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醫學的真諦——民間中醫潘德孚《人體生命醫學》序

周天元

民間中醫潘德孚老先生要求為他的《人體生命醫學》作序，筆者未加思索當即承應。因為潘老先生及其專著無疑是中國醫學的希望之光！

當今的生命科學和醫學早已讓人窒息而鮮為人知，筆者深究養生和中醫也算是一生了，參加過的所謂學術會無計其數，然每每掃興而歸，甚至是痛心疾首而不知所措！何也！器質醫學的自以為是及生命真諦之無知也！養生亦然，衣食寢行，修煉療養，多為物質之調享，體力之運動，命理安在？若大一中國，五千年之積厚流光，而當今中醫之真髓不興，病夭于西學者日增而趨之若鶩；中國乃“養生”之鼻祖，素有“精氣神生命之要也”，卻以吸污納垢之晨練公為“國煉”數十年，而國民“均壽”尾后于全球第81位，悲哉！國學之無能乎？非也！

筆者為學，常有“輕世道之重，重世道之輕”之訓，潘老先生雖身處“世道之輕”，然他所提出的“病與治不在身體而在生命”之念石破天驚，猶如耀目之慧星劃過生命科學迷茫之夜空，復燃了我中醫養生這一古老的生命之光！筆者豈能不重此“世道之輕”乎！

筆者拜讀過潘老先生《相信你的自愈力》等醫書，深感先生治學嚴謹而不學究，醫道高深而施治簡明，并破天荒地提出“相信你的自愈力”、“病是自己好起來的”而將醫生擺到從屬地位，并一針見血地指出“中醫治人、西醫治病”，給患者以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自信心和自我生命價值力度的解放和提升！偉哉！壯哉！

中國人的悲哀往往就在于由于文化斷層太久而導致的從權從眾之墮性，多少年來，生命是他人的，為他人而活的虛誑理念或多或少乃在暗合著國人“仰賴性”的神經，故而將命托付給醫院和醫生的被動心理一直無奈地延續著，認識生命的內涵是生命觀解放的前提，生命的解放是最終科學把握自己生命的更重要前提。

提高到生命哲學上講，生命是陰陽整合的集合體，表征為陽性的肌體絕對不能脫離陰性的信息（意識趨向、精神認定等靈性層面）而形成；生命的信息能量（場）也脫離不了肌體在每一進化階段、進化軌跡上為信息“保留”下來的“記憶蛋白質”。這是一種“物、能和信息”函三對稱統一律的太極（物陽能陰、信息居中）創生結果。然而唯物主義的偏執和枷鎖限制了這一生命科學真諦的研究和進展，甚至長期被一種“一元論”和“對立統一”的人為觀點拒之于科學大門之外。將生命誤以為是軀體的自以為是及其將生命對立于生態的操作行為一直盤踞在現今中國和全球的醫學領地而少有提出置疑者，可見潘老先生的“生命不是身體”、“生命生病，不是身體生命”等生命理念不是隨意提出來的，而是有其深刻哲學內涵（自然哲學，非理智哲學）的終極性思考，是完全附合生物進化論及其生命全息統一律之時空結構的。“要知道，人的生命原本就是一個多時空、多級別、多梯級進化的多維生命個體集合的組合體（前不久法國科研人員已從深海處發現了類式集合體生物），只不過這些多維生命個體早就在各施其職的分工而又同一統一的進化中融合成了一個全息整體，所不同的是原來的眾多生命個體各自演變成了人體生命的職能器官和功能質點的網絡系統（這也許就是經絡的淵源所在），而且通過物性肉體相互聯通了所需信息通道，完整地協調了物流、能流及其信息流對生命統一調控的功能。然而人體中仍然還保留著眾多沒有被完全融合、或者還沒有來及及被融合而又不可能脫離已與母體共生了億萬年的微生物，這就是菌群和被人們稱之為‘病毒’的微生物，而且它們仍然擔任著原先的職能而永遠附體于人（摘自周天元《全息養生》）”。顯然，人體不但與大量的細菌共生，同時也與大量的“病毒”共生，人之生命在平衡狀態下其生理、心理及精神（生、心、志），三者則互根互協，相安無事；一旦出現生理、心理及其精神三者函三對稱統一律結構被打破而失律，細菌、病毒則因自身環境生態的異化而奮起抗爭，即產生了人體不適的病態反應。可以斷言，所謂病菌、病毒致病機理正是肌體環境異化所逼出來的。當然這種異化不排除內外環境因子的共同作用。人們只能使其肌體內外的微生態平衡，與人體保持和平共處的和諧相關；如果誰想以“科學手段”除掉它們，誰就必將陷入眾多惡性循環的迷信深淵，并付出無以回歸的社會性慘痛代價和個人的道義代價。其實這一代價早己反映在人體自我平衡能力（自我調組能力即所謂抗體）大幅度衰減，多種疾病頻繁暴發的現實記錄之中了。潘先生的“微生態平衡和偽治療”一節以眾多實例闡明西藥的毒副作用已導致了“菌群由生理性組合的平衡狀態轉變為病理性組合的非常狀態”。這一問題務必引人們的高度重視，她將對西醫、西藥帶來一次革命性的思考和顛履！

