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

政治體制改革，是個馬蜂窩，捅馬蜂窩，歷來為智者所不為。但是學問做久了，人容易迂腐，不識時務。筆者既無官守，又無言責，不幸淪為這樣一個愚人，不喜趨時，愛讀舊書，又不自量力，對那種“非深謀遠慮者不能言，而非深切關注者不肯言也“（為林則徐對龔自珍的贊詞）的境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所以寒假里冒傻氣，做了此文：畢竟政治體制改革，茲事體大，“兩會”在即，不能僅靠“肉食者謀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照搬西方模式”，但還是浪潮洶涌。其實，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如能做到選賢任能，善莫大焉，這方面古人有的是成功經驗，照虎畫虎即可，何必汲汲于向西方照貓畫虎？然昨被某“有國際影響的政論刊物 ”告知，拙文“走完了所有編輯程序，最后因種種原因，被總編撤下”。其實編者，與作者差不多，也有苦衷，不能苛求。好在現在西方不亮東方亮，筆者還有博客可以發表。歡迎網友批評指正。

民主的基本精神和思路要從傳統政治中發掘

鄭彪

20世紀90年代，隨著世界兩極格局傾覆，社會主義被妖魔化，西方模式更走上神壇。轉眼間，以“歷史終結論”名噪一時的美國福山教授指出：“21世紀頭10年，人們對不同政治模式的看法發生了巨大逆轉”，又說“中國政治體制優勢明顯”，“不可能轉向西方民主”，而“美國模式越來越僵化”，“美國民主沒什么可教給中國的”，等等。（1）其實，民主是中國的土產，不是西方的專利，不必一味他求。

一、西方政治理論和實踐的局限

世界近兩百個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已經有一百二十家之多，然其中絕大部分為20世紀以后，特別是近幾十年從西方向發展中國家移植的，多不成功，其中包括中國辛亥革命以后照抄照搬西方政治體制而不成功。其原因，正所謂“橘生淮南之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敝劣谏贁蛋l達國家的民主制度，例如美國，也是從歐洲移植的，是否真的為橘，至少從2008年金融海嘯看來，也頗有些酸味或“枳”味，福山批評其僵化。

英語政治Politics一詞源自希臘語Polis的引申，后者指城邦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范圍僅為該城市及其近郊，故古代西方政治實為城邦國家即奴隸制小國寡民的政治。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還包括奴隸主的管家術，視野就更狹小。從奴隸制國家以來的西方歷史，離開暴力強制，無法維持秩序，所以近代萊布尼茨和伏爾泰等西方啟蒙思想家對中國古代以德治國一行幾千年驚嘆不已。柏拉圖的《理想國》仍是奴隸制，保留階級壓迫，實不理想，較之《禮記》之大同社會，不如遠甚。奴隸制城邦演變到羅馬帝國的專制，如錢穆先生所說：“除皇帝外別無所謂長官，八千萬人之帝國政事，皆主于皇帝一身?；实壑貢c大臣則皆自新自由民中拔用，大半皆外國人，故史家謂羅馬皇帝乃以從前之奴隸統治其本來之公民。即就后世西洋史觀之，其歷史上有關系之人物，有皇帝，有教主，有軍人，有藝術家，、文學家、科學家、哲學家、探險家等。其他有為皇帝管理財政者，有為皇帝辦理外交者，而極少所謂大臣?！?2)可見，羅馬帝國可謂皇帝專制。大臣“有之，自英國憲政責任內閣始。中國史上不僅每一時代均有所謂大臣，皆占極重要之地位。而群臣之地位亦極重要。更有所謂地方循吏，賢良的小區域的地方長官，在中國史上為常見，在西洋史則少有。此亦見中西傳統政治形態之不同?！保?）不僅中西傳統政治形態不同，精神也不同。中國優秀傳統政治精神往往表現在歷代明君賢相“古大臣”身上，在中國共產黨內也多有傳承和體現，對周恩來海內外公論認其兼有中國歷史上賢相、完人和古大臣的諸多優秀品質。

