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定孔子是地主階級的幫兇、總代表太荒唐　　

羅     寧　　

我先后發出《如此粗暴待孔子，于心何忍？情何以堪？》，《如此無理待孔子，于心何忍？公道何在？》等文章之后，有網友認為，文章很好，就是過長。我贊同這一看法。考慮到網友們大多性急且缺乏耐心，因此，我再以分述、改寫的方式闡釋自己的觀點。歡迎網友們討論　　

在堅定反孔的觀點中，一個引人注目的認定就是：孔子是地主階級的幫兇，是封建地主階級的總代表。　　

這一結論性的認定，源自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及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發表的大批判文章，是當時占據壓倒性強勢的主流觀點。　　

所以，所有唱過“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壞東西”那首曾經膾炙人口的兒歌，大量被灌輸過革命大批判文章的內容、風格，至今還在被文革所強化的意識形態及思維定勢所感染、影響的人們，都會條件反射式的強烈認定：孔子是地主階級的幫兇，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并且，依然還習慣性的不知道問一問：為什么孔子是地主階級的幫兇，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　　

在遙遠的兩千年五百年前，在貧困潦倒的孔子用言簡意賅的語言所表述的思想、學說之中，即使是從當代人的角度來看，為人類所喜聞樂見，并愿意聽從信任的，具有符合人性、人倫、人生需求普適性的，能夠普遍有益、有利、有助于人及社會生存發展的智慧精華，也是碩果累累的存在的。否則，生前無權無勢，在去世后近五百年間，只在民間流傳的孔子思想、學說，是不可能無脛而走，譽滿天下，并傳播至今的。　　

在孔子生活的年代，由于孔子的思想、學說不符合奴隸主階級的意愿與需要，所以，盡管孔子才富五車，滿腹經綸，頗有名氣，并且，孔子還堅持滿懷熱情的周游列國，宣傳自己的主張，但是，卻飽受奴隸主階級的冷漠、歧視與排斥，并常常會累累如“喪家之犬”，得不到施展抱負的平臺與機會，只能落寞的生活在社會的底層與邊緣。　　

在孔子去世近五百年后，在西漢時期，董仲舒從孔子的思想、學說中，發現并找到了可以用來維護統治階級統治的社會倫理與道德的精華。因此，為了更有效的維護統治階級的統治，董仲舒從包括孔子思想、學說在內的各種主張中，采納、提取了諸多可以被政治利用的思想成果，為借助、利用孔子及其思想、學說所具有的普遍、深遠影響力，創立了以孔子思想、學說為標志、為品牌的儒術。　　

為了將儒術的政治功用、功能發揮至極限，在創立了儒術的基礎之上，董仲舒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建議，被當時的封建地主階級的最高領袖及總代表------漢武帝所采納。此后，直到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在以往的一千九百年間，歷代皇帝都在一以貫之的運用儒術，以統治中國社會。由此，儒術得以在中國社會的傳統政治文化當中，居有了主導性質的主流統治地位。　　

作為皇權專制社會主流思想文化的正統，被歷代皇帝的統治實踐證實，儒術確實是維護統治階級統治的利器。在歷代皇帝的尊崇、利用、運用下，儒術對于統治階級的統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在歷代皇帝的不斷完善、強化及爐火純青的運用下，儒術不僅被用來有效的神化了專制皇權，也被統治者有效的用以鞏固了社會秩序。　　

正是因為儒術具有可以被歷代皇帝用以有效維護統治階級統治的卓越政治功用、功能，儒術才不約而同的得到了歷代皇帝的尊崇、重用。因此，儒術才得以在近兩千年間，始終被歷代皇帝所“獨尊”。　　

與此同時，因為富有符合人性、人倫、人文與人生所依循自然法則的智慧屬性，才得以具有恒久、廣泛影響力的，并被歷代皇帝利用為儒術標志、品牌、包裝物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也才相應的、水漲船高式得以處在了被歷代皇帝同步“獨尊”的，高貴、榮耀的人間神壇之上。　　

在以往的近兩千年間，歷代皇帝的獨裁、專制統治，在本質同一的基礎上，在統治的形式及方法上是具有各種不同與差異的。但是，歷代皇帝在實行統治的社會實踐中，以儒術為統治工具的做法，以孔子及其思想、學說為儒術的標志、品牌、包裝的手段，及給予儒術與孔子及其思想、學說以“獨尊”的尊崇，則始終沒有發生過改變。　　

但是，盡管如此，儒術與作為儒術的標志、品牌、包裝物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在被歷代皇帝百用不厭的用于實行統治的過程中，其工具的身份、角色、地位與作用，卻從來沒有因為歷代皇帝，在近兩千年的期間內，所一以貫之給予的“獨尊”尊崇，而發生任何質的改變的。　　

不言而喻，在真實的人類社會生活當中，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始終都會是人際、人群之間發生社會關系的自然基礎。因此，在人類之間只以實力為對話、合作條件的前提下，盡管思想、學說智慧、深邃，令人信服，但是，無權無勢、窮困潦倒的孔子，不論是在生前、還是在去世后的近兩千五百年間，在只信奉叢林法則的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面前，始終都是沒有條件和資格，成為幫兇的。　　

事實上，曾經在五百余年間，飽受權勢熏天的奴隸主諸侯拒絕、打壓、漠視、冷對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之所以在漢武帝之后，走上了被歷代皇帝“獨尊”尊崇的，至高無上的人間神壇，則完全在于歷代皇帝需要用富有人類影響力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來擴大、增強作為統治利器的，儒術的政治功用、功能與功效。在歷代皇帝看來，孔子及其思想、學說，只不過是可以任意利用的統治工具的工具。　　

因此，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及在批林批孔運動中，特別是在當前很多人的心目中，將只是被地主階級作為工具使用、利用的孔子及其思想、學說，當做地主階級的幫兇來看待，實在是高抬了貧困潦倒、無權無勢的孔子，同時也違背社會常識，嚴重貶低了地主階級的智慧與能力。　　

毛澤東主席在評價知識分子時，曾經借古人之語，有過一個精彩、生動、貼切的比喻：“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去年，有一個縣委書記也曾經質問過著名的學者　于建嶸　先生：“我們不搞拆遷，你們學者吃什么？”而在文革初期及在批林批孔運動中，批孔則不過是為批林彪提供炮彈和靶子。批孔，實際上并不是為了批孔。　　

在統治者眼中，在社會成員們的內心，作為附之于皮的毛，包括孔子在內，無權無勢并只有思想、學說的學者、思想家、知識分子，不過是可以任意“召之即來，揮之即去”，“有用則用，無用則棄”，“喜則譽，怒則辱”的奴仆與工具。　　

在文革后期，呼應于當時社會上流行的，稱謂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的說法，毛澤東主席笑談道：“老九不能走”。因此，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包括當前的很多人，竟然能夠無視只有皇帝才能做地主階級總代表，并且，從來只有專制、獨裁、權勢無與倫比的皇帝，才能總代表地主階級的歷史事實，極其荒誕的將生前窮困潦倒的一介書生------孔子，認定為是地主階級幫兇，同時，又將孔子認定為是地主階級的總代表，豈不是荒唐，不公道的到了絕倫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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