在一次給北京高層演講“全息養生”時，有許多人向筆者提出“中西醫結合是中國醫學的必經之路”。筆者的回答是：“中西醫結合從現實文化畸形狀態上講具有一定的，互為補充之意義，中醫可借助西醫儀器檢測手段了解病灶，西醫可借助中藥增強患者體質，但意義不大。”譬如當中醫所強調的“治未病”之時效期已過而患者病入膏肓后，就只好通過西醫去強行修補器官了，中藥誰用？這便是中醫之“無能”而西醫先進并以此為優勢的所謂“結合”理由。然而，從嚴格的醫學上講，或者從生命科學的真髓內涵上講，中西醫根本不可能結合，因為各自的出發點和目標均風牛馬不相及。中醫遵循天人合一的生命觀而關注的是生命陰、陽、中函三為一的本質（即創生原動力的太極本質），而西醫違背自然生命法則及其秩序任意給生命的載體施加破環性外力（對立統一）而傷及生命，顯然二者具有不同的哲學導向，故而必然會走出正反不同之路來。當下西醫的火熱程度遠高于中醫，然而這只能證明文化上的畸形病態愈加嚴重！人們深深陷入“自我遭病”的陷坑而不屑于“治未病”的養生真諦。這種悲哀所證明的是文化的西化和中華文化斷層的巨大裂隙。藩老先生現身說法，以深刻而簡明的哲學高度（而且是唯具生命真諦的哲學高度而絕非人為理智下的虛假哲學和功利哲學）和精堪而簡練且成本極低的有效中醫療法回答了“中西醫結合”的問題。更有力地回擊了“用西醫提升中醫科學性”的可笑思潮！同時將西醫的“市場醫療”的非人道本質在中醫人性化、個性化的道德醫學面前暴露無遺，足以使人們警覺并在道德醫學中得到復興中華文化及人格的洗禮！中國人必須明確，當今中國的國學文化幾乎全市場化了，金錢的掩瘞強勢已將包括中醫在內的傳統文化變成了市場和金錢的丑角，中醫的不被信任甚至被丑化極為嚴重，多數人們甘愿丟掉救命金丹去花高價飲鴆止渴！其癥結何在？教育也。一次醫學會后返家，車上同座是一湖北隨州籍某名牌醫學院的研究生，談及中醫，對方立馬變臉道：“中醫完全是騙術”！并將筆者中醫師名片當面揉棄。筆者受辱，而真正的受辱者是中國的現代文化斷層，中國的教育！因為中醫的正氣長存，不可能被辱沒，象藩老先生之類的真理擁有者，其錚錚鐵骨會被辱沒么？！

