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無情，漢字必須改革　　

——兼駁藩慶林等人在兩會上“廢簡求繁”的提案　　

一　　

從漢字的歷史發展看，漢字走的是一條刪繁就簡的道路。　　

漢字經歷了甲骨文、大篆、小篆、隸書、楷體的發展過程，“在歷史上，漢字每當傳習擴大，應用頻繁，就發生簡化。”(周有光：《漢字改革概論》，文字改革出版社1979年版，第11頁。)據一些學者說，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簡體字，也就是說漢字簡化工作從殷商時代就開始了。秦始皇堪稱“千古一帝”，他的貢獻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就是“書同文”，這可以看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由官方主導的漢字簡化工作。秦國的小篆對六國文字來說，就是規范字、簡化字。但是那時的另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從歷史文獻和出土的秦國石刻看，秦統一的文字雖是小篆，但我們今天看到出土的秦代簡牘上往往不是字形優美、寫作較為繁難的小篆，而是更為簡潔的具有隸書體式的古隸。這一現象說明了秦時文字選擇的價值取向。南北朝以來，在常用的楷體漢字中，已有一些形體比較簡單的字在民間流行，被人們稱作“簡體字”、“俗體”或“破體”等，如“爾、蓋、劉”等。在太平天國政府的印璽和所印發的公告、書籍等，大量采用了民間流行的簡體字，同時也創造了不少新的簡體字。　　

現代漢字簡化工作是從20世紀初開始的。 “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同時要求改革漢字的呼聲也逐漸高漲起來，胡適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的《卷頭言》中說：“語言文字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然而“中國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驚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驚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1922年，錢玄同等人提出一套具體的漢字簡化方案，其中提出采用筆畫簡單的古字、用簡單的符號代替復雜的偏旁、在不引起混淆的情況下同音字合并為簡單的那個字、草書楷化等簡化策略，第一次有系統地提出了漢字簡化的方法。1934年，他又向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提出《搜采固有而較適用的簡體字案》。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報》刊載《手頭字之提倡》的新聞報道，同時發表了《推行手頭字緣起》和《手頭字第一期字匯》。上海其他報刊紛紛響應，相繼轉載《推行手頭字緣起》。手頭字運動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陳望道、葉圣陶、巴金、老舍、鄭振鐸、朱自清、李公樸、艾思奇、郁達夫、胡蜂、林漢達、葉籟士等200位當時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學》、《譯文》、《小朋友》、《中學生》、《新中華》、《讀書生活》、《世界知識》等15家雜志社共同發起。《手頭字第一期字匯》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華民國政府教育部頒布《第一批簡體字表》所采用。1935年8月21日，中華民國教育部發布第11400號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采用了錢玄同所編《簡體字譜》中2400字中的324個，在當時又稱“手頭字”，這是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推行簡化漢字。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僅過半年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訓令“簡體字應暫緩推行”，這樣《第一批簡體字表》被收回廢止。盡管如此，民國為改革漢字做出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后來中共政府實現簡化漢字打下堅實的基礎。　　

1949年吳玉章先生給毛澤東寫信，提出為了有效的掃除中國的億萬文盲，需要迅速進行文字改革，即制定出簡化漢字方案，推行簡化字。中共高層領導經過討論研究后，很快吸納了他的建議。在五十年代初，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設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開始探索文字改革的道路。1954年10月，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改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接替馬敘倫擔任該委員會主任。1955年1月7日，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漢字簡化方案（草案）》。1956年1月28日正式發布《漢字簡化方案》，中國的文字改革取得實質性的成果。據有些人研究，在簡化方案中80%以上的簡體字都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就已經流行或存在的。其中源自先秦的68字，占13.05%；源自秦漢的共96字，占18.43%；源自三國、兩晉、南北朝的共32字，占6.14%；源自隋、唐、五代的共29字，占5.57%；源自宋、遼、金、元的82字，占15.74%；源自明、清、太平天國時期的53字，占10.17%；源自民國的共60字，占11.52%；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布的(1949年至1956年，包括1949年以前在解放區通行的少量“解放字”)共101字，占19.38%。(參見李樂毅：《80%的簡化字是“古已有之”的》，《語文建設》1996年第8期。) 1964年5月審定通過《簡化字總表》，1986年重新發表經少量修訂后的《簡化字總表》，一直在中國大陸使用至今。簡化字除了中國大陸使用外，亦在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使用。　　

