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群臣揭批秦檜的賣國罪行，反對秦檜的賣國政策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秋，在江南戰事結束之后，金國女真統治者開始采取“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的新策略(《大金國志》卷7)。金國女真人企圖通過這一新策略，來達到他們在戰場上不可能實現目的。　　

金人所謂的 “和議”其實是一種煙幕彈，是想誘惑南宋王朝放松警惕，喪失斗志，最后乘機一舉而滅之，所以“和議”僅僅是金國侵宋戰爭的一種輔助手段，是為了輔助“攻戰”。　　

為了實施“以和議佐攻戰”，金國女真人還準備派內奸打進南宋朝廷。為此，金國女真最高決策者于天會八年（1130）在“黑龍江之柳株”開會，會議的中心內容即是商討如何才能滅亡南宋的問題 。　　

會上，金太祖完顏阿骨打的遠房侄子陳王完顏兀室，擔心“宋氏之再隆”，可是單憑軍事力量又“不可以威取”，于是認為要想方設法從南宋內部進行破壞。他們又進一步地分析了南宋大臣們的情況，認為張浚等人“志在于復仇”，韓世忠等人“則習于兵事”，這些人“勢難先屈”，也不可能為金國女真人所利用(《大金國志》卷24)。　　

于是有人提出：只有派遣在金國的宋臣先歸，對南宋進行威嚇，使之歸順，我們“佯不從而勉強聽之”。大家都覺得這條計謀很好，但派誰合適呢？　　

有人提出派遣張孝純。金軍統帥完顏粘罕（漢名宗翰，本名粘沒喝）認為不妥，他說：“此人在河東失節，人誰不怨，便去如何得位，得志，只有檜可用”(《大金國志》卷24，還可參見《腳氣集》)　　

完顏粘罕（漢名宗翰，本名粘沒喝）認為秦檜有見識，又能“盡忠”于金國女真人。完顏粘罕（漢名宗翰，本名粘沒喝）還說：我喜歡秦檜這個人，所以才把他“置之軍中”，不到半年，“其言皆驗”，秦檜他不僅已經投靠了我們，而且還提出了“南自南，北自北”的策略。“若縱其歸國，必是得志，可濟吾事”。其他人也覺得完顏粘罕（漢名宗翰，本名粘沒喝）所說的話有道理(《大金國志》卷24，還可參見《腳氣集》)。　　

而秦檜自賣身投靠金國女真人后，的確不斷用實際行動表明他是真心實意為其金國主子服務的。在楚州之戰時，秦檜為撻懶勸降宋將的目的雖未達到，但秦檜的行為卻表現了對金國主子的忠心。　　

金國女真統治者們在經過多次對秦檜“試之以事”之后，認為“南臣貧薄，唯檜溫實”。也就是說，他們對秦檜經過多次考驗以后，對秦檜是完全信賴得過的(《大金國志校證》卷13)。　　

同時，金國女真統治者們還認為秦檜在靖康末年，給金國上書請存趙氏，成為俘虜，在南宋朝廷里也留下了“忠義”的名聲，是以“天下高之”。有了這件迷人的外衣作偽裝，送秦檜回去，就容易掩蓋其內奸的真面目，而且還能取信于南宋朝廷。　　

所以， 金國女真統治者們就把決策告知秦檜，“陰以檜約”，要他回南宋后，“俾結和議為內助”（《三朝北盟會編》卷220 ）。即是要秦檜南歸充當內奸，從內部破壞南宋的抗金事業。秦檜當然非常樂意，結果女真統治者也就“縱之南歸”了。　　

為了使秦檜能安全回到南宋，金國女真統治者還作了一番籌劃。秦檜的岳父王仲山有別業在山東濟南，金人就在王仲山的產業中取了一部分給秦檜，作為路費使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8），而且還幫秦檜準備好船只，叫秦檜“乘船艦全家厚載而歸”（《三朝北盟會編》卷208《林泉野記》）。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十月，秦檜帶著妻子王氏、小奴硯童、小婢興兒以及親信高益恭等一班隨從，乘船滿載著豐厚的財寶，從剛剛被金兵攻陷不久的楚州（今江蘇淮安）登船而去，行到附近的漣水(今江蘇漣水)，被南宋水寨統領丁祀的巡邏兵抓住，并要殺他。　　

秦檜說：“我是御史中丞秦檜。這里有沒有秀才，應該知道我的姓名。”　　

有個賣酒的王秀才，不認識秦檜，但裝作認得秦檜的樣子，一見就作個大揖說，“中丞勞苦，回來不容易啊！”　　

大家以為王秀才既然認識秦檜，就不殺他了，而以禮相待。　　

為了蒙混過關，秦檜編造了一套謊言，說他是如何如何地殺掉了“金人監己者，奔舟而來”，把自己裝成一副英雄漢的架勢。　　

但是丁襈的部將對秦檜的回來頗有懷疑，認為宋金兩軍正在對戰，秦檜怎么可能帶著全家人并且還帶著這么多的財寶平安無事地從金國回來呢？所以，定然是金國女真人暗中派遣秦檜回來當奸細，“宜速誅之，以絕后患”。　　

宋軍參議王安道、機宜馮由義都不同意這樣做，他們極力保護秦檜，認為秦檜是宋欽宗時的中丞，如果殺掉了他，將來南宋朝廷追究起來，對丁撰軍實為不利。這樣，秦檜才免了做刀下之鬼，被送回到南宋朝廷的行在。　　

秦檜回到南宋朝廷之后，繼續捏造自己如何從金國逃回南宋的謊言。

但對秦檜的謊言，當時南宋朝廷的許多官員都表示懷疑。南宋大臣們提出了種種疑問，認為：　　

第一，當初，宋朝大臣何樐、孫傅、司馬樸和秦檜一起被金人押到北方并遭到拘禁，何樐、孫傅、司馬樸三人都不能夠回來，為什么秦檜能夠單獨回來？　　

第二，從燕山府（今北京地區）到楚州（今江蘇淮安）將近三千里路，在這樣漫長的地帶怎么會沒有金人防禁呢？秦檜又怎么能夠逾河越海而又不被金人覺察呢？　　

第三，秦檜自稱是隨軍至楚州后乘金人不備而逃走回來的，那么最多也只能是他一個人逃脫，但是他卻能夠帶著妻子王氏以及許多隨從一起逃回。　　

第四，秦檜說在漣水軍時宋將要殺他，是為要貪圖他的“囊橐”之財，既然他有“囊橐”之財，既然他帶著那么多金銀財寶，又怎么會是逃回來的呢？　　

對于這一連串的疑問，秦檜是無法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釋的（參見《宋史》卷473《秦檜傳》）。　　

南宋朝臣們在議論紛紛之后，大家一致推測說：莫非秦檜在金國“嘗倡和議，而撻懶縱之使歸”乎？　　

這些疑問和推測，都說明了不管秦檜是如何巧妙地偽裝，終究也瞞不住人們雪亮的眼睛.　　

而這些疑問只有秦檜的密友時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為秦檜辯解，范宗尹還不遺余力地舉薦說秦檜忠于趙宋王朝。但疑團卻并沒有消除。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國天會八年），金國女真統治者在扶立劉豫偽齊政權的同時，又放縱奸細秦檜歸宋。　　

金國扶植劉豫傀儡政權和派遣奸細秦檜打入南宋朝廷內部，幾乎是同時發動的政治攻勢。前者雖一時頗有聲勢，其實不過是抗金事業的疥癬之疾；后者一時并無成效，卻最終成為斷送南宋抗金斗爭的心腹之患。　　

在秦檜歸宋之前，南宋朝廷雖多次派使者與金國談判，但仍是一邊防守，一邊議和。而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賣國家領土主權，通過割地稱臣納貢，不惜一切代價地向金國奉行屈膝投降政策，實際是從秦檜為相開始的。因為秦檜在金國時，首倡和議，所以他南歸后，就成為金國女真貴族在南宋的代理人。 　　

而正是由于宋金戰爭形勢發生轉變，金國統治者認識到單純靠軍事手段，是不可能滅亡南宋的，所以金國女真統治者開始采取“以和議佐攻戰，以僭逆誘叛黨”的新策略，他們想派一個得力的奸細混入南宋朝廷，進而作為他們的代理人，來為他們服務。這才有了秦檜的歸宋奸計！　　

回到南宋以后，在秦檜的密友時任南宋宰相范宗尹和李回等人的推薦之下，秦檜步步高升，一直坐到右宰相的位子。　　

紹興元年（1131年）十一月，秦檜第一次為相時，竭力結黨營私，培植私人勢力，把他的親信也安插到南宋朝廷的各個重要部門。當私人勢力培植起來之后，秦檜又不擇手段地排斥異己，企圖獨攬朝政大權。　　

秦檜過去所寫“存忠趙氏”的狀文，已成為他的護身符，也成為他欺世盜名的資本。正因這一緣故，所以當時不少有名望的所謂賢士，才肯與秦檜合作。　　

但是，秦檜為相后的胡作非為，不僅大失眾望，而且，南宋朝廷的很多官員也甚為不滿。　　

秦檜的植黨專權，已發展到和宋高宗的專制統治也產生了矛盾，因而也引起了宋高宗對秦檜的不滿。　　

而且，在宋金媾和的問題上，秦檜也沒有能夠像宋高宗原來所期望的那樣，迅速地達成和議。　　

同時，南宋將領吳玠等人，在西線戰場上又取得了許多新的勝利，軍民抗金斗爭的情緒也非常高漲。　　

因而，當秦檜“以河北人還金國，以中原人還劉豫”的計策一出籠，南宋朝野立即群情大嘩，“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 （《朱文公文集》卷73 ，《戊午讜議序》。　　

南宋廣大軍民對秦檜所提出的所謂二策，都紛紛反對。正是由于民情激動，宋高宗怕因此而激起民變，所以他才丟車保帥。　　

加之，由于此時南宋左相呂頤浩已經回朝，他也怨恨秦檜把白己排擠在外，于是就與大臣朱勝非、黃龜年等人聯合起來，反擊秦檜。　　

紹興二年（1132）八月，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彈劾秦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宋史》卷473《秦檜傳》）。　　

接著，黃龜年又上書揭露秦檜自做宰相以來，“乃不顧國家，盜威福在己”, “陽為面從，退恃明比之奸，陰謀沮格”, “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犯下了“欺君私己”之大罪（《宋史》卷381 《黃龜年傳》）。　　

正是迫于南宋臣民群起的反對形勢，宋高宗才罷免了秦檜的宰相職位，讓秦檜外調賦閑。

在罷免秦檜時，宋高宗也不得不列舉了秦檜的罪狀（參見《北海集》卷7 《除秦檜侍受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依前通奉大夫食邑實封如故任便居住制》）：

一是陽奉陰違。罪責秦檜和范宗尹共同執政時，秦檜明知許多事情不完善或不妥當，但從來不與范宗尹爭議，而是‘私言于朕”。而且近來，朝廷任命權邦彥為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朱勝非為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日赴朝堂議事，秦檜對于這些人的任命，皆“面從而稱善”，但退朝之后，卻“與其黨力攻之”。

二是植黨專權。罪責秦檜“憑持其黨，排根所憎，進用巨鄰”。

三是沒有政績。罪責秦檜自夸要是任他為相只要有幾個月，就可以聳動天下，但“至今無聞”。

四是和議誤國。罪責秦檜拜相時所獻的二策：“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致家信；一則糾率山東、河北散群之人，愿歸鄉土者，差官管押前去，此何理哉？”

宋高宗為要表明自己并不贊成秦檜所提出的主張，還專門召見了兵部侍郎兼直學院士綦崇禮，并對他說；秦檜主張“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也是北人，那么叫朕將到那兒去呢？

綦崇禮聽后“請御筆付院，上即索紙書付崇禮”。綦崇禮這才把宋高宗所列舉的秦檜罪狀，寫成“制詞”“播告中外”，以示宋高宗“終不復用”秦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57）。

但是，宋高宗與秦檜的政見難道真的不同，真的“終不復用”他嗎？不是的。

上述宋高宗所列舉秦檜的前三點罪狀，都是朝臣們早已指出而無法否認的事實。宋高宗只不過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加以承認而已。

至于第四點的和議問題，后來的史實已作了回答，而且在紹興十八年（1148）八月，宋高宗在一次和秦檜的談話中，也完全說出了當時自己的心里話。宋高宗對秦檜說：我記得你（秦檜）初從金國歸來，曾對我說，如想天下太平無事，必須實行“南自南，北自北”，這和我原來的想法是一樣的，當時只是“梗于眾論”，才沒有馬上實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57）。這倒是實話。這些話，也暴露了宋高宗趙構本人的兩面派的丑惡嘴臉。

