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樹立大食物觀，其主要涵蓋了食物資源的基礎性、多樣性以及可持續性問題。大食物觀不僅繼承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自然辯證關系的基本觀點，同時也需要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作為中華文明的原典之一，《尚書》中蘊含著華夏先民對食物資源開發與利用的實踐及其思考，并且與大食物觀有著高度的契合性。對《尚書》中的食物觀進行剖析與解讀，有利于加深對大食物觀的理解。
“農用八政”與“民食之官”：食物資源的基礎性
食物資源的基礎性是大食物觀的立論基石。大食物觀要求清晰地認識到食物資源既是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根源，也是國家治理能夠長治久安的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食物觀一方面要“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發”，另一方面還要注意到“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而《尚書》食物觀也從民生與政治的角度論述了食物資源的基礎性地位。
《尚書·洪范》有“農用八政”，即“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在“八政”中居于首位。孔穎達疏解“食”曰：“人不食則死，食于人最急，故食為先也。”質言之，“食”為民生之本，認識到食物資源的基礎性，充分重視和保障人民群眾的飲食生活，才能為人民群眾的美好生活奠定物質基礎。此外，食物資源的基礎性也體現在精神層面。宋初大儒胡瑗詮釋“農用八政”之“食”曰：“夫圣人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足食為本……所謂倉廩實然后語榮辱之分，衣食足然后議廉恥之事。”《尚書》的食物觀絕不僅是將食物資源局限于物質基礎，還認為食物資源關乎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此外，《尚書·武成》也有“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的說法，將食物資源作為精神支撐而納入教化的范疇中，真正實現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尚書》還從政治的角度闡明食物資源的基礎性地位。《洪范》中作為“農用八政”之首的“食”也指專門掌管食物資源的官員。鄭玄注解“農用八政”之次序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后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洪范》將掌管食物資源的官員列為首要，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食物資源關乎國家命脈觀點的重要體現。非唯《洪范》的“農用八政”，《尚書·舜典》關于舜帝任命官員的順序也可窺見一二。《舜典》記載舜即位之初即曰：“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舜任命大禹為司空，棄為后稷，分別掌管土地與糧食，而后才是教化、法律以及百工。孔穎達疏曰：“蓋以官尊卑為先后也。”由此可見，食物資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與土地資源并列，是國家治理環節中尤為重要的資源。
“納有精粗”與“粒食鮮食”：食物資源的多樣性
探索食物資源的多樣性是大食物觀的實踐路徑。大食物觀要求認識到食物資源存在多樣性，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構建多元化的食物資源供給體系，保障食物資源多向度、有秩序地供應。而食物資源的多樣性主要體現為種類的多樣性與途徑的多樣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樹立大農業觀、大食物觀，農林牧漁并舉，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構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給體系是大食物觀的基本內容。《尚書》的食物觀在種類與途徑兩方面對食物資源的多樣性同樣有所闡發。
在種類的多樣性方面，《尚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铚，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其中的“緫”“铚”“秸”“粟”以及“米”，是先秦時期古人對以稻米為主的主食由粗至精的不同稱呼。孔穎達疏：“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禹貢》的這段記載是《尚書》食物觀在食物資源種類多樣性方面的典型案例。以稻米這類主食為例，《禹貢》構建了一套根據食物資源的供給者距離國都遠近程度的不同，從而提供不同粗精種類食物資源的供給體系。宋人編纂的《太平御覽》在分析《禹貢》這種糧食供給體系的設計之后，認為這種種類多樣性的食物供給是“以其利而利之，食其土之毛，實役其人民之力”，甚至形成“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嘆”的局面。
在途徑的多樣性方面，《尚書·益稷》記載伯益與后稷跟隨大禹平治水土之時，“奏庶鮮食”與“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之事。宋儒蔡沈曰：“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眾鳥獸魚鱉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飽也。”又曰：“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后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益稷》的記載表明中國古人十分關注獲取食物資源途徑的多樣性。不僅需要種植稻米等主食，還需要從山川河流等其他生態系統中獲取食物。這種觀點，與習近平總書記所倡導的“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動物微生物要熱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徑開發食物資源”的大食物觀呈現出古今貫通、相互呼應的樣態。
“峙乃糗糧”與“食哉惟時”：食物資源的可持續性
食物資源的可持續性是大食物觀的理論旨歸。通常而言，食物資源的可持續性又可以分為儲備的可持續性與消費的可持續性。所謂儲備的可持續性，是基于客體視角的可持續性，即充分利用食物資源自身的特性，使得食物資源更為持久地存續，從而應對未來可能的食物安全風險。所謂消費的可持續性，則是基于主體視角的可持續性，即作為消費主體的人注重資源節約和生態保育，構建與食物資源生產承載相適應的食物消費體系。對此，《尚書》中也有相應的智慧值得借鑒。
《尚書·費誓》記載魯國的國君伯禽就以“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之語勸說民眾。所謂“峙乃糗糧”，偽孔安國《傳》注曰：“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又孔穎達疏曰：“（糗）謂熬米麥使熟，又搗之以為粉也。‘糒’，干飯也。”概而言之，伯禽之語是勸說民眾制作干糧作為糧食儲備，即發揮以米麥為代表的具有長期儲存價值食物資源的特性，用以應對諸如戰爭與自然災害等突發情況。事實上，儲備的可持續性自古以來便是應對食物安全風險的重要手段，而其中的關鍵則在于如何充分利用好相應食物資源的特性，從而更好地讓人民群眾在面對未來可能面臨的安全風險時，在食物資源的選擇上擁有更自由的權利。
相較于儲備的可持續性，消費的可持續性則更為根本，《尚書》在這方面的討論更為典型。《尚書·舜典》記載舜告誡十二州牧之語，即曰：“食哉惟時。”孔穎達疏曰：“人君最所重者，在于民之食哉！惟當敬授民之天時，無失其農要。”又蔡沈曰：“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違農時也。”實際上，“食哉惟時”就是指在對農作物這類食物資源的取用消費上，應當順應自然時節、合乎自然規律、維持生態平衡，從而實現食物資源消費的可持續性。并且，《尚書》所言消費的可持續性上并非局限于農作物，同時也延伸至其他類型的食物資源。《尚書·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這也表明《尚書》食物觀在消費的可持續性方面具有廣闊的外延，體現了山水林田湖草等眾多生態系統一體化的可持續性。
總而言之，《尚書》食物觀是中華傳統食物觀的代表，也是將“食物觀”與“生態觀”相結合的典范。《尚書》對食物資源的基礎性、多樣性以及可持續性所闡發的觀點與新時代大食物觀具有較高的契合性， 對于以大食物觀為重要內容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國家糧食安全戰略都具有重要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特質及其踐行機制研究”（21CKS034）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湖州師范學院研究基地研究員；福建農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院長、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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