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思維方式》（48）舊約新約古蘭經的救贖之懲惡揚善

《孔子的思維方式》　　

——研覽儒、釋、道、耶、穆、蘇、第五項修煉……的共性、差異及其適用邊界

第十二章　舊約新約古蘭經的救贖　　

今日關鍵詞：信，神貧，溫良恭儉讓，慎獨，恐懼自己，懲惡揚善二分法　　

第二節　懲惡揚善

那么，在上述總的技術路線下，耶和華神（或真主/安拉）、摩西、耶穌、穆罕默德又面臨著什么樣的約束條件呢？他們各自解決方式的特點又是如何呢？　　

綜觀《舊約》，耶和華神和摩西面對的是桀驁不馴、巫術橫行、不曉得人文為何物的社會現實，即便當時優秀如雅各，其執拗的勁頭卻也使上帝在無奈之下，以認輸作罷。面對如此異常復雜而艱巨的約束條件，猶言面對一個既頑劣異常又無知無畏且蒙昧狂野的迷途少年，耶和華神選擇的方式就是要人“信”，而且是無條件的“信”，包括耶穌都在講：“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否則，隨之而來的就是狂風暴雨、摧枯拉朽、粗暴蠻橫、獨裁專斷般的無情打擊。就像佛喻之“毒箭”，先拔出來清毒再說，不能因疼痛甚至存在其他危險就停下來，這時再去講什么“毒箭”的來龍去脈，那絕對不是一般的迂腐，絕對是十足的庸醫。　　

為什么在《舊約》、《新約》、《古蘭經》里都那么無一例外地強調“信”，強調連存疑都是不可取的，否則就會遭受到懲罰？在佛說正法中有“貪嗔癡慢疑”，在這五毒中相比較而言，數“疑”最為輕微，但其害處卻是最深入且最長遠的，也是一般人最難以克服的。《塔木德》：“疑心是魔鬼。”加之上述耶和華神面對的那樣背景，這時，要求人們連懷疑都不能懷疑，必須徹底的無條件的“信”，這在當時是最大的“義”，這就是“因信稱義”的原始內涵。只有這樣，人們狂野堅硬的心以及由此帶來“眼耳鼻舌身意”的揮霍無節制，才能得以片刻安靜軟化下來，使“上帝的靈”能稍微透透氣。否則，必死無疑。　　

顯然，從救人于水深火熱這個特定背景，耶和華神的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即便以現代人的眼光看，耶和華神是多么的“邪惡”、多么的兇神惡煞。細想想，現代的人其實已經在享受著耶和華神之“邪惡”帶來的恩惠呢。如若沒有那種“邪惡”的鋪墊，所謂現代人的眼光從何而來？哪兒能有所謂的現代人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亂加指責和評頭論足的條件？最好把這些所謂的現代人扔到非洲的原始叢林部落里去體驗體驗，否則，其不屑一顧的有色眼鏡是不會自動摘下來的。很大程度上，把其扔進非洲的原始叢林部落，看起來是有點“邪惡”或殘忍，但相比有色眼鏡引致的后果，仍然是值得的。這，就是耶和華神的技術路線，更顯耶和華神的大仁大義大愛之處。　　

即便如此，我們必須要自始至終冷靜、清醒地持這么一個觀點或理念：任何方法論都有其適用的約束條件，當然也包括耶和華神的方法。在其約束條件下，甚至有些許細微變化或波動，總體上也是非常有效的。人們在使用和借鑒時，必須考察約束條件，一旦約束的波動發生了明顯變化，相應的方式也應該隨即改變，也即唯變是從。所以，即便是人類進入了所謂的21世紀，耶和華神的方法論在很多問題的處置上同樣是適用且有效的。否則，就是刻舟求劍，以至害人害己。　　

當然，還有一類人，認為既然唯變是從，一切都是要變化的，要受約束限制的，還管他干嘛，做啥都是徒勞無功的，干脆玩世不恭、醉生夢死、極端自由主義，以至陷入虛無主義的窠臼。這類人恰恰忘記了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約束條件以內的生命是五彩繽紛和充滿生機的。他們那樣做的后果，只能是墮入無盡的輪回，以至走向死寂。　　

