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名: 羅澤南
別名: 字仲岳,號羅山
國籍: 中國清朝
出生地: 湖南湘鄉
出生日期: 1807年
逝世日期: 1856年
主要著作: 《西銘講義》、《姚江學辨》
目錄[隱藏]
人物簡介
生平
理學思想繼承朱熹思想
開新學說
理氣學說
外王之學
巨大聲譽
軍事創始湘軍
軍事思想
羅澤南的治軍思想
羅澤南的戰術思想
教育獨尊理學的教育方針
推崇朱熹的教育模式
注重教育方法的運用
評價
文獻記載人物簡介
生平
理學思想 繼承朱熹思想
開新學說
理氣學說
外王之學
巨大聲譽
軍事 創始湘軍
軍事思想
羅澤南的治軍思想
羅澤南的戰術思想
教育 獨尊理學的教育方針
推崇朱熹的教育模式
注重教育方法的運用
評價
文獻記載
羅澤南
[編輯本段]人物簡介
羅澤南(1807-1856),字仲岳,號羅山,湖南湘鄉人。生于清仁宗嘉慶十二年,卒于文宗咸豐六年,年五十歲。咸豐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由附生舉孝廉方正。篤志正學,好性理書。太平軍起,犯湖南,率鄉勇與戰,所向皆捷。積功由訓導至布政使。嘗言其兵法在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一語。所屬部弁,半屬其弟子,李續賓、續宜兄弟尤有名。后援武漢,親出搏戰,中礮卒。臨歿,謂胡林翼曰:“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謚忠節。澤南工詩古文,見于各家選本者頗多,著有《西銘講義》、《姚江學辨》。
[編輯本段]生平
羅澤南 ( 1808-1856)湖南湘鄉人。字仲岳,號羅山。因洪楊事起,從1852年以在籍生員的身份率生徒倡辦團練, 次年協助曾國藩編練湘軍。自此率湘軍轉戰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因戰功卓著,歷遷任知縣、同知、道員(加按察使銜)。1856年在規復武昌之戰中,中彈傷重而死。咸豐帝下詔以巡羅澤南故居撫例優恤,救加巴圖魯榮號,建專祠奉祀。羅澤南由一生員治經習理起家,而位逼巡撫。他在近代湖湘文化中的特殊地位,歷數十年仍清如明鏡。后人曾作蓋棺之言:“澤南以在籍生員率生徒倡辦團練,轉戰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余戰,克城二十,由其學術醇正,立志堅定,故能臨 戰不茍若此。至今言咸同中興名將者,無不言澤南為冠首也。”羅澤南一生治學也頗有成,且多育人之暇所為,著作計有《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人極衍 義》、《姚江學辨》、《讀孟子札記》、《皇輿要覽》及其詩文集等。
[編輯本段]理學思想
羅澤南生于湖南,長于湖南,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于湖南,受到湖湘文化強烈而深刻的熏陶。湖湘文化是一種理學型的文化,在湖湘學風的影響下,羅澤南自少時就尊崇程朱理學,先后著有《周易本義衍言》(1840年)、《姚江學辨》(1844年)、《讀孟子札記》(1845年)、《人極衍義》(1847年)、《小學韻語》(1848年)、《西銘講義》(1849年)、《皇輿要覽》(1850年)、《周易附說》(1854年)等著作,是一位著述豐厚的理學家。他對晚清理學所做的貢獻,不僅在于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更在于吸納經世實學以充實程朱理學。
繼承朱熹思想
羅澤南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是建立在繼承朱熹思想的基礎上的。羅氏學術一以朱熹學說為依歸,羅氏學術與朱學之間聯系緊密。 羅澤南的每一部著作,從形式到內容無不帶有十分明顯的朱學印記。比如,《朱熹人極衍義》一書即為“羅君仲岳誦《太極》、《通書》之言,而得其旨要”[4]而作,該書對周敦頤《太極圖說》、《通書》的理解和發揮,與朱熹的《太極圖說解》、《通書解》是一脈相承的。至于《姚江學辨》辨王學與朱熹辨陸學顯然更是異代同調。羅澤南在一封答友人的書信中曾透露出著《姚江學辨》的原因:“象山之學,已經朱子明辨,弟固未曾及,惟姚江良知之說,竊禪門之宗旨,亂吾儒之正道,雖經前人議論,而其中之似是而非者,尚未能一一剖晰,故曾為明辨之。”[5]《讀孟子札記》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問》,對朱熹的議論頗為欣賞,以為可以“補孟子言外之意”[6]。《小學韻語》是以朱熹《小學》為原本“撮其大要”輯成,“復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7]。《西銘講義》“附于朱子《解義》之后”,與《西銘解義》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8]。可以說,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礎上,羅澤南形成了自己的學說。
開新學說
對于理氣、心性、知行等理學基本概念,羅澤南都作了詳盡的闡述。在理氣論上,羅澤南主要繼承了朱熹的理先氣后說。與朱熹稍有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氣在宇宙生成、萬物發展上的作用。此外,羅澤南還繼承了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并強調對事物特殊性的研究。在心性論上,羅澤南持“心統性情”的觀點,認為心為賅括性、情的總體,性、情都只是這一總體的不同方面。為了強調每個人具備成圣成賢的可能性,他對朱熹的氣質之性的定義稍稍作了修正,把氣質之性理解為氣的性能,認為氣質之性是能夠改變的。在知行論上,羅澤南則全面繼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觀。
理氣學說
比如在理氣關系問題上,羅澤南雖然主要繼承了程朱關于理氣的說法,以“理”為“氣”本,認為“理也者,所以宰夫氣者也”[9],但同時又借鑒吸收了張載、王夫之等人的氣本論思想,突出了氣在宇宙生成、萬物發展上的作用。羅澤南認為:“物之得陽者親上,物之得陰者親下。飛也,動也,陽也;潛也,植也,陰也。……凡物之生死伏見鳴已,皆二氣之消長也,是孰非陰陽之所充周者哉”。把天下萬物的形成說成是陰陽二氣交感的產物,萬物的不同性質也取決于陰陽二氣的消長。理只有通過氣,綱維天地的作用才能顯示出來。很明顯,氣的作用被抬高了。 在理學系統中,“理”是一種超自然的、主宰一切的絕對觀念,具有永恒靜止的屬性,“氣”則有形有體,變化無窮,富有生氣。對于“氣”的強調,使羅澤南的思想帶有強烈的辯證精神,多少隱含著對古代樸素唯物論思想的認同。他之所以能夠用變易的觀點看待歷史和現實,肯定變革的合理性,認為“大經大法萬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為則必隨時而損益”,正是以此為理論依據的。不過,在羅澤南的理氣說中,氣并沒有被抬高到與理同等的地位。他只是在朱熹理氣說的基礎上,稍稍揉進了張載的一些觀點。因此,從根本上說,羅澤南的哲學還是屬于理本體論哲學。 在人的理氣同異問題上,羅澤南持理同氣異的觀點,認為每個人所稟受的理是相同的,氣是不同的,“故人之稟之者,其氣質亦不相侔矣”。從這一觀點出發,他對朱熹氣質之性的定義作了修正。在朱熹的哲學中,人稟受的天地之理被稱作天命之性,氣質之性指具體的現實的人性,即天命之性受到氣質熏染形成的人性。而在羅澤南的哲學中,定義則有所不同。他認為:“性有天命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命之性者,維皇降衷,厥有恒性,全體渾然,初無偏倚,此溯原于太極者也。氣質之性者,天以此理賦之人,必隨是氣以與之。” 在這里,天命之性指人稟受的天地之理,此無疑義,關鍵是究竟什么是氣質之性。總的看來,羅澤南傾向于把氣質之性理解為氣的性能,如剛柔急緩之類。他說:“氣有互陰互陽之不同,故質有或昏或明之各異。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則仁慈,濁則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則高明,濁則暴烈。推之于金,于水,于土亦然。此稟受乎陰陽者也。這里的“質”指由陰陽五行之氣積聚而成的一定形質,“氣質”指形氣及其構成的一定體質。這句話的意思是氣質之性由氣質決定,所反映出來的主要是氣的作用。 羅澤南之所以對氣質之性作出與朱熹不同的定義,主要出于兩方面的考慮。首先,朱熹雖將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規定為兩層而不是兩個人性,但仍是從理氣兩方面來解釋人性,所以從本質上看仍然是二元論的思想,而羅澤南如此定義雖有性二元論之嫌,但與他的理氣論是統一的,他所說的“理與氣原不相離,故性有氣稟之性、義理之性,命有氣數之命、義理之命”,顯得比朱熹的說法更加圓融。而且,將氣質之性僅僅理解為氣之性能,在理學發展史上也是有根據的。張載的氣質之性就是指氣的攻取之性,二程的氣質之性也是指氣的性。 其次,理學主張把理與氣對人的作用都講到,但是在二者之間也有一個平衡的問題。有的理學家比較重視理對人的作用,強調每個人都具備成圣成賢的可能性,有的理學家比較重視氣對人的作用,強調成圣成賢的困難性。羅澤南顯然屬于前者,因此不把氣質之性定義為現實的人性,這樣才可以說“氣質之性,君子終不為所囿”。 羅澤南認為,氣質之性不僅應當改變,而且能夠改變。他認為人們彼此之間,稟受的氣或相對而清,或相對而濁,這些差別的存在雖然造成了個體之間的道德與智慧的先天差異,但是由于稟受的理是一樣的,所以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道德修養改變不好的氣質,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復。“盡性則人事皆天,好學則氣質無權”,羅澤南的教育思想正是以此為根據的。從這個角度來說,他關于氣質之性的議論還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錢穆提出的“羅山論學最有貢獻者,當推其闡申氣質之性”的說法,不為無見。 總的說來,羅澤南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既全面系統,又深入淺出,同時又有一定的創新,這對于守成多于開新的晚清理學尤為難能可貴。因此說羅澤南是晚清理學的重鎮,他對理學基本思想的闡發有效地推動了理學在晚清的復興,絕不為過。
外王之學
除了系統闡發了理學的基本思想以后,羅澤南還發展了理學中本來就具有但卻一直被忽視的“外王之學”,深挖理學的經世潛能,處則聚徒講學,出則投身軍旅,率領生徒抗拒太平天國革命,為清政府立下了汗馬功勞。因此,研究羅澤南的理學思想不能不講他在經世致用方面的主張。 程朱理學在產生之初,雖已釀空疏之弊,但是并不明顯。無論是二程,還是朱熹,對現實政治都是異常關心的。不過,他們用力的重心已轉移到對宇宙本體的思考和個人修養的完善上來。到了理學末流,則完全拋棄了儒家的經世傳統,也為程朱理學帶來了“空疏無用”的惡評。因此,程朱理學要想復興,就必須以實濟虛,改正空疏之弊。清初程朱理學的復興,便是循著這一路徑進行的。對于處于封建社會與清王朝雙重危機下的晚清程朱理學來說,改正空疏之弊就更屬當務之急。 羅澤南清醒地認識到程朱理學的不足之處,也敏銳地覺察到當時學界從“純學術”走向“經世致用”的學術轉向,因此在強調以“義理”修身養性的同時,積極講求經世之學,“凡天文、輿地、律歷、兵法,及鹽、河、漕諸務,無不探其原委”,主動用經世之學來充實程朱理學,從而在堅持理學的價值理性的同時,又開掘出其隱而未彰的工具理性。
[編輯本段]巨大聲譽
