人意料地導致分裂，如果我們黨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會突然來臨的。我不打算再評述其他中央委員的個人特點了。我只提醒一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的那件事當然不是偶然的，但是此事不大能歸罪于他們個人，正如非布爾什維主義不大能歸罪于托洛茨基一樣。

　　在年輕的中央委員中，我想就布哈林和皮達可夫談幾句。依我看，他們是最杰出的力量(在最年輕的力量中)，對他們應當注意下列情況：布哈林不僅是黨的最寶貴的和最大的理論家，他也理所當然被認為是全黨喜歡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論觀點能不能說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因為其中有某種煩瑣哲學的東西(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因而——我想——他從來沒有完全理解辯證法)。

　　(12月25日)

　　其次是皮達可夫，他無疑是個有堅強意志和杰出才能的人，但是太熱中于行政手段和事情的行政方面，以致在重大的政治問題上是不能指靠他的。當然，我對兩人作這樣的評語是僅就現時情況來說的，而且還假定這兩位杰出而忠誠的工作人員得不到機會來充實自己的知識并改變自己的片面性。

　　(1923年1月4日的補充)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這個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這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看，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系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以上就是列寧口授給將要召開的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信。由于列寧要求只有他自己或他的夫人在他死后才能開啟密封著的信，后人稱其為“列寧遺囑”。

　　二．斯大林篡改了列寧的“遺囑”和文章？

　　關于“列寧遺囑”，《列寧秘書日志》里有這樣的記載 ：

　　12月24日(沃洛季切娃記)。

　　第二天(12月24日)6點至8點之間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又叫我去。他提醒說，昨天(12月23日)和今天(12月24日)口授的東西是絕密的。不止一次地強調了這一點。要求把他口授的一切當作絕密文件保存在有專人負責的專門地方。

　　沃洛季切娃在1929年寫道：“列寧在1922年12月(20日)至1923年3月初這段期間口授的所有文章和文件都按照列寧的意愿打印5份，他要求1份留給自己，3份交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1份交給他的秘書處(絕密)。送《真理報》的文章經最后校訂，打印清楚，由列寧審閱過，然后轉交瑪麗亞·伊里尼奇娜。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收到的那3份副本也是校訂過的。底稿由我燒毀。按照列寧的意愿，封存文件副本的信封上蓋有火漆印，他請求寫明只有弗伊列寧可以啟封，而他死后則只有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可以啟封。

　　信的第一部分(1922年12月23日的札記)，據《弗·伊·列寧的書信、便條和交辦事務登記本》所記，于當天送達斯大林。……信的其他部分(1922年12月24—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札記)是列寧逝世后娜·康·克魯普斯卡婭于1924年5月18日，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開幕前幾天，正式移交中央委員會的。

　　然而，60多年后，卻有人說斯大林篡改了《列寧遺囑》，理由是1970年發現了一頁由斯大林的妻子阿利盧耶娃寫的列寧信第一部分的手寫稿，其文字與上述打字稿不同。如前所示，打字稿第一部分的第四段是：

　　其次，我想提請代表大會注意，在一定的條件下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以立法的性質，在這方面我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條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

　　而手寫稿中沒有上述黑體字部分的話，于是就斷定斯大林篡改了列寧遺囑。

　　但是，即使阿利盧耶娃寫的那一頁稿子是真實的，也不能說明公諸于世的打字稿是被斯大林篡改過的，因為打字稿是沃洛季切娃記錄，列寧審閱過的，由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秘密保存并于1924年5月18日正式移交給俄共中央的。阿利盧耶娃手寫的那一頁稿子與打字稿不同為什么不是阿利盧耶娃記漏了或抄漏了呢?完全可能。所以，據此斷定斯大林篡改了列寧遺囑無疑是一種主觀的武斷，是為了抹黑斯大林。事實上，列寧說自己“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條件下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見”完全合乎列寧對托洛茨基的一貫看法。眾所周知，列寧發表過《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的錯誤》和《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錯誤》等批評托洛茨基的文章 。莫洛托夫說，“托洛茨基是個什么樣的人，列寧對他的了解并不亞于比斯大林。他也認為解除托洛茨基的職務、擺脫他的時間將會到來” 。

　　還有人說，斯大林篡改了列寧的文章《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理由是在《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一文中有下面一段話：

