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學教師，應該堅守“法律底線”，自覺遵守憲法。特別是法學教授，更應該是率先做到“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質疑教育部長履行依法治國、依憲治國要求，這是否也受了西方價值的影響?
歷史為什么選擇了毛澤東? ——紀念遵義會議80周年 郝貴生 （編者注：此文為2015年1月25日，烏有之鄉(xiāng)后參與主辦的“遵義會議永放光芒——紀念遵義會議80周年”大會，作者的發(fā)言稿。特此刊出，以饗讀者。）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最偉大的意義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在生死攸關和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挽
1月底教育部長袁貴仁在教育部座談會上表態(tài)，要加強高校意識形態(tài)管理，不讓傳播“西方價值觀”的教材進入中國大學課堂。話剛出口，還沒見到什么落實政策的舉動，就從里到外被海內外知識分子們罵的體無完膚。著名的美國當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郵件組上，相關的討論此起彼伏。一些在海外大學任教的華人知識分子，動情地表示，自己被這個信息傷害了感情，瞬時間仿佛看到了20世紀50年
阿里巴巴叫板國家工商總局、富士康叫板全國總工會，意味著資本的發(fā)展已經在目前的中國政治局面中達到了上限。追求利潤的資本本性決定了它們要擺脫社會主義的束縛。叫板國家部門不在于具體問題，而是對中國共產黨政治底線的挑釁和逼迫，它們已經不甘于收買無良學者宣揚三權分立、多黨制等政治試探，而是直接跳上了前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