通過以上史實我們看到，漢字是沿著一條簡化的道路前進的，這是歷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但是，有些人認識不到漢字的這種發展規律，認為由繁體字到簡化字是中華文化的災難，這顯然是不合事實的瞎說。至于“簡體字是共產黨發明的”、“簡體字是郭沫若等人造出來的”，更是一派胡言。五十年代中共政府頒布簡體字表，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做出的重大選擇，它使數以萬計的中國人脫離文盲，嘗試用駕馭文字的辦法來表情達意，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文化災難論”者看不到這樣的事實，純屬無知！ 　　

二　　

近幾年的兩會上，有些代表不斷提出議案，試圖廢除簡體字，恢復繁體字，在社會上產生不小的波瀾，引起各界人士廣泛的論爭。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僑聯副主席潘慶林就是這一提案最典型的人物。　　

藩慶林搞這個提案并非心血來潮，圖一時痛快，而是背后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三十年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到2010年國民經濟總產值超越日本，占據世界次席，這就使一些人看到中國不實行民主制度，搞一個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能夠創造人間奇跡。既然如此，那么中國人在文化領域就不該像歷史上的某個時期一樣妄自菲薄，就不能像魯迅一樣揭露批判傳統文化，而是要轉變態度，看到傳統文化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所顯現出來的巨大作用，看到在世界文化體系中中國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巨大優勢。藩慶林等人就是在傳統文化很叫座的這種情況下，毅然認定繁體字也屬于傳統文化，于是就堂而皇之地提出比“愛乳日”更能驚動人心的提案來，畢竟這提案事關重大，倘若在兩會上通過將改變億萬人的文化教育生活。　　

然而，即使中國經濟再輝煌，資本主義再衰退，都掩蓋不了一個鐵的事實：中國的經濟發展并非傳統文化所致，資本主義世界也絕不會靠中國傳統文化拯救自己。客觀地看，三十年中國發展最重要的原因，恰恰是從傳統的桎梏中掙脫出來，把自己融入世界經濟發展體系。改革開放的經驗告訴我們，凡是中國與世界接軌了的方面，發展都是比較好的，凡是堅持傳統沒有融入世界的方面，都存在嚴重的問題，而且有些問題根深蒂固，很難療治，完全可以用腐朽、罪惡、非人性來形容。因此，不要看到一點成就，就陷入對傳統文化的盲目陶醉與自信，如果傳統文化確實能給國家帶來福音，繁體字能夠給國家帶來文化的大繁榮，中國早就成世界老大了，哪里輪得到才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這么囂張，動不動就去瓜分一年的諾貝爾科學獎金，動不動就將宇航員、探測器送往浩瀚的太空，動不動就開著航母戰斗群到咱家門口搞演習……中國真正的崛起遠不是GDP要超過誰，而是要讓符合世界文明潮流的文化崛起。放眼世界，沒有哪一個目光短淺、抱殘守缺的文化落后國家，能在激烈的世界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世界上成功的國家很多，他們首先都是文化的成功。有了這樣一些認識，人們就會頓感藩慶林的提案是多么的幼稚可笑。一位赫赫有名的高科技企業家，一位唱支山歌給黨聽的政治學家，一位與克林頓、比爾•蓋茨等世界知名人士結識的對外交往人士，居然想為不合時宜的東西招魂，妄想在中國實行文化復辟，真是讓人感到困惑，使人不由得感嘆：“這世界真瘋狂！”　　

