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孔子和魯迅
傅晨光
不久前寫作的《門外文談——一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杰作》，提出了魯迅先生的思想沒有過時，魯迅先生是現代中國思想文化領域最偉大和徹底的革命家，毛澤東對于魯迅的評價沒有拔高，是正確的。我始終認為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但由此就必然產生對于孔子思想以及他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地位的認識和再評價等問題。
我認為，魯迅的“反孔”，并不是他不肯定孔子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作用，魯迅是從歷史發展的要求認識孔子的，這一點是不應否定和有任何懷疑的。
孔子為中華民族在整個封建時代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對于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孔子是有他的偉大的世界觀的，但是他平常很少說，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所謂“未知生，焉知死？”等等，說明他的思想體系中還有他不說的東西，而是要人們立足于現實，公羊學派就肯定孔子編的《春秋》包含了“惟言大義”，包含了他的歷史學說。孔子的思想體系與基督教的“人”與“神”對立、“世俗”與“天國”對立的思想不同。他創造了一個非常平實的“不離人們的日常生活”的思想學派和風格，并且相信人類一定能夠創造一個美好的未來，但他教導人們一刻也不能脫離實際。他的世界觀包含在他對學生日常生活教育之中，其思想體系不比基督教等各種宗教貧乏。德國辯證法哲學大師黑格爾很看不起孔子的儒家理論，認為這樣一個整天都是跟學生在一起談十分普通的日常生活的人算得上是什么大的思想家呢？是因為黑格爾不懂得得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中國封建社會一位偉大的思想家，這一歷史地位不是憑空而來的。魯迅等一大批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反對尊孔讀經，反對文言文，這些為什么應該肯定？因為儒家思想經歷了兩千多年，這個思想體系是與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相適應的，資本主義在世界的發展，早已在各個方面突破了民族界限，中國如果不革新，不從舊社會中走出來，民族生命力就將被窒息。魯迅非常深刻地看到了這一點。“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時，魯迅雖然還沒有直接讀馬克思主義的書，但他已能從歷史變革的角度認識到，世界進入資本主義大發展的時代，仍然以舊的思想和文化、道德和習慣來生活，這個民族就沒有可能發展，因此才毅然投入到“砸爛孔家店”的新文化運動中。
況且，儒家思想，經過宋、元、明、清幾個朝代的發展，儒學內部也在腐化，舊禮教對于人的壓迫，清代的《紅樓夢》就是一個最典型的寫照。從明代開始特別是明末清初，思想界很多人如王廷相、黃宗羲、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對于朱熹等人的理解就提出了系統的批判，認為以程朱理學為基礎的對于孔子思想的理解，很多本身就不符合孔子的思想。
所以“五四”新文化運動，直接的矛頭主要還是程朱理學
魯迅等是中國思想文化創新的先鋒。在這一代人的努力下，中國人民的思想從封建枷鎖中獲得了很大的解放，同時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從思想上、甚至在語言上等等創造了條件，舊思想、舊文化和舊道德為新思想、新文化和新道德所取代，魯迅等為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為新中國的誕生，貢獻是巨大的。
思想文化上的推陳出新，是一個民族能夠生生不息的重要保證。進入20世紀，中國資本主義的命運不佳。與資本主義同時發展的又有社會主義思潮和運動，這兩個思想社會進程在中國幾乎是齊頭并進的。對于這種現象，其實馬克思早已就說過（見《資本論》第1卷序）。他認為，從整個世界歷史發展來說，能夠以充分的、完全的形態發展的資本主義，可能只有英國、荷蘭、法國或者后來的美國等極少數幾個國家。不僅中國，就是德國和俄國等國家，資本主義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發展，歷史條件已經不允許再有這種不可能，所以他曾經明確地指出過，德國不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最為有利。中國的情況恰恰就是這樣。“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立了新的基礎，就會從她的運動過程本身產生新的文化和新的更高階段的道德。這種新的道德，就在革命道路過程本身，文字上的表述，就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寫作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以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重要篇章中所集中闡述的內容。
所以，以“打倒孔家店”為總口號的新文化運動，不意味著就完全否定孔子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偉大的人；毛澤東肯定魯迅是一位圣人，是由于魯迅先生是一位少見的具有歷史感的思想家，并不否定孔子在歷史上的作用。
孔子代表中國的過去，魯迅要人們看到世界發展的大勢，要致力于變革與創新，為的是未來。（201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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