　　……有一定的人數必須出席政治局每次會議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委員們，應該形成一個緊密的集體，這個集體應該“不顧情面”，應該注意不讓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總書記，還是某個其他中央委員的威信，來妨礙他們提出質詢，檢查文件，以至做到絕對了解情況并使各項事務嚴格按照規定辦事 。

　　而斯大林竟將上面用黑體標出的話在該文首次發表時以及在后來四個版本的《列寧全集》中刪掉了 。

　　關于上述指控，指控者沒有給出任何證據。而歷史事實是，列寧的文章《我們怎樣改組工農檢察院》是1923年1月23日定稿的，第二天，24日，俄共中央政治局開會，一致決定馬上原文發表這篇文章，第三天，25日，列寧的這篇文章發表在《真理報》上 。

　　試問：如果《真理報》發表的是被刪改的列寧的文章，列寧看了《真理報》能不提出異議嗎?但列寧從未就此提出過異議。這就足以說明，上述用黑體標出的話不是列寧原稿中的話，是有人為陷害斯大林捏造的，出版者應予改正。值得注意的是，在列寧全集第一版中這篇文章的后面注明：按《真理報》原文刊印并與速記記錄作過校訂 。而在俄文第5版中這篇文章的后面卻沒有這樣的編者注，豈不是做賊心虛?

　　三．列寧為什么說斯大林“太粗暴”，甚至提出要“斷交”？

　　任何一個不心存偏見的人讀了列寧《給代表大會的信》都會發現，列寧在口授信的前三部分時語氣是平和的，即使在評價黨的幾個領導人時語氣也是平和的，但在最后一部分，也就是在1923年1月4日口授對1922年12月24日信的補充時語氣卻大變，開頭第一句話就說“斯大林太粗暴”，建議把斯大林從總書記職位上調開，并強調這不是小事。

　　列寧曾經說過，斯大林“執行我們的路線時最可靠”。斯大林在1923年4月26俄共十二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中央全會上被批準為總書記，是列寧提議的。事實上，1922年12月24日以前，列寧從未公開批評過斯大林，私下里還埋怨過斯大林“軟弱”。而列寧對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布哈林則公開批判和譴責過。把這四個人稱為“列寧的戰友”是對歷史的公然歪曲。人們不禁要問：從1922年12月24日到1923年1月4日這十二天里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使列寧對斯大林的態度發生了如此大的變化?

　　有人認為，列寧對斯大林的看法在短時間內發生大的變化有三個原因 ：第一是個人關系方面。這是指斯大林與克魯普斯卡雅之間的沖突，即斯大林對克魯普斯卡雅態度粗暴。第二是在貿易壟斷問題、民族問題上兩人有分歧。第三是列寧不相信斯大林能充分適當地運用總書記的權力。

　　如前所述，列寧說斯大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列寧說這番話主要是擔心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發生沖突造成黨的分裂。列寧的這種擔心只能由實踐來消除或驗證，這個道理列寧不會不知道，因此，列寧在談論這個問題時語氣是平和的。所以，上述第三個原因至少不是使列寧對斯大林態度大變的主要原因。

　　1921年5月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決定實行新經濟政策。在對外貿易問題上，布哈林等人建議允許農民單獨簽訂外貿契約。1922年10月5-6日，中央全會決定修改外貿壟斷制。列寧批評布哈林，堅持對外貿易實行國家壟斷。一開始，斯大林傾向于放松貿易壟斷，在列寧的堅持下，他的態度發生了轉變。12月15日，斯大林給中央委員們寫信說：“鑒于最近兩個月積累的有關對外貿易問題的材料說明必須保持對外貿易壟斷……我有責任聲明，收回我兩月前書面通知中央委員們的反對對外貿易壟斷的意見。”對此，列寧很是高興。他給托洛茨基寫信說，“好像僅僅調動了一下兵力，就一槍不發拿下了陣地”。12月18日，全會一致通過決定，撤銷10月全會的決定，重申“保持和從組織上加強對外貿易壟斷的絕對必要性”。鑒于對外貿易壟斷問題極端重要，列寧還建議向即將召開的全俄蘇維埃第十次代表大會的共產黨黨團通報此事，并把問題提到黨的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 。簡而言之，列寧與斯大林在對外貿易壟斷問題上的分歧時間并不長，到 12月18日已經解決。所以，這個問題也不是使列寧對斯大林態度大變的主要原因。

