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國家與政黨國家
——中國共產黨構建之國家體制的歷史意義
時間:2011年02月21日   來源:《文化縱橫》   作者:王濤 

 
　　面對近代中國應對西方列強挑戰之時的節節潰退與衰朽，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中國所處乃“三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敵人之生猛威力不僅往昔未聞未見，而且其背后之文明在若干處反讓中國“由夏變夷”。于此，向西方尋求新真理，以求器物、制度、文化乃至國民性的自強、自新，重新擠入“文明世界”，便成為近現代中國史上綿延不絕、持續至今的現象。

　　隨著西學與西制東漸，一批批有識之士競相搬用西學概念與西制經驗理解中國歷史與社會，以此建構未來中國之想象，但伴隨著這些不可不謂真誠之努力的是，中國歷史與社會之特性被逐漸忽略、否定以至遺忘。雖然，在清末民初，梁啟超和嚴復有回歸傳統、重新體認中華文明優越性之語，在五四運動后期，梁漱溟、杜亞泉及張君勱等人有興起文化保守主義、發皇儒家道統之舉，但在此后洶涌而來的政治大潮之中，學習與模仿西方之諸種挫敗與紊亂所折射而出的重新認識和闡發中國歷史與社會之特性的必要，卻顯得越來越沒有必要了。

　　然而，經過30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走出一條令世人為之驚訝且又困惑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我們雖因中西物質實力對比的變化而感到些許自信，但對經濟發展重構原有社會和精神氛圍所導致的棘手問題和困境充滿不安與憂懼，而且亦對“中國模式”、“中國道路”討論揭示出的中國歷史與社會之特性以及這些特性所具有的潛在與長遠的意義把握不清。不過，至少有一點是清楚的，源自西方歷史經驗和西學的社會科學概念、范疇和原理在解釋內涵著中國歷史與社會之特性的中國崛起上已經捉襟見肘，而且中國在未來也絕對不會輕易地“融入”或“被融入”以歐美模式為預設并為歐美國家主導的所謂“文明世界”。

　　中國崛起以及圍繞著“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展開的討論給我們提供一個契機，擺脫種種西學定見所制造的“主義話語”，心平氣和地尋找、發現、闡釋乃至重新承認仍舊存留于我們之中，但并未被言明的歷史延續性。可以想見，中國在未來幾十年的順利發展必將與我們對中國歷史與社會之特性的深刻自覺息息相關，而且我們的智慧、自信和力量也必將來自于對自身本質的深切把握。

　　何謂文明國家？

　　人們已經慣用“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個術語來指稱現代中國，而且現代中國作為自歐洲近代以來形成的由民族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之重要一員，確實呈現出民族國家的形態，但是單純運用民族國家的概念，又難以解釋現代中國的歷史來源、族裔復雜性和幅員版圖等因素。尤其，當人們觀察到現代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持續數千年而不斷之中華文明的延續，歷經外患內亂而終為渾然一統之共同體的新生時，源自于近代歐洲戰爭與分裂經驗的民族國家敘事，遂失去解釋的效力。

　　盡管現代中國的確具有某些民族國家的特性，但它的獨特文明根底、悠久歷史和文明延續性，讓其超越了民族國家，成為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現代中國不僅是現代國際體系中一個主權國家，而且還代表了一個與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文明相互鼎立的中華文明體，擁有著與其他兩大文明在某些方面相互共通但又截然不同的文化價值、生活方式、禮法制度和文明理想。現代中國之所以是一個文明國家，在于它繼承了傳統中國（天下體系）的遺產，又沒有像其他傳統國家那樣，在現代轉型的過程中發生裂變與消亡。傳統中國之特性，以另外一種形態和必然性延續至現代中國。理解現代中國的前提，便是理解傳統中國。

　　在傳統中國，政統與道統合一，政權通過儒家思想與禮教來治理社會、維護自身之正統性和社會的倫理道德水準，同時儒家思想與禮教又依賴政權的庇護保證自身的貫徹與傳承。政統護持道統，道統支撐政統。以儒家為核心的華夏文明，便在政道合一的王權和朝貢體系的擴張之中，從中原傳播開來，遠至東亞。