羅澤南從青年到壯年,羅澤南四方設館授讀,二十多年過去,他建立了自己的學術基礎,也有了以后起兵衛道的基本人員班底,而且與地方紳士的廣泛的社交活動,使他獲得了較好的社會承認,儼然一時“人望”。其一 , 羅澤南設館授讀,學生遍及四方,學生們的聚集成為他發掘人才的搖籃。所謂“假館四方,窮年極汲,與其徒講廉洛關閩之緒⋯⋯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勛名,大率公弟子也”。圖其中較為突出的就有王珍、王勛、劉典、鐘近衡、楊昌浚、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澄等十余人,其中在湘軍以及以后位任封疆的就有李氏兄弟、楊昌浚、蔣益澄等。有了一定的人才基礎。 其二 ,羅澤南同當時湖南負有“時望”的人物的接觸和交往,擴大了眼界,增長了學識,也為羅澤南增大了聲譽。羅澤南先后同賀長齡、唐鑒、左宗棠、曾國藩、劉蓉、郭嵩燾的交往,并相互砒礪,成為湘系知識分子群體中的重要人員。前云貴總督賀長齡主張“經世致用”,是當時著名的“能吏”,魏源曾協助他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對羅澤南的經世思想形成有一定作用。太常寺卿唐鑒是著名理學家,在羅澤南的理學理論形成過程中施加了特殊的影響。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劉蓉等人是當時所謂“翹楚”式的人物。曾國藩時任京官獷其弟曾國荃、曾國華曾短期就學于羅澤南。后來曾在致弟書中強調:“羅山兄讀書明大義,極所欽仰。”可見羅澤南深為曾國藩所佩服。劉蓉,字孟容。居鄉里,有時譽。與羅澤南“考求先圣賢為學之要旨,身體力行,至明且篤,時人咸傾慕焉。” 其三 ,羅澤南三十歲時,“取《性理》一書讀之,遂究心洛閩之學.”傾心程朱理學。以后的著書幾種,《周易朱子本義衍言》、《姚江學辯》、《孟子解》、《人極衍義》、《西銘講義》、《皇輿要覽會》等。羅澤南學宗宋儒,身體力行,確立了思想根基。羅澤南的學生王珍說:“(羅)學識才行為世所罕見,續千載之墜緒,辟吾道之棒蕪,倡明絕學,通達時務,斯人為蒼生出。”可見對自己老師推崇備至。近人蔡冠洛認為羅澤南書生從軍,戰死疆場是“由學術醇正立志堅定……故能臨難不茍若此”,羅澤南的理學著作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
[編輯本段]軍事
創始湘軍
羅澤南是湘軍的創始人之一。曾國藩說:“湘軍之興,威振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湘軍正是從羅澤南的練勇而來。 1852年(咸豐二年),太平軍進軍長沙,湖南戒嚴。王珍開始倡行團練并輔佐知縣朱孫治“懲治奸民。”在當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團練組成頗費周折。“團丁悉鄰里農人,無由問文書約束。有所審戒,喧聞并進,漫不知有行綴。始分給號衣,群然恥為異服,不肯服。”羅澤南助之,與王珍“日夜編束卒伍,令友人弟子領營哨,親教之步伐、技擊。”李續賓等相繼加人進來。1853年1月(咸豐二年十二月) 武昌被太平軍攻克,為加強長沙防守,湖南巡撫張亮基調勇至省城防御,曾國藩就任團練大臣,“于是始治兵長沙。命羅澤南、王珍等領軍三營,仿明戚繼光束悟成法,逐日操練。是為湘軍創立之始。”6月太平軍圍困南昌,情況危急,于是湘勇開始走向戰場。南昌一戰,倉卒組織的湘勇被擊潰,羅澤南的學生四人陣亡,羅澤南自身幾乎不保,“匿民宅以免。”羅澤南自此一敗,垂頭喪氣。但是曾國藩老謀深算,認為“湘軍果可用”。在衡州大治水師戰船,編練軍隊,羅澤南協同曾國藩建立營制,多有臂助。郭嵩燾說:“曾文正公初募湘軍,專依羅澤南、王珍。”湘軍是在湘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受湘勇影響很大。
軍事思想
羅澤南將早年所受的理學教育運用到實踐中,以理學指導他的行動,這同樣表現在軍事方面。
羅澤南的治軍思想
1、加強軍隊的思想教育。羅澤南認為一個人修養和學識的高低與戰爭的成敗不可分離,上馬殺賊的勇氣與修身治己的訓練是相得益彰的。 因此羅澤南的軍隊中,讀書的風氣特別濃厚,曾國藩稱其:“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戰,暮歸講道。”在講道的過程中,羅澤南培養出了李續賓、李續宜、王鑫等一批湘軍悍將,這些人都是以書生起家,打起仗來異常勇敢,加之又是同鄉族人居多,羅澤南在這些人中的領袖地位顯而易見,他的部眾也樂于與其共生死。湘軍在作戰的同時,還研討學問,講經論道,無疑有助于增強部隊的凝聚力,提高軍隊的素質。軍隊將領視維護封建倫理道德為己任,其作戰能力遠勝于綠營兵,這與羅澤南的功勞是分不開的。 2、嚴肅軍隊紀律。在作戰過程中,羅澤南很重視軍隊紀律的整治,他帶的部隊紀律嚴明,訓練有素,再加上戰余時的講經論道,使軍隊能夠很快團結起來。
羅澤南的戰術思想
羅澤南是一個理學家。理學家主張“靜”的修養,即在任何情況下,臨事能守一個“ 靜”字,必能扭轉危局。有人問他制敵之道,羅澤南說:“ 無他,觀《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又說“ 熟讀《大學》‘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數語,盡之矣。”這些話都體現了羅澤南這樣一個儒將的制敵之道。
[編輯本段]教育
獨尊理學的教育方針
湖南士人有固守程朱理學,熱心經世之學的傳統,他們一方面注重心性修養,另一羅澤南墓方面則講求實學和經世致用的學風。生長在這種環境下的羅澤南也潛移默化,在教育思想中處處顯示出理學的指導地位。羅澤南認為先王治民,“ 為之小學大學以復其性情”他主張罷黜俗學,因為“俗學不黜,異學不熄,欲求立乎其極,是欲之閩越而趨隴蜀也”。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要“ 復其性情”,而不是簡單地學習知識和增長見識,因此俗學都是沒有意義的學科,無助于人恢復其本來的善性。這些主張體現了他獨尊程朱理學,排斥其他學說的教育思想。
推崇朱熹的教育模式
羅澤南在《小學韻語》中寫到:“首讀《大學》,規模宏遠;次讀論語,立其根本;次及孟子,觀其發遠;次及中庸,微妙以揭。”對于這32個字,羅澤南做了更進一步的注解:“朱子曰,我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及中庸,以求古人微妙處。大學一篇,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卻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與發人心后,中庸讀三書后方宜讀之。”由此段話,不難看出羅澤南提出的學習步驟是以朱熹的話為藍本的,他把朱熹的話概括為32 個字,既體現了他作為一名理學家對于四書的重視,同時也繼承了朱子的教育思想,肯定了他的教育模式。
注重教育方法的運用
1、主張學習要與實踐相結合。羅澤南主張知行并進,言行合一,《小學韻語》他認為:“ 以平日之所言者,勵而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發而為言。”而且,實踐才是學習的根本,“ 若徒誦于口耳而不先以躬行,是無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是無根之木,必不能榮其枝葉”。知和行只有結合起來,才能互為促進,相得益彰。羅澤南認為:“ 讀四書五經之法,則以體之身心為要。其窮理也,因己之所已知者窮去;其克己也,因己之所最偏者克去。敬義夾持,知行并進,則四子五經之理皆在我一身,使或徇為外人,終無益于實用也。”由此可以看出,羅澤南強調的是學習要與實踐相結合,知行并進才能學到真正的知識。 2、把握幼兒教育的特點,重視啟蒙教育。羅澤南認為學習要從兒童期開始,“ 童蒙之年,早立其基”從小學習,從自身的修養開始,長大以后才有可能經邦濟世,治國平天下。羅澤南于道光28 年(1848年)在刺史左輝春家講學時寫下了《小學韻語》一書,這本書講的都是關于啟蒙教育,“教人之道,首重發蒙;蒙以養正,是曰圣功”。在羅澤南的幼兒教育思想之中,當然有精華也有糟粕。其依附于朱熹學說,局限性顯而易見,什么“ 臣不二君,女不二夫”,什么“餓死事小,失身事大”等等。但其教育思想并非無一可取,羅澤南也提出了一些正確的、有積極意義的說法,如“ 毋避艱險,毋戀富貴”,教人做事要有毅力,有吃苦精神。如“勿合污世,勿同流俗”,教人要堅持正確的原則,不要隨波逐流。而且羅澤南對于少兒提出的十二個戒條,也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同時,羅澤南還掌握幼兒教育的特點,在《小學韻語》中編進了很多故事,運用故事來講道理,雖然講的多是忠孝節義的故事,但這種教學方式的變化,有利于把握兒童的心理,掌握教育的特點,寓教于樂,使兒童易于接受,達到教學目的。
[編輯本段]評價
羅澤南以一個儒將身分活躍在早期的湘軍舞臺上,他注重自己的理學修養,同時又在事功上有所作為。羅澤南幼年家貧,但他志向遠大,早在家鄉時就“ 假館四方,窮年汲汲”,以自己的思想影響了諸多弟子,其中包括李續賓、李續宜、王鑫等一批經世之才,他們后來都成為湘軍的骨干將領。羅澤南對湘軍集團的創立和鞏固作出了貢獻。同時他在理學和教育等諸方面都有著很深的造詣,為后世流下了很深遠的影響。
[編輯本段]文獻記載
[清](公元一八0七年至一八五六年)字仲岳,號羅山,湖南湘鄉人。生于清仁宗嘉慶十二年,卒于文宗咸豐六年,年五十歲。咸豐元年(公元一八五一年)由附生舉孝廉方正。篤志正學,好性理書。太平軍起,犯湖南,率鄉勇與戰,所向皆捷。積功由訓導至布政使。嘗言其兵法在大學“知止而后有定”一語。所屬部弁,半屬其弟子,李續賓、續宜兄弟尤有名。后援武漢,親出搏戰,中礮卒。臨歿,謂胡林翼曰:“危急時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學。”謚忠節。澤南工詩古文,見于各家選本者頗多,著有《西銘講義》、《姚江學辨》。 羅澤南,字仲岳,湘鄉人。十歲能文。家酷貧,大父拱詩屢典衣市米,節縮于家,專餉于塾。而澤南溺苦于學,夜無油炷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年十九,即課徒自給,而喪其母。次年,大父及兄嫂相繼歿。十年之間,迭遭期功之喪十有一,至二十九歲,而長子、次子、三子連殤。是歲為道光十五年乙未,大旱饑,澤南罷試徒步歸,夜半叩門,則其妻方以連哭三男喪期。時饑甚,索米為炊,無有也。澤南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圣;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三十三歲,乃補縣學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宋儒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旸衍厥旨。其大者,以為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于六合,澤不被于匹失,虧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于是乎宗張載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敦頤而著《太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異說不辨,則趣向不端,于是乎宗朱熹而著《小學韻語》一卷,辟王守仁而著《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于是乎有《讀孟子札記》二卷。窮陰陽之變,于是乎有《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旁及州域形勢,而有《皇輿要覽》若干卷。百家述作,靡不研討,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則交通旁推而不離其宗。其后太平軍洪秀全、楊秀清起廣西,乘勝遠斗以躪藉湖南,而里中書生多攘臂起,團民壯,捍寇患,死綏踵接而逐之湖外,則澤南之教也。咸豐二年,洪秀全圍長沙,縣令召澤南練鄉勇,巡撫張亮基檄赴長沙。而同鄉曾國藩以侍郎在籍,奉詔督治團練,亦在長沙。因與澤南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湘勇自此始,而太平軍之勢日以沮。澤南以所部與太平軍角逐,歷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積功累擢官授浙江寧紹臺道,加按察使銜、布政使銜。