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7月20日，南京祿口機場在工作人員定期核酸檢測樣品中，檢測出陽性樣品。目前，疫情蔓延至全國多省市，造成多人感染。
根據國家疫情防控工作的相關安排，7月28日，廣州中醫藥大學副校長、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忠德教授，我們熟悉的“德叔”，作為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赴南京工作組專家，由云南瑞麗轉戰南京，指導當地疫情防控工作。這是自2020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德叔的第七次出征。
《紀錄中醫》征得德叔本人同意，將分三期發布由他及中醫同道們編寫的文章，分享中醫藥如何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本期主要對中醫治療“疫病”進行歷史探源，分享輕型病例醫案。
本文章節選于《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醫案精選》（人民衛生出版社）
主審：張伯禮
主編：張忠德 鄒旭
副主編：黃東暉 顏芳 李際強 奚小土
編委：（按姓氏筆畫排序）
丁邦晗 王一婷 王進忠 尹鑫 孫良生 蘇藝勝 李際強 楊彩鳳 鄒旭 張儉 張忠德 張清華 陳水林 陳亞輝 陳鹿鳴 周袁申 周耿標 鄭丹文 鐘子劭 秦新東 奚小土 郭建文 陶蘭亭 黃東暉 黃凱鋒 舒昱立 曾靖 溫萬鑫 謝東平 蔡彥 蔡書賓 蔡俊翔 顏芳 潘宗奇
第一節 中醫治療“疫病”的歷史源流
人類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同疾病不斷斗爭的歷史。中醫學經歷了數千年的積累和發展，對疾病的認識不斷深入，經過臨床實踐的不斷充實豐富，辨證論治理論體系逐漸完善發展，在中華民族的繁衍生息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
本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 19)疫情，中醫學將其歸屬于“瘟疫”、“疫病”、“疫癘”、“疫毒”等范疇。《說文解字》謂：“疫，民皆疾也。”隨著疫情向全球的進展，對人類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嚴重威脅。
縱觀中醫藥防治瘟疫的歷史，從春秋戰國時期《黃帝內經》、東漢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到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再到明代吳又可《溫疫論》、清代吳鞠通《溫病條辨》，通過不斷的探索和實踐，針對疫病的病因病機、證候特點、 治則治法、預防調護、管理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完善的理論體系。
一、先秦兩漢時期瘟疫防治理論的萌芽
據《史記》《后漢書》等史料記載，自公元前770年春秋時期開始至公元220年東漢覆滅，就發生過近40次瘟疫大流行。
《周禮·天官冢宰》謂：”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說明周朝人已經注意到疫病的季節性和流行性。
成書于春秋戰國時期的《黃帝內經》認識到瘟疫的發生與氣候變化的關系，對人體正氣在抵抗瘟疫中重要作用的認識及對疫病的預防思想等亦均有詳細論述，奠定了理論體系的基礎。
東漢時期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系統總結了前人防治疾病的經驗，是針對東漢末年大規模流行疫病而作。《傷寒雜病論》建立了六經辨證理論體系，許多經典方劑現仍然廣泛應用于臨床，為后世防冶瘟疫提供了有益借鑒。
《黃帝內經》提出了“厲”、“溫厲”、“溫病”的病名與疾病特點，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所載“氣乃大溫，草乃早榮，民乃厲，溫病乃作”，“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厲大至，民善暴死"；同時指出了瘟疫的發生與氣候反常有關，如《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所載“終之氣，畏火司令，陽乃大化，墊蟲出見，流水不冰……其病溫厲"。
《素問·刺法論》和《素問·本病論》還指出了五運六氣的變化是產生疫病的重要原因，與“伏氣"有關。《素問·生氣通天論》提出“冬傷于寒，春必溫病”，同時進一步強調了正氣的強弱是瘟疫侵入人體是否引發疾病及其輕重的決定因素，正所謂“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刺法論》)。