西方古羅馬帝王專制政制到中世紀又演變為教權專制，一行千年，史稱“黑暗的中世紀”。如何到近代就突然“民主”起來了呢？邏輯上不通，事實上近代文藝復興、宗教革命以人本主義為號召推翻神本主義的宗教統治，號稱以人本取代神本，實則宗教統治演變為資本統治，所謂個人主義至上，這個個人本質上是資本的人格化，而非為自然人。換言之，西方是從王權專制演變為教權專制再到資本專制。資本以追逐利潤為目的，一般自然人成為資本剝削的對象。近代西方開明專制的重心也在君不在民，權力與資本一體化，到19世紀末以來又演變為壟斷資本集團統治，迄于今日。自由、民主、人權，早期都是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到20世紀其所以也能逐漸部分地惠及人民，是階級斗爭的結果，迄今為止本質上仍然是壟斷資本統治的裝飾品。政府包括總統只是壟斷資本集團的仆人，2010年奧巴馬總統在美國中期選舉的一次集會上憤怒地說：“那些頗有影響力的勢力長期以來主導著華盛頓的議事日程”，“他們說我時就像在說一條狗一樣”。（4）而在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和政權的背后，更隱然有共濟會甚至某些顯赫家族精英集團的身影，故近代以來世界歷史演進之殖民擴張、階級斗爭實又與文明沖突相糾纏，錯綜復雜，黑箱作業，波譎云詭。福山謂現今美國政治體制僵化，其實是壟斷資本集團僵化。美國金融崩潰其實是文明崩潰，充分證明稱霸世界兩百年的西方文明包括其政治理論和政治體制的能量已經耗盡，需要轉型。

二、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和實踐的基本精神是民主而不是專制

這個標題不免驚世駭俗，道出的卻是一個被歷史遺忘已久的事實。從中國傳統政治來看，元朝是一個分界，此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其政治體制中的民主精神遭到嚴重摧殘，元、清兩朝政治均有落后游牧文化的部族因素，皆不尊儒而尊喇嘛，不得謂中國傳統政治代表。明朝雖然恢復了漢統，文化卻遠未得到宋時那樣發展，其中兩漢以來政治的民主精神更被宰割。今人動輒輕言中國封建專制政體兩千年，“封建”既與事實不符，專制也主要是明清兩朝五六百年，卻被用來泛指兩千多年，是以偏概全。這一點極為重要，有關史家早有論述，似應進一步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中國的經濟、政治、社會、人口、地域、歷史、文化、文字、語言等方面獨特的地緣政治要素，規定了中國歷史、道路和模式的所有特征。其中最突出的表現為文化，而歸根結蒂文化決定政治。中國在幾千年漫長而曲折的歷史中，形成了獨特的政治價值觀。中國古代沒有西方那種典型的奴隸制社會，且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封建制度已經解體，貴族政治衰落，作為貴族統治工具的學術（與巫術相混雜）文化流落民間，于是有平民士階層的崛起。孔子是沒落貴族出身，轉變成為平民士族的代表。春秋戰國乃中國歷史轉變之一大關鍵，就政治而言，是從貴族政治向平民政治的轉捩點。這是百家爭鳴中儒學作為古代民本政治學說脫穎而出的歷史背景，也使得中國自秦漢以下至唐宋的政治歷史和政治體制具有獨特而鮮明的平民政治特征。