紹興四年（1134年）十月，宋高宗趙構一面讓宋軍將士抵抗金國、偽齊聯軍，同時又派魏良臣、王繪等大臣前往金軍統帥撻懶處求和。　　

臨行前宋高宗囑咐魏良臣、王繪等人：“卑辭厚禮，朕且不憚，如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宋高宗還要他們向金人解釋，南宋派岳飛收復襄陽諸郡，沒有其他用意，只因偽齊“李成侵犯不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0）。　　

在趕往金軍大營的路上，魏良臣、王繪等人在大儀鎮遇到韓世忠所部。韓世忠命令部下裝出要收拾行李南撤的樣子，同時把宋高宗命令他撤到長江以南的手詔拿出來，讓魏良臣等人看看。　　

魏良臣等人走后，韓世忠馬上命令部下在大儀鎮擺好五陣，設下埋伏二十多處。　　

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繪等人過了大儀鎮，首先見到作為金軍先鋒的金將聶兒孛堇。　　

聶兒孛堇質問他們：皇帝何在？韓世忠何在？宋朝有多少兵馬？還別有用心地問到“秦中丞何在”？　　

王繪回答說：皇帝現在在臨安，韓世忠正在從大儀鎮南撤，秦檜現“帶職奉祠”。　　

聶兒孛堇立即責問說：聽說秦檜當了宰相，又被罷職。秦檜是個好人，你們為什么要罷免他？　　

王繪又告訴他說：秦檜是當過宰相，但過了一年，他“堅欲求去”，并非有其他原因(以上材料參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1）。　　

秦檜被罷官的消息雖然讓金人不高興，但是韓世忠正在從大儀鎮南撤的消息卻讓金將聶兒孛堇喜出望外。聶兒孛堇馬上率領金軍的先頭部隊趕往大儀鎮，另外一個金將撻孛也率軍前往。　　

金軍統帥撻懶派團練使宵揭錄、少監李聿興來接頭。會見時，魏良爪等又按照宋高宗卑躬屈膝乞和的旨意，不敢自稱南宋，而只是說江南，言下之意無非是表明南宋愿意奉金國為上國，白己僅是要求作為屬國而茍存(《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1）。　　

然而，和前次聶貝勒一樣，撻懶親信宵揭錄也特別問起“秦中丞安否”？并特意強調指出秦檜“此人原在北軍中，煞是好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1）。魏良臣等人對他的回答如前。　　

南宋派魏良臣等人出使，宋高宗雖然也愿意屈膝稱臣，但是金國女真人此時還不愿意立即與之和談，所以過了一個多月，撻懶就打發魏良臣、王繪回南宋，臨行時又再三地加以責難，指責南宋缺乏講和誠意，指責南宋一面講和，一面抵抗金軍，還罷去“大好人”秦檜的官職，“一面講和，又一面令人來掩不備”“終為將臣所誤”(《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1）。　　

而且，在宋使魏良臣、王繪等人返回南宋之前，金軍統帥撻懶還特意交代南宋使者說：“本朝事體，秦檜皆知，若未信，且當問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82）。　　

南宋使者魏良臣、王繪這次出使金國，先后見到過三個金將，他們三人都異口同聲地問起秦檜，并別有用心地贊揚秦檜:　　

金軍將領聶貝勒質何南宋朝廷之所以罷秦檜相，是否是因為他從金軍回去而對他有所懷疑；　　

撻懶親信宵揭錄有意褒揚秦檜是個大好人，　　

金軍統帥撻懶更是要挾南宋必須信任并重用熟知金國情況的秦檜。　　

所有這些，當然不是偶然的事，金人“數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之策出于虜意也”（《三朝北盟會編》卷220）。　　

以上這些史實表明了金國女真人對秦檜的下落極為關心，一再打聽，同時也表明了金人普遍對宋高宗罷免秦檜相位的不滿。　　

因為秦檜被罷相，對于金人推行“以和議佐攻戰，以儹逆誘叛黨”的策略，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所以，金人一見到南宋的使者，就一而再、再而三地來發泄他們的不滿，并特意褒揚秦檜。很明顯，金人是在向南宋朝廷施加壓力，要求宋高宗重新任用秦檜為相，否則，宋金和談就休想成功。　　

紹興四年（1134）十二月，南宋使臣魏良臣、王繪回到南宋，在平江（今蘇州）晉見宋高宗，立即轉達了金國權貴撻懶等人的意見，宋高宗當然非常重視。　　

紹興五年（1135）正月，宋高宗下詔令秦檜等人條陳“攻戰之利，備御之宜，措置之方” 。到二月，就任命秦檜為資政殿學士。 　　

紹興六年（1136）十二月，宋高宗下詔，名義上是要秦檜來平江（今蘇州）奏事，實際上是要晉升秦檜的官職。　　

當時，南宋朝廷的右相張浚與左相趙鼎爭權，張想把趙排擠出朝，再推薦別人來輔政。張浚志大才疏，喜歡專斷，又為秦檜過去的表現所迷惑，認為秦檜溫和，好控制，同時在“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天下事”。所以張浚就極力推薦重用秦檜。　　

于是，在紹興七年（1137）正月，秦檜又被任命為樞密使，授“恩數”,“并依現任宰相條例施行”。　　

秦檜任樞密使后，便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權力，蒙上騙下，撥弄是非，乘機搗鬼，從中破壞抗金斗爭。 　　

秦檜還裝出一副老好人的模樣，玩弄兩面派手段，挑撥離間，讓左宰相趙鼎、右宰相張浚相互傾軋，最終將他們排擠出朝廷，張浚、趙鼎先后被罷相，接著，秦檜開始第二次當宰相，“檜獨專國”。從此，南宋的朝政大權完全由秦檜一人獨攬。　　

自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趙構繼承皇位，直到紹興八年（1138）宋金第一次議和的十二年內，“所用相凡十人，執政三十三人”，其中不論是抗戰派李綱、張浚，還是投降派黃潛善等人，前后十幾任宰相，都是很快就被罷相，“皆不久而去，規模數易”。因為，宋高宗也不是無能之輩，他擔心宰相專權，所以才不斷更換宰相。　　

有金國主子撐腰，在議和之后，秦檜當上了皇帝不能罷免的終身宰相。宋金和議之后，沒有金國首肯，宋高宗不敢罷免秦檜的相位，否則，就會被金人視為是破壞和議。　　

秦檜紹興八年（1138年）再次當宰相，獨攬相權，因既得到宋高宗的特別信任，又有金國主子作為后盾撐腰，到紹興二十五年（1155）秦檜死時為止，秦檜都一直竊踞著相位，秦檜這次專權前后持續了十八年。在秦檜專權任相這樣長的時期里，南宋朝廷內部投降派的氣焰極度囂張，政治也極為腐敗。　　

后來，根據紹興十一年(1141年)達成的宋金和議,南宋收三大將兵權,金國明確要求南宋不得罷免秦檜的相位。　　

有了金國主子撐腰,秦檜當上了宋高宗趙構無法罷免的終身宰相,秦檜自此專權18年,權勢如日中天。秦檜“挾強虜以要君”，也就是憑借外國人的強大來要挾皇帝。用今天的話說，大致可以類比為“挾洋人以自重”。　　

在專權期間，秦檜賣國求榮、結黨營私、徇私舞弊、殘害忠良、迫害異己、貪污受賄、貪贓枉法、賣官鬻爵，拼命榨取民脂民膏，還大興文字獄，進行嚴酷的輿論管制以粉飾“太平”，秦檜及其同黨就是一群禍國殃民的民族敗類，他們無惡不作，無所不為。　　

南宋臣民對秦檜禍國殃民的罪行恨之入骨， 秦檜在南宋不得人心，如果沒有大金國撐腰，秦檜別說當終身宰相了，他能再當個兩三年也就不錯了。正因為如此，秦檜才拼命地討好金國，因為只有大金國存在，并通過和議讓南宋臣服于金國，而宋高宗也不必擔心戰爭不斷、必須提拔重用武將，致使位高權重的潛在風險，正因為如此，才有秦檜這個金國代理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內奸秦檜的心理狀態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樣。　　

一方面，內奸秦檜一直在不斷地破壞南宋的抗金斗爭，尤其是在金國危難的關鍵時刻，更是要千方百計地來為其金國主子效勞。　　

另一方面，宋高宗趙構一心求和，秦檜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國女真主子作后臺，與金人勾結往來，決意主張和議，且被金人多次點名為和談最佳人選，這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寵信而久居相位，進而爭權奪利。　　

如果宋軍抗金取得了勝利，金國政權勢必被最終打垮，而秦檜自己也會隨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權力、財富在內的一切，甚至連身家性命都難保。　　

只有大金國繼續存在下去，并通過和議讓南宋臣服于金國，秦檜才能得到金人的支持，而一心求和的宋高宗也必須倚重秦檜，這樣秦檜的特殊地位才能繼續維持下去。　　

結果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檜都無不唯命是從；在議和之后，有了金國主子撐腰，秦檜逐漸成了皇帝無法罷免的終身宰相；而在秦檜的主持下，南宋解除了三大將的兵權，并與金國達成了紹興和議，暫時消除了金軍對南宋的武力威脅，向來猜忌防范武將的宋高宗趙構自此可以無所顧忌地打壓武將，進而消除武將權力增重對皇權構成的潛在威脅。　　

秦檜及其奉行的妥協求和政策既符合金國女真貴族的利益，又滿足了宋高宗趙構的需要，正因為如此，才有秦檜這個金國代理人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在秦檜第二次當宰相之前，南宋朝廷雖然也不斷派遣使者去金國談判，但并沒有一味地屈膝求和，而是一邊防守，一邊議和。　　

而在秦檜第二次當宰相之后，宋高宗縱容秦檜把持南宋的朝政大權，于是開始一味奉行屈膝求和政策，甚至不惜大肆出賣國家領土主權，通過割地稱臣納貢，不惜一切代價地向金國奉行屈膝投降政策，換來了喪權辱國的屈辱和議。　　

秦檜既受到宋高宗趙構的重用，又有金國主子撐腰，他就更加有恃無恐了。此后，秦檜公然不顧一切與金國相互勾結，與宋高宗趙構一唱一和，作惡為奸，大搞賣國投降活動，想方設法地破壞南宋軍民的抗金斗爭。　　

老奸巨猾的秦檜，曾一度飛黃騰達，也曾一度被罷黜相位，他對皇帝的權威，深有體會。所以，他這次再復相后，便汲取了過去的經驗教訓，懂得了自己要想保住相位、獨霸相權，按照女真主子的意旨辦事，就必須首先穩穩地抓住宋高宗。 　　

秦檜的陰謀主意打定之后，便絞盡腦汁，尋找時機。有一次，大臣們朝見宋高宗，議事已畢，群臣告退以后，秦檜就單獨地留了下來對宋高宗說：議和之事，臣僚們畏首畏尾，各持己見，這是不能決斷大事的。假如陛下決意講和，單獨與“臣議，勿許群臣預”（《宋史》卷473《秦檜傳》），秦檜說這番話的用意，一來是要首先試探高宗，對于議和之事有沒有因群臣的反對而動搖了決心，二來也是進迫高宗，如果真的想要議和，就必須把這一重任交給他全權處理，不允許大臣中的任何人加以干預。　　

宋高宗也知道，今天的秦檜，已“挾金人自重”，是金人指定的最佳議和代表，要是離開了他，宋金議和就難以成功，自己夢寐以求的偏安江南的既定國策，也就難以實現。何況，金人在廢黜劉豫偽齊政權之后，又故意地放出大話說：請“少帝（欽宗）來此住坐”，宣稱將要立宋欽宗為傀儡皇帝。這對于宋高宗的寶座，也是一種潛在威脅。所以，宋高宗聽了秦檜的話之后，就毫不猶豫地對他說：“朕獨委卿”（《宋史》卷473《秦檜傳》），決然地把議和的事，完全委任給秦檜去辦理。 　　

居于一人之下的秦檜，這時卻擔心宋高宗會中途變卦，他就請求宋高宗“更思三日”，然后再作決定。過了三天，群臣退朝后，秦檜又單獨地留下來，詢知“帝意欲和甚堅”（《宋史》卷473《秦檜傳》），。　　

