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的 迷思，蜥蜴之倫的殘夢
在春秋戰國時代，或者更通俗地講凡是在爭霸爭雄的年代，誰用孔子誰完蛋。
我講話如此的粗俗，并非想自證自己粗俗；我講話如此的干脆，也并不表明我就把孔子看得一無是處。相反，我知道孔子的學說高度有序，在人類文明的童年時期曾帶給人們很多慰籍，讓很多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人看到了一絲光明與希望。但缺點也是明擺著的，就是適應性差，建設的速度遠不及破壞的速度。如果非要舉例說明，那就請體會下面兩句俗語-----“一只老鼠壞鍋湯 ”
“好事不出門，丑聞傳千里”。
孔子另一高明之處，就是作為大教育家，為那些作為他弟子的讀書人指出了一條康莊大道----學而優則仕。如果把社會組織看成一種高級工具的話，熟悉這種工具和掌握這種工具的人，就會比其他人更有可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和理想，人生得意時的風光，也自然十分地誘人，這使孔學成為顯學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使孔門弟子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出于能力和品質方面的原因，一些人成了腐儒和僻儒，腐儒和僻儒難免要去做一些動機稱不得高尚、手段又常常為人所不齒的事情。
基于以上兩點的短板。在當時，道家就尖銳批判其虛偽；法家明確指責其無用。
東漢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里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茍以嘩眾取寵。后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韓非子在《五蠹》里說：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 郭沫若在《十批判書》《改版書后》的說明里說：先秦儒家在歷史發展中曾經起過進步的作用是事實，但它的作用老早變質，他的時代也老早過去。這和爬蟲時代一去不復返一樣，我們今天雖然在研究恐龍，珍惜恐龍的骨化石，乃至有時頌揚他的龐大，但有誰會希望恐龍夫子再來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懷抱著什么“新儒家“的執迷，那可以說是恐龍的裔孫-----蜥蜴之倫的殘夢。
諸侯爭霸之際，孔老夫子周游列國，四處求官，始終無人賞識，這難道是當時的統治階級不識貨？難道他們不想要秩序井然的和諧嗎？非也！這恰好說明當時的統治階級的明智，說明當時他們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對叢林法則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說明他們知道就是再高等的哺乳動物如果不明白適者生存的道理，照樣會被低等的蛇蝎淘汰。
而今四夷賓服了嗎？而今萬邦來朝了嗎？沒有。環顧宇內，群雄并起，列強環伺。這個時候，為什么不提最能凝聚人心最具戰斗精神的毛澤東思想，偏偏去提適應性極差的孔老夫子呢？毛澤東要求人們做高尚的人純粹的人，在修身在追求人格完善方面，對孔子有所發展；毛澤東要求人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治國方面，這是對孔子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的民本思想的極大超越。孔學在黑暗的年代給人一絲光明，但大白天還有打燈籠的必要嗎？
毛澤東諄諄教誨我們不要作宋襄公，不要憐憫蛇一樣的惡人。有人就是不聽，偏偏去聽據說是游泳過來的林毅夫的話“救XX就是救自己“。長此以往，那些見識不及春秋諸侯的人，他們栽跟頭，他們作宋襄公，那是他們自作自受。但一想到那些有可能被宋襄公葬送的軍民，一想到無辜的百姓，我就忍不住想哭，但又有什么辦法呢？我也只能是想哭而已！「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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