人類往往有這么一種心理：對待約束較強的方法，常常是簡單易操作，也正因其過于簡單，但是實施過后的隱患也比較大，許多視野稍寬的人對這類方法往往采取不屑一顧或指摘其存在大量考慮不周的缺陷，而視野稍窄的人出于理解不透徹而使方法走形；對待約束很弱的方法，常常是理解操作起來費神費力，似乎明白了，也似乎困惑，也正因其系統性和長期性，實施過后的效果并不見得立竿見影，許多視野不寬的人對這類方法往往采取攻其一端不及其余，雞蛋里頭挑骨頭的態度。而一旦這些人占據了一定的宣傳渠道又有一定的角色身份，其觀點往往會誤導相當一部分不明就里的人，如果是刻意剪輯、定向展示、單一視角甚至自身也糊里糊涂，罪莫大焉！就此看來，“慎獨”是多么的重要！　　

總之，耶和華神的方法在其當期的背景下是有效的，也是合乎人類歷史發展初期的內在要求的。而現如今理智的人們如若采用時，必須慎之又慎地、異乎尋常清醒地考察自己所面對問題的實際情況。否則，也會被認為是耶和華神“暴力、魔頭、專斷……”風格的再現呢。事情往往是這樣，當一種風格發展到極致時，就會有其相對的風格出現。就像父母教育頑劣的孩子，嚴父把孩子狠狠尅了一頓后，如若慈母不緊接著輔之以柔情呵護，小孩子哪兒能受得了啊，反而更加激起孩子的逆反、破壞甚至自虐傾向。所以，耶和華神的風格可以暫停停了，這時，耶穌正式登場。　　

請看《新約·馬太福音·登山寶訓》，據說是耶穌公開傳教工作的前奏，也是耶穌此后三年工作、生活、言行所遵循的總綱：　　

耶穌看見這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　　

“虛心（或譯為‘神貧’）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　　

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　　

饑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　　

憐恤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　　

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神。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　　

如果說，在《舊約》中，耶和華神主要是針對“該隱”之“得”和“得到的”一系進行大量的鞭撻甚至殺戮；那么，在《新約》中，耶穌基督則主要是站在消除耶和華神風格的過分影響，針對“亞伯”之“失”和“虛空”一系進行不遺馀力的大力宣揚，甚至像“亞伯”殉道一樣，以走上“十字架”被釘死去再次詮釋“失”和“虛空”的力量。這也是耶穌基督之大愛形象赫然而立的根本原因。　　

回顧之前有關該隱及其后代一系列的思想和行為，幾乎全部都是使人類自身喪失對這個世界保持清醒、全面、系統、深入、正確認知的陷阱，也即均是“克己”的對立面，無一例外都是使人類自己跌入十二緣起進入萬劫不復之輪回的種種表現。　　

如《舊約·箴言》中的“惡行七樣”：“耶和華所恨惡的有六樣，連他心所憎惡的共有七樣：就是高傲的眼，撒謊的舌，流無辜人血的手，圖謀惡計的心，飛跑行惡的腳，吐謊言的假見證，并弟兄中布散紛爭的人。”　　

而《登山寶訓》中“真福八端”的每句話中，諸如“虛心、哀慟、溫柔、饑渴慕義、憐恤、和睦、為義受逼迫、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毀謗你們”，都是對“亞伯”之“失”和“虛空”內涵的豐富而又實用的再詮釋，和孔子“溫良恭儉讓”有很大的相似性，也有后期佛家弟子忍辱負重的一面，在把這些基本態度嚴格界定在人的思維認知層面時，確實屬于“克己”的正確方式。　　

不過，很大一部分人，把“神貧”之“貧”具相化理解為“貧窮、貧乏”則是有相當大的誤導。這里的“貧”，實指“亞伯”之“虛空”。具體而言，人類自身在對自己所面對的這個世界包括對自己進行認知時，需要把“神、心靈、靈性、思想、思維……”處于“空空如也”狀態之“貧”，不摻雜絲毫的偏見、成見或預設，這樣，才不會引致我們每個人對宇宙自然的認知陷入扭曲、片面、失真……的境地。這個時候，“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必得安慰、必承受地土、必得飽足、必蒙憐恤、必得見神、必稱為神的兒子……”總之，“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當然“歡喜快樂”。　　