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戰,其臨陣審固乃發,以堅忍勝。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熟讀《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亦本周敦頤主靜察機之說。其治軍以不擾民為本。而視東南安危,民生冤苦,如饑溺之在己,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軍行所至。士民歡躍,或輸敵情,或訴所欲,餽肉餉飯,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屢破大敵,而善以寡擊眾。鄉人化之,荷戈從軍,蔚成風氣。時為之語曰:“無湘鄉,不成軍。”藉藉人口。而不知無澤南,無湘軍。惟澤南以宋儒之理學治兵,以兵衛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軍所以為天下雄,而國之人歸頌焉。儻好馳馬試劍,漫事從軍以攫富貴,豪閭里,而不體澤南之以宋儒理學治兵,以兵衛民之指,意氣自雄,是則澤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為勇者亦耗矣。自來言宋儒之理學者,往往小廉曲謹,可以持當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顧澤南義勇憤發,本之問學。朝出鏖兵,暮歸講道。中間屢遭慘敗,而志不撓,氣益壯,討部眾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澤南以咸豐五年帥所部隨湖北巡撫胡林翼攻武昌,一日,大破太平軍,追薄于城,城上炮如雨,一彈中額,裹創戰。歸而劇,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病甚不能起,語喃喃皆時事,忽開目索紙筆書曰:“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仰臥,汗出如沈,握林翼手曰:“死何足惜,恨賊未平。愿以兵屬迪庵。”迪庵,其弟子同縣李續賓字也。語畢而瞑,予謚忠節。著籍弟子數十人,同縣王錱及李氏續賓、續宜兄弟尤顯名。而續賓久相隨,引為貳,遂代將。【這部分出自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第三篇】夜深沉:湘軍悍將羅澤南的黑暗與光明 作者:雷荊
近來夜讀,心思浮動,一書之短,竟屢屢不能終卷,余心內略有黯然自傷之情。回憶少年時苦讀獨學之情狀,不免有感慨浮生之意。惟展卷開讀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內心似隱受刺激,讀書之趣,漸有復蘇狀。隨草書隨感,以致友好。
一
一個歷史人物的命運往往不由自身的才能決定,而由其身處的時代與環境決定。這是所謂唯物歷史論的關于人物或者說英雄人物的看法。雖然我并不認為唯物歷史論一定完全正確,但起碼在這種看法上,它說出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真理。
有這樣一個典型人物剛好可以作為這種看法的例證。雖然一百余年已經過去,但是他的悲慘命運與自我奮斗似乎都可以為“命運不由自主”的這個古老命題作一個最好的注腳。
二
這個男人的家庭生活簡直就是一團黑色的烏云,我們如今已很難知道他是否曾經從家庭生活中得到過樂趣。在他的一生中,他似乎要不停地面對各色各樣的病痛與死亡,而且都是與自己切身相關的親人與朋友。
要是不恭敬的說,他是一個苦孩子,“家酷貧”,他的老祖父不得不頻頻在當鋪出入,賣舊衣換米,以此來節省家庭開支,應付學塾的費用。他沒有油燈可供晚上的自學,只好在月下讀書,疲倦的時候有時不得不在外露宿。即使是在十九世紀的中國,我們也不能想像這曾經在更久遠的時代發生過的“透光”的故事會在舊時代的讀書人身上以高度重復的頻率上演。
他的令人備覺人生荒誕的悲劇在于,當他十九歲時,他開始教書帶學生,終于可以自給的時刻,一直在貧賤生活中努力的母親卻無法拿到他的第一份“工資”,就那樣無聲無息的死去。而或許他還有為家人繼續貢獻自我想法的時候,母喪的次年,也就是他教書不到一年光陰,竭盡力量供給他讀書的祖父和兄嫂都迅速歿去。
我們不能猜想當事人心中所可能產生的隱痛和巨大遺憾,但是不巧的是,從那個倒霉的十九歲到他終于漸漸成熟的二十九歲,他所遇到的家庭打擊還將接踵而來,他的長子、次子、三子在他二十九歲那年接連死去。那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是大旱光景,這個剛剛考完試的文人徒步從縣城回家,在深夜敲自己家的門,但那敲門聲也許是貝多芬《命運》中那不祥的催促,門開了,門內是什么?是痛哭的妻子與死去的三個兒子,而到處大旱,家中已無隔夜之糧。這種種凄苦悲涼的情狀,簡直只能讓人聯想到一個古老的成語——“死氣沉沉”。
這樣的家庭生活也許只是那個大時代里中國無數人家的一個小小縮影,但是特別在于,我們的這位遭遇諸多不幸的男主人剛好生活在一個叫做湘鄉的湖南小縣里,又剛好生活在滿清道光咸豐交替的年代,而眾所周知,在那個時代,一場名為“太平天國”的巨大運動使大半個中國和億萬人民陷入一個動亂的海洋。這樣,我們可以在“時代的洪流”“革命的狂飆”這些偉大的字眼背后來看又一場矛盾激烈的戲劇上演,而這場戲劇中,這個男性的名字可以在字幕上緩緩打出:羅澤南。
三
在羅澤南的時代天空上,初始雖然不能說是漆黑一片,但是光明著實不多,那些注定要綻放光彩的將星們還在暗黑中潛藏。然而光明潛藏于人心,至少在那個時代, “圣人之教”的至大公理還在那些堂堂正正的讀書人心內信仰著,并希望在民眾身上尋找力量,同時通過自我的努力來身體力行。
在頻頻死亡的親人面前,身經人倫慘痛的羅澤南的態度是堅定地尋找光明。即使道咸年間的社會生活黑暗,即使上行下效、賄賂連連、亂兵迭起、天災人禍,即使一切的一切讓人想到時世艱難,都那樣不如人意。但羅澤南對待自己,是“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圣;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這種以遠大志向為號召的理想主義態度,在俗人看來,未免不切實際,甚至有些荒唐。事實上,如果沒有后來的一系列變故,說不定羅澤南將會作為一種志大才疏的文人被譏笑,然后只能在湘鄉縣志上得到只言片字的記載。但是,激烈變動的歷史為羅澤南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在這種可能性面前,這個湘鄉窮儒的命運有了新的選擇。
對很多擅長考試的人來說,無論是舊時代的科舉還是新時代的科舉,他們都能很好的適應,并把這種適應運用到最能改善自我生存處境的手段上。而太平年代的世人也把這種能力看作是成功的一種標準。而對那些不擅長應試的人來說,境遇的坎坷與命運的不公在他們的人生中顯得分外鮮明。他們的一生,與那些一帆風順而并無實際本領的人相比,顯得那樣灰色,那樣無能。
在一個大亂還未來臨的時代里,英雄難以出世。甚至可以刻薄地說,一個平穩得喪失了生機的社會,最適合那些只求生活的“動物人”。在那種令人窒息的平穩里,倒真是亂世可以為人,太平只能為犬。做了多年的私塾老師的羅澤南,其社會地位只能說是一個最低級的識字人。朋友,如果是你在一個荒僻的小縣城或者小鎮上,遇到這樣的一個男人,行動略有遲滯,從言語中判斷他是一個有些呆氣的小學甚至是幼兒園老師,你會怎樣看待他。你覺得他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能夠取得多大的前途呢?我們不妨把同樣的視角放在那個三十三歲的羅澤南身上。在整整十四年的教學生涯中,他或許遭遇過許多類似你我對他這樣看法的時刻。但是三十三歲這一年,他終于補上了縣學生的身份,這使得他可以獲得一個身份的定位和一個穩定的口糧。
四
沒有人感覺到新的時代即將來臨,即使在那些敏感的大臣如林則徐等人的內心,有那么一絲細微的風刮過,也迅即在無邊無涯的個人沉浮和億萬蒼生的海洋里消失了。但是,在一個遠離時代中心的湘鄉小縣里,一種新的氣象正在幾個人的內心醞釀,在未來不遠的時光里,這種純屬個人的意志衍發開來,終于擊敗了一個發動了千百萬人的、同樣可以說是上應“天意”乃至兼具人心的運動。
朋友,如果你還不是那么驕傲自滿,你也許會想到,你所擁有的,也許只是你父輩基礎上的保持或再進,也許是你有那么一點好運,也許只是你比那些比你處于更為糟糕的人擁有更優良的條件。在你所冷眼相看的另一些人之中,只要異地相處,甚至只要與你的生活相差得不是那么多,甚至僅僅只是取得了一個基本的物質生活保障,你也許根本無法與他可能發揮的作用、獲得的成績相提并論。他所取得的成績可能是你的十倍百倍,乃至千倍。而對在湘鄉羅澤南來說,必須用個人勞動來換取基本生活保障的時間花費了整整十四年。在三十三歲之后的他,力圖用自我內心的冶煉實現對現實生活的改造,終于使他在年過四十之后,獲得了以廩生舉孝廉方正的結果。而在此之前,他“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宋儒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旸衍厥旨。”在一個暗黑的世界里,說著不合時宜的話,用個人的信念作育人才,希望讓更多的人明了天地萬物的本質,而明晰這一體的天人卻“量不周于六合,澤不被于匹夫,虧辱莫大焉”的原因。
或者,我們可以設想羅澤南只是一個野心家、一個不計手段一心向上攀爬的底層分子。他所有的一切理論、一切作為都不過是偽君子的必然表現,是勃勃野心上貼的一層華麗光紙。但這個設想也許可以解釋許多人的行為乃至理念,卻難以解釋那個奮斗多年,又親身經歷了諸多親人喪歿的小小窮儒羅澤南。而且,歸根結底,如果我們不能明白一個讀書人的內心,我們就根本不能明白他為什么要“宗張載而著《西銘講義》”,“宗周敦頤而著《太極衍義》”,甚至為了能在幼兒心內扎下正大美好的念根,而寫作孩童啟蒙讀本《小學韻語》。古往今來,名人無數,但是你可曾見過僅僅為了給自我貼一層華彩,而去研究、總結、寫作幼兒教材的名將?
這種道德使得羅澤南不僅在個人的品行上遠遠高于同時代的太平天國的諸將帥,即使在湘軍內部,也使他的名字彷佛帶有一種光明,給一個在血火中為利益博殺的軍隊賦予了某種光彩。而不論結果如何,在那些只留下他短暫言行的記載中,殺人已不僅僅是殺人,不僅僅是救世,還帶上了追尋那難以說清道明的“道”的氣息。
五
大亂終于來臨,對窮苦人來說,太平天國起義所具有的普世性質也許是一個福音。人心靜極思動,土地不妨再換換主子,統治了百余年的滿清韃子也許遭遇這場大亂,氣數就要到了頭。這波瀾萬丈的天國似是席地而來的狂飆,卷起了許多人心中從未有過或是深深埋藏的念頭。而那一切口號的背后,是人們伸出的手、張開的口,是一種利益與另一種利益、一群利益與另一群利益的血斗。
咸豐二年,洪秀全圍長沙。此時的羅澤南依然一教書先生,只是今非昔比,他已成湘中名儒,被人稱作“羅山先生”了。多年的教育生活,也使他學生眾多,培養出如王鑫、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等一些人才。在旋風般的太平軍前,湖南各地,均有不穩跡象。羅山先生的學問正是發揚的時候。他說:“余以一介書生,倡提義旅,驅馳于吳、楚之間,而其一時之同事者,及門之士居多。共患難,履險蹈危,絕無顧惜,抑何不以厲害動其心耶?當天下無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辭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學者,人或以為迂。一日有變,昔之所謂迂者,欲奮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謂愚不可及者歟!亦由其義理之說,素明于中故。”
羅澤南的話說得很明白。當此大亂之時,人世間意態何其不同,平時笑人“迂”者,此時正做聰明人,消極避禍,殊不知大兵發起,如刃掃大地,豈有幸免之人。而平時為人所笑“迂”者,在亂極不穩之世,在人生定數難知之時,在血影刀光縱橫之間,迂腐書生偏要迎頭趕上,在亂世中站定腳跟,作一番事業。這“迂”與不 “迂”,看似簡單,其實正是“時窮節乃現”的表現,正是洪水滔滔中真假男兒的分界線。而人何以能力挺艱難,正在于平素由自我冶煉的義理,在在充塞于心。
