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之道的精髄究竟是什么　　

—— 民為貴　　

周詩淳　　

從古至今，孔孟之道的精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老百姓最重要，國家次要；首領不重要” 《孟子·盡心下》 ）被別有用心的人及愚忠君國的人篡改、誤解，而以“忠恕”、“孝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天人合一”、 “參天地之化育”替代或掩蓋了。下面以《史記》 《論語》  《孟子》 《大學》等儒學經典為依據，將史上大儒董仲舒、朱熹等，到現代的儒學大師錢穆……“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對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的不遵為例證，簡論之?！　?/p>

孔孟從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活動的史實一斑　　

孔子為祖國——助君王魯定公治國；從《史記·孔子世家》可見，其任大司冦期間，于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以儐相的身份陪魯定公參加魯、齊兩國在夾谷舉行的雙邊會談，為魯國贏得了外交勝利（“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保?。魯國變強，齊國于是向魯國贈送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駿馬，魯定公因此迷戀女樂而怠慢朝政、失禮輕臣，孔子遂率弟子離開祖國而游說列國，推行“民為貴”的政治主張——以“儒篤行而不倦”； “今世行之，后世以為楷”，“適弗逢世……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 ?。ㄕ堃姟抖Y記·儒行》）可見孔子以“知其不可而為之”（ 《論語·憲問第十四》 ）的堅韌不拔精神，歷時十四年的言行試圖在其他國家或地區實現“民為貴”的政治局面之舉，絕非空談理論、一時一事?！　?/p>

從《史記·孟子、荀卿列傳》開章，則見太史公司馬遷對孟子那至今可以令人類世界汗顏之談：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　　

（ 請參考《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主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知 　　

太史公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茍合而已哉！ （請參考《孟子·梁惠王下》——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 )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ミ?，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瘡闹呷鐨w市?！?/p>

我們可以推想，人類世界如果都輕錢財而重仁義，侵略戰爭、經濟掠奪……還會在叢林法則下，由高智商的兩腳動物們挑起嗎？　　

可以說，孔子、孟子是領先于他們的時代幾千年的偉人——真的做到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像周朝的先王——“去邠”，把老百姓的生命生存擺到首位，那些打著國家、民族等幌子圖名謀利的個人或集團還糊弄得了天下人嗎？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被篡改、誤解之述要　　

漢·董仲舒說“一國之君，至貴無敵”；“以人隨君，以君隨天”；“屈民而伸君”——“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心止于一忠者，謂之忠。持二忠者，謂之患?！币馑际牵骸爸摇?，只有一種解釋，只能一心一意忠于“上”（皇上），否則為“患”（害）。又說“功成事就，歸德于上，所以致義”（《春秋繁露·天地之行》）；宋·朱熹進一步奴化一切成就歸功于皇上的“義”，說“臣子無說君父不是的道理，此便見得君臣之義處”（《朱子語類》卷十）?！　?/p>

史上，力主儒家“道統”天下的韓愈，也是董仲舒式的人物；反對“民為貴”，大樹皇威，說什么“知有一人而不知有億兆也”；在其《原道》說：“君不出令，則失其所為君。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財貨，以事其上，則誅！”　　

朱熹為了維護皇權，大肆篡改孔孟之道的精典著作——將《大學》《中庸》 《論語》 《孟子》集注編排在一起，取名《四書章句集注》（即《四書章句》 《四書》 ）。為了維護皇權，朱熹別有用心的在《四書章句·大學·或問》開始，說什么《論語》《孟子》只是“應機接物的微言”，要讀書人把《四書章句·大學》視為“垂世立教的大典”?！　?/p>

朱熹首先在《大學》“前言”說：“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大學》之存，而《論》《孟》次之?！?接著，他特別在《四書章句·.大學》做手腳，將原本《.大學》開章明義的綱領性內容“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大學問的道理，在于明白光明的道德，在于愛普天下的人民）中的“親民”，異解為：“ 親當作新……新者，革其舊之謂也……推以及人，使之亦有去其舊染之污也”。這樣的注釋，統治者們豈不高興？他們不但可以拋棄“民為貴”，而且還要“革其舊”，使人民“去其舊染之污”，想怎么“革”就怎么“革”，想怎么驅使就怎么驅使……難怪自南宋以后，到清末民初，統治者們都法定用朱熹的“章句”之學作教材、作考取功名的標準答案；難怪別有用心的文人至今吹捧朱熹的《四書》 。　　