　　在傳統中國，雖有皇權在上，但政治治理的基本形式是精英政治。經受儒家經典教育的士大夫統治團體構成政統與道統的結合體，不僅擔當治國理政的責任，而且還傳承文明，保證社會的教化和倫理水準。士大夫是傳統中國的中堅力量，中華文明體的維系最終是依靠這一群體。盡管于晚清科舉制度的廢除，士大夫傳統從制度上中斷，但士大夫的精神卻為后代社會精英所繼承。傳統中國之所以能歷經萬險，轉型為現代中國，便有賴于那些一代代具有身系天下大任的士大夫精神的政治精英。

　　大一統中央皇權有兩個制度基礎支撐，其一是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其二是以天下觀念為基礎的朝貢體系。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于秦代形成，其后雖有分封制和諸侯鼎立之重現，但在分合之中，大一統中央集權的政治結構始終是歷史的主流和大勢。對秦以后的任何一個朝代和政權來說，謀求鞏固或建立大一統中央集權都是重要的任務，而且它作為一種強大的歷史慣性和地緣政治傳統，仍舊約束著我們的政治選擇。

　　在天下觀念的引導之下，傳統中國與周邊地區和國家通過朝貢體系構成了一個天下秩序。天下秩序雖以傳統中國的文明優越感和自我中心主義為基礎，但它的理想卻是“王天下”、“太平世界”、“天下大同”，而且雖然天下秩序具有等級性，但它卻是開放的、包容的。朝貢體系的存在維持了東亞的和平與穩定。以儒釋道為核心的華夏文明通過朝貢體系在東亞的傳播，深深影響了東亞國家的語言文字、文化思想和政教禮俗，以至于這些國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當它們力求通過去中國化來塑造民族特性時，陷入了截斷歷史起源、自我認知紊亂的局面。

　　傳統中國自立于世界，數千年不倒，正是由于其內在的以儒家為核心的文明主義因素之傳承，一如梁啟超所說的“國性”（語言、文字、思想、宗教、習俗依次衍為禮文法律——“《大中華》發刊詞”），只要“國性”存在，國家就會存在。傳統中國不僅是一個政治體，更是一個綿延不絕的文明體。傳統中國在近代與西方的遭遇，超出了經濟、政治或軍事意義，成為一種文明之間的碰撞沖突。由此，傳統中國面臨的任務比一般意義的民族國家更為艱巨，它所要做的不僅是謀求自立，而且還要進行文明的轉型和更新。

　　西方列強通過武力打破傳統中國“自成一體”的格局，強行將中國拉入“列國并立”時代。為了適應西方列強裹挾而來的民族國家潮流，聚集民力和資源進行現代國家建設，不少有識之士力圖在人民主權觀念的基礎上，將傳統中國塑造成一個民族國家，而這些努力仍舊不得不服從文明國家的現狀。辛亥革命打著反滿的漢民族主義旗號，但在中華民國成立之后，孫中山便轉而提出五族共和。其后，毛澤東提出“各族人民大團結”，也是力求適應文明國家這一事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了傳統中國留下的文明國家遺產。無論是從政統道統合一的基本結構和精英政治傳統，還是超越于種族民族主義的民族政策和中央集權結構，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傳統中國有著無法割斷的聯系。因而，文明國家的這一事實，要求我們重新理解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轉型的歷史進程，也同樣要求我們以此為出發點來籌劃現代中國的未來發展。

　　政黨國家的興起

　　傳統中國在近代面臨的危機是全盤性的，從政治、經濟到思想文化，無不遭遇重大挑戰和質疑。當滿清統治者有所悔悟，于1901年開始全面推進改革之時，他已經沒有足夠的中央權力和國家權威來掌控改革進程，遂在日益高漲的立憲運動中喪失主動權，最終在南方革命起義的打擊之下，被趕下政治舞臺。然而，中華民國幾乎是在一次軍事政變和強人的政治交易之中建立起來，整個社會的運轉并未有深刻地改變，從西方移植而來的政治系統與傳統中國的社會文化系統完全脫節，中華民國不僅不能重建中央權力、整合社會秩序，反而在骯臟的黨爭和政治丑劇之中，讓國家分崩離析，社會狀況日益惡化。在普通老百姓眼中，民國政府甚至不如晚清政府更有權威、更感習慣可靠。