可是，秦檜唯恐宋高宗還會有反復，又對高宗說：“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宋史》卷473《秦檜傳》）。宋高宗也照樣答應了。　　

又過了三天之后，秦檜依然單獨地留身奏事，這回確實深知宋高宗求和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了，于是他才在朝廷公然宣旨：今后要一心求和，不許臣僚再干預這一事情。 　　

奸相秦檜就是這樣緊緊地抓住了高宗，不但從他那里得到了獨攬議和的大權，而且還千方百計地排擠和他同居相位的左相趙鼎。 　　

紹興八年（1138年）十月，金國派遣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蕭哲為明威將軍，攜帶金熙宗的詔書來南宋議和。　　

金國使者進入南宋境內后，要求所經過的州縣守臣，不僅要象迎奉宋帝詔書的禮節那樣，“具禮迎其書”，而且到了臨安，還要宋高宗象金國臣子那樣，“再拜親受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這對南宋不僅是極大的侮辱，而且也充分地暴露了宋金議和的實質。　　

然而，對于宋高宗來說，只要能夠與金國媾和，就顧不得卑躬屈膝的恥辱。秦檜早已成為女真貴族的代理人，當然也唯主子之命是從。但是，對當時南宋朝野的輿論，也不能不有所顧忌。　　

為了試探群臣的反應，也為了議和之后要由臺諫群臣來分擔受謗和分任其咎，秦檜便建議宋高宗先下一道詔書。　　

紹興八年（1138年）十一月，宋高宗果然下了一紙手諭，內容除了重彈過去所謂梓宮未還以及兄弟宗族未得聚會等儒家孝悌之道的老調外，還裝出一副關心人民的嘴臉，說什么：由于“南北軍民十余年間不得休息”，不得已才屈己求和，講和后老百姓從中也會得到好處，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　　

宋高宗雖然裝出偽善的嘴臉，但是仍然欺騙不了南宋群臣和老百姓，全國立即再次掀起了反對議和的斗爭，而且比前次更為激烈。　　

先是，南宋朝臣們憤怒地揭露了金國對南宋的侮辱。殿中侍御史張戒朝見宋高宗時，一針見血地指出：金國使者不稱宋國而稱江南，無非是襲用當年宋太祖對待南唐李氏的辦法，把南宋看為藩屬。李綱也責問說：金國不稱通問，而稱詔諭，這究竟是什么禮節？　　

當時南宋群臣都極為憤慨，如司勛員外郎朱松、館職胡珵、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等人，他們在上疏中義憤填膺地指出：敵人要挾陛下行磕頭之禮，自公卿、大夫、軍隊，以至全國老百姓，沒有不扼腕表示憤怒的，那里肯聽陛下做敵人的臣下呢？“天下將有仗大義，問相公（指秦檜）之罪者”（《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　　

再如，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更是認為，現在“正當主辱臣死之時”，他“愿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　　

在群情激怒的同時，南宋臣僚們還痛切地規諫宋高宗。他們認為：敵人用一個“和”字玩弄我們已經十二年了，他們就是用這個和字推翻了王室（北宋），松弛了邊防，疲竭了國力，瓦解了將士的斗志（《宋史》卷473 《秦檜傳》），今天無非又是假講和，實際上不僅是重兵壓境，以兵勢威逼，而且還有貪婪無厭的需索，以耗費我們的財力，將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斃，方為大舉”，到時悔將何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　　

樞密院編修胡銓更是慷慨激昂，他怒諫宋高宗說：國家是祖宗的國家，陛下所居的皇位，是祖宗的皇位，為什么要把祖宗的國家，變成敵人的國家，為什么要把祖宗的皇位，變成藩屬的皇位呢？…… 即使沒有知識的三尺兒童，要他向仇敵下拜，他都不肯而發怒；如今我們一個堂堂的大國，卻相率而拜仇敵，連兒童的羞恥都沒有，難道陛下能這樣做嗎？… … 如果陛下還不覺悟，費盡人民的膏血而不恤，忘記國家的大仇而不報，含垢忍辱，把我們的國家當作敵人的仆從也心甘情愿，“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后世謂陛下何如主”（《宋史》卷374《胡銓傳》）？這些“名正言順”的嚴詞，不僅揭露了敵人所謂議和的偽善，而且也戮穿了宋高宗所謂孝悌之道的虛偽實質。　　

如果說，南宋群臣囿　于　君臣之禮，對宋高宗的規諫在言詞上還有所拘束，那么大臣們對于秦檜就毫不客氣了。他們不但面斥了秦檜的奸相言行，而且還與他作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例如，權尚書禮部侍郎張九成向來就堅決反對議和，秦檜卻厚顏無恥地勸誘他說：“且同檜成此事如何”？張九成反駁他說：事情如果是好，我怎么會反對呢？我始終以為“特不可輕易以茍安耳”！秦檜又搬出他的投降哲學對他說：“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張九成當眾指責他說：“未有枉己而能正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這一句話，氣得秦檜的臉色都變了。　　

又如，樞密副使王庶七次上疏、六次面奏宋高宗，表示堅決不在議和文件上簽押。無恥的秦檜就與他爭論，王庶以嚴詞譏刺他說：“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氏時，而忘此敵耶！”（《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這一句話，更是揭露了秦檜變節為奸的嘴臉。　　

再如，秘書省正字范如圭也寫信給秦檜說：靖康以來，女真貴族所殺戮的，不是將士的父兄，就是他們的子弟，將士們和金兵有血海深仇，恨不得將其肉“臠而食之”，而你對他們反而“愛信之如天屬之親，萬口藉藉，扼腕忿怒，莫不歸罪于相公”，你知罪嗎？但秦檜卻無恥地揚言說：他自己“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　　

范如圭不但直截了當地駁斥了他的這些無恥讕言，而且還嚴厲地警告他說：你如果犯了眾怒，陷君主于不義，那么你的遭遇恐怕不只是“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毒流天下，遺臭萬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　　

《宋史》卷381《范如圭傳》記載：秦檜力建和議，金使來，無所于館，將虛秘書省以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為改館。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郁。如圭與同省十余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駭遽引卻者眾。如圭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仇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　　

尤其是，胡銓上疏要求宋高宗應當斬秦檜的頭。他的上書稿寫好后，知道因此會招來橫禍，猶“遲疑未上”，先拿給親友們看，并征詢他們的意見。其親友有些膽小怕事的人，就勸阻他說．你有老母在堂，怎能做這樣的事，“以其稿寸裂之”。但也有伸張正義的，就鼓勵他說：你的書稿內容，“外間已籍籍傳誦，廟堂計亦知之矣”，既然“書上亦得罪，不上亦得罪。書上而得罪，其去光華，不上而得罪，其去暖昧，且其禍恐甚于不上也”。胡銓聽了這些意見，更堅定了上書的信念，抱著舍身的決心，把母親、妻子“托其所親厚”（《鶴林玉露》卷17《胡忠簡上書》）　　

胡銓毅然上書宋高宗，胡銓在上疏中說：王倫本是一個無恥的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正是由于“宰相無識”，使王倫出使敵國，誘使陛下效法劉豫。內而百官，外而軍民，眾口一詞，恨不得要吃王倫的肉。不過，王倫本不足道，秦檜身為心腹大臣，卻想“導陛下為石晉”。而且，孫近也是由于趨奉秦檜議和，而做了參知政事。胡銓決然疾呼：“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請求陛下斬秦檜、孫近，王倫三人之首，懸掛街頭，然后扣留金使，，責備敵人無禮，隨即出兵問罪。那么，三軍之士不用作戰而自然勇氣百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　　

胡銓的奏疏義正詞嚴，正反映了南宋廣大臣民的心聲和憤慨。當時，宜興的一位進士吳師古把胡銓的奏文版刻出來，大量印發，杭州的吏民爭相傳誦，都人喧騰，數日不定。全國反對議和的呼聲，更加高漲！　　

宋高宗和秦檜卻驚怒交加。高宗對秦檜說：“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　　

秦檜怕眾怒難犯，也急忙“上表待罪”。但宋高宗那里會罪責秦檜呢？為了安撫秦檜，他還急忙下詔稱秦檜“無罪可待”（《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 　　

但胡銓的上疏，正象一篇鏗鏘有力的討敵檄文，影響極大。它不但在南宋境內轟動一時，四處傳誦，而且也傳到金國，金人不打自招，“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蓋足以破其陰遣檜歸之謀也’。”（《鶴林玉露》卷6《乞斬秦檜書》）　　

在南宋國難當頭的關鍵時刻，不僅胡銓寫出了“為中興第一，可與日月爭光”的疏文，而且金國統治者“陰遣檜歸”為奸的陰謀也被南宋臣民所揭露。　　

當時，御史中丞常同也面奏宋高宗，常同指出：秦檜自金國回來，“受其大帥所傳密諭，陰為金地，愿陛下察其奸”（《文定集》卷20《御使中丞常公墓志銘》）。　　

而且，還有人在樹上貼出了一篇榜文說：“秦相公是細作”（《朱子語類》卷131《本朝中興至今日人物》）。　　

但是，死心踏地要和金國乞和的宋高宗，卻高踞皇位的寶座，內奸秦檜，又獨攬了相權。南宋臣民們的正義斗爭，反而遭到了殘酷的打壓迫害。　　

秦檜先進行誘逼。如禮部侍郎曾開上書反對和議，抨擊秦檜。秦檜就把他召來，先“慰以溫言”，后引誘他說：“主上虛執政以待”，企圖以高官厚祿來誘逼他就范。但曾并立即反駁他說：士大夫“所爭在義，茍非為義，高官厚祿弗顧也”。同時，曾開還進一步怒斥秦檜：你的職責應當是“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古誼折之”。　　

但恬不知恥的秦檜，卻反口相譏：“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過后，秦檜還抬出宋高宗來威逼曾開說：議和之事，“圣意已定，尚何言”？不但如此，秦檜還要倒打一耙，惡毒攻擊曾開反對和議，是為要“取大名而去”。曾開迫不得已，只好又上疏高宗，請求對金要“嚴于為備”（《宋史》卷382 《曾開傳》）。秦檜卻不肯罷休，故意散布危言聳聽，公然揚言講和“事大，系安危”。此時，曾開已忍無可忍，就厲聲怒斥他說：“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牢！”秦檜聽后，不禁失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又如吏部侍郎晏敦復當時也“力詆屈己之非”，秦檜怕他“不附己”，就指使心腹“啗敦復以利”。并對敦復說．“公若屈從，兩地旦夕可至”。利令智昏的秦檜，以為晏敦復必然也能為其利所動。可是秦檜萬萬沒有料到，晏敦復也當場反擊他的心腹說：“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54）。秦檜一伙，始終都沒有能夠逼使他屈從。　　

然而，秦檜以高官厚祿作為引誘手段，也勾結了一幫無恥之徒來為他的投降活動效勞。這幫奸佞無恥之徒奴顏媚骨地奉承秦檜，無非“姑為一身進取之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如起居舍人勾龍如淵，就附和秦檜“主和議，力贊屈己之說”。當“外論紛然，群起以攻之，檜大懼”時（《三朝北盟會編》卷186），勾龍如淵卻為要助紂為惡，就向秦檜獻謀說：“相公為天下大計，而群說橫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濟矣。”（《三朝北盟會編》卷186）　　

勾龍如淵這條計謀的確非常毒辣，他要秦檜改組御史臺，一拉二罷，把贊成議和的人拉進，把反對議和的罷官。于是，“檜大悟”，立即采用他的毒計，罷免了反對派的臺官張戒等人。同時，升勾龍如淵為御史中丞；由于施廷臣一向力贊和議，也升為侍御史；由于莫將曾上疏附會和議，也“由寺丞而擢右史”這些人升官后，其職位“皆據要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當任命下達后，“人皆駭愕”, “眾論沸騰，方且切齒”（《宋史》卷381《晏敦復傳》）。　　

兵部侍郎張燾立即上奏章揭露秦檜改組御史臺的陰謀，張燾認為：勾龍如淵、施庭臣是庸人，莫將是奸人，秦檜把這些人選入御史臺，以致“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惟相附會”。其目的無非是為了“變亂是非”，“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三朝北盟會編》卷187）。　　

張燾還認為：秦檜把這些奸邪之徒升為要職，尤其把莫將“由寺丞而擢記注，則自祖宗以來所未有”，要是此例一開，那些奸邪之徒，為求得高官要職，“倡和邪謀，終危社稷”（《三朝北盟會編》卷187）。　　