要做到“明德”、“至善”，無疑要“去其舊染之污”；無疑是一種“新”的作法，再將“親”改成“新”就更無道理了。因為《大學》是孔子的得意門生、曾子的學習心得——因為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民為貴”！其實，《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就是從《論語·學而篇》而來——“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 “泛愛眾”（博愛人民）就是“親民”，絕無另一種意思！　　

孔子、孟子是與董、韓、朱大樹皇權之觀點大相徑庭的。孟子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為腹心；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還主張君王要像周文王那樣將皇家園林與民眾共享，說：“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孟子·梁惠王下》）；《論語·堯曰》贊揚歷代古王的“民為貴”行為——“……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薄　?/p>

孔子說：“老百姓對于仁德啊，比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水與火更為迫切，（并無過量的忌諱）；對于水與火，我看見過溺水蹈火而死的人，卻沒看見實踐仁德而死的人呀！”（ 《論語·衛靈公》：“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　　

對于民與國的關系之輕重，孔子說：“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不居住在動亂的國家”，以免生命受到威脅（“亂邦不居”）。孟子繼承他的思想說：“殺害無辜的老百姓，讀書人就可以離開他的國家。” （“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戰者服上刑?！保?《孟子·離婁上》 ）孟子又在回答梁襄王“誰能統一天下”的問題時說：“不輕易殺人的國君就能統一天下”（“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這些，充分體現了孔孟之道把人民的生命看得比國家、君主都重要。現在說“愛是沒有國界的”、“和諧地球村”，也就類似孔孟之道的“大同”思想?！　?/p>

對于《孟子·盡心》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歷代統治者都耿耿于懷——直接反對或曲解的政客不少。很多人都用《尚書·五子之歌》上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去誤解“民為貴”，認為：“孟子的‘民為貴’就是民為邦本的意思”。其實，古代史冊、“五經”里的《尚書》說：“上天降生了老百姓，給他們立了君主，立了老師，只是叫他們協助上帝寵愛老百姓?！保ā稌吩唬骸旖迪旅?，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尚書·泰哲》又說：天所看到的是從我們老百姓的眼中看到的，天所聽到的是從我們老百姓的耳朵里聽到的（“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堯、舜、禹、湯和周文王等圣賢也確是寵愛老百姓。然而，他們以后的君王、大臣及官吏都把“民為貴”變成了“為民作主”——“寵之”變成“作主”后，老百姓經常受到政治蒙蔽，失去了種種利益。　　

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有的學者仍然沿襲其“邦本”之謬說。其實，“民為貴”真的是老百姓最重要——孟子說“春秋無義戰”，痛恨地稱那些統治者是“人牧” ，譴責他們把老百姓視為“邦本”（牧群）的綿羊，任其驅趕、宰殺。如果強將“民為貴”釋為“民為邦本”，老百姓則成為邦國（牧群）的綿羊、是君王（牧主）的本錢，官員們則是為君王“牧養子民”的；“民為貴”釋為“民為邦本”，是豢養老百姓，是為統治者的國著想?！懊駷橘F”釋為“老百姓最重要”，則是愛老百姓，為老百姓的生存著想。我們如果通過認真對《論語》 《孟子》的學習，可以這樣說，在孔子、孟子的心目中，“君”僅僅是一個人，“民”是百姓，是百家之姓……成千上萬；君王應該為人民服務――“助上帝寵之” 百姓。　　

