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醫藥大學教授張其成指出，中醫思維是中醫立身之本，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理念和思維方式的集中體現。堅持中醫思維，是奪取抗疫勝利的重要法寶。
發病：內外相合，正氣盛衰
張其成認為，新冠肺炎是由內外兩個原因造成的，外因是疫毒加上氣候。
新冠病毒屬于中醫“疫毒”的范疇。《素問·刺法論》說：“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并提出“不避其毒氣”的防疫治疫之法。
這種“疫毒”是一種有別于六淫、具有強烈致病性和傳染性的外感病邪。
明代醫家吳又可在《溫疫論》中說：“夫瘟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疫毒”加上異常的天氣，就會導致傳染病的發生。
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除夕到了武漢，經過考察發現武漢近一個月的氣候異常，陰雨蒙蒙，濕氣很重，容易出現傳染病。
在看診中，他發現病人的舌體偏胖大，有齒痕、厚膩苔甚至腐苔，反映濕濁之氣很重。因此，他提出此次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稱為“寒濕疫”，是由寒濕之疫邪引起，病性上屬于陰病，是以傷陽為主線。
外因要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五運六氣說的己亥年第六階段“易發傳染病”，并不是說“必發傳染病”。
那么，什么條件下會“必發”呢？引起這次疫 情的內因是什么呢？雖然至今還沒有搞清楚新冠的源頭，但肯定和人為的因素有關。
所以人必須敬畏天地、敬畏自然、敬畏生命。萬物有靈，萬物是動態平衡的，一旦打破這種平衡，必然遭到報應，誰也逃脫不了。
內因與體質差異有關。這次疫 情傳染性極強，同一個家庭多數被感染，但個別人沒有被傳染。原因在于這個人，正氣足，抗病力強。
《溫疫論》說：“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外邪因而乘之。”最終是否發病，還取決于人體自身的正氣是否旺盛。
治療：扶正祛邪，整體調節
中醫對待疫病的治法和藥方眾多。東漢張仲景《傷寒論》強調治病必求本，辨證論治。
根據不同證候，有的用發汗法，有的用泄法或吐法。明代的吳又可認為，治疫以逐邪為第一要義。
這次在新冠肺炎中得到普遍使用的清肺排毒湯，就來源于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記載的四個經方：麻杏石甘湯、射干麻黃湯、小柴胡湯、五苓散。在服用清肺排毒湯之后，輕癥患者沒有一例轉為重癥或危重癥的情況。
其實，清肺排毒湯反映了中醫對待病毒的思維方法。注意是“排毒”而不是“殺毒”，這一點和西醫不同。
有人比喻說，西醫是“關門殺狗”，但由于這條“狗”太狡猾了，到處跑，用棍子很難打到，結果反而把家里的東西打得一塌糊涂，“狗”還沒打死。
而中醫是“開門趕狗”，把門打開，用藥物把“狗”趕出去，所以有汗、下、吐等方法，結果把“狗”趕出去了，家里的東西還沒有打碎。
有人比喻說，如果把病毒比喻成蟲子，西醫就是殺蟲子，不管產生這些蟲子的垃圾，結果蟲子殺死了，又從垃圾里生出新的蟲子；中醫則是清除垃圾，垃圾清除了，蟲子自然就不生了。
張其成說，這正是中西醫學不同思維方式，西醫是分析性、對抗性思維，中醫是整體性、調和性思維。
西醫致力于精準有效的單靶向治療，遺憾的是目前還很難實現。中醫則是扶正祛邪，整體調節，是多靶點治療。
一方面是扶持正氣，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抵抗力；一方面是祛除邪氣，將體內的疫毒排除出去。
就五臟而言，新冠肺炎主要傷害肺臟，西醫用藥主要是針對肺臟的，但中醫發現不少患者的肝臟、心臟、腎臟等多器官都受到病毒不同程度的攻擊。
所以中醫是整體調理、全面施治。在醫療手段上，西醫手段比較單一，主要是藥物、醫療器械；中醫則除了藥物以外，還有針刺、艾灸、推拿、導引等。
預防：形神兼養，提升正氣
中醫“治未病”重視預防。對新冠病毒，最有效的預防當然是隔離，徹底阻斷傳染渠道。
張其成提醒，如果沒有任何不適，純粹是為了預防，沒有必要吃藥。因為這些藥吃多了反而會傷害脾胃，降低免疫力。
最好的預防就是增強體質、提高正氣、提高免疫力，這就是《黃帝內經》說的“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怎樣提高正氣？中醫認為要形神兼養。
所謂“形”既指一些補氣血的藥物如黃芪、枸杞子等，更指形體導引運動。古代有很多行之有效的導引運動方法，如八段錦、五禽戲、太極拳等。
張其成曾融合道家內丹功和密宗脈輪學說創編了“ 易道功 ”，動作簡單易學，適合在家里練。
所謂“神”，就是要調節情志、調節精神，保持平和寧靜的心態，不要恐慌、不要焦慮，不要悲觀。
《黃帝內經》反復強調七情五志、心理因素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心者，五臟六腑之主也”“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臟六腑皆搖”。
具體地說，七情就是喜、怒、憂、思、悲、恐、驚七種情緒變化，五志就是怒、喜、思、悲、恐，五志過度會傷害五臟：喜傷心、怒傷肝、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
情緒變化導致身體變化，免疫力、抵抗力大大下降。調節好心態和情緒，一旦“形與神俱”，正氣就得以提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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