末后，張燾還請求宋高宗把這些奸邪之徒“特加斥逐”（《三朝北盟會編》卷187）。　　

但宋高宗是不會采納張燾的建議的，而秦檜勾結奸黨的陰謀，已被徹底揭露，公諸于眾，因此，“秦檜患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秦檜為了進一步打擊和迫害那些不肯屈從的南宋官員，使出更為惡毒的手段，他誣加各種罪名，將他們罷官或流放。　　

王庶歷來強烈反對議和，被罷去了樞密副使，出知潭州。他的職務，由秦檜的黨羽參知政事孫近接任。　　

對于上疏激烈反對議和的胡銓，秦檜更是恨之入骨。當初，胡銓的上疏將南宋軍民反對和議的運動推向了高潮，其疏也很快傳誦遐邇，“市井問喧騰，數日不定”，令秦檜心驚膽戰，也令宋高宗老羞成怒，本擬當即將胡銓處死，以“正典刑”，因胡銓在南宋臣民中具有特大影響，“諫者以陳東啟上”，才“遂貶胡儋耳”。　　

但秦檜就奏請高宗先下一道詔令，罪責胡銓“狂妄上書，語言兇悖，仍多散副本，意在鼓眾，劫持朝廷”（《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然后將胡銓罷官，送去昭州（今廣西平樂縣）編管。　　

秦檜嚴懲胡銓，無非是要懲一警百，恐“言者不己”, “故白上下此詔，以戒諭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但是，誣罪懲辦胡銓的詔令剛一宣布，“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宋史》卷374《胡銓傳》）。　　

宋高宗、秦檜“迫于公論”難違，不得已才將胡銓由“瘴癘地”的昭州編管，改為到廣州監管鹽倉。而且，還把當時刻印胡銓奏疏的宜興進士吳師古，“送袁州編管”，令他“永不得應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6）。　　

宋高宗和秦檜雖然可以利用他們手中所掌握的權力來迫害胡銓，但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消除胡銓在臣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以及胡銓在奏疏中反對議和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當胡銓被械押出發時，監登聞鼓院陳剛中寫信為他送行，愛憎分明。一方面，他熱情地歌頌胡銓“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另一方面，他辛辣地譏刺秦檜“屈膝請和，知廟堂御侮之無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　　

這就觸怒了秦檜，“檜大恨之”，又把陳剛中送去吏部，“差知贛州安遠縣”。當時贛州（今江西贛州市）的安遠，“地惡瘴深”，諺語有云：“‘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死也”（《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3）。果然，陳剛中被貶到那里后，終于被逼害致死。　　

總而言之，秦檜之所以要逼害異己，勾結奸黨，黨同伐異，“大則竄逐，小則罷黜，雖舉朝非之而不顧，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三朝北盟會編》卷192），其罪惡目的無非是為了推行對金國投降的賣國政策。　　

紹興八年（1138）十二月，當金國使者張通古、肖哲進入南宋境內時，秦檜就派接伴使范同去迎接。在接見時，一拜，“再拜，問金主起居”（《宋史》卷473 《秦檜傳》）。　　

南宋軍民們見到宋使卑躬屈膝的無恥丑態，無不痛心疾首地而紛紛流下了眼淚。人們到處議論紛紛，“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諸大將有君辱則臣辱之說，咸欲奉兵以示威”（《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當金國使者張通古、肖哲經過平江府（今江蘇蘇州）時，知府向子諲就不肯以臣下之禮跪拜，并上奏章質問宋高宗說：“自古人主屈己和戎，未聞甚于此時”。他還力勸高宗“宜卻勿受”（《宋史》卷377《向子諲傳》）。　　

內奸秦檜知道這些情況后，迫于南宋軍民群情反對，既怕議和不成，又怕“物論咎己”，在金國使者來到臨安（杭州）后，秦檜立即就請宋高宗派人和張通古等人商議，要求“改江南為宋，詔諭為國信”。但金使到達杭州后，氣焰十常囂張，堅持要冊封高宗為帝，只“先歸河南地”，其余的事待以后再作商議”（《宋史》卷473 《秦檜傳》）。　　

秦檜當然不敢違抗金國主子的命令，“欲上行屈己之禮”（《宋史》卷473 《秦檜傳》）。這一消息傳開后，整個臨安城都沸騰起來了！南宋軍民們紛紛發出了“不平之語”，投降派“聞之有可駭者”。這是臨安軍民對秦檜主張無恥投降所發出的憤怒抗議！　　

當時“上自大臣，下至百執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為此事也都朝夕而惴惴不安，不少官員還因此而辭職。　　

臨安城中的老百姓，反對議和，群情激動，怒不可遏，終夜不能成眠。不止是臨安，連臨安附近的常州、潤州〔鎮江）、會稽（紹興）等地，也是“民悉不安”（《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在國家危難之秋，南宋軍民們都在關心宋金議和事態的發展。他們反對議和的高昂情緒，是無法平靜下來的，“眾心共怒，軍士至洶洶欲為變，夜或揭通街，指檜為金諜”（《朱子集》卷93《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朱公行狀》），也即在醞釀著兵變、民變。　　

當時主管御前軍馬的楊沂中、解潛、韓世良等人去見秦檜，告訴他說：如果宋高宗向金使拜受詔書，行屈己之禮，“萬一軍民洶洶”，無法彈壓，如何是好？（《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接著，他們又去御史臺，質問勾龍如淵說：現在三大將（韓世忠、岳飛、張俊）在外，如果他們責備我們，說我們是宿衛之臣，“乃令上行此禮，不知何詞以對？”　　

連禁衛軍的將領們，都認為“軍民洶洶”，不知所為，既感到無法彈壓，又害怕大將們的責備，當時軍民反議和、反投降斗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秦檜等人當時確實很擔心，怕“此禮一行，或生意外之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即便是反對議和的宮員，如吏部侍郎晏敦復也乘機警告高宗：軍民不勝其忿，當年磁州人民反投降殺王云的事件，可能在臨安重演。宋高宗聽后，急怒交加，驚恐萬狀，立即下詔，欺騙軍民說：這次金使前來，止是為要“盡割陜西，河南故地，與我講和，許還梓宮、母兄親族，余無須索”。但他又兇相畢露，威嚇軍民，不得狂妄煽惑（《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宋高宗雖然下了詔令，軟硬兼施，但秦檜還是唯恐宋高宗由于軍民的反對，而中途變卦。故他又假意提出辭職，以激怒和要脅宋高宗。果然，宋高宗怒氣沖沖而又不知羞恥地對群臣說：士大夫只為自身謀利，當初我被金兵追趕到明州時，雖對敵人跪拜百次，也沒有人來過問。而秦檜素來主張議和，現在竟要辭職。他走了雖無妨，但將來金人只會怪我，哪里會怪秦檜呢！秦檜的辭職鬼計，果然應效。　　

為了蒙騙軍民，緩和輿論，當議和將要簽字揭榜時，秦檜又建議宋高宗任命李光為參知政事。宋高宗一時不知秦檜的用意，“不欲用光”，秦檜就告訴他說：“光有人望”（《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原來，李光在北宋末年曾堅決地參與反對蔡京、童貫等六賊的斗爭，在南宋初年又積極地支持過李綱的抗金斗爭，他不但在士大夫中享有較高的威望，而且當時又主張與金議“和而為自治之計”。所以，秦檜要“藉光名鎮壓”臣民。因而，秦檜才向高宗建議說：“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宋史》卷363《李光傳》）宋高宗當然聽從秦檜的詭計了。　　

但是宋高宗、秦檜要完全接受金使提出的和議條件，感到還是有所為難。因宋高宗要在滿朝文武面前跪拜接受金主的封冊，這是騙不了人的；如果不跪拜接受，和議又難以成功。他們一時也想不出妥善的解決辦法。　　

秦檜就去找其黨羽樓炤商議，樓炤替秦檜想出了一個鬼主意，他說：以“高宗諒陰（居喪），三年不言”之句以對（《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也就是說，宋高宗在為其父宋徽宗守孝期間，不得行禮，可由宰相代理。當時，金使也知道南宋軍民反對議和的情況，是以“懼而從”。　　

于是，宋高宗才不必親自出場，由秦檜代他跪拜受降。在舉行投降儀式時，又“命三省、樞密院使朝服乘馬導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到金使館中，在金使面前跪拜，接受金國皇帝詔書，才完成了授受禮節。　　

正是由于秦檜“首倡和議”，才演出了這幕“致虧國體”的丑劇，“天下咎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　　

到紹興九年（1139）正月，南宋朝廷才正式公布第一次紹興和議所達成的內容。喪權辱國，白紙黑字，其條款有四點：　　

　　一、南宋對金國稱臣；　　

　　二、南宋每年向金國進貢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　　

　　三、金國將原來劉豫統轄的河南、陜西之地歸還給南宋；　　

　　四，金國歸還宋徽宗靈柩、韋太后和宋欽宗。　　

第一次宋金議和完成后，宋高宗、秦檜為要安定民心，為要粉飾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為了拉攏朝臣，還命百官進慶賀表，并給予加官進爵。　　

盡管宋高宗、秦檜達到了向金乞和的目的，大慶其投降的“成功”。但南宋廣大臣民對議和的實質早已一目了然。南宋雖在名義上收回了河南、陜西之地，但在實際上卻變成了金朝的屬國，宋高宗也做了劉豫第二。　　

宋高宗原先欺騙臣民說；金朝除了歸還河南、陜西之地和歸還梓宮、母兄親族外，“余無所需”。如今卻要向金朝貢納巨額的銀兩和絹匹，“猶不以和議為未是”（《高峰文集》卷9《與秦相公》）。軍民對于宋高宗、秦檜的這種欺騙行為，極為憤慨，“此人情所以洶洶也”（《高峰文集》卷9《與秦相公》）。　　

當時，南宋大臣楊煒就指責秦檜“專為誤國之謀，傾心敵人”，如同唐代“李林甫，以盛美稱祿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楊煒揭露了秦檜賣國求榮的罪惡，刻畫出奸相秦檜的丑惡面目。　　

南宋抗戰派的將領們為了反對宋金簽訂和約，也在言行中都積極加以抵抗。　　

和議達成之后，宋高宗、秦檜為安定民心，宣布“大赦天下”，為了拉攏朝臣，還命百官進慶賀表，并給大臣們加官進爵。　　

盡管岳飛抗金態度十分堅定，一直反對與金國議和，但是宋高宗認為正是岳飛等大將以前取得的戰績，扭轉了宋金戰爭的形勢，壯大了南宋的國勢軍威，使自己有了與金人議和的資本，所以和議的成功也有岳飛等大將的功勞，于是也要給岳飛加官晉爵。　　

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　正月十一日　，岳飛被授予從一品的“開府儀同三司”官銜。岳飛幾次上琉，力辭不受，并沉痛地指出：“今日之事，可憂而不可賀”“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宋史》卷365《岳飛傳》）。　　

但是，宋高宗堅決不允許岳飛辭免，理由是“軍聲既張，國勢益振，致鄰邦之講好，歸故地以效誠”。也即，能夠與金國達成和議，其中也有岳飛張“軍聲”、振“國勢”的功勞。　　

吳璘也拒不進呈賀表，并公然直說：璘等“不能宣國威靈，亦可愧矣，但當待罪稱謝則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　　

韓世忠更是在洪澤鎮設下伏兵，等待金使張通古等人經過時，“劫之，以壞和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但走漏了消息，金使改變了路線，結果此計未能成功。　　

由于南宋使者王倫與金國議和有“功”，紹興九年（1139）二月，宋高宗賜他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接著，又任命他為東京留守，與金交割地界。　　

紹興九年（1139）三月，東、南、西三京及河南、陜西諸州郡，由金國“賜還”南宋，這次和議才告完成。　　

宋高宗趙構、奸相秦檜為了表示格守和議，對于所收復的州郡，規定“現任文武官，各安職守，并不易置”（《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不僅偽齊文武官吏的原班人馬絲毫沒有變動，而且后來還“以文臣為新復諸縣令”(《宋史》卷29《高宗本紀》六)。這樣，新收復的河南、陜西之地，根本就沒有部署邊防，也沒有任何戰備設施。　　

宋高宗、秦檜還宣稱：“大金割還河南故地，信義甚著”（《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并下令禁止抵斥金國的文字，想以此來束縛南宋臣民的手腳，“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　　