對于“民為貴就是民為邦本”這種不顧歷史事實，不通文義的武斷解釋，嚴復、康有為、梁啟超、蔡元培等中國近代歷史上的先賢不予茍同。嚴復在《辟韓》說：“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此古今之通義也……西洋之言治者曰：‘國者，斯民之公產也，王候將相者，通國之公仆隸也’”；康有為在《孟子微》說“民貴君輕……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之法也！民者如店肆之東人，君者乃聘雇之司理人”“從民所歸乃舉為民主，如美、法之總統……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也，孟子早已發明之?！?；梁啟超在《讀＜孟子＞界說》：“孟子言民為貴，民事不可緩，故全書所言仁政、所言王政、所言不忍人之心，皆以為民也！泰西諸國今日之政庶近之。”；蔡元培在1900年的《上皇帝書》說：“國者，公司也。民者，出資本之股主也；天子者，總辦也……秦漢以來，為總辦者……奪公司以為私業。”　　

古代拋荒“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的典型例子　　

諸葛亮是中國歷史與文化中赫赫正派的名人，但他卻為“大一統”發起過多次勞民傷財、犧牲無辜，毫無道德意義的侵略戰爭；不以民為貴，為忠君義主所損——史書《三國志·諸葛亮傳》記載，劉備病危時對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敝T葛亮哭著回答劉備：“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可以看出像諸葛亮這樣“優秀”的治政家，也不是以民為貴。 “忠”，使他忽視了蒼生……僅為劉家的天下鞠躬盡瘁，干了很多“各為其主”，“功不至于百姓”的事。如果諸葛亮按照《孟子·梁惠王》上下兩篇的內容做，蜀國豈會滅亡？偌大一個蜀國，只要自己愛民、富國、備戰，魏國能怎樣？這正如孟子所說：“七十里為政，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笔駠陌鎴D豈止千里！然而，諸葛亮不以民為貴，一再選擇了主動進攻魏國的戰爭……這與《論語·堯曰》記載堯、舜、禹、湯等圣賢實行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所重：民、食、喪、祭”（恢復被滅亡的國家，接續斷絕了的世族，提拔被遺棄的人才……）相差甚遠！　　

有些人會說，即使諸葛亮不進攻魏國，將蜀國治理得國富民強，但他死后也難避免戰爭……？　　

筆者認為：在歷史長河中，人的生命是極其短暫的。多些和平安寧的人生，總比多些戰亂動蕩的人生好。再說，誰愿做戰亂的不幸者？“大一統”不付諸武力，不禁錮思想，當然可取?！　?/p>

古今中外盛譽孔孟之道的人極多，但是真正理解的人很少；曲解的人卻很多。如史上的“大儒”方孝孺，因為一再反對明成祖朱棣篡奪其侄兒明惠帝朱允炆的皇位，不顧朱棣對他的嚴厲警告：“再反對，就殺你十族——加上你的學生和朋友就是十族！”?？墒怯拗摇罢婷熳印钡母?、方孝孺卻偏要硬頂朱棣，至使847人陪他這個“大儒”無辜死去。　　

孔子告誡士人“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蓢@愚忠之士，只知“盡忠”而不解“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之至理，信奉什么“自古忠孝不可兩全”，因此可以為“盡忠”而不仁、不義、不孝……。真是迂腐！為什么不可以像孔子對待陽貨那樣巧妙周旋；實在擺不脫朱棣的威逼，僅一人殉死而已——連累847人陪死，也屬罪過！　　

再以史上“明清大儒黃宗羲”這個學富五車之士為例——他也為忠所累，對于方孝孺這個“國家不就是朱家的天下”都沒看透的人，黃宗羲卻將其愚忠的事跡編入了《明儒學案》，彰揚他的“忠烈”，而只字不提847條人命的無辜消逝。這，簡直是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悖離！

　　

可嘆從古至今，愚忠之士都以為方孝孺無視“十族”人的生命，偏要以“十族”之命去對抗朱棣，是“己所欲者，可施于人”的事；連累別人去死，是為大忠大義，是問心無愧的。其實，孔子何嘗沒有“己所欲者，人所不欲，勿施于人——慎施于人”的想法、說法呢？只不過沒記上《論語》罷了?！　?/p>