延續中國數千年的儒學命脈與中國命運關系之緊密,從來都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個大命題。在此如蒼山般久遠的命題下,越是中國文化學養深厚的學人,對中國自身命運的把握,也就顯得越具信心。所以后世學人即便如錢穆與馮友蘭之為學大不同,也都不約而同地對“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理念抱有堅強的信仰。這實是由中國文化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二者兼具的特質決定。
不過,設身處地而想,在十九世紀的中國,羅澤南身處的時代,卻是一個中國國脈搖搖欲墜的時代。自古以來,在華夏大地上“胡運不過百年”的神話早已被滿清入主中國多年的現實打得粉碎,漢族知識分子的士氣可謂淪喪無遺。而自清興以來,一連串的文字獄令士人戰戰兢兢,只能在考據訓詁中尋求新出路,即如晚明黃道周、徐光啟一類能開啟胸懷接受西洋新技術的大儒,在道咸交替之際,朝野竟有幾人歟?這使得士人目光短淺,心胸狹小。而在此情勢之下,科舉積弊、宦場鉆營,曲學阿世、清流亂議,圣人之教的負面因素似乎全部得以展露,而其光明一面似乎全被掩蔽。家庭不幸的羅澤南所一生奉養的至大公理,其在現實中展現的雖不能說全是黑色,至少也是半灰半黑,同樣毫無生氣。
可是,最衰朽的命運里往往潛伏著另一種勃發的生機。人的生命力與追求自由的勇氣決定著創造的源泉。即使是在戴震、段玉裁那些小心翼翼的訓詁著作中,又何嘗不隱藏著延綿至近代乃至現代的中國科學精神的傳統。而在那窄小的學術苑囿之內,同樣隱藏著不易為人發覺的獨立人格與自由精神。這種埋藏至深的個人意志,一旦遇到新的激發,就煥發出新的精神,體現為新的時代風氣。
六
這樣,我們就可以在一種接觸儒者內心的基礎上來看咸豐二年的羅澤南。就在這一年,迅速崛起的太平軍竟如初發之硎,一路無往而不利。連克湘南諸地后,北上進圍長沙。湖南全省大震。而此時的湖南,傳統的綠營勇于私斗、怯于公戰,絕無戰斗力可言,官場昏庸憒敗,富于經驗的老官僚駱秉章已經及時卸去了湖南巡撫的職位,新上任的巡撫張亮基卻是一來就遇到這樣的爛攤子,一時竟不知如何下手。
大浪淘沙,才看得出真金閃爍。湘中的“老亮”(其實湘中士子譽湖南有“三亮”,“老亮”羅澤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劉蓉。“亮”者,一時瑜亮之“亮”意也)雖已年過不惑,面對此洪水滔天之勢,卻正要一試“所學深淺”。
大浪淘沙,才看得出真金閃爍。湘中的“老亮”(其實湘中士子譽湖南有“三亮”,“老亮”羅澤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劉蓉。“亮”者,一時瑜亮之“亮”意也)雖已年過不惑,面對此洪水滔天之勢,卻正要一試“所學深淺”。
七
同一個人在不同的人眼中往往呈現出不一樣的面目。對同樣是湘軍悍將的弟子李續賓迪庵來說,他所知道的、看到的羅山先生,只是那個在少年時代就聽說的“苦命先生”,是那個言行一致、長者胸懷的“真先生”,否則無以解釋自負臂力、騎射精熟的他何以要向窮教書的羅山先生“折節受學”。終其一生,在羅山先生面前,他始終都遵守“循循弟子列”的態度,在慷慨激昂的同學面前,在以勇烈自許的湘軍諸將中,他都謹遵弟子禮,“退然若無知其能”“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在老師的面前,這個悍將只是一個受教的儒生弟子,如師有所命,只需竭盡己能、疾擊爭先即可。而在續賓的同學王鑫璞山看來,羅澤南是老師,卻更是朋友。因是師友相間,也就無所顧忌。于是有趣的場面常常發生。這個志大氣高的學生身材瘦小,卻天生一幅大嗓門。在羅澤南家里,他對著一群同學辭氣洶涌,侃侃而談,簡直讓老師和同學都無法插嘴。直到他的老師忍不住笑說:“璞山你也稍微休息一下,讓我們也開一次口啊。”王鑫才發覺失態,自己也忍不住笑起來。在這兩個學生的細節里,我們好像看見嚴謹與隨和這兩種性質在羅澤南的身上的一體交融,而后世俯仰史跡的人們,在曾流血盈野的古戰場上遙想師友風貌,一時竟對何者為真人生,不免頓生迷茫。
而對名將塔齊布而言,咸豐四年七月的岳州,也必定在他短暫的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象。在此之前,他本是瞧不起羅澤南這類“儒將”的,但是在岳州與太平軍的遭遇戰,由于與羅澤南的合作,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看法。在這場短暫遭遇戰的當日,兵力的對比過于懸殊。羅澤南和弟子李續賓率領一千人守護著岳州大橋,太平軍前來攻奪的軍隊卻足有萬人之多。羅澤南從容調度,派五百人守營,五百人迎戰。前敵五百人又分為三路,每路不過一百多人,但是主攻、旁擊、抄尾,井井有條。就憑這種布置,竟然數戰數捷,力保大橋不失。此戰后,塔、羅在湘軍中并稱,就再也沒人輕視湘軍里帶兵的書生了。而這種以寡擊眾,豁出死命“扎硬寨”、“打硬仗”的精神,在羅澤南爭戰四年的軍事歷程中,竟由始及終。
對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來說,羅澤南于咸豐五年在武昌的殞斃,可能令他們感到的是一種由衷的傷痛。他的戰死,意味著一個朋友、一個同志、一個曾經在你的生活中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人就此離去,在錢基博的書中,曾經對羅澤南的作用直言不諱:“鄉人化之,荷戈從軍,蔚成風氣。時為之語曰:‘無湘鄉,不成軍。’藉藉人口。而不知無澤南,無湘軍。”湘軍中名將頗眾,但是誰能如這個男子一般,把上馬殺敵、下馬講學的風氣帶入軍中;誰能以道義相磨礪,將知恥、愛民之心,將 “不怕死、不要錢”的精神切切實實地身體力行。而自澤南死后,湘軍日益擴大,魚龍日趨混雜,暮氣逐漸深重,最終功成身退,不得不裁撤完事,也正是連曾國藩也自認的事實。錢基博書中同樣說得明白:“惟澤南以宋儒之理學治兵,以兵衛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軍所以為天下雄,而國之人歸頌焉。儻好馳馬試劍,漫事從軍以攫富貴,豪閭里,而不體澤南之以宋儒理學治兵,以兵衛民之指,意氣自雄,是則澤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為勇者亦耗矣。”這也很清楚的講明,羅澤南領軍的宗旨只在四字——“以兵衛民”,擁兵以謀富貴,以自雄,甚至以兵壓民、以兵害民掠民,都是與他的宗旨相背的。而不知為何,只看這近百年歷史,后人竟猶有不可及者,這“以兵衛民”四字,不由令人慨嘆其內在的凜凜生氣,
八
所有的一切都將逝去,所有的一切又都已成為現在,我們在歷史中所能看到的,其實只是一個人或者一群人如何地把握他的現在,從而最終鑄造出一個屬于自己的過去。現在我們回到咸豐二年,看著那個教書先生正在向他一生前所未有的機會迎去,而在與機會短暫相逢的光明后,他不會知道,他接著面對的,將是迅速來臨的永恒黑暗。
在那一年的長沙城,也許人心是亂得不能再亂。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巡撫張亮基在慌亂中終于鎮定下來,開始籌劃一系列城防事宜。一大批羅澤南熟悉的老朋友都匯集那里,左宗棠、郭嵩燾……其中最為重要的,是他的同鄉,與他同樣提倡宋儒之學,又恰好要奉詔治團練的在籍侍郎曾國藩。當所有的要素匯集完畢,張亮基發出的那道讓羅澤南赴長沙協助城防的檄文只是一種必然的結果。
九
今天的我們不能想像一座被包圍的城市的實際情態,就如我們不能想像在納粹德國900天的圍攻中,列寧格勒的人們是如何堅持的一般。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紀的湖南長沙城,屬于那個時代的精英正在那里薈萃,一些將星將要在那里登場,并將以一種力量壓倒另一種力量,從而在之后的數十年里影響到一個古老國家的走向。我們對歷史可能發生的另一種選擇也許就不會再抱有武斷的必然性的想法。也許一切正如胡適所言,歷史也正是一個任人涂抹的小姑娘,完全有豐富的發展可能性。
在那里,羅澤南的那些為理學開新面目的思想終于與曾國藩的人學相會合,在一個制度已經窮途末路之時試圖往其中充塞出新的生機。“物之得陽者親上,物之得陰者親下。飛也,動也,陽也;潛也,植也,陰也。……凡物之生死伏見鳴已,皆二氣之消長也,是孰非陰陽之所充周者哉!”在這種思想里,羅澤南雖然繼承了程朱關于理氣的說法,以“理”為“氣”本,但是,理只有通過氣,綱維天地的作用才能顯示。“氣”的作用被羅澤南大大提高了。在這種對“氣”的強調里,羅澤南的思想煥發出強烈的辯證精神,從而使他回到我們生機勃勃的上古,回到了那些隱含的樸素力量之中。他之所以能夠用變易的觀點看待歷史和現實,肯定變革的合理性,認為“大經大法萬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為則必隨時而損益”,其來源正是從此處出發。
他那些艱難窮困的經歷,也讓他突破了“理”、“氣”的限制,分外的強調二者合一對于人的作用。他說“氣質之性,君子終不為所囿”,什么先天的氣質,什么不平等的合法,對于追求真理的人而言,從本質上來說都是鬼打架,每個人都是一個完善的個人,即使有著先天的差異與不平,由于稟受的理是一樣的,所以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道德修養改變不好的氣質,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復。在偉大的教育面前,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上升為平等的個人。這些為前人開新面目的論述,似乎在闡明一個觀點,我們所擁有的古老文明,能夠簡簡單單地用一個“數千年之專制社會”予以否定嗎?在漫長的歷史中,那些先行者的獨立自由之思想、堅強不屈之人格,就可以以僵化的階級論、庸俗的唯物論、唯利益論,輕輕地用紅筆一氣抹殺嗎?
面對后世諸多學者的紛紜論述,面對曾經喧囂一時的“歷史決定論”,面對同樣是可以輕輕巧巧就扣上的一頂“為地主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巨型話語帽子,我們不妨看看這樣的一段話:“人君殺人,非盡以刃殺之也,以其有殺人之政。其有殺人之政也,以其有殺人之心。暴斂橫征,則殺人于賦稅;峻法酷刑,則殺人于罪獄;工作頻興,則殺人于力役;興兵構怨,則殺人于戰爭。”一連串的“殺人”將矛頭直指地主階級的最高代表“人君”——皇帝。更鮮明地指出,其“殺人之政”來源于人君的“殺人之心”,我不知道用充滿憤懣的心情情寫下這樣尖銳話語的作者羅澤南,在看到后世對于他的評論時,會做何語,又能作何語。而我們也曾目睹唯物與階級一說輕輕巧巧地抹去了民族的仇恨、文明的沖突、堅強的氣節、復雜的人性,可今日的我們又能做何語?豈能做何語?
十
一些結果似乎事先就可料定,缺乏堅強理論支撐的太平軍面對人才匯聚的長沙城,終不能有所作為,西王蕭朝貴還斃命城下。而長沙腐敗的官場也容不下曾國藩和羅澤南這樣“迂腐”的書生,他們黯然退出長沙的勾心斗角,前往衡州練兵。在那里,一支軍隊正在以獨特的面目逐步成形,并將在不遠的時光中,在血海里成長、腐化、消亡。也正是從那里開始,曾國藩和他“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湘勇自此始,而太平軍之勢日以沮。”
也許,在不同的時刻,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在某個歷史人物身上時,那些時代的特征雖已遠去,我們卻或許能穿透時光的阻隔,獲得不同的感悟。同樣,面對羅澤南的生平,我們自覺不自覺地會把那些為當時人甚至當世人所看重的職銜、爵位略去,而直面那個人物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和在這種特性上闡發出的史跡。對羅澤南之后數年的生活,錢基博僅用數語就已概括完畢。“澤南以所部與太平軍角逐,歷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積功累擢官授浙江寧紹臺道,加按察使銜、布政使銜。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戰。”血影刀光,不過如是。但是,當論及羅澤南的制敵之道時,錢氏則引用了羅澤南的自語—— “無他,熟讀《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這區區數語中,在雅定淡泊的氣度之后,誰也難知,其中隱藏了多少百戰艱辛、險極而生的故事,隱藏了多少慘敗后再度慘淡收拾、壯氣孤膽的情懷。而此種以戰煉修養、以修養入戰的氣度,古今名將,幾人能夠?