而且，在南宋境內，他們還要“戢宇內之干戈”（《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當時，東京留守郭仲荀曾請求增兵添糧，宋高宗卻訓斥他說．“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留司豈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彈壓內寇足矣”（《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6）。　　

由此可見，宋金議和以后，宋高宗、秦檜已把國內的主要軍事力量用于“彈壓內寇”了，從而使南宋邊防松懈下來。　　

對于高宗、秦檜的倒行逆施，當時南宋的許多臣僚都有異議。張浚上疏說：“人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外國，可以削平禍難。”他懇請高宗要以“遠而石晉，近而叛豫”（《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為戒。　　

秘書省正字汪應辰在奏章中也說：宋金和議后，金人“竭取財物”，上自壯丁，下至雞狗豬牛，盡括而去，他們哪里有“愛于我而不取哉？”他們又哪里有“悔過效順之本意”呢？所以，我們應該“申戒邊吏”,“宜各戒嚴”，以防“異時意外之患”（《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　　

南宋的其他朝臣也“皆言金人叵測”,“自古講和，未有終不變者”，他們紛紛向朝廷提出了“預備之策”（《宋史》卷473《秦檜傳》）　　

南宋朝臣們根據他們過去的經驗教訓所提出的對敵人的種種看法，很快就被實際情況所證實。　　

宋高宗趙構原先曾以孔孟的儒家孝悌之道來為其投降行徑辯解，但在宋金和議簽約后，他就把所謂孝道置諸腦后而沉迷于腐朽的享樂生活。　　

南宋大臣范如圭見此，就面奏宋高宗，范如圭指出：“兩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若不派使者去掃陵，怎能上“慰神靈，下萃民志”?！　　

宋高宗聽了他的奏議，才裝著慘然的樣子說：“非卿不聞此言，立命遣使”。　　

秦檜過去曾多次裝模作樣地頌揚宋高宗為行孝道才屈己議和，可是見到宋高宗接受范如圭的意見而要派遣使者去祭掃北宋皇陵時，秦檜又“益怒”范如圭“不先白己”（《朱文公文集》卷83《直秘閣贈朝議大夫范公神道碑》），并逼迫范如圭離開了朝廷（奉先人靈柩歸葬故鄉）。　　

不久，宋高宗為表示自己的“孝道”，派遣趙士褭和張燾去洛陽附近恭謁灑掃祖宗墳墓。　　

祭掃北宋皇陵之后，趙士褭和張燾回到臨安（杭州）。張燾朝見宋高宗，并上了一道奏疏，在疏文中不敢講明（只是隱約地提到）北宋歷代帝王陵寢全部被發掘和暴骨露尸的情況。　　

宋高宗趙構為了表示孝敬祖宗、關心祖墳，曾問到其祖墓的情況，張燾不敢正面回答，只是說：“萬世不可忘此仇”。　　

同時，張燾還奏說：前次金國初廢劉豫，中原地區“人情洶洶”，南宋朝廷沒有及時出兵收復故土，是“坐失機會”。現在，敵人又在淮陽作了很多竹筏和繩索，“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以致黃河南岸的人民都沒有敢渡河到北岸去的。而且金人還非常狡猾，派了很多暗探前來分布在南宋境內，南宋的動靜他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而我們卻下令禁止駐防的將領派遣暗探到敵境去，將領們也圖省事，接到命令后，“遂不復遣”（《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結果，敵方的情況，“我則漠然不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

張燾認為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并建議高宗要“飭戒邊吏，謹封疆，嚴守御，廣耳目，明斥堠，先事而預防之，庶無后悔”（《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　　

看到敵人在加緊備戰、宋廷卻麻痹松懈，張燾提出的這些建議“皆切中時務”（《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　　

但是，當時南宋宰相的大權獨掌在內奸秦檜一人手上。秦檜對那些敢于上疏揭露金人終將破壞議和之陰謀的南宋官員，“悉加黜責”（《宋史》卷473《秦檜傳》），對加強戰備的一切建議，“惟恐少忤敵意，故事皆不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　　

原先，趙士褭、張燾要去洛陽掃墓時，遠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營的岳飛曾上奏宋高宗，請求準許他帶著輕騎跟他們前去，借以窺察敵方情況，以便決定討伐之策。秦檜知道這件事后，非常吃驚，但他又很狡猾，自己不直接出面，而是“白帝止其行”（《宋史》卷365《岳飛傳》）。　　

不久，宋高宗又派遣王倫出使金國。當時開始執掌金國軍政大權的好戰分子完顏兀術就秘密地對金熙宗說：河南之地是撻懶和宗磐割與南宋，他們必定與宋廷有勾結，現在宋使到來，“未可令過界”（《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　　

此時，金國企圖撕毀和議的陰謀，已是昭然若揭。當時，王倫的“云中舊吏”，隸屬在兀術帳下，也秘密地來見王倫，告訴他兀術要圖“謀撻懶”等密情。于是，王倫就把這些情況向南宋朝廷報告，“乞令張俊守東京，韓世忠守南京，岳飛守西京，吳價守長安，張浚建都督府盡護諸將，以備不虞”。　　

宋高宗把王倫的建議拿給宰執大臣看，秦檜“堅持不行”，也不作任何防守準備，只是急催王倫北去（《攻媿集》卷95《簽書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謚節愍王公神道碑》）。　　

后來，南宋使臣王倫到了金國，卻被女真統治者扣留起來。因此，南宋朝臣們又紛紛上疏，要求加強戰備。　　

御史中丞廖剛建議：“請起舊相有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4），以加強防御。　　

秦檜把南宋朝臣們的上疏，誣為“外間有匿名書，誹毀朝廷”（《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4），妄加以罪。　　

聽到廖剛的建議，秦檜更是暴跳如雷地說：你“是欲置我何地耶？”（《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廖剛因這一建議，得罪了秦檜，被趕出了御史臺。　　

此時，連原先在簽署和議時被秦檜所利用的李光，也已覺察到秦檜的陰謀，尤其當秦檜“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宋史》卷363《李光傳》）的時候，李光更看清了秦檜的真面目，并與秦檜力爭，認為敵人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宋史》卷363《李光傳》）。　　

李光還多次在宋高宗面前和秦檜爭論這一問題，并直言不諱地揭露：秦檜“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奸誤國，不可不察”（《宋史》卷363《李光傳》）。　　

見到李光揭露了自己賣國真相，內奸秦檜頓首老羞成怒，必欲把李光趕出朝廷而后快。于是，秦檜就指使其黨羽殿中侍御史何鑄出面，彈劾李光“狂悖失禮”（《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逼使李光辭去了參知政事（副宰相）之職。　　

更使南宋臣民感到憤慨的是，凡是金人有所需求，秦檜都無不唯命是從。　　

紹興九年（1139）正月，金國“知宿州趙榮以城來歸”（《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5）。接著，“知壽州王威者，亦以城來歸”（《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7）。　　

金國女真統治者對于這兩個人不等到割地就先歸順宋朝的行為非常惱火，“必欲得之”。秦檜知道后，立即就把他們遣送給金國。　　

對于秦檜這種為虎作倀的罪惡行徑，韓世忠感到十分憤慨，他立即寫信責問秦檜說：趙榮、王威不忘本朝前來歸順，他們在金國的父母妻子，已“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1）。　　

無惡不作的秦檜，卻無動于衷，置若罔聞，但他又怕韓世忠再次阻撓，趕緊暗中下令讓“榮、威自六合趨淮西而去”（《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1）。　　

事后，秦檜煞有介事地上奏宋高宗，說“外間頗有異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1），請求宋高宗下詔壓制反對遣返的輿論。為要“箝制人言”，宋高宗果然下了一道詔令，反誣趙榮、王威“屢抗官軍，及驅掠兩州之罪”（《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1）。　　

對于秦檜賣國求榮、媚事敵國的滔天罪行，南宋軍民普遍感到極為悲憤，“故老含泣而望絕，黃河嗚咽以流悲”（《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人們無不痛心疾首，切齒痛罵，“檜之肉其可食呼”（《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9）！　　

在宋金對立的形勢下，事實果然不出人們的所料，一紙和約不可能帶來真正的和平，委屈求全也決不會使敵人放下屠刀。加之，金國好戰分子開始執掌金國軍政大權，金國破壞和議、重新侵略南宋也就不可避免了。　　

紹興九年（1139）秋，金國統治集團內部的派系斗爭非常激烈。金熙宗以謀反的罪名處死了主和的完顏撻懶，接著完顏兀術、完顏宗干等人掌握了金國的軍政大權大權。　　

金軍統帥完顏兀術（宗弼）過去始終反對把河南、陜西之地交還給南宋，并一直想以武力再奪回去。于是，金軍再次發起侵略戰爭。　　

紹興十年（1140）五月，金國在“盟墨未干”、“血口猶在”的情況下，撕毀了和約，出動了他們的全部兵力，以兀術為最高統帥，分兵四路，大舉南侵。　　

金國將領烏祿率軍出山東，撤離曷率軍侵犯陜右，李成率軍侵占河南州縣，兀術親自率領精兵十萬，直取汴京（東京開封府）。　　

由于宋高宗、秦檜的倒行逆施，對敵人不加設防，對反對議和的人又加以罪罰，才致使這次金兵打過來，原來偽齊的官吏又紛紛迎降。　　

金軍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又奪去了原來根據和議由金歸還給宋的陜西、河南之地，繼而繼續向南進兵，威脅淮南、江南。　　

金軍這次大舉南侵，對于一向極力宣揚金人“信義甚著”的宋高宗和秦檜來說，也是當頭一捧。　　

宋高宗無奈，也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義”（《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5）之類的話來掩飾自己的窘態。同時宋高宗還發表文告，陳述兀術的罪狀，并擬定賞格，聲言有能生擒兀術者，封為節度使，“賜銀帛五萬匹兩，田千頃，第一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5）。　　

當時秦檜的處境更是狼狽不堪，因秦檜過去媚事敵國、迫害異己，做盡了壞事，不但民怨很深，而且南宋朝臣們也感到義憤填膺。　　

資政殿學士鄭億年是秦檜的親戚，還曾給偽齊政權當走狗。在簽訂和議后，鄭億年曾力挺秦檜說：“和好可久，愿以百口保之”（《三朝北盟會編》卷200）。　　

金人敗盟之后，南宋工部尚書廖剛就當面指著鄭億年的鼻子說：你過去以身家百口擔保金人講和，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　　

實際上，廖剛所說的話是雙關語，既指責了鄭億年，又抨擊了秦檜。秦檜當然也聽出了弦外之音，“以為譏己”（《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　　

秦檜雖然又氣又急，但在當時還不敢發作，反而裝出一副可憐相向廖剛求饒說：“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3）　　

秦檜由于作賊心虛，擔心自己的“去就未可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但秦檜也知道，“大臣皆不足慮”42，只怕宋高宗會因此怪罪于他。　　

為了摸清宋高宗的底細，秦檜就去找其黨羽給事中馮檝，因馮檝在議和時曾上疏贊頌和議是“一舉而兼備孝、梯、仁、慈之四德”（《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24），受到秦檜的重用，秦檜一向對他也很信任。所以秦檜這次就對馮檝說：“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　　

第二天，馮檝就去朝見宋高宗。見到宋高宗時，馮檝很狡猾地從側面試探宋高宗說：現在金兵長驅直入，我們勢必興師，像張浚這樣的人，應該把軍事重任交給他。宋高宗聽后，勃然變色說：“寧至覆國，不用此人”（《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　　

宋高宗的話，說得這樣斬釘截鐵，他寧愿亡國，也不會重新任用抗戰派文臣張浚來當宰相。其實這也表明：金人雖敗盟毀約，出兵南侵，但宋高宗妥協茍安的國策仍不改變。秦檜“聞之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　　

再者，秦檜最忠實的走狗御史中丞王次翁，為了報答秦檜對他的知遇之恩，凡可以為秦檜出力的地方，他無不盡力為之。這次秦檜處于危急之際，王次翁更是竭盡全力幫他的忙。　　

朝見宋高宗時，王次翁熱切地懇求宋高宗要保住秦檜的相位。王次翁說：“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后來者未必賢于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于國事初無補。愿陛下以為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宋史》卷380《王次翁傳》）。　　