中國政治思想，在先秦是儒墨道三家為主，法家源出于儒家，“因偏狹，為國人所輕。又道家重自由，墨家重平等，儒則二者兼盡，法家二者皆缺。此所以申、韓卑卑，不足與三家并齒也?！保ㄥX穆）法家為國人特別是學者所輕，卻一向為為政者所青睞。重法輕儒，一味批儒倒儒，對建國以后在美蘇兩霸交相壓迫下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而不幸長期走向極左，不能不說是一個思想根源。中國傳統政治的真義是儒法并用，義利雙行，王霸相濟。就儒家而言，孔子對政治價值觀的定義是“政者，正也，有著名的“苛政猛于虎”的親民論；孟子從歷史經驗中得出“民貴君輕”論，更說“聞殺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實為民眾“造反有理”最早的理論依據；總之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張親民，有關論述很多，故《大學》闡發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比叩暮诵?，在民不在君，更不在官，故中國自孟子“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和“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政治思想，對后世影響很大，于是又有“天下為公”、“天下一家”和“大同”的重要思想為社會崇尚，演變至現代理論，就是社會主義和“為人民服務”。墨家更主張君由民選，所以中國傳統政治思想，重心都在民不在君，在下不再上，其最高理想和政治目標實為一種平民政治，也是民主政治。民主既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理論，也體現在長期的政治實踐中，包括老百姓和先進士大夫，普遍接受這種思想和實踐。中國自古士階層的主流胸襟廣大，理想高遠，從先秦“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到宋儒“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后世稱之為秀才教，對近代救亡圖強和革命運動影響深遠。就政府與人民的關系言，既有統治被統治的一面，也有官民一體的一面：老百姓要求“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種白薯”，先進士大夫也能有“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的情懷。而人民受儒學教化，忠恕厚道，通情達理，對政府要求不高，官員稍有善政，即樹碑立傳，送“萬民傘”，古往今來的各種史書包括地方志和民間傳說中，對為百姓謀福利的善政頌揚史不絕書，代不絕口。儒家成為政治主流，一尊兩千多年，其中重視正義、公平、均富、平安、長久的思想觀念尤其深入人心，人民更將“安”的觀念置于“富”之上，于富強二字，不甚著力，故小富即安、安即是福的思想，源遠流長。這是弊端，也是國情，而歷代為政者對長治久安尤其重視，秦“二世而亡”的教訓歷來都引以為戒。西方從大遷徙實為大逃難的苦難時代，到中世紀黑暗時代，一直戰爭不斷，后國內相對安定，演變為現代的幾年一換政府，走馬燈似的政治，這在中國傳統政治觀念中叫“板蕩”，現代語叫“折騰”，不可思議，更難以接受。這方面也是中國歷史與西方國家完全不同之處，也為西方歷史所沒有。中國自兩漢平民政治得到較大發展，中經魏晉南北朝的動亂和門閥政治沖擊而有所削弱，后經隋、唐建立科舉制得以接續、傳承和發揚，到宋朝平民政治體制臻于完善，其中多有民主精華。毛澤東在談到“古為今用”時，曾指出對中國歷史文化遺產要取其“民主性精華”。

中國政治傳統的民主精華究竟何在？限于篇幅，這里只能舉要。

首先，從理論上看，其理論基礎是以民為本的儒家學說。儒學自有一種民主精神，如上述民貴君輕、崇尚正義，追求大同太平，天下為公，重視人心向背的政治思想。中國自漢代儒學引導社會和政治，用以指導實踐，使儒家文化與政治和政制融為一體，其中民本思想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最主要的民主性精華之一。

其次，從實踐上看，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一行兩千多年全社會的選賢任能。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盛行選士制度，漢代有選舉制，漢武帝又創“地方察舉”制，魏晉動亂年代也有“九品中正”制，隋唐又創科舉制，于是人才源源不斷地從民間涌出，實為支撐中國幾千年歷史的柱石。“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佳話自秦漢起即成為社會常態，實為人類文明史和政治史的一大獨特創舉和古代中國政治史的獨特景觀。中國自漢代以來的選舉是選官，近代西方是選議員，所以錢穆說中國是“直接民權”，而西方是“間接民權”，貌似強詞，實非奪理。中國古代政府組成的不可及處還在于，不分什么政務官和事務官，到唐宋兩朝政府成員幾乎全部由科考選拔組成?？荚囍贫戎?，還有銓敘制度相輔助，負責各級官員的進退遷轉，防止以個人私見而升黜?！八蚊饕詠頌樵紫啻蟪颊?，幾乎全數必須經過考試制度獲得其從政資格，又全部從銓敘制度獲得其升擢之階履。故中國傳統政治，只除王帝一人，自宰相以下全部政府人員，依理論之，皆當由考試制度選拔，皆當依銓敘制度任用。雖事實有不盡然，然大體亦不能甚違此原則?！保?）這種制度長期堅持，經過歷史檢驗，證明行之有效，為統一的中華民族幾千年繁衍至今提供了卓有成效的人才支撐和組織保障。所以自古有政諺叫“宰相須用讀書人”，光有經驗，或者只有局部經驗，甚至局部經驗也沒有，讀書、閱歷又有限，一旦居高位，臨大局，容易辨不清方向，把不住輪舵，掌不住全局，更容易被歹人外人誤導，小人捉弄，往往僨事。后世謂宋朝趙普以“半部論語治天下”，畢竟不是普遍經驗，卻流傳至今，成為現代中國輕視讀書的經驗主義政治思想的歷史根源。當然書呆子執政也肯定不行。中國古代的政治思想和政制，對近代西方影響很大，前者如影響近代西方啟蒙運動，后者如英國近代文官制度，實由中國引進。