中國教育的失敗表面上是學術，道德及信仰上的失敗，但其根本是哲學與科學上的失敗。長期以來中國的生命科學同樣在步西方之后塵，早已陷入了具象的生物分子學的物質分解分析而不能自拔。殊不知生命科學屬于全息統一論的整體觀范疇。生命是以物質為顯化載體的“靈性”存在，絕不是現代普遍涉及的純物質結構和物理性狀等分解分子學所能勝任的。生命科學是全息關聯的多維調組性整體論學科，生命架構及其原動力具有陰陽對稱，函三為一的太極性狀，故而作為生命載體的物質性之肉體不能算作生命，或者說不能作為生命的全部；其中還有更多的全息關聯的，看不見、摸不著的陰性的共振因素。這一陰性的共振因素才是生命科學應以揭示的重要之重，然而諳其道者幾許？若大一個中國，眾多用老百姓血汗堆積起來的生命和醫學研究機構的所謂成果與一位曾在最底層掙扎過，且直取生命科學之要害而廣濟患眾五十余載的民間中醫之價值類比，孰輕孰重？！智者稍思即明。

整體關注和辨證論治是中醫治療的兩大宏觀要素，整體觀注合律于全息統一之方法論，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直觀治療；而是須通過某一癥狀而諳其病根病因并以促進其肌體自我調組能力而使之自愈為目的治療方法。辨證論治是辨別癥狀、了解其發病機理、屬性，而對應治療之方法（但不一定對癥、或直對病灶），由于病因是人體自我調組能量與肌體失衡后的致病因子抗爭結果，這種自組能量涵界了體質、生理、心理、精神以至環境、氣候、飲食等等相關因素的綜合信息。所以，這一高度個性化、而又高度全息關聯于生命本體的真科學系統的科學性不是當今生命研究機構和醫學院所具備的；當然不具備自然全息活性的西藥就更不具備其科學性了。

“從進化論的觀點和全息論的觀點出發，人體由器官構成，器官由細胞構成，細胞由更小的生命活體構成，并具有各司其功能的活性小活體構成細胞核、細胞質、細胞壁并且這三者組成函三為一（陰、陽、中）的原動創生架構，而這些互為依附的細胞內的原動創生能量必然由這些更小的生命活體相應提供。要知道，這些更小活體是由多種與自然因素長期抗爭而產生強大聚結力和整合生克能量的活性因子聚合而成。由于它們是從原始惡劣環境中久經考驗的獲勝者，且屢屢戰無不勝才具資歷而融為人體的一部分，這便是人們所說的名為抗原的微生物（包括病毒）。事實證明，只要不干擾和破壞這些微生物的平衡和生存環境，就不會被外來微生物所感染而致病。現代西醫已將人類的這一始祖即肌體平衡必須的微生物推向了生命的對立面，并大規模以西藥剿殺，肌體微生態多維架構的平衡從淵源之根上被大量破壞，使得原有的‘御外能力’和‘內控能力’大幅度被削弱；同時肌體體質的弱化所導致的單一微生物易感病層出不窮且病理不清治療混亂”（摘自周天元《全息養生學》）。

生命是生理、心理及其精神即“身心志”函三對稱，全息統一的一個動靜互律，陰陽互根之整體，量化分解及生物分子學的研究只能揭示其生理結構上的可視理化關系；其心理活動乃至精神動態性狀之機理量化分解及生物分子學的努力是不可能有半絲結果的。如果科學二字僅僅定位在所謂看得見摸得著的“唯物主義”之內，那么她從誕生之日起就已是披著正統外衣散布著“迷信”的騙局；因為生命是“心”、“身”陰陽全息映射、互根作用而整合出“精神”（s區）的太極生命體。嚴格地講，量化分解分析及生物分子學只可能研究生命陽性的載體之象，而潛隱于生命之中的更重要的屬于陰性部分的“心理”和“精神”即靈性的 “內涵”是不可能被分解出來的。僅管人們通過生物分子學發現了肌體中眾多內分泌腺，但都因它們的使用對自然“免疫力”的干擾而產生了巨大的副作用。如，多巴胺的抑制性能使亢奮者平靜而舒適，但人為增加多巴胺又導致了嚴重的依賴性；腎上腺素能促使雄性激素增加，但人為增補腎上腺素又成了糖尿病的死因；雌激素的補充導引出了大量乳腺癌等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筆者先后數次遇到小孩因感冒多次采用抗菌素而導致最終無效的棘手事，但筆者只用小青龍湯3—5劑即予治愈了。在深圳某大醫院，曾因抗生素過量而導致患者高熱不止，主治醫師只好請筆者開了中藥當天即發汗退熱。實乃“邪之所湊，其氣必虛”之謂也。充分說明人體自然的生理結構及其固有運行原則是不能被干擾的，否則必釀成大禍且步入惡性循環，并可導至進一步細化研究而愈加遠離了生命本體。正所謂“正氣內存，邪不可干”也！