宋高宗聽之，深以為然。其實，大家知道，只要宋高宗妥協茍安的國策不變，他就必然要繼續依靠與金人有不尋常關系的秦檜。　　

宋高宗和秦檜是一丘之貉，他們只能是風雨同舟，相依到底！因此，“檜位復安，據之凡十八年，公論不能撼搖矣！”（《宋史》卷473《秦檜傳》）。　　

秦檜雖知道宋高宗要保護自己的相位，但他自己還必須在南宋朝臣面前表演一番，才能蒙混過關。　　

于是，秦檜一方面把自己打扮像痛恨降敵叛國賊的樣子，賊喊捉賊。有一次宋高宗對秦檜說：金兵打來時，士大夫不能守節，望風投拜，極為可憂。　　

原本就是內奸的秦檜立即裝模作樣地說：靖康以來，賣國之人，皆蒙寬恩，若懲革之，當在今日。話說得怪好聽，但是事實上一向極力庇護投降派的，正是宋高宗和秦檜自己。　　

秦檜的岳父王仲山過去因投降金人，被“除名編置”, “檜初蒙任，即奏令自便（《宋名臣言行錄》（別集）卷6《黃龜年》）。　　

秦檜老婆王氏的伯父王仲嶷也曾投降過金人，秦檜對他也有“復官之命”。　　

對于作過金國鷹犬的秦檜妻兄“王渙，與郡左正言”，秦檜也舉薦他做官。　　

南宋大臣辛次膺為此曾彈劾秦檜，認為此兩人“投拜虜人，仲嶷不當復官，渙不當作郡官”，正因“檜極力營救之”（《三朝北盟會編》卷180），他們才竊據朝廷要職。但是宋高宗竟也聽之任之。　　

此時的秦檜卻裝出另一副面孔，要宋高宗懲革投降派，這顯然是故弄玄虛，掩人耳目。因此，秦檜又裝模作樣地向“朝士”征詢對敵的計策。　　

秦檜的親信張巨山于是就引《尚書》輕聲地誦讀說：“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秦檜“心異之”，但還不完全明白其中的意思，待眾人退出后，就把張巨山單獨留下，問他剛才所說的話的含義。　　

張巨山就告訴秦檜：天下之事，各隨時節，不可拘泥，過去相公與金人講和，是當時應“當講和也”，現在金人既敗盟，“則曲在彼”，我們不得不應戰，亦是“此時當如此耳”。因而，張巨山還為秦檜“策畫召諸將為戰攻之計”（《朱子語類》卷131《中興至今日人物》）。　　

秦檜大喜，認為張巨山的話很能為自己的賣國投降行徑辯解，于是秦檜就厚顏無恥地說：自己過去看到撻懶有“割地講和之議”，所以贊成宋高宗主和，“取河南故疆”，這是“善德”，現在兀術敗盟毀約，他又贊成宋高宗“吊民伐罪之計”，這也是“善德”（《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　　

秦檜兩面派的奸相嘴臉，不僅把自己的言行說成是一貫正確的，而且還把自己打扮成抗戰派將領的樣子。秦檜甚至慷慨激昂地向宋高宗表示：愿先至江上，諭諸路帥，同力招討”（《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　　

老奸巨猾的秦檜，以為他這樣一來，定然可以繼續蒙騙南宋群臣，掩人耳目。然而秦檜所玩弄的這套自欺欺人的鬼把戲，一下子就被南宋大臣們識破了。　　

岳飛聽了秦檜所謂“德無常師，主善為師”的騙人鬼話后，就無比憤慨，“惡其欺罔”，怒斥秦檜是犯了“面謾其主”的欺君罪行。　　

但是秦檜因有宋高宗這把保護傘，終究得以“恃祿固位”，南宋朝臣們對他也只能是無可奈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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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雖然南宋有秦檜及其黨羽刪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來以避重就輕、諱敗揚勝而著稱。但是要印證紹興十年岳飛北伐的戰果的輝煌程度，最有說服力的直接證據卻是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在得知岳飛撤軍之后的表現。　　

紹興十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連發出的措辭嚴厲的班師詔書也先后送到岳飛手中，岳飛被迫奉召于　七月二十一日　自朱仙鎮班師。　　

紹興十年岳飛北伐期間，岳家軍將士浴血奮戰，接連擊敗金軍，中原百姓紛紛出糧出力地支持岳家軍，黃河以北的各路義軍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爭先恐后地牽牛挽車，“以饋義軍”。金國自燕山以南，“號令不復行”。　　

黃河以北的各路抗金義軍正在等待著配合岳飛大軍北進，——『河北忠義四十余萬，皆以岳字號旗幟，愿公早渡河！』　　

在即將渡過黃河，繼續向北挺進的大好形勢下，南宋朝廷此前接連發出的措辭嚴厲的班師詔書也先后送到岳飛手中，岳飛被迫奉召班師，致使岳家軍“十年之功，廢于一旦”。這嚴重打擊了岳家軍將士的士氣。　　

岳飛的撤軍，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聞訊趕來，攔在岳飛馬前，哭訴說：『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遺噍類矣！』　　

岳飛說：『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 　　

接著，岳飛含淚取出班師詔書給眾人看，于是哭聲震野。　　

岳飛不忍心將中原父老留給金軍蹂躪，于是岳飛決定“留軍五日”以保護和協助中原百姓撤退，『從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閑田處之。』　　

在一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區成千上萬的平民百姓攜老扶幼，隨著岳家軍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軍的行軍速度必然大為減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動快捷的金國騎兵追上，必將遭受很大的損失。　　

很顯然，被迫奉召班師之時，攜帶數萬百姓南撤的岳家軍不僅士氣低落，而且行軍緩慢。這無疑給了金軍以可乘之機。　　

那么，在岳飛撤軍之時，金軍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在做什么呢？　　

須知宋金雙方當時正處于交戰狀態，而以騎兵為主的金軍的行軍速度很快。早在紹興十年六月上旬，完顏宗弼（兀術）率金軍自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趕赴順昌（今安徽阜陽）增援，“自東京往復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輕騎求救的時間，從東京到順昌的距離約六百里，兀術的主力騎兵趕到的時間應在四天左右。　　

曾經聚集了岳家軍大部隊的穎昌(今河南許昌)距離金軍盤踞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鎮距離東京汴梁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軍的大本營鄂州(今湖北武昌)距離岳飛北伐的前線戰場則有兩千多里遠。岳飛在班師南歸之前曾“留軍五日”，再加上攜帶數萬百姓，故行軍速度必然大為減慢，只要兀術想追擊岳家軍大部隊，他的時間是足夠充裕的！　　

然而，兀術卻沒有派遣精銳騎兵前去追擊行軍緩慢且士氣低落的岳家軍大部隊！　　

那么，身經百戰且軍事才略出眾的金國都元帥完顏宗弼（兀術），在什么情況下才會不得不放棄這一巨大的勝機呢？　　

事實上，不管是無力再戰還是不敢再戰，都說明了兀術所統率的金軍主力嚴重受損的狀況。　　

另外一種可能則是，面對岳家軍的兵威，兀術向北逃得太遠，以致趕不上殺個回馬槍。而如果是兀術放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向北逃竄，以致跑得太快太遠，同樣說明面對岳家軍的兵威，金軍無力再戰或不敢再戰。　　

很明顯，在郾城大戰和穎昌大戰之后，岳家軍與兀術所統率的金軍主力之間，強弱已判。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況下以寡擊眾而取勝，先后在郾城之戰和潁昌之戰中擊敗金軍主力，這標志著宋金戰爭的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轉變。

根據《鄂國金佗稡編》卷八《鄂王行實編年》的記載，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潁昌大捷之后，岳家軍乘勝向北挺進至離東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鎮。面對岳家軍的兵威，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被迫放棄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而向北撤退。

金國統帥完顏兀術（漢名宗弼）被迫放棄東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說在《金史》卷77《宗弼傳》中得到了驗證：『宗弼由黎陽趨汴（即東京汴梁），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陜西。宋岳飛、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保德之境，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

顯然，《金史》的這段記述刻意避重就輕、為尊者諱，避而不提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吃了敗仗，草草敷衍了事，輕描淡寫地用幾句話把那場發生在宋金之間的持續三個多月的全面戰爭一筆帶過。

而根據《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術等分四道來攻。乙酉，兀術入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興仁府李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及河南諸州繼降』可知，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率領金軍“由黎陽趨汴”，既而第一次占領東京汴梁(即開封府)之事發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實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紹興九年，金國天眷二年），當金國根據宋金和約而歸還河南、陜西時，宋高宗和秦檜為了表示恪守和議，竟然強令各路宋軍在原來的駐地駐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陜西諸州郡，致使當時的河南、陜西諸州郡既沒有進駐宋朝大軍，也沒有部署邊防。

而當金軍第一次占領東京汴梁(今河南開封)之時，岳飛和他的岳家軍尚遠在其駐地鄂州（今湖北武昌），還沒有出兵北上，談不上“分據河南州郡要害”。而韓世忠的軍隊則遠在淮東地區（今江蘇北部），更不曾進軍河南。金軍第一次占領東京汴梁之事顯然發生在岳飛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上旬開始，金國單方面撕毀和約，再次出兵攻宋。金軍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又奪去了宋軍當時不設防的陜西、河南之地，繼而進兵威脅淮南。完顏宗弼此時的對手主要是劉锜所率領的將近兩萬人的“八字軍”（王彥舊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東京副留守劉锜，率領軍隊趕赴東京汴梁（開封府）駐防。劉锜所部剛由水路抵達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時，就傳來了金軍攻陷東京汴梁的消息。

不久，攻陷東京的金軍繼續向南進犯，河南重鎮陳州（即淮寧府，今河南淮陽）也被攻占。而離陳州僅三百多里的戰略要地順昌也就成了宋金對峙的前沿陣地。接著，金兵源源不斷地擁向順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將劉锜充分利用暑熱天氣，在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以逸待勞、以少擊眾，大敗金國精銳的騎兵部隊，取得順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勢。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飛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當時是岳家軍的大本營）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軍全軍出擊，并收復河南州郡要害，則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經過六月、閏六月和七月的大戰，岳家軍連戰皆捷、凱歌猛進，席卷京西、兵臨大河，相繼收復了從洛陽到陳州、蔡州之間的許多戰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掃清東京開封府外圍據點的作戰計劃，形成東西并進，夾擊盤踞東京汴梁之金國軍隊主力的態勢。　　

紹興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國女真騎兵發揮威力的天時和地利條件下，岳家軍先后在郾城之戰、潁昌之戰和臨穎之戰中擊敗金軍主力，并乘勝進軍至朱仙鎮。　　

公元1140年（南宋紹興十年，金國天眷三年）　七月二十一日　，在接連收到措詞嚴厲的班師詔書之后，岳飛被迫做出班師的決定，岳家軍的大部隊向南撤退。　　

在班師南撤之時，岳飛留下了少量小部隊，這些小部隊主要是為了掩護中原百姓南遷，并且接應黃河以北的梁興等抗金義軍撤退。　　

岳飛自朱仙鎮班師撤兵的消息得到證實之后，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喜出望外，金軍立即整軍卷土重來。　　

在前一階段的戰爭中，完顏兀術(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國的偽齊漢奸兵痞，根本就不讓他們帶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彥舟、徐文之流“只是單馬隨軍，并無兵權”。

而在岳家軍班師南撤之時，由于金國女真人在前一階段的戰爭中損兵折將嚴重，僅僅依靠已經損耗不小的女真兵將們去占領廣大地區顯然力不從心，金軍統帥完顏兀術(宗弼)迫不得已，這才利用孔彥舟、徐文等漢奸兵痞去幫忙攻擊留在后方的宋軍小部隊。　　

完顏兀術(宗弼)讓孔彥舟率軍作為前鋒開道，第二次進軍東京汴梁（今開封府）。接著，在沒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況下，金軍再次占領東京汴梁（今開封府）。　　

在兵力單薄、士氣受挫的不利情勢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軍小部隊難以抵擋金軍優勢兵力的反撲。　　

早在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軍準備將劉政夜襲中牟縣（在開封和鄭州之間）金軍萬夫長漫獨化的營寨，殺死很多金兵，奪得三百五十多匹戰馬，一百多頭騾、驢，還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獨化本人則生死不明。　　

到了紹興十年七月底，在岳家軍的大部隊班師南撤之后，漢奸孔彥舟率優勢兵力襲擊鄭州，留駐鄭州的劉政不幸被俘。而留駐西京河南府登封縣(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駐守汝州的郭清、郭遠等率領的宋軍小部隊，也接連敗退。　　