再次，西方民主政體的精義在制衡，中國政制很早就設立了權力制衡機制。一是表現為君相分置和分權：君相分置，王尊則國寧，相賢則民安；君相分權，從商周歷史經驗得出，意在以相權制約君權，周公實為中國歷史上相權的代表。王帝詔敕，必由宰相副署，經鳳閣鸞臺，始得行下。秦始皇被稱專制暴君，但在政制上始皇招賢納士，任用平民李斯做宰相，大將蒙恬也是“白身”，皇室成員不得為官，這在當時是一個了不起的制度創新。中國君相分權，無成文法，貴在磨合。“歷史上極多明君賢相，相得而益彰者；亦有雄主庸相，暗主能臣，雖不兼美，而猶得調節彌縫，不至于甚壞者。其例甚多。故君權相權消長之間，亦至無一定，圓滑推行，頗亦有效?！保?）承平時期，相權重，常以致治；然在改革時期，相權過重，脫離君權掌控，往往招亂。而一旦宰相與天子沖突，宰相無不敗，“其不敗者，則權臣篡臣。”（7）后世君主喜稱中國的平民政治、君相分權體制叫“君臣共治”（并非皇帝獨裁），有事實根據。

二是建立監察制衡機制，叫做御史制度，意在制衡相權。與御史制度相輔助的，還有諫議和審駁制度。猶如考試制度與銓敘制度，相輔相成。御史可以彈劾宰相以下，對皇帝只可以諫諍，是為尊王?！爸G議封駁，在漢已有之。下迄唐、宋，發展益著。在唐為門下省，在宋為諫垣，在明為尚書六部分科給事中，皆此一機能之遞演。所謂臺諫分行，政令之推行有缺失，則臺官彈劾之；其政令自身有不當，則諫官駁正之。依中國傳統政制之慣例，王帝詔敕，也必由宰相副署，始得行下。而宰相政令，得由門下省或諫垣駁議糾正。諫官認為不可，可以抑而不下，或封還改定之?！保?）這就是政府內部自我調節的制衡機制。至于在實踐中，這種對君權和相權的制約，也并非總是有效，但這是另一個問題，瑕不掩瑜，掩不住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和實踐中民主精神的光輝，所以漢有文景之治，唐有貞觀之治，宋朝武備松弛，文治卻多可圈點，這些都不是專制氣象。中國傳統政制的制衡機制，與近代西方又有一精神不同，在于西方文化以人性惡為前提，國會視政府官員為盜賊，監督實為防賊，故孟德斯鳩所言三權分立似有一種敵對精神，實踐上國會與政府也往往劍拔弩張。中國哲學觀念“天人合一”，反映在政治思想上則相信君臣民實為一利益共同體，故孟子有“得人心者得天下論”，魏征有“載舟覆舟論”，歷史上影響深遠極為。又中國秦漢以后建立平民政治，官員來自民間，自幼經儒學民本主義教育，再經科舉考試層層選賢任能，授官之后則“君臣共治”，社會又崇尚圣賢，老百姓企盼好皇帝好官員，又民風忠恕厚道，要求不高，只要不實行苛政惡政，百姓不僅不與政府敵對，并且樂得自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所以孫中山先生考察西方后得出結論，中國老百姓自由很多。