針對瘟疫的發病特點，《素問·刺法論》指出“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針對治療方面，《素問·本病論》為提出“治之以泄之可止”，“可寒之泄之”。雖未提出具體的治法方藥，但其“泄之可止”的思路給后世醫家帶來很多啟迪。
兩漢時期戰爭頻發，多種因素導致疫病的發生和流行。《后漢書·第五種離宋寒列傳》記載：“建武十四年，會稽大疫，死者萬數。" 東漢張仲景在《傷寒論》的序言中說：“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紀年以來……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上述記載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發病傳染性強，廣泛流行，給人們帶來的嚴重后果。
《傷寒論·平脈法》認為：“伏氣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內，欲有伏氣。"溫病的發生除冬季感寒、至春、夏發病即伏氣發病外，還有一類是因氣候反常，即“非其時而有其氣"而產生的“時行之氣"致病。張仲景創立了六經辨證，確立了諸多治則治法，為后世治療用藥打下了基礎。
二、魏晉至隋唐五代時期瘟疫防治理論的發展
南北朝時期梁國民間設立“收養癘疾"，而且“男女別坊"，成為我國民辦病坊的最早記載。晉代規定“朝臣家有時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雖無病，百日不得入宮"，說明當時已經采取對密切接觸但尚未發病者的隔離措施，當屬瘟疫中為切斷傳染源而采取隔離措施的最早文獻記載。
唐代沿襲廣隋代的疫病隔離制度，如釋道宣《續高僧傳》中記載：“癘人坊：又收養窮疾，男女別坊，四時供承，務使周給。”
葛洪 《肘后備急方》
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記載了較多防治疫病的治法和方劑，劑型和藥物使用方法都十分豐富。首先提出了空氣消毒法，以雄黃、雌黃、朱砂等藥物制成藥囊佩戴于胸前、掛于門戶、燒煙熏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對后世影響很大。
隋代對瘟疫的認識和論述以巢元方《諸病源候論》為代表，將瘟疫的病原稱做“乖戾之氣”，即不正常的運氣。《諸病源候論·傷寒病諸候下·傷寒令不相染易候》所載“傷寒之病，但人有自觸冒寒毒之氣生病者，此則不染著他人……人感其乖戾之氣而發病者，此則多相染易。故須預服藥，及為方法以防之”，將疾病的傳染性作為傷寒和溫疫的鑒別點，發病因素是“歲時不和，溫涼失節”，即氣候異常。
病因是人感“乖戾之氣”，病變特點是傳染性，并且致病性強、預后差，應采取的措施是預先服用藥物或用其他方法預防，明確提出了具有傳染性的瘟疫的發病因素、病因、傳染性及預防措施。
唐代孫思邀《 備急千金要方》認為，雖然疫病的發生不能避免，但“能以道御之"，因而收錄并創立了較多預防疫病的處方，以臟腑辨證為綱領的"五大溫證”說，對病機、癥狀及方劑治療作了詳細論述，構建了比較完整的溫病辨證論治體系。
王燾《外臺秘要·溫病論病源》所載“冬時傷非節之暖，名為冬溫之毒……人感乖候之氣，未遂發病，至春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暄熱，溫毒始發”，指出冬溫之毒與普通傷寒完全不一樣，是“天行之病”，發病因素是冬節應寒而暖，即非其時而有其氣，病因是“人感乖候之氣”，為后世醫家對該病的認識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宋金元時期瘟疫防治理論的豐富
宋代郭雍《傷寒補亡論》補充了《傷寒論》中未能詳細論及的“時行瘟疫”，其獨到見解超于各家之上，在治疫方面提出“各因其時而治之”，主張治療瘟疫要區分時令。北宋時期運氣學說盛行，醫家多結合運氣學說來詮釋疫病，如《圣濟總錄》的六十年運氣圖和南宋陳言的運氣十六方，把運氣學說在疫病方面的應用推向了歷史新高。
金元時期，雖社會動蕩變遷，但學術爭鳴甚為活躍，中醫學產生了許多流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劉完素、李東垣、張從正和朱震亨，史稱金元四大家。
這一時期，對各種疫病的理論和實際防治經驗都有了很大提高，在對前代學術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逐漸產生了許多新的認識。其中劉完素針對當時疫病流行的特點提出“六氣皆能化火”，以火熱病機論疫病，在其《傷寒標本心法類萃》中專設“傳染”一卷，載有“凡傷寒疫癘之病，何以別之？蓋脈不浮者，傳染也”，并在治療上大膽創新，提倡重用寒涼治疫。