潘老先生專題論述：“意識系統與疾病治療”和“意識系統與養生”，非常重要！近六十年來，人們有一可謂自誤誤人的頑固共識：凡看不見，摸不著的非物質信息、現象都是假的、迷信的、唯心主義的，是要遭到譴責或批判的，甚至會成為進班房的罪證。例如，筆者曾以朋友的身份考察過226位“右派分子”長達三十多年，其中體質很好但由于長期患恐懼癥和抑郁癥而早夭者212例（包括自殺者），還有14名“玩世不恭”者或自我認定的頑固者卻幸存下來，而且都是高壽，何也？生命意識也！意識對邪惡的不認可阻檔了“心理——病理——生理”全息整合（負太極架構）的負向“記憶蛋白質”之生成，從而控制了死亡腺潛滋暗長的信息傳導及其衰老記憶的質換。顯然他們的理智仍然保持著自然人格的全息生命能力，或者為生存而應激激發出了自然人格的全息生命架構即“心理——精神——生理”全息統一的太極平衡架構。這便是被“唯物”者們斥之為“唯心論”的所謂“心理作用”的“精神支撐”。然而這一“心理作用”和“精神支撐”正是生命結構的組成一部分，而且是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半年前接觸過兩位癌癥患者，一位病程短、病狀輕的領導干部被開刀、化療所俘虜最終拒絕了筆者治療而在第四月中“知病”而去逝；而另一位被診為晚期肝癌的農民何某，在他完全不知病名的狀態下筆者采取三位一體的治療措施被完全治愈。諸如此類的例子充分證明潘老先生“中醫講究意識，情結的重要性。”癌癥患者80％是被病名嚇死的已是不爭的事實。還有一部分知其病名的癌癥患者活了下來是與患者本人的人格修養具有極大的關系，他們往往比較大度，不拘泥于物質的唯一性而看重多維信息的精神價值。因此，潘老先生的“意識”觀及其論述是筆者很震驚的。其一當今絕大多數人視“心理作用”、“精神作用”是沒有作用的，或者是“一種回光返照”的無效信息，是巫術的狡詐解讀云云。筆者常被一些學術大會作（僅指文學、美術、生態學、社會學之類）為貴賓邀請，然一旦知道筆者研究易經便有不少人嗤嗤以鼻，甚至仰頭斜視，不予答理。如果筆者講到易經所涉及到的生命架構及其運行法則和生命美學的八大定律則會場會立即擾動起來，會有人嚴正的指出：“我們唯物主義者最講究實事求是……，生命就是實實在在的肉體，心理和精神只是肉體健康與不健康的反映，并不是身體的組成部分，人得了病與心理和精神扯不上關系。”中國百分之七十五的亞健康和百分之十五的不健康群體中絕大部分均受害于此種強硬且幼稚的理念。在多次聽過筆者演講或讀過筆者專論者中也不乏轉變此理念且由此踏上健康之路的，其中有好些公務員朋交由“三高”而轉為康復者。例如筆者好幾個公務員外甥都是“三高”之類的患者，皆由長期與筆者對抗而轉為親情回歸，其原由正是筆者時常潛移默化地讓他們注意“心理的平靜”（靜為人根）、和“精神的自然歸真”（親情、仁愛、責任此精神寄托之三要乃生活充實悅愉之基礎），并告知眾多“亢龍有悔”的實例和生命機理，同時，給予中藥的交叉治療、使之現身說法，互為映證“靜為人根”、“精神充實”下的神速療效（例如服西藥十余年的高血壓、高血脂患者從此不再服任何藥物）。為此，一些數十年不與筆者親近的外甥們一下子變得年輕起來，振奮起來且對人嘆曰：“我舅舅是神仙啊！”（這當然是被信息喚醒了的大腦，發現了全息新大陸的夸張之嘆）。