雖然黃宗羲被有的學者譽為“中國的盧梭”，但是，他簡直忘了孔孟之道《論語·學而》的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  ；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泛愛眾”是以生命及安寧為最基本原則、是不分種族界線的。從明朝滅亡，一直到康熙元年，黃宗羲都在堅持不懈地進行反清復明的武裝抗爭。滿清統一天下已久，百姓基本安居樂業時——康熙十七、十八年，清廷屢屢“以禮敦請”他為官，他也和那些忠君之士一樣，矢志不從二主。他們那樣拒絕將自己經邦濟世之才造福百姓，豈不迂腐？他們難道不可以為清廷從事功在百姓的事嗎？他們如果以民為貴，去親民、為民當官，能叫不仁不義嗎？　　

《論語》《孟子》教導的是讀書人“泛愛眾”“親民”，而根本不是教導讀書人死守一個君王、一個國家做官呀？孔子、孟子畢生追求的是仁政，是普天下百姓安居樂業的“大同”，何況明朝已經滅亡——朱皇帝的家滅亡了，并不等于老百姓的家都滅亡了……這時，應該與百姓共存亡，而不是與君王、國家共存亡；不是再殺出一個“反清復明”的“亂邦”！　　

史上，管仲不殉死公子糾，相反背叛了公子糾，輔佐公子糾的政敵齊桓公“一匡天下”，使天下百姓安寧。孔子不是“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的贊揚管仲嗎？黃宗羲等大文人簡直沒有讀懂《論語?里仁》里孔子說的：“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與之比?！保ň訉τ谔煜碌氖虑?，沒有規定要怎樣干，沒有規定不怎么干，只要與道義并肩就行了。）而為這道義所干的事，絕不能“功不至于百姓”。　　

其實，通過《論語》出現109次的孔子的道德標準——即對“仁”的分析，孔子確實是 “從不將‘仁’輕許” 給誰的。如從《論語·公冶長》篇，可以見到孔子對雍也、子路、冉有、公西華，都以“不知其仁”（不曉得他仁不仁）來變相否定別人對雍也等學生的高評；即使對他最得意的學生顏淵，他也僅說“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論語·雍也》）”；對令尹子文和陳文子，也只說他們“忠”和“清”，不同意他們“仁”。然而對管仲——可見“民為貴”是高于一切的——孔子雖然批評管仲不儉、諷刺他不知禮（見于《論語·八佾》），但是卻以“從不輕許”給人的“仁”，大加贊許管仲！這是因為“桓公九合諸候，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論語·憲問》；“九合”——其實不止九次。齊桓公多次召集各諸侯國并主持和平盟會，沒有用武力——齊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因為管仲輔佐，天下才有較為安定的局面。）可見，誰能保護絶大多數民眾的生命，使天下長治久安，誰就稱得上“仁”；至于什么后世一再取笑孔子的“克己復禮”，也就不攻自破了。可見，對于“仁者愛人”、“圣人”，孔子也是從“民為貴”著眼的——孔子認為：一個人能夠給人民很多好處，又能廣泛地幫助大家生活得好，“何止是仁道，那肯定是圣德?。　保ㄗ迂曉唬骸叭缬胁┦┯诿瘢軡?，何如？可謂仁乎？”  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論語·雍也》 ） 　　

從孔子對管仲的特殊評價著眼，我們可以這么推理：對于孔夫子 “一以貫之” 的道，曾子認為是“忠恕而已矣！”，其實不對。“仁”，才是孔子的道德標準，而“民為貴”則是仁的最高體現?！爸宜　毕鄬Α懊駷橘F”而論，僅僅是小節小道，“民為貴”才是頂天立地的大事！因為這“民”，不止是幾千、幾萬——是普天下人的生命、生存、生活；比什么都重要的特等大事。孔孟之道的偉大，就在此處！　　

可嘆史上的大儒、大名鼎鼎的理學家、心學大師王陽明雖然反對朱熹的理學，明確指出：“天理即是良知”；然而，王陽明的“良知”也有悖天理的時候。如明·嘉靖七年，王陽明大概為了報效皇帝授予他在廣西思恩府、田州府平亂時“便宜從事”的寵信（特權），不待詔命而移師八寨、斷藤峽兩地，一舉“剿滅”了朝庭長期鎮壓不下的僮、傜少數民族起義軍；“殘酷屠殺了無辜百姓15000余人”（見于《中國歷代大儒·心學大師王守仁》 ；《明史·列傳·王守仁》〖卷195；傳83〗 ）。如此，可見中國的大儒們對“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不是那么在乎的?！　?/p>