與劉完素同時代的張從正也對此持相同觀點，認為“傷寒、溫疫、時氣、冒風、中暑，俱四時不正之氣也”，在治療上不可皆用辛溫之劑，而要因時因地制宜，并創立治疫歌訣—— “人間治疫有仙方，一兩僵蠶二大黃，姜汁為丸如彈大，井花調蜜便清涼”。總之，張從正重視祛邪、對汗、吐、下三法的運用具有獨到見解。
李東垣以“氣虛陰火”論病機，“內傷熱中”辨疫證，“甘溫除熱” 治疫病，創立了補土論，并創制了補中益氣湯，為后世樹立了扶正以祛邪的典范。朱丹溪發展了相火論，提倡治療中多用滋陰之法。王好古《陰證略例》集陰證論之大成，完善了疫病的陰證學說。這些均為疫病學說理論體系的豐富和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四、明清時期瘟疫防治理論的成熟
明清時期，戰爭頻發，疫病猖獗。據文獻記載，明清發生疫情約140次。在此背景下，大量溫病醫家通過治疫實踐，促使疫病治法和理論突破創新，以吳又可《溫疫論》為標志，逐漸形成相對獨立、完整的學說，也就是后世所說的溫疫學派。
明代醫家吳又可，編撰出我國醫學發展史上首部溫疫學專著《溫疫論》，為后世溫疫學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吳又可《溫疫論·自敘》所云“夫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提出“異氣"是導致溫病發生的原因。《溫疫論·原病》所云“疫者，感天地之癘氣....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邪自口鼻而人”，明確指出口鼻傳染的途徑。在治法上，吳又可提出“以逐邪為第一要義”并創制“達原飲”用于疫病的治療，為后續溫疫學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繼明代醫家吳又可后，對疫病認識逐步深化，辨證方法日趨成熟。葉天士創立“衛氣營血”辨證方法，成為溫病學辨證的基本綱領；所著《外感溫熱篇》提到“溫邪上受，首先犯肺，逆傳心包。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辨營衛氣血，雖與傷寒同，若論治法，則與傷寒大異也”，“大凡看法，衛之后方言氣，營之后方言血。在衛汗之可也，到氣才可清氣，入營猶可透熱轉氣”，指出疾病感染途徑、病位所在。
喻嘉言《尚論篇》所述“未病前，預飲芳香正氣藥，則邪不能入，此為上也。邪既入，急以逐穢為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將疫病分為上中下三焦進行論治。
薛雪《濕熱病篇》論及三焦，提出濕熱病治療當立足于分解濕熱，分立三焦，提出氣化三焦的觀點。
吳鞠通《溫病條辨》確立了“治上焦如羽，非輕不舉”，“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權，非重不沉”的三焦溫病治療原則，正式形成三焦辨證的辨證綱領，為溫病的辨證論治及處方選藥提供了理論依據和臨床范例。
亦有醫家融合各家辨證方法，如俞根初《通俗傷寒論》所述“以六經鈐百病，為確定之總訣”，“以三焦賅疫證，為變通之捷訣"的觀點，熔六經、衛氣營血、三焦臟腑辨證于一爐，主張“寒溫統一” 論治疫病。
王孟英《溫熱經緯》所載“傷而即病者為傷寒，不即病者為溫熱”，指出溫病新感、伏氣并存，在認識上不可偏廢；而對伏氣溫病的臨床特點及其治法，王氏也有許多精辟論述。
在《溫疫論》的影響下，溫疫學說得以深入發展。戴天章《廣瘟疫論》卷四確立治療溫疫“汗、下、清、和、補”五大治法。再如余霖《疫疹一得》中強調溫疫以清為主，治宜清熱解毒、涼血滋陰為法，創制清瘟敗毒飲治疫病，為溫疫病的治療開拓了新境地。
此外，劉奎《松峰說疫》記載“凡瘟疫之流行，皆有穢惡之氣……試觀人瘟疫之鄉，是處動有青蠅”，認為蒼蠅是傳播疫病的重要媒介，首次創立“瘟疫統治八法”，總結中國古代預防溫疫之法，撰為“避瘟方”，并提到許多具體防疫措施。
晚清楊栗山《傷寒溫疫條辨》明確指出，空氣和水是導致溫疫流行的重要環節，創立以中焦病變為中心、以疫熱怫郁為病機關鍵、以中焦傳上下表里為傳變形式的理論體系，治療上以“逐穢”為第一要義，貫穿著宣、清、通三大治則，自創以升降散為總方的方劑治療疫病。
綜上所述，中醫學中的疫病學說與溫病學說是經過歷代無數醫家與疫病、溫病進行頑強而艱苦的抗爭才逐漸形成的。由于這些著作論述的病種較局限，難以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但為溫病學說的形成發展、深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后世瘟疫的治療提供了臨床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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