　　中華民國的政治試驗雖未緩解中國危機，但極為明確地凸顯出解決中國危機的關鍵在于國家建設（state building），通過建立具有現代化取向的強大中央政權，推動中華文明體的轉型，而要做到這一點，非要出現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力量，動員大眾力量參與革命，進以清除帝國主義和軍閥不可。

　　馬基雅維利曾在《君主論》中塑造過一個倡導新體制、新秩序，從民眾之中獲取力量，進而凝聚民眾意志、打倒反動勢力，以結束分裂狀態、建立統一國家的新君主形象。葛蘭西認為，現代君主就是政黨，“通過它，那個得到承認并在行動之中多多少少得到維護的集體意志開始凝聚成形。”（《現代君主論》）自清末民初，中國就已進入政黨政治的時代，但能夠成為馬基雅維里和葛蘭西所說的“現代君主”、重整中華文明體的政黨還不存在。即便是對于民國初年的國民黨，孫中山也充滿了失望之情，“……革命事業并沒有完成，就是因為黨之本身不鞏固之緣故……黨中的黨員，均不遵守黨中命令，各自為政，既沒有盲從一致信服的舊道德，也沒有活躍于自由中的新思想……。在“二次革命”失敗后，孫中山流亡日本，決心重建向其本人宣誓、效忠的中華革命黨，以此打造思想和行動統一的革命黨，再度興起革命，但此舉招致往日同志的反目、離棄，并未真正實現。

　　真正在中國開創政黨建國進程的事件，是1924年的國民黨改組。在蘇俄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之下，國民黨按照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進行改造，健全組織、紀律，強化對黨員進行三民主義教育，使之成為“能宣傳主義、運動群眾、組織政治之革命的人才”，而且運用政黨來動員群眾參與革命運動，進而奪取政權，并使黨成為“掌權之中樞”。重要的是，在此次改組之中，孫中山明確提出了政黨建國的設想：“以黨建國”，“先由黨造出一個國家來”，“將黨放在國上”，用“本黨的主義治國”。一時間，在各種黨報黨刊和黨人口中，充斥了“一切權力屬于黨”、“黨國”、“黨軍”、“黨化”等名詞（《黨員、黨權與黨爭》，王奇生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黃埔軍校的誕生，則為政黨建國增添了一個利器，近代中國從此出現了一支服從政黨領導、為主義而奮斗的現代軍隊。政黨構想建國規劃，通過吸收精英、宣傳主義、動員大眾來凝聚意志和力量，運用掌握在政黨手中的軍隊，來掃清阻擋創建現代國家的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適應了中華文明體在轉型過程中對領導力量和權威的需要。

　　然而，國民黨并沒有像人們期待的那樣，成為一支如蘇俄共產黨或后來中國共產黨那樣的革命政黨。在國共合作破裂與國民大革命失敗之后，國民黨曾一度陷入黨內分裂與組織渙散的狀態之中，而且反共立場使其對工農運動感到恐懼，盡管黨員人數大幅增加，但其中工農成分卻急劇減少，階級基礎進而轉向農村地主階級、城市資產階級、買辦、官僚和各類投機分子，其動員工農大眾的功能日益弱化，革命性逐漸消退。國民黨在南京從革命黨成為執政黨之后，蔣介石仍舊不重視國民黨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建設。相比于黨組織，他更喜歡依靠軍隊，并想通過建立以軍權為基礎的個人獨裁替代黨本身在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統一。而且，在內部關于自身階級基礎的爭論中，國民黨左派提出應該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但強調國民黨應該代表全民利益的聲音卻占據主流，即除工農之外，還應該代表地主、資本家、買辦等革命對象的利益。國民黨不敢明確自身階級基礎的模棱兩可，固然有作為執政黨的無奈，但搞全民黨的后果便是國民黨為那些強勢地主、資本家和買辦左右、利用，工農小資產階級被棄之于外。國民黨成為一個喪失革命斗爭意識、腐化墮落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在與充滿活力朝氣的共產黨的斗爭中，被民眾厭惡、拋棄。