三是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結合、共治。中國自秦漢以下，地方自治一行兩千多年，中間雖多變故，直到民國余風猶存。特別是漢代，“其時鄉縣三老，皆由選舉，得以縣令、丞尉以事相教，此即一種官民協商與官民合作。鄉縣三老并得對天子王侯直接言事，其地位不為卑下。又兩漢郡縣掾屬，例以本土士人充之。太守令常辟署掾屬，又必尊重其鄉土輿論。又往往郡縣實際政事皆由掾屬操之，太守令常臥治而已?！保?）故史家有言，兩漢吏治之美，冠絕后世?？たh三老、鄉紳、大龍頭的地方自治（社倉、保甲、書院、鄉約），直到民國時期，仍不失為中國政治的特色。據載，直到民國前期許多地方鄉村仍長年見不到縣吏而社會秩序良好。

可見，中國傳統政治體制總體和本質上是一種中國特色的民主政體。中國歷史上不僅有自由（自耕農多），也有民主，而且從政治思想到政制實踐都達到很高的成就，在人類文明史上應有其崇高的地位。新中國建國，人民翻身解放，當家作主，以社會主義重新占領人類道德高地。1949年毛澤東親自撰文，六評美國白皮書，在人權、自由、民主等問題上對美國居高臨下，氣勢磅礴，批得理直氣壯，痛快淋漓，何等自信！其時世界社會主義如日中天，美國在國際上相當狼狽，國內也亂作一團，兩黨互相推諉：“誰丟掉了中國”？可惜由于中國歷史被西方和西化論者長期妖魔化，近三十年來一些學者往往對許多歷史問題反思過了頭，以非為是，以是為非，以至在西方民主面前自慚形穢，抬不起頭。中國歷史包括20世紀以來，多有曲折，這是事實。然誰人歷史不曲折？西方所驕傲者，惟近代史，與中國比古代史，西方有識者常氣餒而轉生嘆服欽羨，遠者不論，當代如大思想家湯因比即是。算大帳，中國歷史治世多，亂世少?，F在中國今非昔比，復興起步，在民主問題上也需要重建自信。中國從商朝就開始擺脫宗教，滋生對人的自信，后產生民本思想，到秦漢（漢初耶穌尚未降生）更創立平民政治和民主政制，到唐宋得以完善，不僅很了不起，而且一行千年，這是中國歷史的主流。其中凝聚著許多古人的政治智慧，至今仍有可資借鑒者，何必專一向西看？

元滅南宋以后，中國政治傳統的民主精神備遭摧殘。元、清兩朝的統治受游牧文化和部族意識的影響甚大。明朝雖恢復正統，卻政治大壞，特別是洪武廢相，是對秦統一以來君相分權的一場政制革命，君主專制由此開了惡例。而清朝在明廢相基礎上更設軍機處，實為廢大臣，專制黑暗，實有甚于明。明清專制在整個中國歷史上是非主流，與前述中國傳統政治主流一同對20世紀中國歷史進程發生深刻影響。中國古代帝王專制，思想上可追溯到法家，不是主流；從政制實踐上看，實起于明太祖，但是明清兩朝專制畢竟只有五百多年。今人動輒將中國秦統一以來兩千多年歷史打成封建專制，眾口鑠金，這種觀點從歷史上看，最早源于孟德斯鳩以來對中國文化歷史的西方種族主義偏見，20世紀又受到蘇聯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主要是政治原因。建國前后中國需要在意識形態和某些政策上與蘇聯“對表”，對此需要站在歷史高度，加以理解。近三十年來走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時常與美國“對表”。如今中美半年一次“經濟戰略對話”，已成“合作伙伴”關系，“對表”成為常態。中國在追求民族復興的道路上，在一定歷史條件下，與超級大國適當地有條件地“對表”，難以完全避免。然則“對表”是為了有朝一日和盡快“不對表”，自己走路。這一點也是要區分清楚的，也要防止不加區別地盲目“對表”，或加以曲解，試圖以“對表”為名行別的什么之實，也是危險的。至于對歷史分期問題的認識，時過境遷，改過來就是了。對于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和實踐主流的的民生本位、民主精神，卻需要倍加呵護，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恢復中華民族的底氣、元氣和自信。