健康不是單一因素的結果，也不是眾多單因素的并列結果，而是諸因素互為映射，互根作用、全方位、全時空、全信息整合的結果。科學研究證明：心理作用對稱于‘心理’可使‘生理’發生變化（如長期的心理負擔可導致內分泌失調），反過來‘生理’的變化對稱于‘心理’則可導致‘心理’的變化（如生理上多巴胺的喪失會導致心理上的煩躁；腎上腺素的過量分泌會導致聽覺視覺受到極強的限制）。而且二者之間的變化對‘精神’起著直接的‘湮滅整合’作用，即‘心理’對稱于‘生理’，或者‘生理’對稱于‘心理’的任何微小作用都將直接控制和影響‘精神狀態’，反過來‘精神狀態’也必然會給‘心理’或者是‘生理’帶來相應的影響，健康與長壽就在這三者全息映射之中，所以可將心理（心）——精神（志）——生理（生）函三對稱統一律作為宏觀的健康和長壽與否的“試金石”（摘自周天元《生命的全息架構以美學運行法則之研究》）。

筆者倘若以此生命機理的研究和例證為潘老先生的“生命意識論”作佐證的話，倒使我倆感到對生命內涵的展示顯得無奈和迫切，為此，我倆只能以此證明科學真諦的唯一性和普遍的同息性，因為筆者與潘老先生相隔千里之遙，且原本就不相識，但生命的真諦和科學的真諦能導引出不約而同的結果來。

“生命的信息運行與疾病”潘老先生以眾多的實例進行了論證，這是一具有開示性的課題。信息包括原發信息、物化信息和過渡信息，也具有函三為一的太極架構。宇宙從無到有正是信息關聯的太極架構。宇宙（正反宇宙）原本是‘空無極’對稱于‘小無極’。筆者祖父遺著《文烈卦序》曰：“無極者，無形無象也。或曰無垠，小至一粟，大至無邊，不可量也。或曰空虛，一塵不見也，然萬象生其中，萬物承其性，至靈也。然何以靈焉！炁也。炁者，從旡從火也，旡者，氣聚而不暢也，小溫其下散而通化，萬化初動焉。是故無極者先天之象也，虛靜為其性，渾然為其妙。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杏兮冥   兮，萬劫而不傷，宇宙之始祖也。”顯然宇宙幾乎是空空無也。所謂“小至一粟”正是正宇宙初始之象，與現代“爆炸理論”中的“奇點”完全一致。此小至一粟的“奇點”即為一高能信息的載體，一旦爆炸，氫便充斥了初始之宇宙，即為“無生有”，“氫”則為初始宇宙之“唯一”了，故而“道生一”也（也相當于“卵細胞”之產生了）。當宇宙溫度不斷下降時“氫”便聚合為“氦”，即所謂“一生二”也，繼而再由氦聚合而生“碳”，即“二生三”也，“碳”乃萬物之基，且一切生命無一不是碳的氧化形式而活動的，故為“三生萬物”也。這便是從無到有、到大有的全部信息運作及其物化過程和正在物化的過渡過程。如果將信息與物質或信息與生命絕然分開，或者“生命是生命、信息是信息”地對立起來則大錯而特錯了。有一市委干部無意中被醫生“發現”頸部淋巴稍顯腫大，便“公開”懷疑為淋巴癌，繼而住院檢查，確診為淋巴癌；方才還氣宇軒昂，能吃會睡的人一下子變成了放療、化療的高危患者。前后不到三個月便面黃肌瘦，弱不經風而走進了不歸之途。而另一癌癥患者筆者佯告知其體內只是“自由基”多點，不是癌癥，同時根據其體質筆者給他開了消熱散風、理氣健脾的消風散，并催其與家人上道教圣地武當山玩一個月。不料三個月之后滿面春風地送給筆者一“德高映日月，技絕合造化”的錦旗來。這便是信息與生命的關系所在。顯然生命里存在著正、反兩類信息，這要看被喚醒的是哪一類了，這只能由道德醫學去作出選擇。對比這一正反實例，潘老先生的相關論述包括“天下無癌癥”想必也就無須贅言了！