現代拋荒“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的典型例子　　

由于政治的介入，或者倚靠程朱理學做學問當教授，始終不忍割愛的心理所至，朝朝代代都有把朱熹奉為文化與道德偉人的大師。正如我國著名的編輯出版家、教育家、作家葉圣陶先生所說：

朱熹的著作極多，他所注解的書風行天下，他的教義差不多就成為國教……政治勢力作一派學問的護法，就使一般的人奉命唯謹，再不想挺直身子自己去辟道路。所以崇朱的歸結，是養成些恭順附和的人，思想界現出萎靡的氣象。（《〈傳習錄〉注釋本緒言》）　　

當代，維護朱熹的理學——維護封建統治制度的大學者是錢穆。有的學者認為“……錢穆則突出朱熹在歷史上的地位，把他與孔子相提并論” ?！　?/p>

在2003年10 月出版的《讀書》雜志上，郭曉東先生以《對歷史的一種溫情與敬意》抬出錢穆先生的歷史觀，說“一九五二年三四月間，錢穆先生訪臺北，應邀做一系列演講，以‘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題……又應約寫一部‘研究中國歷代政治制度’的教材……正式以《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題付梓成書……論述精辟，實不失為一部簡明扼要的‘中國政治制度史’…… 此書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香港大學定為報考中文系的必讀書，在港臺地區具有相當大的社會影響?！保挥终f錢穆先生著的書“從客觀的史實出發，力圖還歷史以真相，比如錢先生在本書中分析說，君權與相權的分設，政府對皇室的制衡，足以證明傳統政治體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不可以專制黑暗四字抹殺，但明清兩代確實又出現相權日益收緊，皇權極力膨脹的現象，特別是清代，錢先生承認確實是專制黑暗，但錢氏同時指出，清代政權只是出于一‘部落政權’之私心，不足以代表漢唐以來中國傳統政治之大趨勢，不可因清代之專制，便誤以為傳統的政治制度便是如此?！?；又說：“綜觀全書……從一開始的‘序言’ 到結尾的‘總論’ ，反反復復在批駁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專制黑暗論’” 　　

“漢唐以來中國傳統政治之大趨勢”真的是“君權與相權的分設，政府對皇室的制衡，足以證明傳統政治體制并非出于一二人之私心” 嗎？“中國傳統政治文化‘專制黑暗論’” 不對嗎？ 這，正如王亞南先生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一書中對錢穆先生的“漢唐盛世是一個一統的政治和平等的社會”進行駁斥所說：“一個歷史學家這樣歪曲歷史，實在令人納罕。……也許錢先生立論的主旨不在用以‘變’古，而求所以‘飾’今。”這不能不令人覺得錢穆先生有意用程朱理學的“儒”來改變孔孟之道的儒。這，讓人覺得錢穆先生當年在香港殫精竭慮辦學，不全是為了傳承華夏文化——所以，他就和那些幾千年來朝朝代代都有“患軟骨癥”的儒學大人物一樣，著書立論，有意識回避“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理論與反戰思想，使那些不愿多費功夫鉆研原著，不會突破權威定勢多做客觀思考的讀書人，向著他們的學術馬頭是瞻，以便他們道貌岸然、理直氣壯地為人“抬轎”，受人“抬轎”——如錢穆先生奉承蔣介石總統“繼續擔負光復大陸之重任”(余杰的《火與冰·我來剝錢穆的‘皮’》可以看到“‘國學大師’錢穆當年曾被大陸列入戰犯名單，最近卻成為大陸學者們五體投地的尊神”；)；“錢氏‘百萬字以上之著述’，目的不過是‘所以報我總統生前特達逾分之獎誘于千萬分之一者，則亦難此而止耳?！保ɡ畎街妒Y介石研究·蔣介石與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以上言論，哪里是孔孟之道？　　

錢穆先生的學生、坐客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講孔孟之道的傅佩榮先生也推崇朱熹的理學。他在2007年2月著的《傅佩榮細說孔子》中，說孔孟之道的《中庸》“曾由宋儒朱熹改編，將一整節文字的順序提到前面，使全文含義更為清楚?！艺J為朱熹的改編令人敬佩，故本書采用朱本”。　　