三、孫中山先生是中國從傳統政治文化中汲取民主精神的革命先驅

孫中山先生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其歷史功績不僅在于辛亥革命，還在于他創立了三民主義理論和民國五權憲法的政制。梁啟超說，孫逸仙不是學者，但是目光敏銳，在中國宣傳社會主義，以他為先。孫中山創立三民主義學說，是將西方社會主義和民主理論中國化的嘗試，其中民生主義源于儒家民本思想，民權主義是借鑒西方民主理論。五權憲法更是在中國歷史經驗和國情基礎上，推陳出新，創立考試權和檢察權，引進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主要是立法權），創建中國特色五權憲法的民國政制。五權憲法體制是草創，理論上不完善，實踐中問題很多，其中國會的建立，特別在北洋政府時期，尤其失敗。其中缺乏一科學理論為指導的強有力的政治領導核心，導致國會議員亂熗湯，被軍閥操縱和收買，甚至鬧出賄選的丑劇，是一個重要原因。無論對這一體制如何評價，孫中山先生的基本思路是從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汲取民主精神，同時引進西方經驗加以自主創新，正如他所謂“還政于民”，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并非專一向西看。這一點表現出與當時盲目崇拜西方的思潮不同，尤其難能可貴。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堅持了五權憲法體制，包括到臺灣以后幾十年演變至今，一度躋身“亞洲四小”，其中有何經驗教訓，這個問題需要專門研究。

新中國創建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制，包括人大政協體制，其功能雖待完善，畢竟初具規模，能在國際上獨樹一幟，是中國特色。前三十年，草創初期，限于歷史條件，難免不完善，立法尤其薄弱、制衡、監督機制不完備，選賢任能等方面也多有不足，例如有“接班人問題”，出現歷史曲折。但“文革”前和“文革”中從勞動模范中選拔高級干部和國家領導人，雖不盡成功，卻有淵源，源于中國古代“察舉”的傳統，大學畢業成為國家干部也源于科舉傳統，只不過大學錄取有過于嚴厲的政審限制，雖有政治需要，終不免出身歧視?！拔母铩笔辏m為反“和平演變”，畢竟不得力，黨和人民群眾創巨痛深，后政改呼聲強烈。改革開放以后，政改一直沒有中斷，包括領導體制改革，立法大踏步前進，高考制度改革，人才噴涌而出，近年來紀檢監察工作成就不小，等等。但是，多年來干部選拔任用有某種逆淘汰現象，又腐敗嚴重，買官賣官，等等，可見仍多有待改進之處。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改革進入深水區，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發展和改革受到某種誤導，遭遇挫折，社會矛盾激化，政改呼聲又起。其中有鼓吹照搬美國聯邦模式者頗為可疑：美國為一合眾國，重心在各州；中國自古為統一中央集權體制，照搬美國模式，必致分崩離析。當此險惡之“文明沖突”漩渦，乃自取滅種之道。茍非喪心病狂，何出此言？又有主張實行西方憲政改革的思潮和活動，拋出所謂“零八憲章”，西方也以各種手段包括諾貝爾和平獎等推波助瀾，無視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移植西方民主制度失敗而陷水火，更無視中國國情和傳統政治經驗以及無視中國根本利益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其實政改西化論者是在重蹈民國初期的覆轍，茍其得志，則中國將萬劫不復矣。

中央對政治體制改革一貫持積極而審慎的態度，一再聲明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非常英明。民主是方向，不照搬西方，不等于拒絕西方好的經驗。但是歸根結蒂，借鑒要有主心骨，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主心骨來自哪里？既來自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也來自對幾千年中華文化的自信。這就要首先正確體察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實踐的民主精神，從中發掘其民主性精華，其次從中國辛亥革命百年來行之有效的政治實踐，包括從中國共產黨90年（包括根據地、解放區）的成功經驗中提煉和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則，同時揉進國外包括西方好的東西。這才是當代中國政治發展和體制改革的正途。

                            （2011年1月24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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