　　在民族問題上，斯大林和列寧的分歧主要表現在兩件事上。一是如何成立新的國家聯盟。1922年8月，斯大林擬出了一個“自治化”方案，提出讓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9月26日，列寧給中央委員寫信，主張這些國家應該和俄羅斯一樣平等地加入新的聯盟。9月27日，斯大林給列寧回信，表示同意列寧關于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意見。莫洛托夫說：“斯大林堅持的是列寧的老方針，而列寧卻向前邁了一步” 。二是在10月20日以后發生的格魯吉亞事件的處理上兩人有分歧。列寧認為捷爾任斯基三人委員會對格魯吉亞事件的調查結論是不公正的，而1923年1月25日俄共中央政治局開會卻表示同意 。因此，在這件事上，與其說列寧與斯大林有分歧，不如說列寧與俄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員們有分歧。所以，這個問題也不是使列寧對斯大林態度大變的主要原因。

　　如此說來，斯大林與克魯普斯卡雅之間的沖突應該是列寧對斯大林態度大變的主要原因。那么，事實究竟是怎樣的呢?為便于讀者了解當年的情況，我們先來看列寧于1922年7月7日寫給斯大林的一封信 ：

　　斯大林同志： 醫生們看來是在臆斷，不駁斥不行。他們被星期五的劇烈發作弄得張皇失措，干出了很荒唐的事情：他們試圖禁止“政治性的”探視(他們一點也不明白這意味著什么)。我非常生氣，把他們攆走了。星期四加米涅夫到我這里來過。進行了一次熱烈的政治性交談。我睡得很香，自我感覺非常好。星期五出現了癱瘓癥狀。我要您趕快來一趟，想及時跟您談一談，以防病情惡化。我只需15分鐘就可以全部說完;這樣，星期天我又可以睡個好覺。只有傻瓜才會把事情歸于政治性的交談。如果說我有時候煩躁不安的話，那是因為缺乏及時的熟悉情況的交談。希望您能理解這一點并且把德國教授這個傻瓜及其同伙攆走。關于中央全會的情況請前來告訴我，要不派一位參加會議的人來也行。

　　致共產主義的敬禮!

　　列寧

　　由于在繼續工作及進行“政治性談話”問題上列寧和醫生的意見屢屢相左，為列寧的健康著想，1922年12月18日，俄共中央全會決定由斯大林專門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為列寧規定的制度。這顯然是一個責任重大而艱巨復雜的任務。

　　12.21日，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雅記錄了列寧口授的一封信。

　　12.22日，斯大林給克魯普斯卡雅打電話(內容見下文)。

　　12.23日，克魯普斯卡雅給加米涅夫寫了一封告狀信 ：

　　列夫·波里索維奇：

　　由于我記錄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經醫生許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對我極其粗暴無禮。我入黨不是一天了。30年來從未聽見任何一位同志對我說過一句粗話，我診視黨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亞于斯大林。現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講，什么不可以講，我比任何醫生都清楚，因為我知道什么事會使他不安，什么不會，至少比斯大林清楚。

　　斯大林竟然以監察委員會威脅我，我并不懷疑監察委員會會做出一致的決定，但是我既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鬧這種愚蠢的糾紛。我也是一個活人，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極點。

　　娜·克魯普斯卡雅

　　值得注意的是，列寧說斯大林“太粗暴”是克魯普斯卡雅給加米涅夫寫信的第二天。令人震驚的是，1923年3月5日，列寧給斯大林寫了一封信,提出要斷交，并抄送加米涅夫和季諾維耶夫 ：

　　尊敬的斯大林同志：

　　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電話并辱罵了她。盡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記您說的話，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是從她那里知道了這件事。我不想這樣輕易地忘記反對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對我的言行。因此，請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并且道歉，還是寧愿斷絕我們之間的關系。

　　順致敬意!