有些東西在原有的狀態下往往不會引人嫌棄，一旦改進，又想回到原點，那就變成遙不可及的神話，這正如我們出行坐慣了汽車、火車、飛機，突然有一天要改坐牛車、驢車、馬車一樣，無論怎樣努力，都感到很難適應，這就是社會發展的邏輯。經過半個世紀的歲月變遷，十三億大陸人都已經習慣使用簡體字，60歲以下的人都是喝著簡體字的墨水成長起來的，讀書用它，寫文章用它，它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難分難舍。如果真的要使用繁體字，可以預見中國人基本上都變成有知識、有文化的“文盲”了，這勢必會給社會帶來極大的混亂。推行繁體字無疑會對中國教育予以沉重的士打擊，一方面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負擔，譬如“義”字，繁體“義”比簡體“義”整整多出10畫；另一方面會無端地帶給學生精神上的損耗，可以斷言繁體字即使復辟得逞，簡體字還會以某種方式存在，因為簡潔、適用的東西最具有頑強生命力。1977年12月推行的“第二批簡體字”雖然有“很大不妥”、有“生造字”現象，僅僅推行半年就宣布作廢，但由于它的筆畫非常簡單，易于流行，因而影響卻是非常廣泛與深遠的。時至今日，有些人還在使用某些“二簡字”，包括一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學生。有些“二簡字”由于受人們的歡迎而登堂入室，確立自己的地位，如“蕭”，“蕭華”可簡寫成“肖華”； “閻”，“閻世鐸”可簡寫成“閆世鐸”。由此看到，在學校教育中，學生為了省時、省力，平常使用“簡體”，考試時使用“繁體”，他們在兩端疲于奔命，造成很大的學習壓力，同時也為培養 “雙面人”性格提供資源。要恢復繁體字，還得耗費大量金錢，動用大量人力編寫出版與之相匹配的各種工具類辭書，要對電腦的程序重新進行設置，這個工程量與消耗量絕不亞于三峽大壩。要知道中國雖然GDP龐大，但富的是政府，是商人，是貪官，還有許多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許多孩子上不起學，許多人就不了醫，許多人買不起房子，許多科研項目缺少資金，許多生態工程需要錢來治理……在漢字上倘若花費巨資來一番折騰，既讓國家流血，又讓人民流汗，才是真正的一場文化大災難！ 　　

三　　

文化傳承是一種思想的傳承，而文字只是記載歷史、傳承文化的工具。經過半個世紀的應用，簡體字已無可爭辯的事實證明它完全有能力做好這些工作。但是，藩慶林卻很執著，一再聲明“ 20紀50年代簡化漢字時太粗糙，違背了漢字的藝術和科學性，比如‘愛’字，繁體字里有個‘心’，簡化后，造成‘無心之愛’”。這完全是漠視文字最基本的功能——工具性的表現。　　

前面說了，由繁到簡是漢字的必由之路，從這個角度切入看問題，漢字根本不存在粗糙與精細的問題，簡與繁才是問題的核心。說到漢字的藝術性，無疑讓人想到它復雜的間架結構，一橫一豎、一撇一捺，一點一提，甚是講究，不同的字體有不同的要求，這大概就叫做藝術。由藝術性還會使人想到令許多人如醉如癡的書法來。有人曾自豪地說：中國有書法藝術，外國卻沒有。說實在的，我不知道外國是否有書法作品，但中國人有這玩意兒也并不意味著漢字就多么優越。如果把方塊漢字與拼音文字做比較，其弊端非常明顯，突出的是“三難”問題，即難讀、難認、難寫。實踐證明，漢字的這些弊端嚴重制約著人們的學習效率。據二十幾年前的中等師范語文課本介紹，使用拼音文字的維吾爾族學生三年可以脫盲，而使用方塊漢字的漢族學生則需要五年時間。我曾聽人講過一個真實的故事：一位早年從新疆逃往蘇聯的中國人，乘著解放的春風，踏著友好的鼓點，攜妻帶女回鄉探親。他的妻子是一位肥胖的哈薩克斯坦人，由于受丈夫的影響，決定學習漢語。一個禮拜匆匆流逝，可憐的這位胖夫人居然連“蘇維埃聯盟共和國”幾個字都沒有寫會，迫于無奈只好選擇放棄。據季羨林回憶：“1954年日內瓦會議時周總理在日內瓦就很感慨，大會發言用拉丁文字和其它字母的國家，第二天可以見報，就這么快。而中國呢，先把外文翻成漢文，再把漢文翻成字母，再用拉丁數字來代替，打回國內，在國內再根據拉丁數字翻成漢文。漢字影響通訊，罪莫大焉。”(王岳川：《東方思想應該世界化——我與季老對話燕園》，北大書法藝術網) 藩慶林斷定港澳臺的學生使用繁體字“并不困難”，但我思考的點是：港澳臺的學生是不是很羨慕大陸學生寫的簡體字呢？沒有誰給我答案。但香港資深媒體人羅綺萍的一句話卻使我格外重視，他說：“我自小用繁體字，大學讀中國語言文學，當然知道繁體字可以望字生義，但中國字實在太難了，從普及教育及掃盲角度考慮，我支持簡體。”如今，我國在國外大量開設孔子學院，幫助外國人學習漢語。說實在的，簡體字已經夠他們遭罪的，如果再讓他們學習繁體字，無疑是雪上加霜。如今英語風靡世界，這不光是英美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強大造成的現象，它的簡單易學恐怕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當年中國科大少年班畢業的學生，在日后的學術生涯中有許多人都選擇使用英文進行寫作，母語對他們來說居然也變成一座難以翻越的高山。另外，文字的審美性完全是由人的情感決定的，漢字結構透露出美，漢字信息表達著美，同樣，幾十個英文字母也體現著一種美，而這種美更能給人以想象的空間，如“S”是潺潺的流水，是優美的曲線；是對稱的圖畫……　　

