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簡直滿身都是傲骨”，睥睨一世，目無余子，無論是學問界，或是政界，幾乎無人可入他的眼。
章太炎評點唐宋文章大家，“李翱、韓愈局促儒言之間，未能自遂。歐陽修曾鞏好為大言，汗漫無以應敵，斯持論最短者也。若乃蘇軾父子，則俗人之戈戈者。”
對孔子，章太炎也要將其“去魅”。孔子是一個歷史學家和教育家，一個不成功的政治家。在他的眼里，孔子是一個沒有勇氣善于鉆營的人。
他（孔子）教弟子，總是依人作嫁，最上是帝師王佐的資格，總不敢覬覦帝位，及到最下一級，便是委吏乘田，也將求去做了。諸君看孔子生平，當時攝行相事的時候，只是依傍魯君，到得七十二國周游數次，日暮途窮，回家養老，那時并且依傍季氏，他的志氣，豈不日短一日么？所以孔教的最大污點，是使人不脫富貴利祿的思想。自漢武帝專尊孔教之后，這熱中于富貴利祿的人，總是日多一日。我們今日想要實行革命、提倡民權，若夾雜一點富貴利祿的心，就像微蟲霉菌，可以殘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斷不可用的。
后來新文化運動的許多代表人物，如魯迅、錢玄同都直接受到過章太炎的影響。黎錦熙在錢玄同先生的傳記中說：“古文大師章太炎先生直把孔子當作‘史學家’看待，頂多再帶了些‘教育家’的臭味，孔子的最大成績是在整理了許多故書舊史（經）······錢先生（錢玄同）在這一點上，受他老師的影響最深，所以到了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
有人將章太炎和譚復生，黃公度并稱。章太炎說：“譚、黃二子志行，顧亦有可觀者；然學術既疏，其文辭又少檢核，仆雖樸陋，未敢與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謂游于其藩，猶多掩襲聲華，未能獨往；康長素時有善言而稍譎奇自恣；仆亦不欲與二賢并列，謂宜刊削鄙文，無令猥廁！”
連康有為亦不在他的眼里，何況譚嗣同！梁啟超就更不用說了。
對康有為，章太炎說：“今康氏經說諸書，誠往往有誤，······茍執是非以相爭，亦奚不可，而必籍權奸之偽詞以位秉，則和異逆閹之陷東林乎？”說康有為像當“圣人”，是“想入非非”，“狂言囈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
在《時務報》館期間，章太炎對梁啟超等康門弟子尊康有為為圣人的做法充滿鄙夷，說：“這群康門弟子好比一群屎克螂在推滾糞球”。
晚年的章太炎這樣評價梁啟超：“梁，梁后來變了節，他，他佛學倒不壞，但是究竟是改節的。”
能得到章氏一罵，已經是相當了不起了。周黎庵曾問章先生對胡適之有什么看法？章太炎說他“不配談”：“哲學，胡適之也配談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適之，他連‘根’都沒有。”
民國三年，太炎先生被袁世凱禁于北平龍泉寺，他寫家書說：“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如同嵇康臨刑，感嘆廣陵散自此就要失傳了！
沒有章太炎不敢罵的人。
章太炎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點名罵光緒帝為“小丑”， 轟動海內外。
章太炎贈給慈禧太后的賀壽對聯是：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時再到古長安？嘆黎民膏血全枯，只為一人歌慶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臺灣，而今又割東三省，痛赤縣邦圻益蹙，全逢萬壽祝疆無。
章太炎經常罵孫中山，別人只能聽，不敢答，更不能附和。如果有人附和說罵得好，他馬上給那人一耳光，同時罵道：“你是什么東西，總理(孫中山)是中國第一等的偉人，除我之外，誰敢罵之?”