又是一年春來到,歷歷春風拂面去,自有人間起落浮沉無數、悲歡離合無數。所以近人魯迅有詩云:“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華。”但是在咸豐五年的三月,中原還在血沃之中,勁草已肥,春華未發。在那“九省通衢”的武昌,領布政使銜的羅澤南率所部隨湖北巡撫胡林翼猛攻武昌洪山,一路進擊,直抵城下。城下 “槍炮雨集,中澤南左額,血流覆面,衣帶均濕。駐馬一時許,強立不移。”當返回軍營的時刻,他身上的創傷愈發劇烈。這位裹創死戰的教書先生似乎已經明白自己死期已至,竟然難以入眠。他想的是什么呢?今日的我們很難知曉。但是此情此景,居然令人不倫不類地聯想到數十年后的香港,在太平洋戰爭那同樣激烈的戰火中,一個名為張愛玲的女作家以凄涼的筆調寫道:“時代的列車轟轟地往前開著,我們坐在車上,經過的也許不過是幾條熟悉的街道,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驚心動魄……我們只看見自己的臉,蒼白、渺小。我們的自私和空虛。我們恬不知恥的愚蠢——誰都像我們一樣,然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
對深具堅忍刻厲的宋儒之風的羅澤南而言,他當然不會擁有這樣現代而華麗的孤獨感,但是那動亂的背景與他身歷的凄慘人生,在他正大光明的思想上依然會刻下尖刻的烙印。這烙印如此深沉,以至于這個堅定的男子在這生死交關之際,內心深處未嘗沒有些許遺憾,些許柔情。在那殺聲震天的武昌,他或許會回憶自我的一生。這一生的不幸、一生的苦學、一生的奮斗,在那即將來臨的死亡面前也許都將化為幻影。但是,更為強大而深沉的生命力量終究將他從由死亡帶來的沮喪中拉回。在他臨終的時刻,他汗出如沈,索來紙筆寫下了最后的遺言:“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
末
咸豐五年,用公元紀年就是1855年。距此四十年后,甲午中日戰爭中國慘敗,國勢衰退之趨向已徹底無法挽回。而距此五十五年后,漢人之革命再度席卷天下,滿清崩潰,民國成立。中國于大變動中漸趨自強,開始步入漫長的復興之旅。在翻天覆地的變化里,那湘鄉縣里走出來的一代人的事業,隨著世易時移,俱做東流逝水,了無蹤影。但是,從憂患中立起來的精神,卻正如“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的錚錚之語,不會隨著時光的變遷而輕易流逝。
在荒蕪的歷史道路上,羅澤南只是一個沉沒在荒草中的名字。如果我們再回首這個人的一生,會看到他經歷了眾多身份的變遷,從窮苦的讀書人到補上的縣學生,從湘中的宿儒到殺人的名將。在這人生的歷程中,他家人頻喪,無有天倫,不幸到了極點;他予以天下為己任,力圖振興名教,卻終因后繼者實踐的失敗而連帶失敗,被現代的中國掃蕩殆盡;他歷艱辛訓練的軍隊,由于忠誠的學生戰死,終被分化瓦解,更腐化為燒殺擄掠的工具;他苦心開創了事業,但并未享受成功,一切已化為烏有。如果說夢想為人創造著發展的動力,他則是分外艱苦地在發展中創造夢想。但是一切一切,都失敗了。失敗得那樣徹底,以至于今天看來,他的作為,實在可謂一事無成,于今毫無助益;他的思想,只是在維系一個暮色帝國的殘生;甚至他的命運,由于那個時代的黑暗,更已永陷于黑暗。
但是,就在那一片黑暗之中,這個人卻有一點光明的精神。無論怎樣艱難困苦,無論時代的狂飆巨浪怎樣一波一波地撞擊億萬蒼生,這個人只是緊守住自己心頭的那一點火,并試圖用這點微弱的火光來影響別人,在他的那點火光下,后人梁啟超評論說“羅羅山澤南、曾滌生國藩在道、咸之交,獨以宋學相砥礪,其后卒以書生犯大難成功名。他們共事的人,多屬平時講學的門生或朋友。自此以后,學人輕蔑宋學的觀念一變。”就是這一點火,讓一門被視為“空疏無用”的學問被視為“有用之學”,讓中國文化能夠呈現出最后一點光明的生機,并綿延后世。而在這種種表象之后,是一個孤苦之書生在混亂時勢、昏腐朝野中個人的真堅持,是一種“雖千萬人亦往矣”的儒家真精神,是我華夏傳統文化中獨立自由之精神、堅強不屈之人格的真體現。
這就是羅澤南,他有屬于他的光明與黑暗。我們也將有我們的光明與黑暗。而在明暗之匯聚處,在人生千變萬變之間,其不變者,其實只有那一點“真”而已。戰死在洪山的湘軍之父-羅澤南(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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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網上的,作者阿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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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澤南成為“湘軍之父”的五大理由
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
從反清復明的王夫之到同治中興第一名臣曾國藩,從維新派代表人物譚嗣同到辛亥革命先驅黃興,再到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毛澤東、蔡和森,這是一條見證與推動中國進步的脈絡,這條進步脈絡被打上一個深深的烙印——湖南。
自清朝以來,頻出政治巨擘的湖南已成為救世圖騰。
那么,是什么誘發了湖南人才的井噴呢?
當然是千載一時的湘軍。
湘軍是湖南人才輩出的一個分水嶺。在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省份能像湘軍時期的湖南那樣,高密度盛產如此眾多的人才。湘軍聲名之巨,戰功之著,將帥之眾,官職之高,盛極一時,可謂空絕千古。在此之前,湖南人尚不敢言“惟楚有材,于斯為盛”。
溯根追源,到底誰才是湘軍的始作俑者呢?
關于這個問題,似乎一直沒有定論,說法各異。
鄙以為,可稱“湘軍之父”的人非羅澤南莫屬。
要判斷一個人是不是某個組織或派系的鼻祖,有幾個條件必須具備:第一,他是創始人;第二,他對這一組織或宗派的發展與壯大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第三,他是精神領袖,有持久影響力。顯然,這三點羅澤南全部具備。
第一個關鍵點:他是湘軍的奠基人和創始人。
有人認為,“湘軍之父”的桂冠應屬于曾國藩,因為曾國藩與湘軍緊緊聯系在一起,幾乎成為湘軍的符號。也有學者將江忠源視為“湘軍之父”。毋容置疑,曾國藩在歷史上與湘軍內部的影響遠遠大于羅澤南。但是,準確地說,曾國藩應該是湘軍的統帥和領袖,卻非宗師鼻祖,稱不上“湘軍之父”。而江忠源雖是道、咸年間書生起兵出境作戰第一人,但他只是“楚勇”的創始人。
在這里,有必要弄清楚歷史上湘軍的概念。關于湘軍的淵源,有三種說法:第一種是“楚勇起源說”,即以江忠源的楚勇為起源,繼以包括湘鄉勇、寶勇、辰溪勇、平江勇、新化勇等諸勇在內的湖南團勇,最終由曾國藩總成的軍事集團;第二種是“湘勇母本說”,即曾國藩以羅澤南的湘鄉勇為基礎訓練成新軍,并融合湖南境內各種團勇組成大軍;第三種是“曾國藩立軍說”,即曾國藩在長沙與衡陽直接創立的新軍。
其實,關于湘軍概念之爭,曾國藩的一句話即可正本清源。
他在羅澤南弟子李續賓的墓志銘《李忠武公神道碑》中稱:“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這句話說得很清楚:羅澤南是湘軍的創立者,他戰死后,其弟子李續賓使湘軍壯大起來。
曾國藩是湘軍的領袖和主帥,又是當事人,其說法最具權威,可一錘定音。可見,曾國藩的言論是支持“湘勇母本說”的,即湘軍是指以湘鄉團練為基礎逐步形成的湘籍軍團。由此可知,江忠源只是楚勇創始人,他的楚勇只是湘軍集團的一份子。
另外,他人之說,亦可為證。
彭玉麟的說法直接明了:“王錱以諸生首練湘軍。”說明在彭玉麟等湘軍統領心里,湘軍是在羅澤南、王錱主持的湘鄉團練的基礎上而成。王安定在《湘軍記•水陸營制篇》里說:“湘軍初興,王錱、羅澤南皆講步伐,諳戰陣,深溝高壘,與賊相拒。曾文正采其說而立營制,楚師之強,莫與京矣。”王安定的說法與曾國藩的“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之說頗為吻合。湖南巡撫駱秉章于咸豐六年說“湘勇之樸勇敢戰,實由該團而起”,爾后又說“湘勇軍律之精實基于此”,實際上就是以巡撫之名肯定湘鄉團練對湘軍崛起所作的貢獻。俗語“無湘不成軍”更是對湘軍創始人羅澤南的贊譽。“無湘不成軍”之“湘”最初并非泛指湖南,而是特指湘鄉,這句話緣由“無澤南,無湘軍”、“無湘鄉,不成軍”衍變而來,是用來贊美羅澤南的,意謂他所率領的湘勇在當時的湖南省內是最精銳的部隊,其原意是“無湘鄉勇不成湖南軍”,隨著時間的推移,“湘”才演繹為“湖南”的意思。關于這一點,左宗棠的做法可以為證。左宗棠后受曾國藩之命襄辦軍務,招募兵勇,他將這支部隊命名為楚軍,就是想與曾國藩、羅澤南的湘軍區別開來,這也從側面說明湘軍是指以湘鄉勇為主體的部隊。
第二個關鍵點:效仿戚繼光訓練之法,確定營制,倡導“儒學治軍”。
湘鄉團練有三個重要人物:湘鄉知縣朱孫詒、秀才王錱、孝廉方正羅澤南。朱孫詒有知人善用之功,但團練在當時不是新鮮事,他不過是履行公事罷了。王錱最先倡議并組織團練,但練法落入俗套,沒有突破。羅澤南受召抵縣主事開始,便提出效仿戚繼光之法進行團練,確定營制,規定每營為360人。郭嵩燾所編刊的《羅山遺集》記載了羅澤南在湘鄉團練時的情景:“公仿戚氏法部署其眾,教之擊刺,勖以忠義,紀律肅然。”可見,湘軍的束伍之法乃羅澤南首倡。
羅澤南積極倡導“儒學治團”。在湘鄉平剿會黨時,羅澤南與王錱、李續賓師徒三人買下河干屋作為議事辦公的場所,取名為“養暇處”,將團丁屯扎于連濱書院,白天訓練團丁,晚上則組織團勇學習儒經,這就是史書所說的“朝出鏖戰,暮歸講道”。
爾后,曾國藩立湘軍,幾乎全盤搬用羅澤南在湘鄉團練時的模式。
湘軍有別于清廷官軍,并對太平軍造成致命打擊的關鍵因素有兩個:一是采用戚繼光之法訓練隊伍,二是推行“儒學治軍”。而這兩個正是羅澤南所倡,而非出自曾國藩。羅澤南的兩大貢獻,湘軍之內無人可比。
《清史稿》列傳如此評價:“湖南募勇出境剿賊,自江忠源始,曾國藩立湘軍,則羅澤南實左右之。”這樣的闡述,再一次證明湘軍早期羅澤南實主其軍,在湘軍內部具有無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個關鍵點:羅澤南是湘軍初期的精神教父,其影響巨大,逾數代而不竭。
中興將相,十九出湖湘。湖湘將帥,十九出湘鄉。湘鄉名將,十九出羅山。湘軍組建初期,羅澤南的眾多弟子就隨他相繼加入,其中留名史冊的有王錱、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劉騰鴻、楊昌浚、李杏春、潘鴻燾、康景暉、鐘近衡、鐘近濂、易良幹、曾國荃、曾國華等,大凡沒有早早戰死者,后來都成為了湘軍的中流砥柱,成為位高權重的重臣。