講到科學性上，漢字這一古老的語言符號究竟具備怎樣的科學意義呢？我不甚明了，但將范圍擴大到整個漢語體系來認識，老老實實地講我們倒有點自卑。譬如漢語沒有自己的語法體系（現在使用的語法是“五四”時從外國進口的），人們在社會交往中，表達思想往往在環境、情感等外在因素輔助下，靠揣測來完成，如《論語》首章中弟子記錄老師（孔子）的一句話：“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在這里沒有說出人不知道什么，缺少賓語。這種表達的模糊性造就了中國人思維的一大缺陷，即缺乏邏輯思辨能力。要知道現代科學發展，主要靠的就是人的理性思維，而這種思維又是建立在邏輯思辨基礎之上的。再如，漢語的不嚴密性還表現在循環定義的邏輯錯誤上，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很有名氣，現在大學中文系的先生授課都要將它搬出來作弄一番，但“考者，老也”，“老者，考也”根本就不是什么科學的解釋。藩慶林以為一個“愛”字里面有個“心”字就科學了嗎？從傳統認識出發，“愛”加“心”似乎說得通，如果從現代科學理論出發，“愛”須加上 “頭”或“腦”字大概才科學，因為人們愛的意識是產生于大腦的，而不是心臟。 除漢字本身外，復古主義者要明白：漢字的書寫規則原來也是極不科學的。寫字從右往左，從上到下，極不符合人的運動特點和生理規律，這樣寫，要求人要格外小心，否則墨跡會弄臟衣袖，這簡直是屁股上殺豬，逆天行事！漢字書寫是不加標點符號的，有時候要么讓人產生歧義，要么不知所云，這樣就迫使后人去鉆研“句讀”之“學問”。中國的文字書寫就這么怪，人說話都要喘氣，而文偏要“一氣呵成”，真是誤人又誤己，不可理喻。請復古主義者不要再叫嚷繁體字的科學性了，缺少規律的東西，難以操作的東西科學性究竟有幾多？不言自明。我們就說說計算機吧！越是體積龐大，操作困難，科學性就越弱，相反，其科學性就越強，這是道理。　　

