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家博物館前落成了一座孔夫子像,引發輿論的熱烈辯論,基本上劃分為支持與否定的兩大陣營,但與傳統辯論中對立兩方往往是左、右兩派涇渭分明不同的是,這場辯論的對立雙方夾雜了左右兩派的各色人等,亦包括了無數的中間派系參雜其中,煞是有趣,應該引人深思。為何一座孔子像引發了傳統左右派劃分的混淆?為孔子立像又代表了一種什么現象和思考呢?]
中國的諸子百家各自倡導的思想,其實都是在同一個中華文明“人本論”世界觀之下提出的各種不同的方法論,其目的在于控制與引導人類社會的形成,包括其道德倫理、社會制度、價值體系等,從而獲得一種與其世界觀相符合的、基于人類社會活動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集合與社會實踐活動的結果。
從本質上來說,具體形成于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思想,包括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與毛澤東思想一樣,都是一種方法論,都是擁有同一個母親,那就是中華文明“人本論”世界觀;他們的思想源泉,來自于中國最古老的哲學思想----《周易》。
(1) 無論哪家的言談,他們都有一個共同植根的基礎和價值、道德觀,以堯舜禹湯的理想與成就做為治國安民的目標;
(2) 無論是哪家的思想,都有著共同的策略與手法,就是從改變、控制“人”著手,以“人”來作為貫徹自家學術思想的載體。這一點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有了這種認識,你很自然地也會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無論哪家的學說,都擁有共同分享的利益,擁有共同追求的目標。他們所不同的,在于他們各自推崇的手段。
我們在討論中國各家思想流派時,往往會執著于論證哪家思想更強、更優、更深,其實這是一種流于膚淺的論證!諸子百家的思想都來自于一個母親,它們的誕生,都是基于不同的出發點、面向不同領域運用的一種特別的方法論。我們在討論各家學說時,需要特別注意這一點并準確地進行區分。
嚴格地說,中華文化中最經典的方法論只有兩個,一個是以道家為代表的思想,一個是以儒家為代表的思想。他們的區別在于他們針對的現實領域不同,造就了他們不同的方法論。
道家思想是基于自然界這個整體,面向人與自然這種客觀對立的現象來探討解決方法的一種方法論;
儒家思想是基于人(類)這個整體,面向人與人、社會與社會之間的這種客觀對立來探討解決方法的一種方法論;
因此你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人們通常有一種傳說或者認識,說道家是“出世”的,儒家是“入世”的,原因就在于他們兩家面向的視野不同,所以其給出的方法有不同的應用領域。你僅僅從他們的方法上,能夠隱約感覺到一個“出世”,一個“入世”,其實當你了解到這種本質后,你就很容易掌握他們的異同了。
在儒家思想的體系中,還衍生出了兩大學派,分別是墨家和法家。墨家思想開創者墨翟本來是師從儒家,后開創出墨家思想體系;法家思想開創者韓非與李斯,則本來師從儒家中的一位杰出人物----荀況,后繼承并發揚了荀子的思想,開創出法家的思想體系,因此嚴格說起來,墨、法兩家只是儒家思想的兩種變異與發展,與儒、道兩家不能平起平坐。
之所以墨、法兩家無法與儒家平起平坐,是因為墨、法兩家所針對的領域只是儒家思想針對領域的子集,譬如:
法家思想是基于人類社會中的一個特定整體,比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面向這個整體與外部之間的關系,如國家與國家之間、社會與社會之間的敵我關系這種客觀對立來探討解決方法的一種方法論;因此它具備一種非常強的對抗性,非常重視對敵人的打擊和對自我的保護;
法家與儒家有一個顯著的不同,就是他們各自的眼界與胸懷不同。儒家把自己應用的范圍與目標定在了無限的人類社會范圍,是一種由大來壓制小的思想方式。法家把自己應用的范圍與目標定在了局部的人類社會范圍,是一種從小而博大的思想方式。儒家代表的思想是一種王者的思想,統治者的思想(“統治者”不是統治人民的意思,而是我用來形容一種領導地位的意思),法家代表的思想是一種競爭者的思想,一種可以用來爭奪領導地位的思想。因為自然界的法則是勝者為王,所以儒家一定是最后的仰天長笑者,而法家則是保證儒家有笑的那一天的鋪路人。法家是對儒家進行“損有益而補不足”的重要角色。一個王者國家,可能先從法家思想而奪取王的地位,后用儒家思想占據與捍衛王者的地位。
墨家思想也是基于人類社會中的一個特定整體,比如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它與法家的不同之處在于它是面向這個整體的內部關系,如一個國家或者社會、族群內部的一種客觀對立來探討解決方法的一種方法論;因此它的勞動人民立場就是一種必然,它強調在和諧的基礎上來認識與解決問題。