《湘學略》如此評價:“湖南之盛,始于湘軍,湘軍之將,多事羅山。”曾國藩也承認:“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勛名,大率公弟子也。”
出于湘鄉的眾多湘軍將帥,載入《清史稿》人物列傳的就有32人,他們是:兩江和直隸總督曾國藩,浙江、江西、湖北和陜西四省巡撫、陜甘和兩江總督曾國荃,云南巡撫、云貴總督劉岳昭,浙江巡撫、陜甘總督楊昌浚,首任新疆巡撫、欽差大臣劉錦棠,廣東巡撫蔣益澧,陜西巡撫劉蓉,湖北和安徽巡撫李續宜,布政使李續賓、彭毓桔、劉連捷、蔣凝學、陳湜、李光久,按察使張運蘭、蕭啟江,道員羅澤南、王錱、王開化,提督張詩日、劉松山、肖孚泗、李祥和、蕭慶高、蕭慶衍、周寬世、胡中和、何勝必,直隸州知州劉騰鴻、曾國華,知府劉騰鶴,著名愛國外交家曾紀澤。
這些人十有八九與羅澤南相關,不是其門下弟子或弟子部屬,就是羅軍舊部,或是出自湘鄉團練時的團勇。楊昌浚、蔣益澧、李續賓、李續宜、王錱、劉騰鴻、曾國荃、曾國華等為羅澤南弟子,肖孚泗、李祥和、蕭慶高、蕭慶衍、周寬世、胡中和、何勝必、王開化、張詩日、蕭啟江、蔣凝學、劉連捷、劉騰鶴、劉岳昭等為其舊部,劉松山、劉錦棠、張運蘭等為其弟子王錱的部屬,李光久是其門生李續賓之子,劉蓉是其至交。
入載《清史稿》的將帥尚且如此,其他姓名不顯者更是不勝枚舉。事實上,湘軍陸師雖然龐大,但有影響的名將大多出自羅澤南及其弟子的隊伍。據同治年《湘鄉縣志》記載,僅咸豐三年到同治八年,湘鄉的湘軍將領共有7886人,其中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文官358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等武官7528人。這個統計雖難稱精確,但大致可反映出湘軍在清朝的絕對實力地位。
可以肯定的是,湘軍將領的一個重要來源,是以羅澤南為核心的湘鄉經世派群體。由于其弟子云集,追隨入軍,加之湘軍訓練基本沿用湘鄉團練的模式,羅澤南應是湘軍初期的精神教父。在這個時期,曾國藩的絕對權威尚未樹立,個人魅力也尚未完全施展出來。王錱與之分道揚鑣,一個原因就是看不起曾國藩完全搬用羅澤南的訓練之法。
后來羅澤南早早戰死武昌,使得曾國藩迅速替代羅澤南成為精神領袖。羅澤南死后,其弟子及舊部依然是湘軍的絕對主力,繼續在戰場拼殺,直至取得勝利,其影響力并未隨其個人生命的結束而消失。
第四個關鍵點:戰術獨創,戰功第一,戰略遠謀,兼具將帥之才。
在湘軍諸軍之中,羅軍是絕對的陸師主力,總能以少敵眾,出奇制勝。其中獨具羅氏風格的“以靜制動”戰術,屢屢對太平軍造成重創。此戰術常為羅門子弟及羅軍諸將所用,屢試不爽。所謂“以靜制動”戰術,即面對敵人鼓噪不動聲色,以守為攻,待進攻敵人離本營僅一丈之時突然躍出猛然發起攻擊。
倘若搞個咸同湘軍名將排行榜,功居第一者當屬羅澤南。湘軍重要幕僚、朝廷名臣郭嵩燾就推羅澤南為“咸同中興名將之冠首”。
羅澤南征戰四年,克城數十,歷經二百余戰,幾無敗績,屢屢以少勝多,堪稱戰神。胡林翼評價“每戰必先,忠勇冠時”,認為羅澤南對培養湘軍“踔厲敢死”的風氣起了表率作用。
羅澤南對地形勘察與軍事地圖的繪制甚為重視。在尚未從戎之前,他就撰寫了地理專著《皇輿要覽》,“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入軍后,他主張要實地考察地形,選擇有利地勢來作戰。后來每至一處新地方,必定勘定地形,繪制作戰地圖。其門下眾弟子也深受其影響,李續賓共藏圖一千四百五十一幅。對此,自詡重視地形勘察的曾國藩也自嘆弗如。
江忠源曾對曾國藩說:“然竊計海內人才,能營駕船勇與狂賊相持于波濤險隘之中而不懼者,惟不肖與羅山、璞山數人耳。”蓋棺定論,曾國藩在給咸豐皇帝的奏折中認為,羅澤南“與江忠源、塔奇布同時并起,而戰功則較兩人為尤著”。也就是說,曾國藩認為羅澤南的功勞在江忠源、塔奇布之上。此話出自湘軍主帥之口,當非虛言。
羅澤南既是敢于沖鋒陷陣的將才,又是高瞻遠矚統攬全局的帥才。劉蓉說:“其后國藩之平太平天國根本戰略,即羅氏之議也。”湘軍防守進退之策,曾國藩往往征求并重視羅澤南的意見,其中羅澤南“力爭上游”的戰略構想就是一個重大貢獻,為湘軍日后的勝利奠定了戰略基礎。美國學者恒慕義(A.W.Hummel)所編《清代名人傳略》中的《羅澤南》認為:羅澤南“雖然是一位學者,卻有經世之才,尤精于兵書戰略”,他提出的“先收復武昌,然后九江,最后奪取南京”的戰略是湘軍對太平軍作戰“走向最后勝利的最重要的步驟之一”。對于羅澤南的戰略卓識,曾國藩自己也說:“羅君勝算,虜在吾目中矣。”
第五個關鍵點:中興三大名臣全都倚重羅澤南。
史家將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稱為中興三大名臣,殊不知無澤南則無三人之功,更無中興之盛。
曾國藩對羅澤南的倚重無需多說,從訓練新軍幾乎全盤搬用羅澤南的訓練之法,到南昌被困屢屢發信求救,隨之又倚重其弟子李續賓、李續宜、王錱等穩定湖北、江西局勢。羅澤南戰死,曾國荃募勇前往解救乃兄,吉字營也是以羅澤南與王錱舊部為骨干。郭嵩燾說:“曾文正公初募湘軍,專依羅澤南、王錱。”一言可表。曾國藩制衡太平軍的許多重大戰略決策也是出于羅澤南之議,曾國藩重要幕僚劉蓉上述之言即可為證。
胡林翼也是如此。羅澤南戰死武昌時,湖北巡撫胡林翼敬獻了一副挽聯:“公來使我生,公去使我駭,公逝使我悲,七尺軀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歿宜尸祝;賊至還他戰,賊退還他守,賊熾還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己,成亦英雄,敗亦英雄。”胡林翼的一句“公來使我生,公去使我駭”,道出了羅澤南輔佐自己、撐持湖北大局的事實,也證實了胡林翼對羅澤南的無比倚重。胡林翼在湖北的發跡,自然離不開羅澤南的鼎力輔佐以及羅門眾弟子的通力協助。沒有羅澤南的死拼援守湖北,恐怕也沒有胡林翼后來的步步高升以及中興名臣的盛名。正因如此,胡林翼對羅澤南畢恭畢敬,優禮相加:“一見,執弟子禮甚恭,雖僚屬,語必稱羅山先生,事無巨細,諮而后行。”趙烈文也在《能靜居日記》里對此事有記錄,稱胡林翼“以疆臣而為統將晚輩”。
羅澤南死后四年,左宗棠辭幕從戎,就是以羅澤南得意門生王錱的老湘營為骨干組建楚軍,其募勇、訓練、行軍打仗之策全部沿用王錱舊法,劉松山、劉錦棠叔侄就是出自這支隊伍,后來左宗棠又啟用羅澤南弟子蔣益澧、楊昌浚等人,這些人為左宗棠屢立奇功,在收復新疆時立下了汗馬功勞。先前,左宗棠的資歷和號召力遠不如羅澤南。清廷御史宗稷辰呈給皇帝的奏折可以為證:“近日支持兩湖,賴有一二書生,如胡林翼、羅澤南,能以練膽為士卒先。此二人者,實曾國藩有以開之……臣聞見隘陋,非能盡識天下之才,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權達變,為疆吏所倚重,若使獨當一面,必不下于林翼、澤南。”這說明當時左宗棠與胡林翼、羅澤南相比,距離還很大。
由此觀之,所謂三大中興名臣的說法并不客觀科學,此種稱謂以功勞論。若以影響論,應將羅澤南名字列入,改稱曾國藩、羅澤南、胡林翼、左宗棠為四大中興名臣。
錢鍾書之父、著名國學大師錢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學風》中說:“無澤南,無湘軍。”可見,羅澤南作為“湘軍之父”的地位不可撼動。在書中,錢基博還將羅澤南、李續賓、王錱師生三人單列成章,視為影響湖南學風的重要人物,排名僅次于湯鵬、魏源兩位大學者,居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之前。
鄙以為,在湘軍內部,羅澤南的影響僅次于曾國藩,在胡林翼、左宗棠之上。
羅澤南與曾國藩之間的關系,不可一言以論之。大體上看,在湘軍初期,曾國藩是統帥,羅澤南是精神教父。羅澤南死后,曾國藩集精神教父與統帥于一身。
曾國藩更大的貢獻在于,他在湘軍內部設采訪忠義局,派文員記錄、整理、撰寫褒忠錄等,并不斷地向朝廷保奏推薦湘軍有功之才,從而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湖湘人才方陣和人才儲備庫。而羅澤南則是這個人才方陣的領隊和導師。
總而言之,沒有羅澤南則無湘軍,也就不會有后來聲名顯著的曾國藩;反過來,沒有曾國藩,也就不會有戰功卓著的羅澤南。曾國藩與羅澤南之間的關系,用“互為倚重”來定位比較準確。
“理學治軍”是湘軍的特色與個性。羅澤南以赫赫戰功聞名于世,今人卻很少知道他是飲譽湖湘的理學大儒。
《湘學略》對他不乏溢美之辭:“湖南之盛,始于湘軍,湘軍之將,多事羅山。大儒平亂之效,湘中講學之風,皆自羅山而大著。”
至今,許多學者仍舊將羅澤南放在船山派重要理學人物的范疇里進行其思想方面的研究。與曾國藩著作寥寥不同,羅澤南一生著書甚豐,計有《西銘講義》一卷,《太極衍義》一卷,《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讀孟子札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皇輿要覽》各若干卷。
著述等身的羅澤南有著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理學成就在曾國藩、左宗棠等人之上。陜西巡撫、湖湘鴻儒劉蓉稱羅澤南為“湖湘儒者之魁”。曾國藩最為尊重的老師、蜚聲京門的理學大家唐鑒謂之“名儒”。錢穆在其著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列有《羅氏學術大要》,他在晚年又撰寫了《羅羅山學述》,對羅澤南的學術思想進行了專門的評述。
鮮為人知的是,羅澤南從戎前已是一位聞達湖湘的教育家,湘鄉、長沙等地的學子紛紛投其門下,劉蓉說“從游者數百人”。他不但桃李滿天下,他的著作《小學韻語》更是與《三字經》、《弟子規》并列為晚清啟蒙教材,成為風行一時的蒙學寶典,甚至在二百多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眾多學校的啟蒙教材和家庭必備傳統讀物。
對于羅澤南,《清儒學案》的評語是:“自唐確慎(唐鑒)提倡理學,湘南學者皆宗紫陽而黜姚江,羅山尤為切實,以醇儒為名將。”這一評價極其之高。
在同輩中能稱為“醇儒”者,除了羅澤南,曾國藩勉強算得上。曾文正有王者之風,理學成就卻在羅山之下。而既稱得上“醇儒”,又能建豐功偉業者,在晚清及其理學史上也只有羅澤南與曾國藩兩人。
蓋棺而論,羅澤南的一生就是一部高度濃縮的湖南人的精神史書。
陳獨秀在他的《歡迎湖南人底精神》里說:“幾十年前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不能說王船山、曾國藩、羅澤南、黃克強(黃興)、蔡松坡(蔡鍔),已經是完全死去的人,因為他們橋的生命都還存在”。在陳獨秀看來,羅澤南是湖南的一個顯著人文符號,代表了湖南人的精神。
客觀地說,羅澤南因為出身卑微,加上早歿,名氣比不上王船山、曾國藩、黃興、蔡鍔,但是,他比這些人更能代表湖南人的精神,為什么呢?