除了藝術性、科學性之外，漢字還存在一個技術處理的問題。藩慶林在兩年前的兩會上說：“以前說繁體字太繁瑣，難學難寫，不利于傳播，但是現在很多人都是用電腦輸入，再繁瑣的字打起來也一樣，所以這個問題已經漸漸不存在。”在這里，他犯了一個十分幼稚的毛病，以為有了電腦輸入，就能夠一勞永逸地解決書寫的問題。殊不知學習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誰也不可能讓孩子一進小學就讓他放棄書寫，使用電腦輸入。藩慶林這樣說是把這個既重要又艱難的過程給省略了，一門心思地盯著電腦輸入做文章，找論據，這樣做一點也顯得不高明。是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國際上有輿論，認為“電子計算機是漢字的掘墓人”，“漢字行將就木”，但是沒過幾年功夫，王永民研制成漢字輸入法，隨后好幾種漢字輸入法問世，這算是打消了人們的疑慮。但這并不能因此斷定漢字從此就一路風光。本人判斷，雖然漢字的電腦輸入問題解決了，并且看上去還不錯，但隨著科技的發展，過不了幾年語音輸入法將會大規模使用開來，屆時，由于漢字的同音字數額眾多，它的弱點將再度顯現，或許漢字的危機在那時將真正來臨。　　

漢字是歷史的產物，是華夏民族交際的工具，考量它是否藝術、科學，主要看它是不是最簡潔地、最有效地、最生動地承載我們的歷史與文化。顯然，與繁體字相比簡體字更具有這方面的優勢。因此，要理智判斷祖國的文字，不要因為“繁體字是我們老祖宗留下的財富”，就大喊“不能斷”。繁體字過去確實是財富，在中華文明進程中它發揮過重要作用，我們應該對它充滿敬意。而現在它除少數人使用外，在大多數中國人眼里已成文物。因此，讓它“斷”還是“不斷”，可不能因為是老祖宗的東西就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老祖宗留下的東西太多太多，比如三從四德、五倫五常、孝悌忠義等等，曾經都認為是老祖宗留下的財富。如果都因老祖宗而讓后代一一繼承它們，恐怕中國與世界文明漸行漸遠。如此一來，雖說是對得起祖宗了，但卻毀掉子孫后代。中國人的文化眼光向來就很狹窄，總愛帶著留戀的心回頭瞧瞧，一會兒尊孔，一會兒尋根，一會兒又拿繁體字說事，就是缺乏向前的意識。這種文化上的不思進取，過去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現在有可能重蹈覆轍，再度讓中華民族經受苦難。　　

四　　

藩慶林說：“恢復使用繁體字有利于兩岸統一，現在臺灣依然用繁體字，并稱其為‘正體字’，深有意味，還要為‘正體字’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給祖國大陸方面造成了壓力。” 恢復使用繁體字是否有利于兩岸統一？大陸廢棄簡化字，恢復繁體字無疑有利于兩岸交流，但我認為它對兩岸統一并不能構成實質性的影響。兩岸統一的因素比較復雜，綜合起來看主要還是在政治與思想方面，意識形態的不同是造成兩岸統一最大的障礙。藩慶林如果真的熱衷于兩岸統一事業，就不必在這些皮毛問題上做文章來迎合臺灣，應該提出一個更有意義的提案，即大陸實行民主制度，這或許更會贏得臺灣人的歡迎。大陸實行的特色主義制度妨礙了自由和人權，譬如人們要說句真話，也會顧慮重重，因為真實旁邊站著冷酷無情的“風險”怪人，說不準哪天他會給你一頂破壞穩定或顛覆國家的大帽子來；中國的城鎮化過程充滿血腥，失去房屋與土地的許多農民哭訴無門，無奈之下過激者便用自殘的辦法以示抗議……這類現象都是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這一切，才是與我們有很大不同的臺灣“給祖國大陸方面造成了壓力”。至于臺灣要為“正體字”申請非物質文化遺產，這是一件好事，海峽兩岸都是炎黃子孫，哪一方做出對民族有益的事，另一方都應感到高興。如果把同胞的這種作為看成是壓力，顯然是“窩里斗”心態在作怪，而這種心態早被魯迅、林語堂、柏楊等文化大師予以深刻地批判。從政治學方面看，中國對世界的貢獻還不如科學的貢獻，寒磣得讓人抬不起頭來。然而正是這樣的國度居然嗜好用政治眼光衡量萬事萬物，這就不免讓人心沉沉意茫茫。漢字是中華民族的交際工具，你用、我用、他用，不應與政治掛鉤。至于港澳臺使用繁體字，這是他們的選擇；盡管如此，也不能妄言大陸的簡體字就用錯了，就應該將它消除。　　

