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星堆確實是舉世無雙的遺址，本可建設成展示和證實中華文明一路領先世界發展而占據世界文明制高點的頂級大博物館和大證據庫，結果卻被搞成大迷宮，完全是照搬西方常規考古學和文字學，先入為主地認定“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所造成。近三十多年來，圍繞三星堆遺存是否“外星文明”、“域外文明”的爭論愈演愈烈的局面警示：這樣“見物不見文”的考古，是上西方中心論的當，讓我們這樣自陷爭論不休的泥潭中越來越喪失對中華文明的自信。為不再上這個當，本文向世人揭示：

　　三星堆文明遺存中，文物與文字實際上是密不可分的，其中的實物證據依文字證據鏈才能整合成如山鐵證直接證實：三星堆文明的創造者——羌夏盟族先民，是炎黃子孫中的一支冠軍團隊，在世界各國青銅文明競爭中蟬聯千多年世界冠軍！一切“外星文明”、“域外文明”論與“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的自欺欺人之談，皆可休矣！

　　人們為何如此關注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對此，在2021年3月20日上午的新發現發布會上，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孫華就坦言：1986年這遺址的發現引起國內外學者公眾的極大關注，就是因為“大家就感到很吃驚，覺得中國以前好像不鑄造這些東西”(宋宇晟 2021)。在以孫教授為代表的這派學者看來，三星堆先民鑄造的銅器具備域外文明特征。但三星堆“祭祀區”考古發掘專家咨詢組組長、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說：“三星堆文化和在其后的金沙•十二橋文化共同構成的古蜀文明，是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明的星空中十分璀璨的一顆星。”以他為代表的一派學者這樣說的依據是：“三星堆文化早期接受了二里頭文化的影響，比如三星堆發現了玉璋、玉戈、玉刀構成的儀仗用具，此外還有玉琮、玉璧等祭祀用的玉器 ”( 梁新慧2021)。

　　這兩派的觀點各以三星堆遺址出土器物的一部分為證據，誰也說服不了誰。在此針尖對麥芒之下，只有靠這些器物上刻鑄的文字、特別是標記其族屬的文字來作最終的決定了。可是，各派都先入為主地認定“三星堆沒有發現文字”，把對識別其文化主體起決定作用的文字證據排除到科研和公眾的視野之外，而各自憑對“神像”的想象來解讀，各說各話，混戰三十余年，至今更加眾說紛紜，且各派不論他們主觀意圖如何，其觀點都在虛化或矮化中華文明而誤導公眾，以致中國傳統文化學者張吉霞（2021）報導：“三星堆遺址問世以來，許多專家學者話里話外的認為，中國文化不是本土發展出來的，而是外來文化，具體從哪里來的呢，找不到，只好懷疑是外星人帶來的，更有甚者，我竟然親耳聽到，說中國都不敢考古了，因為，再考下去，連我們的人種都不是本土的，這真是令人吃驚的事，沒有想到，我們自己人都認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文化了。”如此局面錯失了在考古史上開創世界記錄的良機，把三星堆這樣一個舉世無雙的頂級遺址，本來可建成向世人展示和證實中華文明自起步以來一直領先世界發展而占據世界文明制高點的頂級大博物館和大數據庫，結果卻搞成這樣一個迷亂不堪的大迷宮。正在繼續發生的慘痛教訓再次提醒：我們只有突破西方常規考古學和文字學的束縛，把城市為載體的物質文明探源與文字為載體的精神文明探源結合起來，以三星堆文化遺存的當時文字及其他內證性證據為主導，結合其同出的實物證據和相關古籍記載，來正本清源，才能破解三星堆之謎，從根本上還原三星堆文明的真相。

　　盡管三星堆文化遺存的文字材料沒有自覺地予以全面系統的提取和公布，但現已公布的文物上仍可找到文字及其他內證性證據，與其同出的實物證據和有關古籍記載相對證,我們仍可追溯出三星堆文明史原來就是羌夏盟族蠶叢分支在蜀地建都立國史：公元前2100年前后，生活在岷江上游地區（四川茂名和甘肅岷山）的羌夏盟族的一支，在其羌族首領蠶叢的帶領下，順江而下遷移到成都平原開展建都立國活動，與當地土著居民相融合，將其逐漸擴大的領地建設成蜀方國，并發展到獨占世界青銅文明的制高點，同入主中原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共存了1700余年，直到公元前4世紀被秦惠王所滅。對這個古蜀國的歷史作出實證, 我們就能破解三星堆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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