今天的湖南人喜歡用俗語“吃得苦,霸得蠻,不怕死,耐得煩”來提煉湖南人的精神。而這些品質在羅澤南身上可以得到全面體現。
其一,吃得苦。
羅澤南命比黃連,吃得苦常人難以想象。年少時期,命運多變,門庭多憂,屢遭大故,其悲痛凄愴不可言狀。前面已經提過,這里不再贅述。王夫之、曾國藩、黃興等家境寬裕,有田產有大屋,屬于中產階層,尤其是曾國藩仕途順利,春風得意,根本就難以體會到羅澤南的凄苦。蔡鍔雖然也是貧寒出身,但家中沒有大難大故,比不上羅澤南的坎坷崎嶇。
其二,霸得蠻。
曾國藩領兵出征,屢戰屢敗,屢敗屢戰,這是心性上霸得蠻。羅澤南書生典兵,屢戰屢勝,每役必以一擋十,以寡敵眾,面對悍敵毫無畏色,“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這是氣勢上霸得蠻。羅澤南急攻武昌,頭部中彈,鮮血直流,染紅了衣襟,他全然不顧,依舊坐鎮指揮,從容御敵,這是令人駭聞的霸得蠻。
其三,不怕死。
羅澤南打仗,每戰必定身先士卒,毫不畏懼,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每戰必先,忠勇冠時”,胡林翼如此評價羅澤南,他認為羅澤南對培養湘軍“踔厲敢死”的風氣起了表率作用。“扎硬寨,打死仗”,羅澤南更是身體力行,不但自己不怕死,還告誡所部兵勇要同仇敵愾,破釜沉舟,抱著必死之心奮力迎敵,才有生還的希望。
其四,耐得煩。
羅澤南參加童子試,屢試屢落,屢落屢試,連試七次方中,真可謂之耐得煩。“上馬鏖戰、下馬講道”,這是羅澤南的一大發明,“儒學治軍”可視為羅澤南對湘軍的又一重大貢獻,也是部隊政治思想工作的雛形。面對殺氣躁身、氣質彪悍的兵勇講學布道,亦可謂之耐得煩。
羅澤南之精神,是湖南人精神之縮影,之典型,之楷模,是中國士人之大精神。
清史稿 羅澤南,字仲岳,湘鄉人。十歲能文。家酷貧,大父拱詩屢典衣市米,節縮于家,專餉于塾。而澤南溺苦于學,夜無油炷燈,則把卷讀月下,倦即露宿達旦。年十九,即課徒自給,而喪其母。次年,大父及兄嫂相繼歿。十年之間,迭遭期功之喪十有一,至二十九歲,而長子、次子、三子連殤。是歲為道光十五年乙未,大旱饑,澤南罷試徒步歸,夜半叩門,則其妻方以連哭三男喪明。時饑甚,索米為炊,無有也。澤南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圣;不憂無術以資生,而憂無術以濟天下。三十三歲,乃補縣學生。逾四十,乃以廩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宋儒濂洛關閩之緒,瘏口焦思,旸衍厥旨。其大者,以為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周于六合,澤不被于匹失,虧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于是乎宗張載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敦頤而著《太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異說不辨,則趣向不端,于是乎宗朱熹而著《小學韻語》一卷,辟王守仁而著《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于是乎有《讀孟子札記》二卷。窮陰陽之變,于是乎有《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旁及州域形勢,而有《皇輿要覽》若干卷。百家述作,靡不研討,而其本躬行以保四海,則交通旁推而不離其宗。其后太平軍洪秀全、楊秀清起廣西,乘勝遠斗以躪藉湖南,而里中書生多攘臂起,團民壯,捍寇患,死綏踵接而逐之湖外,則澤南之教也。咸豐二年,洪秀全圍長沙,縣令召澤南練鄉勇,巡撫張亮基檄赴長沙。而同鄉曾國藩以侍郎在籍,奉詔督治團練,亦在長沙。因與澤南講求束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湘勇自此始,而太平軍之勢日以沮。澤南以所部與太平軍角逐,歷湖南、江西、湖北三省,積功累擢官授浙江寧紹臺道,加按察使銜、布政使銜。所部將弁,皆其鄉黨信從者,故所向有功。前后克城二十,大小二百余戰,其臨陣審固乃發,以堅忍勝。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熟讀《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腳也。”亦本周敦頤主靜察機之說。其治軍以不擾民為本。而視東南安危,民生冤苦,如饑溺之在己,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軍行所至。士民歡躍,或輸敵情,或訴所欲,餽肉餉飯,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屢破大敵,而善以寡擊眾。鄉人化之,荷戈從軍,蔚成風氣。時為之語曰:“無湘鄉,不成軍。”藉藉人口。而不知無澤南,無湘軍。惟澤南以宋儒之理學治兵,以兵衛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軍所以為天下雄,而國之人歸頌焉。儻好馳馬試劍,漫事從軍以攫富貴,豪閭里,而不體澤南之以宋儒理學治兵,以兵衛民之指,意氣自雄,是則澤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為勇者亦耗矣。自來言宋儒之理學者,往往小廉曲謹,可以持當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顧澤南義勇憤發,本之問學。朝出鏖兵,暮歸講道。中間屢遭慘敗,而志不撓,氣益壯,討部眾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澤南以咸豐五年帥所部隨湖北巡撫胡林翼攻武昌,一日,大破太平軍,追薄于城,城上炮如雨,一彈中額,裹創戰。歸而劇,日夜危坐不寐。越三日,病甚不能起,語喃喃皆時事,忽開目索紙筆書曰:“亂極時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學。”仰臥,汗出如沈,握林翼手曰:“死何足惜,恨賊未平。愿以兵屬迪庵。”迪庵,其弟子同縣李續賓字也。語畢而瞑,予謚忠節。著籍弟子數十人,同縣王錱及李氏續賓、續宜兄弟尤顯名。而續賓久相隨,引為貳,遂代將。 |
羅澤南學術研究概況
張晨怡
理學自形成于宋代以來,一直對中國社會發生著重大的影響。在晚清,理學雖然已進入衰頹時期,但仍然出現了一次短暫的復興,并積極干預社會政治,為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打了一劑頗具功效的強心針。曾國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已被學界充分論述,而其他相關人物則鮮被提及,其中就包括晚清理學的重要代表人物——羅澤南。
羅澤南(1808-1856),字仲岳,號羅山,一字培源,號悔泉[1],又字子畏[2]。他浸淫理學幾達20年,對于理、氣、心、性、知、行等理學的基本概念都作過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礎上,他撰寫了《周易本義衍言》、《姚江學辨》、《讀孟子札記》、《人極衍義》、《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等多部理學著作,對理學的基本思想作了系統的闡發,并在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比如,在理氣關系上,羅澤南雖然主要繼承了程朱關于理氣的說法,但同時又借鑒了張載等人的氣本論思想,既堅持以理為本,又突出了氣在宇宙生成、萬物發展上的作用,從而形成了兼采二者之長的理氣觀。對于氣質之性,羅澤南亦作出了與朱熹不同的定義。他認為氣質之性就是氣的性能,而并非天命之性受到氣質之性熏染形成的人性。因此,氣質之性是能夠改變的,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道德修養改變不好的氣質,以臻于圣賢之域。這是羅澤南論學中最有創見之處,為人普遍接受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在正面闡發、宣揚程朱學說的同時,羅澤南還以程朱理學的正統觀點為準繩,對王陽明心學與佛、老之學等所謂的“異端邪說”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特別是他對王學的批判,進一步確立了程朱理學對于陸王心學的強勢地位,有效地推動了程朱理學在晚清的復興。他的代表作《姚江學辨》從學理上對朱、王之辨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論述,上卷主要依據程朱的“性”、“理”至上論批判了王陽明以“心即理”說為核心的心性學說,下卷主要用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否定了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和“知行合一”說,在理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晚清理學家專門著書從學理上清算王學者,除羅氏外,恐怕還難找出第二人。
羅澤南雖然辨學極嚴,但是并沒有像倭仁等理學主敬派那樣囿于傳統的道德論而無補于時艱。在堅持以“義理”為本的同時,他還強調以“經濟”為用。他的經世思想包括了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多項內容,幾乎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主要方面。在社會政治領域,他抨擊了吏治腐敗、貧富不均等現象,并提出了正君心、用賢臣、復井田與復封建等改良方案。在教育領域,他結合自己多年的治學與教學經驗,在為學、讀書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在教學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在軍事領域,他自覺以理學指導軍事活動,并將理學的修養方法和原則衍化為“以靜制動,后發制人”的戰術。雖然羅澤南所提出的經世主張基本沒有脫出傳統治術與學術的范圍,但他對社會實際問題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以往理學過于重“內”的偏向,給日趨空疏的理學注入了一些實際內容,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羅澤南不僅有效地推動了晚清理學的復興,對當時的社會政治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他培養了王錱、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楊昌濬等一大批篤信理學、具有經世之才的弟子,并與這些弟子一起在清王朝的統治行將傾覆之際,投筆從戎,以平日之所學,施之于行,直接參與解決清王朝在軍事、政治、文教等方面遇到的難題,為清政府最終將太平天國鎮壓下去竭盡努力。在軍事方面,羅澤南及其弟子作為湘軍的主要將領,參與了對太平軍的多次戰斗,為清政府收復了大量的失地,對晚清兵制的變革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政治方面,他們在各地普行團練以加強清政府對地方的控制,羅門弟子中擔任高官者還大力整飭吏治,積極興辦洋務,對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文教方面,羅氏師弟在致力于維系社會風化的同時,興辦書院、義學,恢復科舉考試,對于恢復戰后地方文教事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這些活動,不僅擴大了程朱理學的影響,更增強了清政府在軍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力量,為“同治中興”的出現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因此,研究羅澤南對于促進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義。但是對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學界的研究卻比較薄弱,且多流于對他的軍事活動的敘述,對他的理學思想的挖掘還不夠。
據筆者統計,在關于羅澤南的主要成果中,數量最多的是傳記。最早的羅澤南傳記是清朝國史館的本傳,今見《清史列傳》卷42。該傳比較詳細地敘述了羅澤南自1852年(清咸豐二年)倡辦團練,直至1856年(清咸豐六年)卒于武昌期間的主要軍事活動,并征引了與之有關的重要奏議和上諭。1863年(清同治二年)長沙刻《羅忠節公年譜》是最早,也是目前所見唯一的一部羅澤南年譜,附于郭嵩燾編《羅山遺集》,同時有單行本行世,后被收入《湘軍人物年譜》。該譜約二萬字,其中3/4以上的篇幅用于敘述羅澤南的軍事活動,對他46歲以前的生活經歷記載得極為簡略。此后出版的《國朝先正事略》、《湘鄉縣志》、《忠義紀聞錄》、《中興將帥別傳》、《道學淵源錄》、《續碑傳集》、《清史稿》以及《清代七百名人傳》等書中的羅澤南傳記,基本上取材于清國史館的本傳,共同點是詳于羅澤南的軍事活動,對他從軍前的治學經歷一筆帶過,甚至略而不提,按照傳統的標準對羅澤南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對他組織湘勇、鎮壓太平軍尤為贊賞。對此,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指導下進行具體分析。
此外,還有兩篇傳記值得一提。其一為美國學者恒慕義(A.W.Hummel)所編《清代名人傳略》中的《羅澤南》。該傳由鄧嗣禹執筆,利用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文獻和一些西文資料。作者認為:羅澤南“雖然是一位學者,卻有經世之才,尤精于兵書戰略”,他提出的“先收復武昌,然后九江,最后奪取南京”的戰略是湘軍對太平軍作戰“走向最后勝利的最重要的步驟之一”。[3]另一篇是《清代人物傳稿》中的《羅澤南》。該傳是一篇新型傳記,以敘事為主,寓觀點于事實。在結尾部分,作者梁小進對羅澤南的治學情況作了簡要的概括,說他“主要闡釋程朱理學,特別是其‘理一分殊’之說和‘格物致知’之說;對宋、明理學之異也有較多的辨析”[4]。不過,由于受體例所限,這兩篇傳記對羅澤南的思想并未作更多的評析。
最早對羅澤南學術思想進行專門評述的是錢穆。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簡略的《羅氏學術大要》,稱:“羅山之學,大率推本橫渠,歸極孟子,以民胞物與為體,以強勉力行為用。”[5]在對羅澤南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后,錢穆晚年又撰寫了《羅羅山學述》,認為:“凡羅山之學,上自孔孟,下至周張,非有新論奇說,而止以程朱之說說之”,“其學宗紫陽,黜姚江”[6],在羅澤南的學術歸屬問題上得出了與前不同的結論。在全面考察了羅氏的著作之后,筆者認為錢穆晚年的說法更為確切。