　　列寧

　　1923年3月5日

　　據《列寧值班秘書日志》記載，這封信是3月6日面交斯大林的 。顯而易見，列寧寫這封信既是因為聽說斯大林“辱罵”了自己妻子，更是因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從她那里知道了這件事，因此很生氣。

　　第二天，3月7日，斯大林給列寧回信，談了他12月22日給克魯普斯卡雅打電話的情況。下面是斯大林給列寧的回信 ：

　　列寧同志：

　　大約五個星期前我同娜·康斯坦丁諾夫娜談過一次話，在我看來，她不僅是您的妻子，而且也是我在黨內的一位老同志。當時我(在電話里)對她說了大致如下的話：“醫生禁止告訴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認為這種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竟然破壞這個制度;不能拿伊里奇的生命開玩笑……”

　　我并不認為這些話里有什么粗暴或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對”您的意思，因為除了愿您盡早康復之外，我別無他求。此外，我把監督制度的執行視為自己的職責。我同娜·康·交換過意見，已證實在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談的誤會外什么問題都沒有，也不可能有。

　　不過，既然您認為為了保持“關系”我應當“收回”上面那些話，我可以把它收回，但我弄不明白這是怎么回事，我“錯”在哪里，到底想要我怎樣。

　　約·斯大林

　　顯而易見，任何一個有生活閱歷的公正而不心存偏見的人都不難從上述這幾封信件中得出結論：克魯普斯卡雅的行為是列寧對斯大林態度大變的主要原因。莫洛托夫說，“在列寧生病時，他的情況惡化時，醫生禁止探望列寧。而克魯普斯卡雅卻允許人們去看他。在這個問題上，克魯普斯卡雅同斯大林發生了沖突。斯大林強調中央的決議—不讓任何人去找列寧。在當時情況下，他是對的。”

　　遺憾的是，由于病發癱瘓，列寧沒有看到斯大林的這封回信。

　　四．斯大林對列寧進行信息封鎖？

　　有人抓住斯大林打電話給列寧秘書問是不是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了什么多余的話這件事，說斯大林利用中央全會授予的權力，以列寧的健康負責人身份，監視列寧的活動，阻止一些政治信息傳到列寧那里 。事實究竟如何呢?雖然列寧的醫生們在1922年12月24日和斯大林、加米涅夫及布哈林經長時間商量決定：列寧每天可以口授5-10分鐘;禁止會客;朋友或家屬不應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事情告訴列寧以免使列寧焦慮不安 ，但這些規定并沒有得到完全執行。克魯普斯卡雅和斯大林的沖突就證明了這一點。下面是《列寧值班秘書日志》中與上述“電話事件”有關的1月30日和2月1日兩天的記載(1月31日記載缺) 。

　　1月30日(莉亞·福季耶娃記)

　　1月24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叫福季耶娃去，讓她向捷爾任斯基或斯大林索取格魯吉亞問題委員會的材料并詳盡地研究這些材料。此事交福季耶娃、格利亞謝爾和哥爾布諾夫辦。目的是向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提出一個報告，供他到黨代表大會上用。這個問題政治局正在處理，看來，他還不知道。他說：“我生病前夕，捷爾任斯基對我談過委員會的工作和‘事件’，這對我有嚴重影響。”星期四，1月25日，他問拿到材料沒有。我回答說：捷爾任斯基要星期六才能來，因此我還無法問他。星期六我問捷爾任斯基，他說材料在斯大林那里。我給斯大林去了一封信，但他不在莫斯科。昨天，1月29日，斯大林來電話，說未經政治局同意材料不能給。他問我是不是對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了什么多余的話，他是從哪兒了解到日常事務的?例如他那篇關于工農檢查院的文章表明他知道某些情況。我回答說，我沒有說，也沒有任何根據認為他了解日常事務。今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把我叫去問回音，并說要為取得材料而斗爭。1月26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要我告訴瞿魯巴、斯維杰爾斯基和阿瓦涅索夫，說如果他們同意他的文章的觀點，就讓他們在代表大會之前開幾個會，討論一下是否應該編寫教科書的提要和綱要(顯然是勞動規范化方面的教科書)。他們是否知道克爾任采夫

　　和葉爾曼斯基的書。有一個科學組織勞動的計劃，工農檢查院中有一個規范局。

　　今天他問瞿魯巴怎么答復的，他、斯維杰爾斯基、阿瓦涅索夫、列斯克是否同意文章的觀點?部務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意見如何?我說，這些我不清楚。他問，瞿魯巴是否動搖了，他是否在設法拖延，他和我談話是否開誠布公。我說，我還沒機會和他談話，只是把要辦的事通知他。1月24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先談談我們的‘秘密’事務：我知道，您在哄騙我。”我保證并非如此，對此他說：“關于這一點我有自己的看法。”今天，1月30日，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昨天他問能不能在3月30日的代表大會上講話，醫生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許諾在此之前他將能起床，再過一個月可以允許他看報。當又談起格魯吉亞委員會問題時，他笑著說：“這又不是報紙，所以我現在也可以看。”看來情緒不壞。頭上未敷壓布。