傅先生對孔孟之道的《大學》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钡姆g是：“高等教育的目標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賦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比绱耍坝H民”的意思就被翻譯掉了?！　?/p>

 親者，愛也；與“新”完全是　兩碼　意思。世界上充滿了愛，才可能和諧。而一味的追求“新”，那就難免爭奪、戰爭…… “親民”與“新民”是兩個完全不相同的概念，孔孟之道的精髓被朱熹破壞了……　　

《論語》與原本《大學》是課本與教參的關系，其觀點是一致的。如果按照傅先生所說，“高等教育的目標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賦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那么，對于《論語 · 泰伯》篇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傅先生卻翻譯成“孔子說：‘對待百姓，可以使他們走在人生正途上，卻沒有辦法使他們了解其中的道理。’”——既然“高等教育的目標在于保存人高尚的品格，在賦予人民新的生命，在止于完美之境” ，但又“沒有辦法使他們了解其中的道理”如此，豈不矛盾？如此，所謂的“高尚品格”、“完美之境”，只不過是“人民新的生命”在“高等教育”后得到的“假文憑”現像——因為“對待百姓，可以使他們走在人生正途上，卻沒有辦法使他們了解其中的道理”?！　?/p>

傅佩榮先生在講解《論語》中，更有離奇之談。如他講解《論語》的“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　　

“我們今天的人尤其容易犯這種毛病。茶樓酒館、卡拉OK廳等娛樂消閑場所一坐就是半天，大家說些天氣，說些股票，說些海灣戰爭、中東問題，這還算好的。更糟糕的是說些東家長，西家短，某某領導和某某領導之間有些什么瓜葛，某某男同事與某某女同事之間又有些什么說不清道不明的曖昧關系，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沒有一句話是上得臺盤，見得世面的。這就是孔子所說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現象，有點近似于我們所說的‘清談’之風。明末清初，顧亭林就曾經批評當時南方的讀書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而北方的讀書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請見《傅佩榮細說孔子》第十二講《內智外愚·不要賣弄你的小聰明》；2007年2月著）　　

天呀！如果連說“海灣戰爭、中東問題、某某領導和某某領導之間有些什么瓜葛”都屬于“言不及義”的話，那么怕是當順民當定了！更不用提“民為貴”?！　?/p>

另外，也坐客中央電視臺百家講壇的于丹教授，講孔孟之道也有明顯悖離之處。如她說：“一個‘孝’字，將一個人的人品高下昭然揭示。一個人如果壞透了，無惡不作，但知道孝敬父母，我們仍將他當人看?！弊屓思{悶。（可見《于丹心得精品·〈孔子〉心得》——《愛父母才能愛自己》）壞人看到這樣的說法，可能會這么想：“嘿！看來我只要孝敬父母，干了惡事、壞事，就不會有什么大的罪過；何況我還不是一個無惡不作，壞透了的人。”——好人看了可能會想：“真是家比天高！”“君君、臣臣、父、子子嘛！孔孟之道的孝道也太過份了?！?　　

在教育界，頗具權威性的《教師人文讀本·經典和經典常讀》（中冊）之《引言》將盛譽朱熹的文章《經典常談·“四書”第七》“放在卷首，以作提綱之用”，還說“到了朱子，給《論》 《孟》作注，雖說融會各家，其實也用他自己的哲學作架子。他注《學》 《庸》，更顯然如此。他的哲學切于世用，所以一般人接受了，將他解釋的孔子當作真的孔子。”該文的結尾夸朱熹：“他果然成了儒家道統的大師了”?！　?/p>

說朱熹是程朱理學道統的大師不錯，但朱熹絕對不是儒家道統的大師！朱熹的哲學對統治者“切于世用”，對人民是不切用的。所謂“一般人接受了”，那只不過是因為——因為古代“要考”……現代的學界大人物誤導罷了！　　