　　盡管國民黨沒有學到蘇俄共產黨之精義，未能成功地以黨建國，徒有黨治國家之名，但以黨建國，通過政黨國家（party state）來重建社會、經濟和道德倫理的需要，仍然存在。1930年代民國政治學之中有關“民治和集權”的爭論反映了這一點。與今日學界相比，民國學者反而能夠擺脫各類意識形態之影響，對中國問題有更為切近、清醒的把握。一大批留學于歐美，熟諳西方政治制度和理論的法政學者，如陳之邁、楊幼炯、蔣廷黼、薩孟武等，都敏銳地認識到當下中國的關鍵問題是建設現代國家，而建國事業的擔綱者非一強有力之政黨莫屬，進而研究以黨治國之要義，提出黨治理論，把國家主義、黨治主義甚至一黨專政視為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王向明著《民國政治與民國政治學》，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版）。國民黨最終失敗了，不過它體現了中華文明體現代轉型的內在必然性，開啟了創建政黨國家的進程，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正是對這一進程的深入推進。

　　在國共各自代表的不同政黨國家前途的競爭之中，中國共產黨贏得勝利，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就以黨建國來說，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失敗的地方取得了成功。中國共產黨在嚴酷斗爭中歷練成為一個具有嚴密組織、嚴格紀律和堅定理想信仰的革命政黨，而且在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超越了蘇俄共產黨的革命經驗和組織路線，除立足工人階級之外，還通過土地革命將清末民初以來歷次革命都忽略的廣大農民群眾動員與組織起來，為革命運動注入巨大能量，它也運用階級分析的觀點辨別敵友，將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作為革命盟友拉入統一戰線之中。舊中國一盤散沙，若要推動中華文明體的現代轉型，就需要將民眾組織和動員起來，中國共產黨做到了這一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華文明體賦予了新的形式，為它的現代轉型奠定了政治基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成為新國家的領導力量，除了它是國家締造者之外，還在于現代化需要運用強大中央權力和國家力量整合社會資源推動工業化，以及新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的社會主義性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黨國家體制，深深植根于中華文明體轉型的歷史演進之中，并給中華文明體帶來新的活力。

　　中國共產黨與文明國家

　　中國共產黨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者，合乎革命的歷史慣性、馬克思主義理論邏輯和現代化的需要。建國初期，為了促進政權穩固、國民經濟恢復以至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系進行了廣泛拓展，建立起政黨領導國家、國家控制社會的政黨國家體制，并通過這一體制凝聚、集中權力，以調控資源、動員民眾，有力地推進了社會經濟發展。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經濟上取得了巨大成績，除了要歸功于中國共產黨能夠不斷進行理論創新、路線調整之外，主要是因為政黨國家體制有效地保證了執政隊伍的活力、政策穩定、行政高效和安定政治環境，而且不少中共黨員干部仍然存留革命年代的出色德性以及儒家政治傳統的仁政理念和民本主義，源自于革命戰爭年代的新德性和儒家政治傳統的老德性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經濟發展的責任和中立性。

　　近代中國的任何革命思潮和運動都產生于、并將復歸于中華文明體之現代轉型這個歷史大進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和建設也不例外。百余年來，中華文明體之一代代優秀分子，從體制內儒家士人、體制外革命者到共產主義政黨，莫不以焦灼心態力求中國以超常速度迎頭趕上乃至超越西方文明，戊戌維新、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大躍進”和改革開放都是中華文明體自我更新生命力之體現，盡管其中有慘痛經驗。然而，從中華文明體大轉型的視野來看，盡管西方列強首次以武力打擊中國的鴉片戰爭已經過去百余年，中華民族深受列強欺凌的歷程也已成為歷史，而且近三十年來中國的成就令西人側目，但中華文明體仍舊尚未走出近代以來西方文明擴張與支配之勢帶來的大危機，無論這個危機是由以暴力為手段的老殖民主義所表現，還是由以經濟、文化和價值觀等隱蔽形式為手段的新殖民主義所表現。在同西歐和北美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競爭之中，中華文明仍舊處在相對劣勢地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黨國家體制不僅肩負讓中國成為經濟大國的責任，而且還理應立足于文明國家的視野，在中華文明體自近代以來遭遇危機的進程中，肩負扭轉東西方文明之對比態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在目前和未來，對于中國作為文明國家的復興，政黨國家的意義重大。