顯然，在《舊約》和《新約》中，耶和華神雖也以大量的篇幅敘述了賜福給“亞伯”一系，但總體上還是側重并過多地去阻止或懲罰“該隱”一系的惡行本身；而在耶穌基督那里更多地體現為，如何使每個人的思想認知進入“無知也”、“空空如也”的“虛空”狀態之善行而努力著，雖說這種努力的終極目標如此，但其具體的方法路徑不甚清晰明了，是以一連串的道德制高點并夾雜著一些懲罰、自殘甚至以死相勸展現大愛于世人面前。而人們在理解上產生的大量偏差，也主要來源于《舊約》和《新約》的敘述方式更多地是采用故事敘述、或具相化的日常行為、或困惑于上帝的究竟。在這點上，我們不能過分地苛求那些圣賢們，因為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人們能夠理解的就是這些表現形式，如若是老子莊子碰到這種情況，或許也會改變傳道風格。至此：　　

《舊約》以懲惡為主，而且懲得耶和華神都背上了兇殺、殘忍、掠奪的兇神惡名，甚至因人的哪怕一丁點兒過錯，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令世人頓感毛骨悚然；　　

《新約》以揚善為軸，而且揚得耶穌基督必須以死去活來這種方式去震撼、柔化、喚醒人們堅硬的心，當然也伴隨著世人看來有些難以理解的可怕、可怖、可憎之行為。　　

但二者看似矛盾行為的背后都是一顆摯誠的大仁大義大愛的心，心即神，心即上帝。　　

強烈提示人們，“一個人唯一值得恐懼的是恐懼自己。”這里的恐懼自己，實是應恐懼那顆冥頑不化直滑向墜入地獄的心。先后相繼的“懲惡”“揚善”，這四個字即是以《舊約》和《新約》為表現形式的人類人文進步歷史的全部內容，盡管絕大多數的人們對心、對神、對上帝還不是那么的明了，也盡管一直籠罩在宗教的氛圍下。　　

而究其即便是仁慈下表現出來的極其矛盾對立的行為方式，一方面源于歷史的人類認知現實比較難以扭轉；另一方面則多源于人神兩異的二分法。而在儒釋道看來，向來是人神不二，生死一理的，也即“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說于中道，而離兩邊”、“天人合一”，只是這期間需要引導、學習和修煉提升而已。　　

總結起來，自亞當和夏娃在伊甸園美好生活，到被趕出伊甸園以降，出現該隱和亞伯的分道揚鑣，以及其間耶和華神、摩西、耶穌等圣賢先知的不斷引導和矯正，整個過程大致可以用《三字經》的開頭幾句話去描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但在“教之道”上，隨著人的成長階段及其背景約束的不同，再放之范圍和差異上更廣的人群中，其落實后的表現可謂是各有千秋，恭請讀者細心體會。　　

不管怎么說，《舊約》和《新約》在具體方式上還是有各自側重的，總體上還是源于在“該隱和亞伯”、“惡與善”、“得與失”……上的大體兩分法。而對兩分法各執后的流變扭曲，便造成了后來的猶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水火不相容，互相不承認，在一些零零碎碎上非此即彼地糾纏不休，以至兵戎相見流血漂櫓。顯然，雙方的融合也是必然的，關鍵是這里的融合，能否實現世尊所說的“說于中道，而離兩邊”（不同于黑格爾所說的‘正反合’，在下章談西方哲學時會詳細探討這個問題）。這里并不代表耶和華神或耶穌沒有達到世尊所說的高度，像耶和華神采取“‘得’必延續，‘失’而再生”的堅定態度上就可以看出這一點，只是呈現給大眾的印象特別是在深刻領會其背后的內涵時不是那么的清晰，也正由于這個不清晰，使《舊約》和《新約》分別有了各自的側重，而且在其后世傳承時也體現了這種側重。　　

因此，其必然面臨著一個都側重也都不側重的“說于中道，而離兩邊”的超越或者兼顧局面出現。這時，耶和華神（真主/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出場了。

附：本書全文目錄　　

上篇/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