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毛主席的話并非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孔夫子的話亦然。毛澤東的這首詩，恰恰指出了孔夫子政治理想的缺憾所在，結合主貼的歸納，這句話，反映出毛澤東對孔夫子的辯證評價。這首詩的立意何在？在于中國政治歷史中，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方面。孔夫子“從周”，以恢復西周封建制為己任，這是中央權力較小，地方權力較大的權力配置格局。封建制不僅不適應東周的社會實際、政治實際，而且，歷史證明，已經不適應中國政治和社會經濟的實際。中國文化的第一個里程碑式人物非孔夫子莫屬，而中國政治的第一個里程碑式人物很可能就是秦皇漢武。正是秦始皇開創了郡縣制的中央集權的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權力格局，這一權力格局保證了中國歷史的統一的大局面。中國歷史，難道不是毛澤東所說的“百代惰性秦政治”么？這不是事實么？后世儒家對于封建論還是郡縣論多有爭論，而其主流則是肯定郡縣制，這是符合歷史需求的認識。難道要把孔夫子的話由“凡是”掉而死掉么？

毛主席對孔夫子的思想認識是全面的，沒有全盤否定，也沒有全盤否定。其代表性的評價就是“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而作為第一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集大成者，他的思維方式是馬克思主義的，而不是儒家的。而馬克思主義是工業化時代的思想體系，儒學是農業時代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更加適合工業化過程中、民族獨立過程中的中國，這不是顯而易見的么？毛澤東要建立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其特征之一就是民族的，儒家是中華民族的基本文化烙印，毛澤東肯定儒家的歷史地位是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
天安門廣場樹立了孔子青銅雕像，從此以后，中國人的歷史感會日益強烈。在天安門廣場只有毛澤東的巨幅畫像和孔夫子的青銅雕像。這唯一以形象展現出來的兩個歷史人物之間，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成為一個無比生動的問題，這是每一個漫步在兩個高大形象之間的中國人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主帖在試圖對此有所回答。而那些自詡為儒家的網名，則肆無忌憚地表達著對毛澤東的誹謗。誹謗也罷，在兩位歷史偉人之間建立橋梁也罷，最有價值的還是提供史料，不是道聽途說的野史。至于兩者之間的關系，既然已經伴隨著孔子像的樹立而空前凸顯在中國人面前，歷史學家很快就要紛紛作答了。姑且等著聽他們的高論吧。
不過，那些自詡為儒家的網名對毛澤東的無知和敵視程度令人吃驚，令人鄙視。還有一點無須懷疑，毛澤東不僅是一代偉人，而且是執政黨的一代領袖，是這個執政黨后繼者誓言要世世代代高舉的旗幟。如果所謂的現代儒家對毛澤東的褻瀆突破了執政黨及其階級基礎的忍耐限度，如果果真如某些網名所想象的兩人之間的對立達到不可并立的程度，被推倒的應該不會是毛澤東的巨幅畫像。既然放言自己讀過四書五經，寫字就得有點君子的樣子，哪怕裝出個樣子。如果色厲內荏，讀者自然疑問：這四書五經讀了也就這樣子，何必去讀？如果說四書五經是龍種，那么某些跟帖者的文字與蟲豸別無二致。既然披上了張儒皮，總得讓人看到儒家化性起偽的功用。巧言令色，鮮矣仁！一個宗旨于儒教的論壇，竟然成為瘋狂謾罵毛澤東者的藏污納垢的淵藪，可勘一嘆。如果諸君果然要研究毛澤東與儒家的關系，除了儒家經典之外，有幾本書是繞不開的：六卷本的《毛澤東傳》；中*共史兩卷；毛澤東年譜三卷；毛澤東建國以來文稿十三卷。文集、選集就不必說了。該說的都說了。最后提示壇上愿意以儒家情懷修養自己的諸君一句話：與人為善。真正地讀一讀歷史書，讀一讀毛澤東的書，杜絕“意必固我”地去讀。從中尋找孔夫子與毛主席之間的線索。鑒別網絡上的見聞。博施濟眾是為孔夫子尊為圣人的標志。1840年以來，是誰最大程度地接近了這圣人事業？這都是歷史所能言說的。