　　中華文明體的存在有賴于大一統國家的存在，而大一統國家的存在又有賴于國家統一和強有力中央權力的存在。就目前來看，政黨國家體制是國家統一和中央權力的基本保證。從平衡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區差異、調節全局與局部關系來考察，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體制發揮著重要的“統合體制”作用，黨的組織機制能夠在政府體系之外，有效地保證政令統一、維護國家團結。根據前蘇聯和東歐地區改革的教訓，政黨國家體制崩塌之時，便是統一國家解體之時，盲目推行政治民主化，帶來的可能并不是有效運轉的民主治理，而是發展停滯、社會分裂和族群爭斗。政黨國家體制并非不存在問題，但需要以人類本性之有限性為指南，在人類社會可以改善的固有限度之內，尋找解決政黨國家體制之痼疾的方案。西式政治民主化的隱含前提是民族國家，而現代中國是一個有著多元民族和文化和諧相處悠久歷史的文明國家，將西式民族民主國家（nationalist democratic state）的方案作為政治方向，其潛在后果便是中華文明體的消亡。中國有著上千年歷史的發達政治文明，固然在現代轉型中曾面臨重重困難，但其中蘊含的智慧，絕非可用“封建”、“專制”等預設了進化論史觀和現代優越感的詞語輕易否定。政黨國家體制在今日的一些問題，當可回溯中國歷代政治之傳統經驗，并借鑒西方政治智慧，在現代的、中國的政治處境中加以轉化而采用。

　　中華文明體的核心是儒家文明，政黨國家在運用儒家思想應對時下之問題，應對西方文明之挑戰，重建中國社會之道德價值與精神信仰中，將起到決定性作用。這一兩年席卷歐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暴露了以資本主義和現代自由民主制為核心的現代西方文明的危機。現代自由民主制的基礎是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在將國家目標定位于滿足以個人安樂為核心的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之時，公民責任和公共道德被忽視，在無節制的開放與自由之中，資本追逐利潤的沖動被無限縱容。相比于西方文明，儒家文明在很多方面可以節制資本主義的弊端。與個人權利和個人自由學說不同，儒家的生活理想是倫理本位的，它強調集體主義、個人責任和“義利之辨”，將君子、大人等道德理想作為人生的目的，從而能夠為被市場經濟構建的社會提供相應的道德學說。然而，在復興儒家傳統之努力中，有不少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主義“儒化”方案，他們不僅無視當下的現代性之確鑿不移處境，而且也幼稚地從儒家教旨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正當性，成為一種新的政治激進主義，殊不知儒家傳統之復興終究當以有益于當下社會為要。政黨國家需要在各種思潮的紛爭之中，明辨是非、利害，掌握推動自身改善和社會改善的主導權。

　　現代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但這不意味著現代中國人就可以仰賴歷史遺產無所作為。現代西方文明的危機是現代性的危機，隨著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現代生活方式也在全球擴展，由此西方文明的危機已經超越了地域界限，成為所有擁抱現代性之國家和地區的普遍危機。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在發展中遭遇的問題，雖有歷史、體制和發展方式的特殊原因，但其中一個基本原因是現代化與現代性的消極后果。對于中國的未來發展來說，未來的問題不是亦步亦趨地學習西方，而是如何主動地從文明國家的視野出發，對現代性之利弊有清醒認識，從而確認那些優良的人類價值，并根據這些價值本身來發展和構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體制。為現代中國重建價值體系，這一問題雖早在五四運動就已提出，然而至今尚未完成，而這一任務可以由政黨國家來擔當。只有當現代中國不僅僅擁有經濟增長，還擁有建立于自身習俗和自我認同之上，足以令人稱道的優良生活和禮法制度之時，人們方可說中華文明方才走出西方文明挑戰所致的大危機，完成中華文明體之大轉型。政黨國家在未來30年的重大任務，就是如何對文明國家有自覺的意識，從文明國家傳統之中汲取可待轉化的資源，構建全新的現代中國。

　　（作者：復旦大學思想史研究中心中國模式課題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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