另外，自古就有人取笑孔子是個不識時務、不為人用的“喪家犬”，沒看懂孔子的“時務”，是以民為貴；是天下最大的德——“民為貴”，是原則問題；國家利益是次要的。從《論語》上可見，對于國家，孔子是不以為然的?？鬃右髮W生——如《論語·憲問》的“憲問恥；子曰：‘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谷，指做官享受俸祿）；又如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保☉丫?，指讀書人留戀安逸）；還如《論語·衛靈公》的“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如矢，指像箭一樣的正直；卷而懷之，指把本領收藏起來）；還可在《論語·泰伯》見孔子教導學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些，足以令古今的既得利益者們汗顏！　　

沒想到當代的北京大學教授李零，竟拿孔子自嘲的“喪家犬”做文章——人民網北京2007年４月２３日訊：“《論語》是一部孔門師生一起聊天的書，孔子是一個堂吉訶德，是一個“懷抱理想，在現實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園”的喪家狗。北大學者李零先生的新著《喪家狗：我讀論語》如是說。這部新書，剛面世即在社會各界引起極大的反響，人民大學國學院等更把它列為大學生必讀書，作為現代人讀《論語》的標準教材?！?——而史上著名的大學者與李零教授的觀點大相徑庭：　　

偉人梁啟超的博學為民、剛毅正直無可非議，是中國歷史上最認真的人。如他在《中國歷史研究法》里承認：　　

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后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義，處處打幾分折頭，庶無大過也矣！

他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一開始就光明磊落地承認自己以往對孔子的誤解：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正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在《論孔教之性質與群教不同》說：

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異于群教者在是。質而言之，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鬃?，人也，先圣也，先師也。　　

胡適先生并不認為“《論語》是一部孔門師生一起聊天的書，孔子是一個堂吉訶德”；他1935年著的《說儒》一書說：“孔子是關注整個人類的”?！　?/p>

林語堂先生在《孔子思想的特性》一文說： “孔子差不多可算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因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在于社會上大家和睦相處。”而李零等教授卻認為“用《論語》 凝聚人心…… 將孔子當作……救世良藥…… 向全球推廣”不應該，為了像“五·四”新文化運動那樣對孔子進行“ ‘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宗教化’的工作”—— 改變“李零說的被意識形態化、道德化、宗教化的‘人造孔子’”， 李零等教授因此要“大家把孔子從圣人的地位請下來，讓他與諸子百家平起平坐”。 如此，豈不是對孔孟之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的抹殺嗎？　　

     如今的孔子，在既得利益者“拿孔子說事” 或“ 商業化” 的行動中已經被大眾誤解了，如果又被不認真研讀儒學的廣大學人誤解，只佩“與諸子百家平起平坐”， 那么，李零教授說的“學《論語》，有兩條最難學，一是‘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二是‘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也就僅僅屬于無德的將軍、勇士、文豪、政客等“不流芳千古，則遺臭萬年” 的坐佑銘罷了！也就是說，被駕空了“德” 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不值得贊揚——缺德??！　　

拋荒“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的大人物是不少的。如巴黎哲學院院士李澤厚先生——他傳播儒學的國際性影響力是不亞于古人建立書院講授儒學的。然而，看他的《論語今讀》，卻令人覺得孔孟之道是封建社會的政治文化奠礎。如該書有這樣一段解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BR>     【譯】 孔子說，“可以要老百姓跟著走，不一定要老百姓知道這是為什么?！?nbsp;    　　

【記】 這兩句當然為主張民主的現代人所大詬病?？涤袨楦木渥x為“民可，使由之；（民）不可，使知之”，將孔子民主化。其實如所引注，這在古代并不奇怪。古代的“民主”正是“為民作主”，“民為貴”也只是這種意思……古語亦有“民可與樂成，未可與慮始”，均同一經驗，不足為怪，不足為病。時移世變，孔子之是非當然不是今日之是非。
      　　

說“古代的“民主”正是“為民作主”，“民為貴”也只是這種意思”，“時移世變，孔子之是非當然不是今日之是非。”如此，給人的感覺就是古代不存在民為貴了——說“孔子的是非當然不是今日之是非”，這不是越來越讓人費解了嗎？如此，孔夫子的東西還有多少值得學習呢？如果都像這樣去“今讀” ，有點離譜吧？ 其實，李澤厚先生當然知道古代也有以民為貴的事。如《孟子.梁惠王篇》，孟子在回答藤文公問政的那段就可以看到，周朝的祖先太王，為了徹底解除狄人的侵犯，保全老百姓的生命，竟放棄了他自己的王位出走。這豈不是百分之百的“民為貴”——“老百姓最重要”的做法嗎？