用毛澤東思想來理解墨、法思想的話,可以認為法家是用來解決敵我矛盾的,墨家是用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
很有意思的是,墨家確實是世界上首次運用階級斗爭和人民專政的手段實施斗爭的思想學派,譬如墨家的“俠客”組織和刺殺行動,就是一種解決非人民內部矛盾時的典型專政手法。這與毛澤東思想中的階級斗爭與人民民主專政的革命手段絲絲入扣。但是這種思想的運用,跟具體的社會環境、氛圍、時期關系非常大,實施手法也需仔細甄別。不然就是亂世俠客、盛世響馬的結果了,并不是讓人所喜聞樂見的。它的無差別的愛這種理念,適用范圍非常小,只適用于對待人民內部矛盾,并不適用于解決敵我矛盾,它的非攻理念,其實也是僅適用解決內部矛盾的,若從宏觀來看,它反而是阻止大一統局面形成、阻止最有效集合人類集體智慧的反面力量了。
至于名家、雜家、農家、陰陽家、縱橫家甚至兵家等,則是上述四家(實為兩家)代表思想在不同社會實踐領域進行具體運用的一種實踐方法和表現,只能算為實踐論的一種,更無法在思想體系高度上與儒、道兩家相提并論了。
但是我們習慣于用“諸子百家”、“三教九流”來描述春秋戰國時百花紛呈的思想學派,這也是毫無問題的,因為即使是實踐論,也能從實踐過程中對方法論進行反證與完善,對于思想體系的成熟有非常大的貢獻。
有人用“儒釋道”(或者“儒佛道”)來描述中華文明的文化體系架構,其實是有問題的。佛家思想的本源并非中華文明的傳統體系,它來自于西方“神本論”世界觀的佛教思想,但它傳入中華大地后,實際上是被中華文化給異化了,在很大程度上滅除了它的宗教本質,而呈現出一種思想學派的風格。其中最顯著的變化,在南北朝時“禪宗”的誕生。而禪宗的真正創始人,是六祖慧能。如果你看過《六祖壇經》,你會發現,那哪里是一種宗教,分明是儒家思想借由“佛”的名義在普渡世人!而“佛教”思想對中國人影響最大最顯著的,其實就只有“禪宗”,它已經不是一種正宗的印度佛教文化,而是一種被中華傳統文化所異化了的佛學思想!
中華文明的世界觀是“人本論”的世界觀,它從本質上就無法容忍“非人”問題的存在,比如“人”的來源問題絕不可能來自于所謂的“神”(非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可能是“非人”,比如祈求“神跡”而不是“人力”等,因此中華文化的道統中是無法容忍宗教這種形式的存在的,這就是為什么幾千年來,宗教始終在中華大地上無法穩定立足,無法形成氣候。雖然很多人會去寺廟、道觀、教堂去拜神、祈福,但他們卻不會成為一個真正的宗教教徒,不去真正從事宗教禮儀活動,不去真正遵守宗教教規,也說明在中華文化的氛圍和傳統認識下,人們即使是去一些宗教場所,也只是一種所謂的“臨時抱佛腳”,屬于一種沒有找到解決問題方法之前的一種臨時性的精神寄托,他們的真正指導思想還是“事在人為”,一旦靠人的力量能夠解決問題,那么砸起那些神像時,人們也是毫不猶豫和心虛的。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為何滅佛滅洋教時往往能夠摧枯拉朽的真正原因。
當然,這也正是西方人最為恐懼和害怕的地方,“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一個適用于所有人類社會的共識。中國人為何不能接受宗教,是西方學者對東方文明最為憂懼的問題之一,其實,它的背后代表著兩種世界觀的本質沖突!赫亭頓的《文明的沖突》已經隱約感受到了這一點,只是他的認識還沒有那么清晰。
但是,中華文化因為缺乏如宗教那樣的嚴密組織,因此也存在著極其巨大的危機。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就是文明核心思想傳承的問題。沒有宗教那樣的體系組織,沒有《圣經》《可蘭經》《佛經》那樣的定義明確的教科書,沒有傳道士、教徒那樣的專業教授體系與機構,使得中華文明的核心要義在隨著時間的流逝而逐漸湮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中,使得雖然它強大得使一個民族血脈相傳了5000年,但是它的后人幾乎喪失了認識它的真面目的機會與能力!
這里必須要提到孔仲尼的偉大之處,正是他的存在,在2500年前,他的三千子弟,為普及和宣傳儒家思想做出了巨大貢獻。稱孔夫子為“萬世師表”,是絕對不過分的!
在下一篇中,我將試著說明毛澤東思想與中華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之間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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