顯而易見，《金史》卷77《宗弼傳》中“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的記載其實是在得知岳飛撤軍南歸的消息之后，金軍再次回軍重新占領東京汴梁、鄭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率領金軍“由黎陽趨汴”，已經占領了東京汴梁(即開封府)。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飛班師南歸之后，完顏兀術(宗弼)又派漢奸孔彥舟率軍占領東京汴梁（即開封府），也就是把兩個多月之前已經占領過的東京汴梁（今開封府）再占領一遍。這表明在“孔彥舟下汴”之前，完顏兀術（宗弼）所率領的金國軍隊曾經撤離東京汴梁（即開封府）。　　

而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之所以要撤離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東京汴梁（開封府），顯然是因為金軍主力接連在野戰中被岳家軍擊敗，為岳家軍的兵威所震懾。　　

根據宋金雙方的形勢分析，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北伐顯然具有全勝的可能。這也是岳飛在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師詔之后卻繼續率軍向北推進的原因。　　

但是來自岳飛身后的小朝廷出現了重大變數，岳飛接連收到“累降”的措辭嚴厲的“御筆”班師詔令。這些變數使得岳飛被迫撤軍。這無疑是場悲劇，不僅屬于岳飛個人，也屬于整個南宋。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發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戰勝而跪地稱臣、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完敗的紹興和議，完全是在極端條件下發生的極端事件。討論這件事不能忘記宋高宗趙構和秦檜這一對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檔。宋高宗趙構向來擔心武將功高震主，唯恐武將做大，為盡快解除諸大將兵權而急于向金國求和，置國家民族大義于不顧；而奸相秦檜則賣國求榮，“欲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兩人交相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將士的戰績作資本去與敵國議和。　　

對于宋高宗來說，當初金國女真統治者敗盟，派兵氣勢洶洶地南侵之時，他害怕南宋政權會遭到滅頂之災，擔心自己會落到無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現在，宋軍既然取得了空前的勝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權，與金國女真人重新議和也有了資本，要是繼續再打下去，不僅會惹怒金人，而且也會使本來就深得軍心民心的抗金名將岳飛等人功高權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諸大將會有震主之威，對武將們的猜忌也由來已久。　　

而內奸秦檜的心理狀態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樣。一方面，內奸秦檜一直在不斷地破壞南宋的抗金斗爭，尤其是在金國危難的關鍵時刻，更是要千方百計地來為其金國主子效勞。另一方面，秦檜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國女真主子作后臺，與金人勾結往來，決意主張和議，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寵信而久居相位，進而爭權奪利。如果這次宋軍抗金北伐取得了勝利，金國政權勢必被最終打垮，而秦檜自己也會隨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權力、財富在內的一切，甚至連身家性命都難保。這是秦檜絕對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檜就不擇手段地破壞宋軍的這次北伐。　　

為要達到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檜當然知道，首先，必須牢牢地掌握相權。前任宰相趙鼎雖然被秦檜用奸計排擠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敗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書言時政”。秦檜馬上指使其黨羽王次翁誣告趙鼎：“逼近行朝，陰幸有警，規圖復用，門下黨與，往來于臨安，撰造事端，鼓惑眾聽，以搖人心”，且犯有“乾沒官錢十七萬緡”等罪。因而，趙鼎再次遭到貶官降職(《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閏六月丁酉）。　　

其次，秦檜嚴密控制南宋朝野輿論，不許百官上書條陳抗金大事。秦檜一而再地逼害趙鼎，就是要殺雞給猴看，“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但是，當時的右承事郎陳鼎卻不畏懼，陳鼎上書宋高宗說：“敵今日敗盟，乃朝廷之福，未敗則他日之禍，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為自治之策”(《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戊午）。秦檜知道后，大為惱怒，立即把陳鼎降官貶竄，以圖懲一警百。　　

尤其是，秦檜為要在軍事上破壞抗金戰爭，從順昌戰役開始起，他就想盡一切方法使南宋諸大將失利。　　

早在紹興十年五月底，宋將劉锜率軍在順昌府屢次挫敗金軍前鋒的進攻，金軍統帥完顏兀術(宗弼)親率十多萬大軍自東京汴梁直撲而來。秦檜卻為宋高宗起草手詔，命令劉锜“班師”，從順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動快捷的金國女真騎兵在原野上追殲以步兵為主體的宋軍。

劉锜身處險境，深知可戰而不可卻，故拒不撤退。劉锜激勵將士，誓與順昌城共存亡。接著，劉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熱天氣，以逸待勞，以少擊眾，終于大敗金國精銳的騎兵部隊。《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秦檜奏命锜擇利班師，锜不奉詔，戰益力，遂能以寡勝眾”。　　

當時，韓世忠派人把宋軍抓到的金國俘虜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秦檜害怕俘虜供出金國的虛實，即請求宋高宗下令讓諸將“今后獲敵不必解來”。這個鬼主意，連宋高宗都覺得不對頭，宋高宗聽后馬上對秦檜說：“不然，須令押數人來問之，庶得虛實”(《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7，紹興十年七月乙丑）。　　

對于在順昌戰役中積極支持劉锜而立有戰功的順昌府知府陳規，秦檜又故意把他調離前線，讓他改知廬州(今安徽合肥)，“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閏六月己亥）。 　　

在順昌大戰之后，劉锜的左右軍隨即奉命撤退到長江以南的鎮江府(今江蘇鎮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順昌府（即潁州，今安徽阜陽）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劉锜余部長期龜縮在順昌城內，沒有繼續向金軍發起進攻。　　

紹興十年六月中旬開始，宋將張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著又兵不血刃地開進毫州。　六月二十六日　，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張俊軍中“計議軍事”的樞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檜所謂的“兵不可以輕動，宜且班師”的“密旨”交給了張俊，張俊心領神會。于是，在紹興十年閏六月的最后一天，張俊、王德等人率軍從宿、毫地區班師，將軍隊撤到淮河以南。　　

秦檜這些調虎離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檜完全知道東線的韓世忠和西線的吳璘，對金軍只是起到遙相呼應和牽制兩翼的作用，當時直接與金軍統帥完顏兀術(宗弼)親率的金軍主力對陣的，只是中線戰場的岳飛、劉锜和張俊三大將。現在先把劉锜、張俊的軍隊調走，勢必造成中線戰場的岳飛孤軍深入，這樣就可以借刀殺人，讓金軍得以集中兵力對付勢孤無援的岳家軍，進而借金軍之手，來消滅岳家軍。但是，秦檜的這一罪惡陰謀，并沒有得逞，岳飛雖孤軍作戰，仍把金軍打得落花流水，接連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幾次大戰役的輝煌勝利。　　

古代的通信技術十分落后，而戰爭形勢往往瞬息萬變，故皇帝對遠征的將帥實行遙控，一般是不適宜的。但是，軍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趙宋皇朝，卻將遙控視為防范武將、維護皇權的家規。有時，甚至連作戰的陣圖都要由皇帝親授，將帥往往需要遵照遠離戰場的皇帝發出的旨意，來決定前線的軍事行動。這不僅剝奪了前線將帥們隨機應變的主動權，而且往往貽誤良機，迫使前線的宋軍坐失戰機。　　

受戰爭、道路條件、氣候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自南宋朝廷的行在臨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傳遞皇帝的詔令，送到中原戰場，路途有好幾千里遠，一個來回，行程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鑒于如此長的往返時間，宋高宗趙構在手詔中也曾說“朕不可以遙度”“兵難遙度”等語。但是，為了貫徹他的意圖，有時又非“遙度”不可！　　

宋高宗趙構對戰爭的前途心存兩怕，一怕全勝，二怕大敗。如果北伐全勝，則武將兵多、功高而權重，會威脅皇權。倘若大敗，則宋高宗有可能淪為金人的階下囚，欲為臨安布衣而不可得。

宋高宗趙構始終對金軍的力量估計過高，對宋軍的力量估計過低，紹興元年以來宋軍取得的多次勝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趙構的“恐金癥”。 此外，宋高宗趙構和他亡國的父兄一樣，非常怯懦，在戰和問題上，具有投機傾向。一場大勝可以刺激他一時，但不會改變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軍節節推進，遠在后方的宋高宗趙構卻在深宮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詔中再三叮囑岳飛，要避免與金國統帥完顏兀術(宗弼)的大軍決戰，要“全軍為上”“占穩自固”“必保萬全”。　　

面對岳家軍持續推進、捷報頻傳的大好形勢，一心想要破壞抗金斗爭的奸相秦檜心急如焚。秦檜一計不成，又生一計。秦檜唆使他的黨羽羅汝楫向宋高宗奏請說：現在“兵微將少，民困國乏。岳某若深入，豈不危也？愿陛下降詔，且令班師。”　　

班師，一不至于大敗，二不至于全勝，正中宋高宗趙構的下懷。于是，宋高宗趙構在紹興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戰進行之時，發出了第一道班師詔，降旨要岳飛“措置班師”。 　　

早在紹興十年七月五日，即　七月八日　郾城之戰的前夕，岳飛自前線發出了一份奏章，上報梁興、董榮、趙俊、喬握堅等部取得的勝利，并說：『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衄，其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眾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帶，近卻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賊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后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并進，庶幾早見成功！』(《金佗稡編》卷12《乞乘機進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幾日，并無一兵一卒來援的消息。待到岳家軍將士浴血奮戰，接連擊敗金軍優勢兵力的反撲，熬過郾城大戰和潁昌大戰之后，盼到的卻是另外一份班師詔，時值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張憲率軍擊敗五千女真騎兵，取得臨潁大捷的當天。

岳飛不愿，不忍，也不肯舍棄即將到手的勝果，岳飛沒有下令終止向東京汴梁(開封府)進軍，而是于紹興十年七月十八日寫了一份“言詞激切”的奏章，反對“措置班師”。

岳飛在奏章中指出：『契勘金虜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銳氣沮喪，內外震駭。聞之諜者，虜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杰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金佗稡編》卷12《乞止班師詔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僅存其概要)。　　

又過了兩三天，大約在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軍已經進抵朱仙鎮，而岳飛卻在一天之內，接連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遞發的班師詔。這十二道詔旨全是措辭嚴峻、不容違背的急令：大軍班師回鄂州，岳飛本人趕赴“行在”臨安府朝見皇帝。宋高宗的這十二道班師詔大約是在　七月十一日　或稍后發出的。

紹興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飛于　七月二日　發出的克復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的捷報之后，向來畏敵如虎的宋高宗趙構急于見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師決定，想阻止岳飛大軍繼續挺進，以避免和金軍進行大決戰。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飛收到了宋高宗　七月十一日　自臨安(今浙江杭州)發出的十二道班師詔，此時岳家軍已經向北挺進到距離東京汴梁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鎮。

當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發出的十二道班師詔送到岳飛軍中之時，岳家軍已經接連在　七月八日　的郾城大戰、　七月十四日　的潁昌大戰以及　七月十八日　的臨穎之戰中大獲全勝，并且已趁勝進軍至朱仙鎮。而岳飛此前發出的關于郾城大捷、潁昌大捷以及臨穎大捷的捷報還在路上傳遞，還沒有到達遠在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暫時還不知道岳家軍接連取得了輝煌的勝利的情況。

自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開始，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不顧南宋朝野上下的強烈反對，一意孤行地稱臣投降，以至“舉朝無人從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趙構，再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萬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敵，意外之患，有不可勝言者矣！”

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這個以巨大屈辱換來的和議在短時間內被金國統帥兀術撕毀。宋高宗趙構和奸相秦檜顏面盡失，人心喪盡，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軍隊迎敵，宋高宗趙構手忙腳亂，接連發了好多詔書。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營里積極籌備北伐多年的岳飛終于得到機會出兵，于是岳飛揮師北上。

紹興十年六月下旬，岳家軍前鋒已經接連擊敗金軍，南宋朝廷派往岳飛軍中“計議軍事”的官員李若虛也在此時輾轉追上岳飛大軍。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虛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陸)向岳飛傳達了宋高宗趙構的真實意圖：『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6紹興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會編》卷202)。

這就是宋高宗趙構的“忍棄中原”，他寧可白白跪拜稱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無所得。對于南宋來說，這無疑是一個極為關鍵的時刻。紹興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當金人背信棄義地單方面撕毀和約，再次發起侵略戰爭之時，南宋全國上下同仇敵愾，主戰情緒達到了頂點；而敵國金人當時在北宋故土上還立足未穩。

從政治和軍事上來講，這是北宋亡國以來多年才出現的、不容錯失的絕佳機會；一旦放棄這樣的機會，南宋“忠憤之氣沮矣”，民心士氣必遭重大打擊；如果等待金軍在河南地從容經營，不要說之后再進攻必然會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還是個問題……