袁世凱復辟，章太炎進京，下車不久便掄手杖怒打憲兵。在北平整日酗酒，大書“袁賊”。.后來覺得不過癮，就篷頭垢面，足登破靴，手持團扇，扇下系袁世凱親授的二級大勛章，來到總統府，袁世凱避而不見。章太炎怒不可遏，跳著腳，從清晨至傍晚，破口大罵袁世凱，并掄起手杖將府內器物砸個稀里嘩啦。章太炎已抱定必死之心，寫詩云：
時危挺劍入長安，流血先爭五步看。
誰道江南徐騎省，不容臥榻有人鼾。
他給夫人的信中說：
不死于清廷購捕之時，而死于民國告成之后，又何言哉！
章太炎決心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之行動，來警醒世人。但章太炎的名望實在太高，袁世凱躲在內室，目睹章太炎之“胡鬧”，敢怒而不敢言，任其發泄。
1913年7月，章太炎奔走呼告，既撰文，又通電，大呼：“項城（即袁世凱）不去，中國必亡！”
袁世凱沒辦法，把他軟禁起來。袁世凱的兒子送去一床錦緞被褥，被章太炎拿香煙燒了一個個大窟窿扔出窗外，并揚言放火燒屋。
袁世凱死后，章太炎才獲得自由。
章太炎即是學問家，又是革命家。拿其入室弟子魯迅的話說，“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無第二人”。
章太炎的理想政治是“天下為公”，且風骨清狂，視權貴如糞土。別人叫他“章瘋子”。他在日本講演時說：
大凡非常可怪的議論，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說。說了以后，遇著艱難困苦的時候，不是神經病人，斷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來有大學問成大事業的，必得有神經病才能做到······為這緣故，兄弟承認自己有神經病；也愿諸位同志，人人個個，都有一兩分的神經病。
但兄弟所說的神經病，并不是粗豪魯莽，亂打亂跳，要把那細針密縷的思想，裝載在神經病里。譬如思想是個貨物，神經病是個汽船，沒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經病，必無實濟；沒有神經病，這思想可能自動的么？
我要把我的神經病質，傳染諸君，傳染與四萬萬人！
章太炎求學于乾嘉學派的重鎮——詁經精舍，師從一代名儒俞樾，并陸續向譚獻、孫詒讓、高學治、黃以周、宋衡等名師求教。章太炎博大精深的學術功夫，不僅為他的門人后學所敬重，也為他同代同輩政治、文化、學術觀念不同甚至截然對峙者不得不佩服。
毛澤東說，章太炎活了60多歲，前半生革命正氣凜然，尤以主筆《民報》時期所寫的文章鋒芒銳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為革命政論家；后來雖一度涉足北洋官場，但心在治經、治史，以國學家稱著。
蔡元培說：“這時代的國學大家里面，認真研究哲學，得到一個標準，來批評各家哲學的，是余杭章炳麟。”
胡適稱，太炎先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他將章太炎的《國故論衡》和《檢論》與劉勰《文心雕龍》、劉知幾《史通》和章學誠《文史通義》比肩。
梁啟超說：“在此清學蛻分與衰落期中，有一人焉能為正統派大張其軍者，曰：余杭章炳麟”，“所著《文始》及《國故論衡》中論文字音韻諸篇，其精義多乾嘉諸老所未發明。應用正統派之研究法，而廓大其內容，延辟其新徑，實炳麟一大成功也。炳麟用佛學解老莊，極有理致，所著《齊物論釋》，雖間有牽合處，然確能為研究‘莊子哲學’者開一新國土。其《菿漢微言》，深造語極多”，“蓋炳麟中歲以后所得，固非清學所能限矣。”
時人多稱贊章太炎的學問，章太炎卻十分不滿，自認為政治勝于學術。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謝本師》里就說，先生“自己以為政治是其專長，學問文藝只是失意時的消遣”。 魯迅給老師的定位是，“先生的業跡，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學術史上還要大”。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書香門第，祖父為他留下了多達5000卷的藏書。父親彌留之際，立下《家訓》，要求子女們不得對清廷卑躬相事，希望子女們精研經史。臨終一再叮囑：“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歿皆用深衣斂，吾雖得職事官，未嘗詣吏部，吾即死，不敢違家教，無加清時章服。”所謂“深衣”，就是士大夫平時閑居在家時所穿的衣服。太炎的祖輩，入清以來已經歷七八代了，但死的時候都從來不穿戴清朝的衣服，而是采取“深衣斂”的辦法。
1897年春，在詁經精舍苦學8年之后，章太炎來到上海的十里洋場。此時他30歲，受《時務報》經理汪康年的邀請，參與維新變法大業。章太炎去看老師俞樾，被罵為不忠不孝。章太炎公開聲明，與最敬愛的老師斷絕師生關系。