那么，生命二字如何來理解呢？潘老先生經過五十年行醫感悟和研究提出了一極有價值且又可玄關探微的“生命”理念即“生命是信息運行的自組織的一個過程。解釋如下：‘信息’，是指生命活動帶有的一切密碼；‘運行’，是指這些密碼是動態的，永遠向前的，不可逆的；‘自組織’，指的是一種自我實現的能力；……”這一理念否定了現代廣范認定的“生物體所具有的活動能力；生命是蛋白質存在的一種形式”這一“生命”定義。顯然將“活動能力”和“蛋白質存在的一種形式”概為“生命”是可笑的。因“活動能力”和“形式”僅僅是一種“表象”，最多也就包括了其思維活動。生命從一開始就是以“生態”作為載體的，其眾多時空的生態因子都給“創生”施以了作用，而且這些作用給了“過程生命”無數的應激反應和自組自調機制及其結構程序，其中所“遺傳”下來的眾多感悟的、生理的、精神的等等應激的、自組的、自調的諸多密碼都已成為了“生命結果”的組成部分。這些屬于一個整體所必須的內涵和外延，以及內、外互根互動的整合因子其現有“定義”是未能包容的。潘老先生的理念涵界了生命的整體性，也涵界了生命所具備的自我組織及其調節能力等全部進化過程的所有信息密碼。這一研究剖析，給治病是針對“生命”而不是針對“身體”以及對生命的關注是整體性絕非某一器官的修補提出了理論根據，同時給生命的自我組織、自我調節能力和該能力的自然抗病之必然性提出了身心志陰陽因子即顯性因子和隱性因子全息關聯的理論根據！說來很巧，筆者一直在各地演講的《全息養生學》的生命觀及養生觀正與潘老先生的理念不謀而合，真諦的普遍存在性是顯而易見的！在筆者的朋友和學者中已認同這一生命理念者也日漸增加，這說明潘老先生的研究不是孤立的，更不是異想天開的理論假說；所不同者，他提得響亮、尖銳，一針見血！如果我們的中醫研究機構乃至成千上萬的中醫師都能如此認定的話，則中國的醫學將無與倫比的為全世界所尊崇。

生命醫學與哲學二者相互融合（而可標示出真偽之“三”）的可能性和融合程度是真、偽學術及真、偽科學的試金石；她具函三為一的三元互根互鑒性（絕非絕對肯定與絕對否定之二元論的狡詐和虛偽性，以及人為操作的參與性）。潘老先生的“醫論”是非真偽是否能經得起這一試金石的考驗，讀者完全可以自我判斷定了吧。

要透徹了解潘老先生的“生命醫學”則必須從新認識生命或者叫回歸于生命的本原。現今中國人容易被誤導且不太尊重自己的生命，殊不知創生之不易，故而有必要弄清創生之機理。中國生命科學的解放及其真諦導向正在于此！

“在漫長的生態因子與有機因子對稱湮滅、攀升整合的信息流作用下，以其物質與能量所合成的蛋白質為載體的生理、心理及精神全息統一運作之生靈即為生命。生命具有自然的全部屬性，即淵源性、重演性和自我調組性，且不容任何有為外力的干擾，否則生命的自我調組程序及其調組能力必將被紊亂和削弱，從而顯為生命載體的‘身體’將發生病態和早衰。譬如非自然屬性的西藥就由于與生命毫無全息相關而成了自然生命的殺手。更何況生命中的“‘心理’和‘精神’的靈性部分西醫學是不可能涉足的，也就是說西醫學根本就不懂得生命的定義；它僅僅只能算作生理器官的修補師乃至修補后惡性循環的護理師。”（摘于周天元《球式太極生命架構》一文）。

自古有“曲高合寡”之說，然筆者常有“曲低合寡”之嘆，甚至深感取道于真諦的生命科學和中醫養生乃我國千古承傳的最自然最樸質的普通學問卻少人問律，甚至被歪曲而拒之門外。數十年來，常常升起“前有古人而后無來者”之嘆，然而自從有幸拜讀了潘老先生的專著之后卻令人為之一振——希望之燈倏忽增添了不少的光輝！

2011年元月30日于當陽空宇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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