　　

似乎李澤厚先生是不講“民為貴”的。如他在廣州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的講演《再說“西體中用”》中說： “‘回到原典’，即回到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和經典的儒學，即回到馬克思和孔子本人?！?讓人覺得難以思議。他在《論語今讀》《世紀新夢》等書及國內外的儒學講談中，都旗幟宣明地發表了自己的儒學觀點——他說：“希望有第二次文藝復興……第二次文藝復興同樣回歸古典，回到原典儒家，也重新作解釋?！薄贿^，遺憾李澤厚先生并沒有“回到孔孟原典” ，而是在步偽儒學——宋明理學之后塵：　　

李澤厚先生竟“想用‘天、地、國、親、師’” 來“建立情感本體。 ”（ 《世紀新夢·與中山大學教師們的對話》 ）——為什么不用“天、地、民、親、師”來建立情感本體呢？怎么也要排斥“民為貴”？　　

1999年，一些學者在岳麓書院講學，“通過電視、通過衛星和網絡傳播到世界各地……成為人們熱烈討論的話題，學術文化在廣泛的社會層面上被人們所接受?！绷钊诉z憾的是，在他們對儒學的演講中，沒提到“民為貴”，而看到的是當今學者們對程朱理學贊揚。如“當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儒學教授杜維明先生就對朱熹特別重視。他在《儒家人文精神與文明對話》的正題《層層深入的修身哲學》一開始，就開張明義地說：“朱熹是《四書集注》的集撰者。他明確地提出我們應該順著《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順序去了解儒家的核心價值”，可是杜維明先生卻只字未提朱熹的“集注”異解了孔孟之道，未考慮世界上廣大的知識分子如果順著朱熹提出的順序去了解儒家的核心價值，有多么困難和不切合實際。這，難免不使人覺得這是現代宋明理學的觀點。其實，即使是研究儒學，也應該首先從《論語》《孟子》開始。《大學》《中庸》只不過是學習《論語》的學術論文，輔導教材。特別讓人納悶的是，杜維明先生在《人與禽獸有沒有區別》一文專講孟子和《孟子》，卻只字不渉及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　　

也在岳麓書院講學旳英國劍橋大學魯惟一先生在《傳世文獻的可靠性》說：“今天在這偉大的理學家朱熹曾經講過學的地方，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保贿€有香港中文大學張光裕在《簡帛與文字文獻》說；“朱晦庵（朱熹）是著名的理學家……對中國文化的傳承有莫大的貢獻?！?；“今天特別安排向朱晦庵先生報吿這個世紀的盛事。”　　

有了這些名聲遠揚的大教授們對朱熹的高度贊揚，有多少人會想到朱熹的理學不是孔孟之道的儒學呢？難怪2002年9月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華傳世名著精品文庫大學·中庸·論語》的“前言”說：“宋代大學者朱熹祖述二程的觀點和做法，特別尊崇《孟子》和《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使之與《論語》并列，合稱為《四書》，并對其進行注釋并合編在一起，稱為《四書集注》……如今已成為我們學習中華文化的必讀書，它對我國人民道德素質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極為深刻的意義?！薄　?/p>

令人遺憾的是：古今一些儒學大師到了一定時候，大都以一種作古正經式的態度說什么“天人合一”、“與天地參”，卻只字不提談“民為貴”；不像孔子、孟子那樣“適弗逢世……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如此，“為萬世開太平”也就成了永遠不能實現的漂亮空話?！　?/p>

如果天下的大文人們都以民為貴，不做投機沽名的政客，引導人類擺脫像動物一樣憑團伙意識而盲目廝殺、擺脫對頭領屈從盲從，該多好?。∪绻祟惿鐣悦駷橘F，世界各國將投入戰爭的巨大財物用于為生存服務的科研，該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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