然而章太炎并不認同康有為治學態度和治學目的。雙方矛盾不斷升級，最后竟至于一場群毆事件。倔強的章太炎憤然離開《時務報》。
1899年，章太炎第一次流亡日本期間與孫中山相識，章太炎被孫中山“當今中國不流血就不能推翻滿清王朝”的議論深深打動，連連叫好，稱其為“卓識”。
1900年8月3日，章太炎毅然剪去長辨，脫去長衫，換上西裝。隨即著文《剪辮發說》，并將其寄給孫中山。文章很快就發表在了《中國旬報》上。
1902年，他又逃亡日本。孫中山為他舉行歡迎的宴會，演奏樂曲。章太炎一高興，連干了70余杯。
1903年章太炎回到上海，主編《蘇報》，成為一把刺向清政府的尖刀。鄒容寫《革命軍》，章太炎又是寫序，又是在《蘇報》上發表評論文章，稱贊《革命軍》是“今日國民教育之一教科書”，是“義師先聲”。
6月30日，上海租界的外國巡捕和清政府的警探查封《蘇報》和愛國社。蔡元培避青島，后轉歐洲。吳稚暉則遠走英倫。章太炎卻不逃走。他說：“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經是第七次了。”他迎著來人走上去，指著自己的鼻子說：“別的人都不在，要拿章太炎，就是我。”慷慨入獄。“章瘋子”的外號也得于此時。在獄中，他招鄒容前來一同抗辯。
第二天，鄒容跑到巡捕房，說：“《革命軍》是我寫的，不能讓章先生一人坐牢。”巡捕看鄒容還是個小孩子，不相信。鄒容就冷笑著把書的內容背給他們聽。
在獄中，盡管受盡百般折磨，但為了鼓舞年輕的鄒容，章太炎特意寫下一詩：
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灜洲。
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
臨命須摻手，乾坤只兩頭。
鄒容也回贈章詩一首：
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
并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
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
章太炎成了被告，原告是堂堂的大清國。可謂一大奇觀。
開庭時，法官說他罵皇帝是“載湉小丑”，觸犯圣諱。
章太炎說：我只知清帝乃滿人，不知所謂“圣諱”。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們是不避諱的，所以我直接寫“載湉”，沒有什么不對。再說，從字的意思來講，“小丑”兩個字中，“丑”字本來作“類”字，或做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東西”或“小孩子”，并沒有誹謗的意思。
聽眾席上掌聲雷鳴。審判員如墜云霧里，不知所措，非常尷尬。其中一位在目瞪口呆之際，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內外著名的學問家，肯定是科舉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問道：“您得自何科？”
章太炎故作糊涂，高聲回答：“我本滿天飛，何窠之有？”
鄒容病死于獄中，章太炎度過了3年的牢獄生涯。
出獄后，章太炎再次流亡日本。在孫中山的盛邀下，章太炎出任《民報》社長，繼續鼓吹革命。魯迅說：“我愛看這《民報》，••••••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啟超斗爭，和××的××斗爭。和‘以《紅樓夢》為成佛之要道’的×××斗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為了封禁《民報》，清政府專門派人赴日與日本政府就此事進行密謀。日本政府以“擾亂治安”名義，命令警署查封了《民報》社。
章太炎到地方裁判廳，起訴日本政府。
開庭時，章太炎質問裁判長：“擾亂治安，必須有證，若謂我買手槍，我蓄刺客，或可謂擾亂治安。一筆一墨，幾句文字，如何擾亂？”廳長無語。
辯護專家們連忙給廳長打圓場，說《民報》言論妨礙日本社會秩序。
章太炎反問道：“吾言革命，吾革中國之命，非革貴國之命，吾之文字，即煽動人，即煽惑人，煽惑中國人，非煽惑日本人，鼓動中國人，非鼓動日本人，于貴國之秩序何干？于貴國之治安何干？”眾位辯護專家無言以對。
章太炎怒吼道：“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文明國法律皆然，貴國亦然，吾何罪？吾言革命，吾本國不諱革命，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吾國圣人之言也。故吾國法律，造反有罪，革命無罪，吾何罪？”整個裁判廳內鴉雀無聲。
