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泰特談話61：中國和西方的兩種道德精神（中）　　

在中國，歷史的看，道德的作用不僅僅是精神信仰的需要，而是讓它負荷了人類生存文化的全部內容。　　

中國文化的道德價值觀，不僅有精神信仰價值的需要，還有更重要的政治管理價值的需要，人們世俗社會準則的需要，家庭倫理秩序的需要，等等。　　

一句話，中國的文化就是道德，中國的道德就是全部文化。為什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把人分成“好人”和“壞人”，這就是因為中國的文化是道德文化，而道德概念就是“好”和“壞”界定的代名詞，道德文化全部的內容，就是把任何事物都分成好和壞。同時，中國又是專制文化，話語權歸統治者，統治者界定好壞的標準。中國這種簡單的道德文化，是中國古代政治長期保存的原因，同時也是中國人頭腦簡單，人云亦云，沒有獨立思想的原因。　　

普通中國人，可能不會留意老子思想的文章，為什么取名《道德經》，而且也不會把老子的道德，等同理解為孔子的道德，其實老子的《道德經》包含了中國道德文化的全部核心，特別是揭示了中國特色的道德思維方式，而孔子的思想和老子是水乳交融，孔子將老子的道德原則，具體展開，便于實際操作。　　

中國的道德價值觀，無孔不入的覆蓋全部世俗生活，特別是深入進政治文化，中國人的全部社會世俗活動，都要依靠道德文化來調節。　　

因此這種廣泛的需要，一方面賦予中國道德文化最至尊的世俗地位，另一方面要求道德文化能夠把至善的價值標準降低，以能夠引導和適應世俗生活的需要。　　

這就要求道德文化必須認可世俗的欲望，必須和欲望妥協，進而為協調世俗社會物質利益的紛爭，建立合理的調解和分配原則，這就是孔子中庸之道道德文化產生的社會根源。　　

相比世界其他文明的道德文化，中國的道德文化將先驗的、純潔至善的絕對道德價值，放置在很遠很遠的古代，是束之高閣，它的意義只有象征性，就如同孔子“祭神如神在”的精神意義，它沒有基督教中絕對信仰的強大的文化意義和影響，在現實世界，支配中國人精神的道德價值，必須具有經世致用的入世性。　　

中庸之道的道德思想是經世致用入世文化的最好代表。　　

但是，作為一種文化價值，必須要有絕對價值的信仰，否則這個文化在理論上最終不能站穩腳跟。孔子的中庸之道思想也必然面臨著這個矛盾。孔子解決這個矛盾，是將中庸之道又拔高到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位置，相當于信仰。　　

在《論語》中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孔子認為，中庸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孔子感嘆一般百姓沒有這種道德已經很久了。因此言下之意這種道德標準也如同天命，更多的是具有信仰意義，有向之看齊的意義。　　

在《中庸》中孔子說，“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以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孔子在贊美舜帝的時候，才舉了中庸之道得心應手的使用，舜帝是傳說，那么中庸之道的絕對價值，也就只能在傳說中了。　　

但是，將中庸之道實用于世俗世界，中庸之道的完美意義馬上就不復存在。中庸之道會被世俗世界任意解釋，就連孔子自己的言行也常有矛盾，這是不可避免的，每個人設身處境，把孔子當作自己，也避免不了孔子所面臨的矛盾。　　

中庸之道反對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但是同時又出現新的矛盾，即人類的精神失去了價值信仰，因為既然是無可無不可，價值的標準由個人決定，而信仰的首要條件是價值標準的客觀性。　　

中庸之道造成中國民族精神最大的特征：務實，同時必然放棄信仰，表現為老百姓司空見慣的“老好人”精神，是非的標準聽從權威，即權力，因此崇拜權力，而不信仰價值。　　

正是這種務實性，中華民族屢次遭受滅頂之災，但是全部躲過去了，就同民間術語：惹不起但躲得起，這種躲的實質，就是聽從權力。　　

也是因為這種務實性，中國人放棄了精神信仰，因此沒有遠慮，沒有獨立，沒有主體，沒有創造，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千篇一律，槍打出頭鳥，莊子告誡國人，一棵樹大而無用，就不會被砍伐，于是中國真的變成很大很大。　　

看穿了，老子、孔子、莊子，他們是大同小異。因此，毫不奇怪，他們的思想常常是同時表現在一個中國人身上，但是西方獨立信仰的精神，卻很難同時融入這個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其實，孔子也看到了中庸之道會產生的弊端，看到了中庸之道容易使人喪失價值是非。因此，孔子一方面說，只有圣人才能完全做到中庸之道，執其兩端，不偏不倚，另一方面孔子特別告誡，要反對偽裝的中庸之道。　　

孔子把這種偽裝的中庸之道，稱之為“鄉原”，孔子說，“鄉原，德之賊也”，可見孔子把這個問題看的很嚴重，批評的語氣很重。　　

《論語．子路》篇中，“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孔子認為判斷一個人是好人，必須是善者愛，惡者恨，反過來說這個好人必須有是非觀，必須愛憎分明，而不可以是怕得罪人的好好先生。　　

孔子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也是強調要達到中庸之和，是不能犧牲自我價值立場的。　　

但是，要達到孔子的中庸的君子標準，是很難的，特別在專制政治下，是難上加難，因此　馮友蘭　先生唯獨一再品味“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語。　　

在中國的實際歷史文化中，中庸之道幫助產生了一批又一批的“鄉原”小人，阿Q就是他們社會中的最底層。　　

筆者認為，隨著主體政治文化在中國的發展，中庸之道的思想才會越來越具有積極的意義，也越來越有用武之地。　　

中庸之道會有充滿希望的未來。　　

（中國的民族精神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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