　　2月1日(莉亞·福季耶娃記)。

　　今天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把我叫去(在6時半)。我告訴他，政治局批準取材料。他指示要注意什么以至怎樣去利用這些材料。弗拉基米爾·伊里奇說：“如果我現在自由的話(起先是口誤，后來又笑著重復一遍說：如果我現在自由的話)，這一切我自己可以輕而易舉地做好。”估計研究這些材料要4個星期。問及瞿魯巴和其他人對他的文章的態度。我按照瞿魯巴和斯維杰爾斯基的指示回答說，斯維杰爾斯基完全同意，瞿魯巴贊成談到吸收中央委員的那一部分，但對工農檢查院在人數減到300—400人的情況下能否完成目前的全部職能表示懷疑。阿瓦涅索夫的觀點我不清楚。明天部務委員會舉行全體會議。他問中央委員會討論過關于這篇文章的問題沒有。我回答說，這一點我不清楚。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對告訴的這些情況表示滿意。

　　以上記載生動有力地證明了沒有任何人對病中的列寧進行信息封鎖。斯大林打電話給福季耶娃了解情況完全是關心列寧的健康，履行中央全會賦予他的職責，檢查督促執行醫生們的要求。

　　根據《列寧全集》和《列寧研究》第3輯所作的統計表明，從1922.12月18日到1923.3.6日，列寧口授了9篇文章，發出了7封信。在這9篇文章中，除了《給代表大會的信》，其余的都在當時或不久后公開發表了 。這些材料充分證明所謂斯大林對列寧進行信息封鎖完全是謊言。

　　五．斯大林幾次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

　　1922年4月3日，列寧主持的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中央全會任命斯大林為黨中央總書記。

　　在1923年4月26日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中央全會上，斯大林再次被批準為總書記。

　　1924年1月21日，列寧病逝。5月18日，克魯普斯卡雅把列寧生前口授的《給代表大會的信》等文獻正式移交給中央委員會。在5月21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上，盡管斯大林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但中央全會以30票贊成，,7票棄權,3票反對做出了要斯大林留任總書記的決定。

　　1924年6月2日，在俄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中央全會上，盡管斯大林再次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但仍被選舉為總書記。

　　1926年1月1日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中央全會上，斯大林仍被選舉為總書記。同年12月27日，斯大林給主持中央全會的李可夫寫信，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

　　在1927年12月19日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第一次中央全會上，斯大林第四次請求辭去總書記職務，但仍被選舉為總書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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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上，337-34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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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被篡改的列寧遺囑，尤·阿·布拉諾夫著，新華出版社，1999， 4-7頁

　　[6] 列寧選集，1972年，第2版，第4卷，402-467頁

　　[7]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費·丘耶夫著， 1992年第1版，220頁

　　[8] 列寧全集，43卷，377頁

　　[9] 列寧研究，第1輯，1993年，35頁

　　[10] 列寧研究》第2輯，1993年，177-197頁

　　[11] 列寧選集,697頁

　　[12]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同上，218-219，263頁

　　[13] 同上，222頁

　　[14] 列寧研究，第1輯，1993年，51頁

　　[15] 列寧全集，43卷,555-556頁

　　[16]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 252頁

　　[17]蘇聯高層決策70年，411-413頁

　　[18] 列寧研究》第5輯，1995年，10頁

　　[19] 列寧全集，第二版，第52卷,703頁

　　[20] 同上，555頁)

　　[21] 同上，476頁

　　[22]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5卷，493頁

　　[23]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 257頁

　　[24] 蘇聯高層決策70年，431-432頁

　　[25] 列寧研究，第1輯，284頁

　　[26] 列寧全集，43卷，466-468頁

　　[27] 列寧全集，42卷，52卷;列寧研究，第3輯，174-176頁

　　[28] 斯大林年譜， 236,269，286，325，348，368頁

　　[29] 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傳記， 260頁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完稿

　　二零二四年八月五日補充《五.斯大林幾次提出辭去總書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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