紹興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飛拒絕了宋高宗倒行逆施的班師意圖。北方那廣袤的國土、數以千萬計的百姓，不是某一個獨夫民賊的私產，不是這個獨夫民賊要放棄就可以放棄的。《宋史》卷29《高宗本紀》記載：『(紹興十年六月甲子)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岳飛軍諭旨班師，飛不聽』。所以，岳飛北伐伊始，就已經抗旨不遵。

那么，到了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內接連收到十二道措詞嚴厲的班師詔的情況下，岳飛如果繼續拒絕班師，豈不是很像藐視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決裂嗎？

岳飛必須考慮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此時岳飛大軍的后勤供給主要還是來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檜的挑撥教唆下，向來猜忌武將的宋高宗趙構很可能做出極端愚弱的選擇。趙宋王朝一貫猜忌武將，防范武將做大，而在這一點上宋高宗趙構長期被奸相秦檜所利用。違詔出師、違詔不班師，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實。當時兩軍對壘，金軍雖屢遭大敗，但南宋內部一旦起了變亂，得利的最終將是金國女真統治者。岳飛一向以國事為重，絕不可能做出親痛仇快的事情來。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從臨安(今浙江杭州)發出的十二道班師詔的當天，岳飛經過很劇烈、很痛苦的思想斗爭，終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決定，——奉召班師！

岳飛遭受了自紹興七年以來的又一次政治打擊，而這次打擊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飛面向東南方，朝著“行在”臨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說：『臣十年之力，廢于一旦！非臣不稱職，秦檜實誤陛下也！』

岳飛終于領悟到了一個真理，由宋高宗趙構和權奸秦檜把持的南宋朝廷是決不允許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決定，下令班師。

撤軍的詔令自然嚴重地影響了岳家軍的軍心和士氣。早在出師北上之時，岳家軍將士就紛紛與家屬相約，不光復舊疆不團圓。如今卻功敗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見人。

看到自己這支在強敵面前不屈不撓、毫無愧色的雄師，居然變得士氣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轍亂”，岳飛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最后，他仰天長嘆道：“豈非天乎！”

大概到了紹興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前線發出的　七月八日　郾城大捷的捷奏終于送到了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郾城大捷的輝煌戰果，向來畏敵如虎的宋高宗趙構的態度大為動搖，他連寫了兩份手詔，允許岳飛“擇利進退”、“不妨圖賊”；并且，他下令讓楊沂中“全軍起發”，到宿州、亳州一帶進行牽制。而在半個多月之前，張俊正是按宋高宗趙構先前的旨意從這兩地撤出，造成“岳飛軍孤”的。再有，宋高宗趙構此前已經連發手詔，嚴令岳飛班師，此時卻懦弱地說“屢已喻卿，不從中制”，想推卸發出班師詔的責任。　　

紹興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前線發出的　七月十四日　潁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臨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潁昌大捷的輝煌戰果，宋高宗趙構的態度徹底轉變。一方面，他在發給岳飛的詔書中甜言蜜語地說：“卻敵興邦，唯卿是賴”，不再限制岳飛大軍的行動；而最令人驚奇的則是，他竟然“已令張俊自淮西，韓世忠自京東，擇利并進”！加上尚未全部撤離的劉錡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楊沂中全軍，這就是說，宋高宗趙構下決心要把能動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軍，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國策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紹興八年以來，宋高宗趙構這個“違天逆人”地堅決妥協投降政策的昏君，這個“朕雖百拜亦不復問矣”——只要有機會投降，哪怕給金人磕一百個響頭哀求也無所謂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樣驚人的大勝才能使他鼓起勇氣下令宋軍全線進攻？！　　

但是“時不再來，機難輕失”，——當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飛繼續進軍的最新詔書送到岳飛軍中之時，岳家軍早已經按照宋高宗半個多月之前發出的那十二道班師詔的命令撤軍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發出的班師詔的要求，岳飛在撤軍之后需要趕赴臨安朝見皇帝。故此時岳飛本人正在趕赴臨安的路上！　　

宋高宗趙構和他亡　國之　君的父兄一樣，非常怯戰保守，在戰和問題上反復無常，具有投機傾向。一場大勝可以刺激他一時，但不會改變他那愚弱怯戰的本性。岳飛郾城捷奏和潁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輝煌的戰果使宋高宗趙構欣喜若狂，宋高宗趙構一時沖動地下決心命令宋軍全線出擊！而宋高宗趙構答復岳飛郾城捷奏和潁昌捷奏的那兩份手詔可以說明他當時并沒有在猜忌岳飛，暫時沒有仔細考慮宋軍繼續北伐的潛在影響。但是，秦檜將及時提醒他，——趙宋王朝的基本國策是不遺余力地防范武將做大。 　　

果然，幾天之后，在收到岳飛　七月十八日　從朱仙鎮前線發出的反對班師的奏章的之時，宋高宗趙構的態度再次變化：在發給岳飛的詔書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張俊、韓世忠出師，這道命令顯然已經食言了；反而強調要岳飛和楊沂中、劉锜同進退——這兩位當時還遠在中原戰場之外，劉锜呆在東京汴梁以南約六百里的順昌城中，楊沂中更是剛剛出發。　　

實際上，過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趙構此時已經又轉為限制岳飛行動。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諾，早就被他拋到了爪哇國，此時宋高宗趙構一門心思地惦念著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將做大的祖宗家法了。　　

而在收到岳飛早十幾天之前被迫發出的班師奏章之后，宋高宗趙構更是了無絲毫遺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計著怎樣全軍撤退，怎樣讓岳飛去照應其他各路宋軍。　　

早在紹興七年，宋高宗趙構已經戲劇性地變卦過，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國大部分兵力交給岳飛節制，然后短短三天內又取消成命。這次他在短期內決定北伐并再次改變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會令人感到太意外。從反復無常的投機行為來看，宋高宗趙構完全就是一個政治上的羊癲瘋。　　

我們只能從宋高宗趙構態度動搖的過程中，略窺已遭篡毀、已經佚失了的穎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動搖一個最保守怯戰的懦夫皇帝，這一戰的戰果必然十分輝煌！　　

　附件二：　

從總體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來，直到岳飛遇害之前的紹興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間的力量對比在逐步朝著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轉變。南宋由弱變強，金國由盛轉衰。

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金國已經陷入內憂外患之中，正是秦檜這個金人派出的奸細以及茍且偷安且擔心武將做大的宋高宗趙構的屈膝求和政策給了金國以喘息的機會，使金國在與南宋議和之后，金人傾盡全力鎮壓其占領區內的漢人。
    
岳飛雖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貢獻在抗金事業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勝利，但是宋高宗、秦檜掌握著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權，而岳飛的一切行動都必須聽朝廷指揮，故岳飛堅持抗金的北伐大計不可能實現也就勢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檜葬送了紹興十年的岳飛北伐，這不僅使岳家軍將士通過浴血奮戰而攻克的穎昌、陳州、蔡州、鄭州等廣大中原要地，又相繼失陷，而且也使岳飛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擊。
     
岳飛明白，自己在抗金戰場上馳騁了半生，己為“秦檜所忌，終不得行其所志”。過去自己費盡心機，興師動眾，好不容易才收復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因而，岳飛也產生了消極悲觀的念頭。

宋高宗、秦檜對岳飛抗金的打擊，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這是敵人想做而無法做到的事。而岳飛的消極態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對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間早已存在的矛盾又進一步地惡化了。

紹興十年（1140年）岳飛北伐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爭以及金國女真統治集團的內訌，加上連年侵宋，金國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金軍將士厭戰，士氣低落，軍力日弱。而在侵宋戰爭中，金軍又接連被宋軍擊敗，金國統治區內的各地漢人紛紛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壓迫，加之來自北方蒙古的威脅，使兵老氣衰的金國無力繼續打下去。

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過去輕視南宋的軍力，認為用武力可以滅宋，所以他才“銳意敗盟，舉兵南征”。但南侵的結果卻是，金軍“敗于順昌，敗于郾城，敗于柘皋”，金軍一敗再敗，使兀術看到金國在軍事上已失去了優勢，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
    
金國主戰派的銳氣遭挫，于是，金國統帥完顏宗弼（兀術）就改變策略，重新提出要與南宋講和，再開“始講和，而南北無事矣”。很顯然，如果金兵能在戰場上取勝，那么向來輕視南宋的金國統治集團是不會與南宋講和的。
     
由此可見，宋金盡快地達成和議，既是茍且偷安、疑忌武將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趙構和賣國求榮的權奸秦檜的愿望，也是金國女真統治者的需要。

附件三：

對于秦檜當權期間南宋朝廷所奉行的賣國政策，南宋史家呂中在《中興大事記》一書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紹興十年，金人渝盟，軍民皆歸咎于秦檜，而檜傲然不動。順昌既捷之后，先竄趙鼎，而人無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后，盡罷諸將，而兵隸御前矣！

向者戰敗而求和，今則戰勝而求和矣！向者戰敗而棄地，今則戰勝而棄地矣！

向者戰敗而使命之費猶有限，今歲幣銀、帛各二十萬兩、匹，而賀禮又有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錦帛千匹矣！

岳飛復唐、鄧、陳、蔡，張俊復亳、宿，韓世忠復海州，吳璘復商、秦，吳玠復方山、和尚原，皆間關百戰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盡割于虜，聽其分畫矣！

韓世忠田金陵，岳飛田鄂、漢，王之奇田兩淮，吳玠田梁、洋，樊寶、宗綱田荊州，皆累年經營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虜創屯田軍于河南矣！

吾國之民不肯入虜，殺之猶不從，而朝廷必以予虜，使遺民飲泣內恨，而中原人心失矣！

李世輔不顧其親來歸，兀術畏避其忠勇，朝廷竟置之謫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

士大夫陷沒虜中，家屬有在中國者，檜徇虜人之情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井陘，而吾國衣冠之氣皆沮矣！

張俊深忌岳飛、劉锜，每言飛赴援遲，而锜戰不力，遂于秦檜謀，斥锜而殺飛，而天下忠憤之氣皆沮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興兩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21轉引南宋史家呂中《中興大事記》）

對于秦檜殘害忠良的罪行，南宋史家呂中在《中興大事記》一書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岳飛忠孝出于天性，自結發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其善以寡勝眾。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盜五十萬眾于南熏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眾于桂嶺；其戰兀術也，于穎昌則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眾十余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

自兀術有必殺飛而后可和之言，秦檜之心與虜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萬俟卨以愿備鍛煉，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榮、傅選之徒亦以阿附，并沐累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韓世忠終以為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于是盡逐君子，盡用小人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興兩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卷21轉引南宋史家呂中《中興大事記》）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檜當國，陰與虜結，沿邊不宿重兵。』（《歷代名臣奏議》卷337）

南宋學者羅璧指出：『宗澤與汴為始終，岳飛恢復不已，金主役檜死之。』（《羅氏識遺》卷5《西北豪杰所產》）

南宋大學問家朱熹指出：『竊見故相秦檜歸自虜廷，久專國柄，內忍事仇之恥，外張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銷沮人心忠義剛直之氣；以喜怒為進退，崇獎天下佞諛偷惰之風。究其設心，何止誤國！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復竄于嶺表。連逮趙汾之獄，蓋將掩眾正而盡誅；徘徊漢鼎之旁，已經聞圖九錫而來獻。天不誅檜，誰其弱秦？』（參見《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檜祠移文》）

南宋學者歐陽守道在紀念岳飛的文集中寫道：

『岳忠武王之死，孰殺之？金人不能殺王于戰，能殺王于獄。蓋自遣秦檜來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

其所欲殺，豈獨一岳王？檜方次第掃除以報，而藝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賢幸免，中國再有生氣。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

《崇岳集》者，陳君華叔之所集，而間以己作，率悼岳王也！』

（摘錄自《撰齋文集》卷21《書崇岳集》，作者：南宋 歐陽守道）


注釋：上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飛。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給岳飛定謚號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飛為“鄂王”，寶慶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賜岳飛謚號為“忠武”，此后人們敬稱岳飛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藝祖”是宋人對宋太祖趙匡胤的尊稱。

“檜方次第掃除以報，而藝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一句意思是：秦檜正準備逐個害死南宋的忠賢之士，之后再給金人一個交待，但是宋太祖的英靈在天上，知道秦檜的罪行，于是降下罪疾，處死了秦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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