1912年清帝退位后，章太炎強烈感受到南京臨時政府的軟弱無力，自己提出的種種主張和方案不被理解，他希望盡早結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共御外辱。但黎元洪號召力不夠，孫中山不采納自己的建議。最后，長嘆一聲：只有靠袁世凱了。
章太炎被袁世凱任命為總統府高等顧問、東三省籌邊使。章開始為袁世凱唱贊歌，攻擊同盟會的革命黨人。但很快，幻想就被嚴酷的現實擊碎。宋教仁被袁世凱刺殺，讓章太炎幡然覺醒，宣布辭職，參與籌劃討袁。
1914年，章太炎隨孫中山南下廣州，成立護法軍政府。章太炎代擬《大元帥就職宣言》，明確宣告要“與天下共擊破壞共和者”。但是隨之而來的卻是軍閥混戰，民不聊生。于是，他將自己關進了書齋。
魯迅對章先生的評價最為切實：
民國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佯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理想，后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系發源于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記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
起初，章太炎并不像其他知識分子那樣，在青燈黃卷中靜坐觀心，很自然地把佛學作為其經世的武器。雖然其父“中年頗好禪學”，其師俞樾“茹蔬念佛”，但這種宗教意識并未引起他對釋迦的絲毫興趣。在其27歲時，精通法相宗的夏曾佑勸他購覽佛典，盡管他略涉《法華》諸經，對之卻有一種拒斥的感情，對佛教尚持批判的態度。他還撰《公言》批判包括佛徒在內的“宗教之士”，“阻塞人之智慮，使不獲公言”，因而慨嘆佛教“猶不免于上古野人之說”。及至30歲，宋恕促其讀“三論”，“亦不甚好”。
后來，一次偶然披閱《大乘起信論》，“一見心悟，常諷誦之”，于是便開始了探賾索隱的佛學研究之路。同年（1903年），章氏因蘇報案囚系獄中，“私謂釋迦玄言過晚周諸子不可計數，程朱以下，尤不足論”。并托友人羅致佛典，得《因明入正理論》、《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諸法相典冊，以及梵文《阿彌陀經》等，“晨夜研誦，乃悟大乘深義”，而“達大乘深趣”，終于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其時，他還誘導鄒容學佛，“以解三年之憂”。
章太炎對佛學的興趣不發則已，一發則窮源究委，傾全力營造起他的哲學體系。他不僅品味把玩佛典，而且取西方哲學，如康德、叔本華的著作“與內典對照”，“而后內典大明”。其意在說明，法相宗的名相分析與西方哲學的某些概念、范疇不謀而合；人的感性印象，或直觀素材與攝取或識別這些印象素材的能力，認識主體和認識對象相對而無差別。同時通過對宇宙的無限和“凡人之思想所及”有限的論述，證明“色心不二”、“識中有物”的唯心唯識觀念，表明認識無限的可能性。一場求是求真，以西方哲學對校、詮釋佛學繁難名相，以佛學改變傳統思維方式的哲學革命，便在大墻下面的囚室之中孕育起來了。
出獄以后，出于哲學革命的目的，他不僅廣泛求購佛典，深入探討法相唯識義理，以佛解莊，以莊、佛證孔，“旁覽彼土所譯希臘、德意志哲人之書”，對人類理論思維進行系統地反思；同時，還特邀梵文教師密史邏教習梵文；從楊仁山居士專究法相唯識之學；與詩禪八指頭陀詩詞酬唱；贊助太虛大師創建佛教弘法組織“覺社”及弘法刊物《覺社叢書》、《海潮音》；邀華嚴學者月霞法師為留日學生講授佛法；并針對清廷“毀寺興學之令”，大聲疾呼“自護寺產，自辦學校”，為他的哲學革命做了充分的物質準備。
東渡日本的章太炎，在東京留日學生舉行的歡迎會上特別強調：“佛教理論，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徹上下，這是最可用的。”同時，尤以其理性主義的基本性格，指明佛法辯證思維的特征。“在哲學上，今日也最相宜。”他說：
佛法只與哲學家為同聚，不與宗教家為同聚……佛法的高處，一方在理論極成，一方在圣智內證，豈但不為宗教起見，也并不為解脫生死起見，不為提倡道德起見，只是發明真如的見解，必要實證真如……與其稱為宗教，不如稱為“哲學的實證者”。至于布施、持戒、忍辱等法，不過對治妄心。妄心不起，自然隨順真如。這原是幾種方法，并不是他的指趣。
在這一哲學革命的整個過程中，章太炎發表了《建立宗教論》、《無神論》、《人無我論》、《俱分進化論》、《國故論衡》、《諸子略說》等一系列重要哲學論文，以及他自詡為“千六百年未有等匹”的“一字千金”之作——《齊物論釋》，系統地闡述了他的法相唯識哲學。