毛澤東是怎樣評價孔夫子的？

賈 陸 英

毛澤東從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對孔子及其學說的基本態度是：既有肯定，又有批評，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推陳出新，古為今用。

五四運動前后，面對當時“尊孔讀經”和“打倒孔家店”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社會思潮，毛澤東從不盲從，而是冷靜思考，深入研究。

《毛澤東傳》記載：1919年9月，毛澤東在《問題研究會章程》)中，將“孔子問題”列為研究問題之一。

1920年是毛澤東由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關鍵一年。他在一封信中，明確地提出了西方文明必須與我國文明相結合的觀點。他說：“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這一重要觀點，奠定了毛澤東一生致力于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

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離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車去游覽了孔子的故鄉---曲阜，還登了泰山。對孔子這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后來，毛澤東在同斯諾談話時回憶起這次孔子故鄉之行，他說：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有歷史意義的孔廟附近，有一棵有名的樹，相信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著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顯然，此時的毛澤東不是一般的參觀旅游，而是帶著傾慕之心前來瞻仰的。

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說：“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范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大會上說：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圣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圣人（《毛澤東品國學》第26頁）。

1938年5月21日，毛澤東在抗大干部會上說：黑格爾是馬克思的老師，此人似乎當了一世教員。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后撤職，大概就是當教員當到死吧！我們要學習黑格爾，學習孔夫子。我們三四百人，可否出幾個孔夫子，出幾個黑格爾呢？又說：孔夫子是圣人，幾千年只此一個（《毛澤東品國學》第26頁）。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研究理論、研究歷史和研究現狀的任務。他在談到研究歷史時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2頁）“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提法，表達了毛澤東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種肯定。《孔子評傳》一書的作者匡亞明認為，毛澤東之所以挑選孔子作為研究歷史的開始，第一是因為孔子是上古以來文化的集大成者，通過研究孔子，是從縱的方面追溯研究前代情況的一個最恰當的選擇。第二是因為孔子在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無論在當時或后世，在國內或國外，都是影響最深最廣的人物，通過研究孔子，是從橫的方面研究諸子百家的一個最恰當的選擇。匡亞明還回憶說：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評價孔子的問題。毛澤東認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能當作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于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么“尊孔讀經”。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毛澤東又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贊揚。

1940年1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重要思想。他說：“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中國文化應有自己的形式，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義的內容――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新文化。”“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新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舊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于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0---701頁）這些光輝思想，為我們正確對待孔子，正確對待以儒學為主體的傳統文化，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與儒學的關系，指明了方向。

1943年6月28日，毛澤東在劉少奇一封信上的批語中寫道：“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他明確地說：“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84頁）

1944年，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坦因采訪時說：“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應該“根據具體條件加以采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191頁）

從新中國成立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對孔子依然是既有肯定，又有批評。

1954年，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孔夫子是革命黨，此人不可一筆抹殺，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毛澤東品國學》第27頁）。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談到青年人勝過老年人時，列舉了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名人，其中就有孔子。他說：孔夫子在青年時也沒有什么地位，當過吹鼓手，在人家辦喪事時，給人家喊禮，后來教書。他雖然做過官，在魯國當過司法部長，也是短期的。也還當過管錢的小官，相當于我們農業社的會計。他學了很多本領，顏淵是孔子的弟子，算個二等圣人，他死時才三十二歲（《毛澤東品國學》第27頁）。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談教育問題時，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說：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孔子的學問是從實踐中自學得來的。孔子這個人愛說老實話，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罵。同時他又指出，孔子辦教育不重視生產勞動，這方面我們要想辦法補足（《毛澤東品國學》第28頁）。

1965年6月，毛澤東在《水調歌頭.游泳》一詞中，直接引入《論語》中的原句而寫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借以抒發時光在流逝，社會在進步，應奮發有為的豪情壯志，也充分表達了毛澤東對孔夫子其人其語的賞識之情。

“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是毛澤東畢生為之奮斗的偉大事業，是他對中國革命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毛澤東指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2頁）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它既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也是馬克思主義與“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相融合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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