除了政治上的淺陋之外，復古主義者還打著祖宗的旗號興個人所好。人往往就是這樣，喜好什么就愛鼓吹什么，千人千面，難以調和。但是，有些準則我們不得不遵守，否則這世界就變得亂七八糟，不堪入目了。十幾億的人口大國要選擇一個共享的東西，不放棄私欲與偏見，不做仔細地調查研究，不按照普世的價值觀念，是萬萬不能辦好的。在漢字的繁體與簡體問題上，我的感覺是有些人的理性被埋藏在潛意識中的那種偏執所替代，顯得太感情用事了。像藩慶林一樣，著名軍旅歌唱家郁鈞劍與著名戲曲藝術表演家梅葆玖也在兩會上提案，要求廢除簡體字，恢復繁體字。郁鈞劍與梅葆玖何以對繁體字如此鐘愛？別忘了，他倆都是書法愛好者，一有空暇，就揮豪潑墨，造詣著實不淺。至于藩委員是不是也有這樣的雅興呢？我卻不得而知，如果沒有或許就有別的什么隱情？還有一個政協代表，就是全中國主旋律唱得最好的宋祖英，也應和著搞“廢簡求繁“的提案，或許她是找個活干，作為代表在會上沒有提案怎么說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或許是受人影響，香港臺灣用繁體字制作的音樂片的確很有魅力。然而，個人的偏好往往障目。早在乾隆時候，他一聽南方口音就來火，曾斥之為“鳥語”，但我在聽了《上海灘》、《萬里江山永不倒》、《鐵血丹心》等粵語歌曲后，內心便萌動起全國普及粵語的愿望來。假如我是兩會代表，一定會提出這個議案的。　　

五　　

毛澤東在簡化漢字方面建立了不朽的功績。　　

早年的毛就像許多人一樣關注漢字，關注國語。1919年9月5日，毛澤東讀了黎錦熙所寫《國語學之研究》一文后，致信黎錦熙，表示“國語這個問題，弟亦頗想研究……關于‘國語’的材料，先生遇著，千萬惠給一點”（《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6—1920.11）》，第404頁。）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看了《我們對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見》這篇文章之后，寫信給蔡元培說：“讀《新文字意見書》，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見我敬愛之孑民先生，發表了嶄然不同于一般新舊頑固黨之簇新議論，先生當知見之而歡躍者絕不止我一人，絕不止共產黨，必為無數量人也！”（《毛澤東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頁。）1940年1月1日，他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提出：“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言語必須接近民眾，須知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頁。）據統計，1949年全國5.5億人口中80%是文盲，農村的文盲率更高達95%以上。因此，毛澤東指出：“從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掃除文盲，是新中國的一項重要工作。”（《毛澤東文藝論集》，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頁。）“拼音文字是較便利的一種文字形式。漢字太繁難，目前只作簡化改革，將來總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澤東書信選集》，第454頁。）在1955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文改會”主任吳玉章宣讀了毛的指示：“漢字必須改革，漢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實現拼音化以前，必須簡化漢字，以利目前的應用，同時積極進行拼音化的各項準備工作。”由于毛的決定與文字工作者的努力，第一批簡化漢字在中國大地誕生，這是歷史的光輝時刻，其功績永載史冊！當然，簡體字像許多新事物一樣，并不是盡善盡美的，它有缺憾，也有不足。但與繁體字相比，其先進性不言而喻，原來神秘的、艱澀的漢字一下子變得親切、簡單，社會各界熱烈擁護。1958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上的報告《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說：“（簡體字）方案公布后，兩年來，簡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廣大群眾的歡迎，大家稱便，特別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確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河南一位老師向小學生介紹簡化字，說‘豐收’的‘豐’字今后可以簡寫成三橫一豎的‘豐’字，孩子們高興得鼓掌歡呼。天津一個工人說，‘盡、邊、辦’這三字學了半年了，總記不住，這會簡化成‘盡、邊、辦’，一下子就記住了。……簡體字是要比繁體字好學好寫，因此包括工人、農民、小學生和教師在內的廣大群眾熱烈歡迎簡字，這是很自然的事。”　　