哲學家與政治家的主要區別是，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全心傾注在國計民生的具體問題上，而哲學家和宗教家更關心形而上的問題，主要興趣在于窮源究委，探索世界的本源、人的認識的發生和歸宿。章太炎首先肯定，哲學和宗教一樣，都要建立一個思想上的終極依托形式——本體，它們的內涵雖然可以不盡相同，但它們作為一種依托的終極形式卻是完全一致的。章太炎選擇的本體是佛教所說的“真如”，他把它比作老子的“道”和“無”，儒家的“無極”或“太極”。章太炎也說，其實世界上的事情，是找不到開端的，推本求源，求之不盡，無可奈何，才確立一個本體，以求論述上的方便，所以說，“始”就是“無始”，“元”就是“無”。
章太炎還把《莊子》與佛學融會起來，以莊解佛、莊佛結合，他說，佛教的“自在”，莊子“無待”，實際上說的都是對外在生存環境和自我的生存意識的絕對超越。心靈只有在達到不依任何條件而獨立存在的“真如”之境，才是“自在”、“無待”的自由境界。換句話說，只有像莊子說的那樣“去是非之心”，像佛說的“離言說相”，才能泯絕差別、去妄存真。這既是“無待”、“自在”的絕對自由，又是“吹萬不同”、“平等咸適”的齊物觀。
章太炎竭力主張的“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德”，具體而言，就是破除自我，去掉“五心”：
非說無生，則不能去畏死心；
非破我所，則不能去拜金心；
非談平等，則不能去奴隸心；
非示眾生皆佛，則不能去退屈心；
非舉三輪清凈，則不能去德色心。
當然章太炎的哲學觀又不是純粹的佛學，他說：“仆往者鑄熔經論，斷之鄙心。”老師楊仁山指責他是“混亂正法”。正說明他不是一個佛教學者，而是一個哲學家。曹聚仁說：“以佛理來解釋莊子，作《齊物論釋》，以佛理論性，作《辨性》上中下；獨到之境，非宋明理學家所能夢見，宋濂輩碌碌不足道，何足以望其項背呢！”
章太炎精通古今經學，且思理深邃，尤擅思辯。其學術著作，文筆古奧，索解尤難。魯迅就曾直言自己當年讀不斷《訄書》。古學功底深湛如魯迅者，尚且視讀解章著為畏途，其余也就自愧以下，可想而知了。
毛澤東也說，他（章太炎）出版一本論文集，偏偏取名《訄書》，使人難讀又難解。
據說，能與章的學問匹敵者唯有康有為的老師廖平。章太炎入川時，廖平在成都。廖平揚言，“章若至者，必面折之”，章遂不敢入成都。
章太炎說，康有為的書是抄襲廖平的，“他（康有為）著了一本書，還沒有出版。他忽然寫一封長信給廖平，要把廖平的一本書，毀版——把版子劈了。后來，后來康的書出版了，原來康就是抄廖平的。你想康的心狠不狠。竟然要把廖平的版劈，劈了——毀尸滅跡。”
曹聚仁說，章太炎像向羊群揮舞著長矛的堂吉訶德，但對于弟子們的問學，態度非常謙和，和家人父子一樣說家常話，并不擺出什么大學者的架子。不像康圣人，一副天才的面孔。
周黎庵在《章太炎先生軼事》中說：
章氏居處有一大室，四壁琳瑯皆是書籍，除窗戶外，一無隙地，即窗戶之上下亦設書架。室中除書外，了無陳設，中置一床，即為章氏獨睡之處。每中夜睡醒，忽憶及某書某事，即起床詣書架翻閱之，往往自中宵達旦，雖在嚴冬，亦不知加衣。翌晨其仆役進室灑掃，見章持卷呆立，形如木雞，必驚呼：“老爺，你沒有著衣呢！”章始驚醒，則必患重傷風，傷風必患鼻疾，其家人雖欲禁之，不可能也。章氏治學精神，可見一般。吾知其于持卷呆立，形如木雞之時，心神領會，此種精神，真吾輩之萬分景仰者，惜天不假年，惜哉！
章太炎晚年居上海，不聞世事，一心沉浸于學問之中。嘗自行出門外購煙，離家五六十步，便不識歸途，又不憶門牌，只得沿途問人，其問路之詞甚幽默，為“我的家在哪里？”六字，聞者莫不目為瘋子。
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靈柩運到南京。在中山陵舉行奉安大典時，章太炎專程來到南京吊唁。達官政要們為他接風洗塵。席間，有人請他題字留念。他揮筆寫下對聯一副：
諸君鼠竊狗跳，斯人痛哭；
此地龍盤虎踞，古之虛言。
眾人看了，面面相覷，做聲不得。
“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爆發后，章太炎又走出書齋，為民族危難而奔走呼喊。1933年，章太炎移家蘇州，著手創辦“章氏國學講習會”，其宗旨是“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國有人才”。1935年，國民政府代表何應欽同日本梅津美治郎簽訂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章太炎對此十分憤慨，當即作詩寄于友人，加以諷刺：
淮上無堅守，江心尚茍安。
憐君未窮巧，更試出藍看。
1936年6月14日病逝。最后斷斷續續吐出的兩句話是：“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與其父的遺言如出一轍。
「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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