但是，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些否定甚至污蔑文字改革的看法，如認為簡體字就是“毛體字”，是“文化斷裂”，“引致文化衰退的種籽”。(朱大可：《漢字革命和文化斷裂》，《南方周末》2009年4月5日。)網上還有人提出，漢字拼音化是“蘇聯（俄羅斯）圖謀分裂中國的一個陰謀！毛澤東是上當受騙了”。還有些舉出實例，否決文字改革，如有人拿出“論”字，這樣說：“‘論’替代的字是‘論’。論，從言，從侖，為形聲會意字。侖，字書解釋為思也，理也，次也；言，即語言。論的標意應該是：有理有序的思想才稱作‘論’。而‘侖’是甚么？侖是‘人匕’。‘匕’郭沫若先生解釋為‘牝器’，即雌性動物之陰部。‘人匕’呢，不言而喻。古今人們罵人，總是請出人體某些敏感部位，來加重語言的色彩濃度，‘文改’家們在這里不失為國罵的高手。”這都是妄論，看不到問題的本質。美國很發達，人家推出計算機讓我們學習、運用，是不是也圖謀不軌，想分裂祖國，即使人家有這樣的企圖，難道先進的東西就不應該學習、應用？漢字是表意文字，它的構件表達什么含義也不是固定死了的，一成不變的，其實語言學家早就對簡化漢字的構件進行了整理、解釋，不必擔心“論”會出現那樣可怕的解釋。　　

隨著現代科技文明的不斷發展，大量的新事物不斷產生，大量的詞語也將問世。除了漢字的“三難”之外，由于漢字的總數基本保持恒定，新的事物還由這些字來承載，來表達，這樣，漢字就會因詞性、義項甚至讀音的擴展而變得越來越臃腫，越來越復雜。而拼音文字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常常是增加詞匯量，固然這給學習者也會帶來一定的困難，但與漢字相比卻要小得多，一來社會發展雖然日新月異，但并不是每天都要產生新詞；由于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新產生的新詞可以在人們接觸信息的時候，在不經意間掌握，不必花大量時間去學習。二來舊事物也會消亡，一部分詞也會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因此，毛澤東提出的文字發展方向是正確的，漢字必須過渡到拼音文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發展道路。　　

在漢字最終走向拼音文字的過程中，世界上的一些國家也為我們提供了經驗，值得研究借鑒。十月革命勝利后，蘇聯很快實行了文字改革。1921—1932年，蘇聯在少數民族中進行拉丁化文字改革，把原用阿拉伯字母的文字改為拉丁字母，給沒有文字的民族創制拉丁化文字；1936—1940年，又放棄拉丁化，改為斯拉夫化，把新創的拉丁化文字都改成斯拉夫字母。在蘇聯的影響下，蒙古人民共和國起初把老蒙文改為拉丁化字母，后來在1941年向俄文看齊，又將拉丁化字母改為斯拉夫字母的新蒙文。值得讓我們注意的是上世紀40年代中期，受漢文化影響、使用過漢字的三個國家——越南、朝鮮和日本，都進行了文字改革。日本于1946年啟動了漢字簡體化、拉丁化改革。1945年越南成立民主共和國，毅然廢除祖祖輩輩慣用的漢字，把拉丁化的越南語拼音文字作為法定文字。同時，漢字也退出了朝鮮的文化舞臺。此外，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獨立后，也進行了文字改革。如1945年印度尼西亞獨立，以拉丁化的印尼文作為法定文字。　　

雖然中國的“文字改革委員會”變成了“文字工作委員會”，很少再有人提及漢字的簡化與拼音化方向問題，但我們堅信：漢字仍需不斷改革，最終要走拼音化道路，這是在全球交往日益緊密、世界最終走向大同的背景下漢字的必然選擇，哪怕你愿意不愿意，喜歡不喜歡，歷史就是這樣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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