1943年出版的《近百年湖南學風》對羅澤南學風的論述也頗有特色,作者錢基博扣定學風,略史傳之所詳,詳史傳之所略,重在闡發羅澤南身處憂患之時的人生態度。而同是論述湖南學術思想發展變遷的《湘學略》中的《羅山學略》則殊少新意,僅是輯錄了曾國藩著《羅忠節公神道碑銘》,并附一篇《羅山弟子錄》。該篇《羅山弟子錄》還存在一些史實上的錯誤,如認為羅澤南的弟子蔣益澧官至閩浙總督*,將羅澤南的友人羅信南列入羅門弟子,等等。
一些著作在論述湘軍或晚清理學時也往往提及羅澤南,但多比較簡略。其中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對羅澤南著墨較多,在不同的篇章分別論述了羅澤南的軍事活動與理學思想。不過,該書對羅澤南理學思想的論述在很多地方襲用了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說法,并沒有多少自己的觀點。在這些著作中,史革新的《晚清理學研究》對羅澤南理學思想的論述是比較深入的。該書多處論及羅澤南,特別是對羅澤南辨學的重要著作《姚江學辨》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評述,此外對羅氏的經世思想也作了一定的剖析。
關于羅澤南的專題論文,筆者檢索到五篇,論述羅澤南思想的有四篇。其中,臺灣學者陸寶千的《論羅澤南的經世思想》是比較有分量的一篇。該文從宏觀的角度對羅澤南的經世思想進行了論述,認為“澤南經世之學,重點在對君主專制制度之意見。此重點不在對君主專制制度之本身施何檢討,若昔日黃黎洲(宗羲)、唐鑄萬(甄)之所為;而系先肯定君主專政制度,而復依儒家之義,建立理想的君主標準。”[7]筆者以為這一評價至為允當。但陸寶千提出的“澤南現生種之成績,可見之所部諸將之建功立業,不能見之于洋務”[8]的觀點,筆者以為尚可商榷。根據陸寶千的說法:“此人以其學問精醇,行止端嚴,或復講學于鄉。有群眾慕而化之,感而信之;雖未必遂解程朱陸王之道,而于‘重德’之念,固已淪肌浹髓矣;是為現生種。”那么,“澤南現生種之成績”顯然指的是羅門弟子的成績,而羅門弟子中蔣益澧、楊昌濬等人在擔任督撫后都曾積極興辦洋務,在晚清近代化的進程中是有所作為的。
另三篇論文分別論述了羅澤南的軍事思想、倫理——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論羅澤南的理學思想與軍事活動》認為羅澤南是“在軍事活動中用理學的典型”[9],并將他的軍事思想分為“‘愛民’以求用民”、“養其氣以堅其志”、“‘主靜’與以靜制動、后發制人”、“‘知己’與‘爭先著’”等四個方面。《論羅澤南的倫理——政治思想》認為“羅澤南理學的重點和主體,是在倫理和政治方面”,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在于“對封建暴政的抨擊”,“然而,羅澤南批判封建暴政的目的并非要推翻這個專政,恰恰相反,乃是為了維護它的生存,并期望它重生活力,以強化對人民的統治,使社會在封建倫理的規范中和諧發展”。[10]這一說法與陸寶千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羅澤南的教育思想簡論》從“對科舉制的認識”、“為學”、“讀書”、“教學方法”[11]等四個方面對羅氏的教育思想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筆者在論述羅澤南的教育思想時在很多地方參考了該文。
綜上所述,多數研究成果著重于敘述羅澤南的經歷,涉及他的理學思想的比較少,除對他的經世思想(包括政治思想、軍事思想、教育思想)以及辨學思想中的辟王思想尚有一定的研究外,關于他的哲學思想,至今仍無人專門論述。誠然,羅澤南因鎮壓太平天國而聞名,在創辦湘勇前,他僅是湘鄉一醇儒,交游與影響不出湖湘,無疑軍旅生涯在他的整個生命歷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從總體上說,羅澤南首先是醇儒,然后才是名將,其理學思想為本,軍事活動為末。不了解他的理學思想,就無法從整體上把握羅澤南這一人物的本質,對于羅澤南的理學思想仍然有待于學界進一步的研究。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華文史網首發,引用轉載,注明出處)
注釋:
[1] 羅澤南:《號悔泉說》,《羅山遺集》卷5,第25頁。
[2] 劉蓉:《羅子畏字說》,《養晦堂文集》卷1,清光緒三年(1877)思賢講舍刊本,第3頁。
[3] [美]恒慕義主編:《清代名人傳略》下冊,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譯本,第163、164頁。
[4] 清史委員會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第8卷,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頁。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657~658頁。
[6]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8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第318、309頁。
* 蔣益澧實際上官至廣東巡撫。
[7] 陸寶千:《論羅澤南的經世思想》,《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第15期下冊,1986年12月,第68頁。
[8] 陸寶千:《論羅澤南的經世思想》,《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冊,1986年12月,第78頁。
[9] 高照明:《論羅澤南的理學思想與軍事活動》,《揚州師院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2期,第101頁。
[10] 謝世誠:《論羅澤南的倫理——政治思想》,《學海》1999年第2期,第83、86頁。
[11] 靳環宇:《羅澤南教育思想簡論》,《船山學刊》2000年第3期,第31~35頁。
張晨怡
理學自形成于宋代以來,一直對中國社會發生著重大的影響。在晚清,理學雖然已進入衰頹時期,但仍然出現了一次短暫的復興,并積極干預社會政治,為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打了一劑頗具功效的強心針。曾國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已被學界充分論述,而其他相關人物則鮮被提及,其中就包括晚清理學的重要代表人物——羅澤南。
羅澤南(1808-1856),字仲岳,號羅山,一字培源,號悔泉[1],又字子畏[2]。他浸淫理學幾達20年,對于理、氣、心、性、知、行等理學的基本概念都作過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礎上,他撰寫了《周易本義衍言》、《姚江學辨》、《讀孟子札記》、《人極衍義》、《小學韻語》、《西銘講義》、《周易附說》等多部理學著作,對理學的基本思想作了系統的闡發,并在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比如,在理氣關系上,羅澤南雖然主要繼承了程朱關于理氣的說法,但同時又借鑒了張載等人的氣本論思想,既堅持以理為本,又突出了氣在宇宙生成、萬物發展上的作用,從而形成了兼采二者之長的理氣觀。對于氣質之性,羅澤南亦作出了與朱熹不同的定義。他認為氣質之性就是氣的性能,而并非天命之性受到氣質之性熏染形成的人性。因此,氣質之性是能夠改變的,每個人都可以通過道德修養改變不好的氣質,以臻于圣賢之域。這是羅澤南論學中最有創見之處,為人普遍接受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在正面闡發、宣揚程朱學說的同時,羅澤南還以程朱理學的正統觀點為準繩,對王陽明心學與佛、老之學等所謂的“異端邪說”進行了猛烈的抨擊。特別是他對王學的批判,進一步確立了程朱理學對于陸王心學的強勢地位,有效地推動了程朱理學在晚清的復興。他的代表作《姚江學辨》從學理上對朱、王之辨進行了系統而全面的論述,上卷主要依據程朱的“性”、“理”至上論批判了王陽明以“心即理”說為核心的心性學說,下卷主要用朱熹的“格物致知”說否定了王陽明的“致良知”說和“知行合一”說,在理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可以說,晚清理學家專門著書從學理上清算王學者,除羅氏外,恐怕還難找出第二人。
羅澤南雖然辨學極嚴,但是并沒有像倭仁等理學主敬派那樣囿于傳統的道德論而無補于時艱。在堅持以“義理”為本的同時,他還強調以“經濟”為用。他的經世思想包括了政治、經濟、教育、軍事等多項內容,幾乎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主要方面。在社會政治領域,他抨擊了吏治腐敗、貧富不均等現象,并提出了正君心、用賢臣、復井田與復封建等改良方案。在教育領域,他結合自己多年的治學與教學經驗,在為學、讀書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在教學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在軍事領域,他自覺以理學指導軍事活動,并將理學的修養方法和原則衍化為“以靜制動,后發制人”的戰術。雖然羅澤南所提出的經世主張基本沒有脫出傳統治術與學術的范圍,但他對社會實際問題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以往理學過于重“內”的偏向,給日趨空疏的理學注入了一些實際內容,還是有一定積極意義的。
羅澤南不僅有效地推動了晚清理學的復興,對當時的社會政治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他培養了王錱、李續賓、李續宜、蔣益澧、楊昌濬等一大批篤信理學、具有經世之才的弟子,并與這些弟子一起在清王朝的統治行將傾覆之際,投筆從戎,以平日之所學,施之于行,直接參與解決清王朝在軍事、政治、文教等方面遇到的難題,為清政府最終將太平天國鎮壓下去竭盡努力。在軍事方面,羅澤南及其弟子作為湘軍的主要將領,參與了對太平軍的多次戰斗,為清政府收復了大量的失地,對晚清兵制的變革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在政治方面,他們在各地普行團練以加強清政府對地方的控制,羅門弟子中擔任高官者還大力整飭吏治,積極興辦洋務,對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在文教方面,羅氏師弟在致力于維系社會風化的同時,興辦書院、義學,恢復科舉考試,對于恢復戰后地方文教事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這些活動,不僅擴大了程朱理學的影響,更增強了清政府在軍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力量,為“同治中興”的出現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因此,研究羅澤南對于促進中國近代史、中國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義。但是對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學界的研究卻比較薄弱,且多流于對他的軍事活動的敘述,對他的理學思想的挖掘還不夠。
據筆者統計,在關于羅澤南的主要成果中,數量最多的是傳記。最早的羅澤南傳記是清朝國史館的本傳,今見《清史列傳》卷42。該傳比較詳細地敘述了羅澤南自1852年(清咸豐二年)倡辦團練,直至1856年(清咸豐六年)卒于武昌期間的主要軍事活動,并征引了與之有關的重要奏議和上諭。1863年(清同治二年)長沙刻《羅忠節公年譜》是最早,也是目前所見唯一的一部羅澤南年譜,附于郭嵩燾編《羅山遺集》,同時有單行本行世,后被收入《湘軍人物年譜》。該譜約二萬字,其中3/4以上的篇幅用于敘述羅澤南的軍事活動,對他46歲以前的生活經歷記載得極為簡略。此后出版的《國朝先正事略》、《湘鄉縣志》、《忠義紀聞錄》、《中興將帥別傳》、《道學淵源錄》、《續碑傳集》、《清史稿》以及《清代七百名人傳》等書中的羅澤南傳記,基本上取材于清國史館的本傳,共同點是詳于羅澤南的軍事活動,對他從軍前的治學經歷一筆帶過,甚至略而不提,按照傳統的標準對羅澤南作出了很高的評價,對他組織湘勇、鎮壓太平軍尤為贊賞。對此,應該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指導下進行具體分析。
此外,還有兩篇傳記值得一提。其一為美國學者恒慕義(A.W.Hummel)所編《清代名人傳略》中的《羅澤南》。該傳由鄧嗣禹執筆,利用了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中文文獻和一些西文資料。作者認為:羅澤南“雖然是一位學者,卻有經世之才,尤精于兵書戰略”,他提出的“先收復武昌,然后九江,最后奪取南京”的戰略是湘軍對太平軍作戰“走向最后勝利的最重要的步驟之一”。[3]另一篇是《清代人物傳稿》中的《羅澤南》。該傳是一篇新型傳記,以敘事為主,寓觀點于事實。在結尾部分,作者梁小進對羅澤南的治學情況作了簡要的概括,說他“主要闡釋程朱理學,特別是其‘理一分殊’之說和‘格物致知’之說;對宋、明理學之異也有較多的辨析”[4]。不過,由于受體例所限,這兩篇傳記對羅澤南的思想并未作更多的評析。
最早對羅澤南學術思想進行專門評述的是錢穆。錢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有一簡略的《羅氏學術大要》,稱:“羅山之學,大率推本橫渠,歸極孟子,以民胞物與為體,以強勉力行為用。”[5]在對羅澤南作了進一步的研究后,錢穆晚年又撰寫了《羅羅山學述》,認為:“凡羅山之學,上自孔孟,下至周張,非有新論奇說,而止以程朱之說說之”,“其學宗紫陽,黜姚江”[6],在羅澤南的學術歸屬問題上得出了與前不同的結論。在全面考察了羅氏的著作之后,筆者認為錢穆晚年的說法更為確切。
1943年出版的《近百年湖南學風》對羅澤南學風的論述也頗有特色,作者錢基博扣定學風,略史傳之所詳,詳史傳之所略,重在闡發羅澤南身處憂患之時的人生態度。而同是論述湖南學術思想發展變遷的《湘學略》中的《羅山學略》則殊少新意,僅是輯錄了曾國藩著《羅忠節公神道碑銘》,并附一篇《羅山弟子錄》。該篇《羅山弟子錄》還存在一些史實上的錯誤,如認為羅澤南的弟子蔣益澧官至閩浙總督*,將羅澤南的友人羅信南列入羅門弟子,等等。
一些著作在論述湘軍或晚清理學時也往往提及羅澤南,但多比較簡略。其中蕭一山的《清代通史》對羅澤南著墨較多,在不同的篇章分別論述了羅澤南的軍事活動與理學思想。不過,該書對羅澤南理學思想的論述在很多地方襲用了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說法,并沒有多少自己的觀點。在這些著作中,史革新的《晚清理學研究》對羅澤南理學思想的論述是比較深入的。該書多處論及羅澤南,特別是對羅澤南辨學的重要著作《姚江學辨》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分析評述,此外對羅氏的經世思想也作了一定的剖析。
關于羅澤南的專題論文,筆者檢索到五篇,論述羅澤南思想的有四篇。其中,臺灣學者陸寶千的《論羅澤南的經世思想》是比較有分量的一篇。該文從宏觀的角度對羅澤南的經世思想進行了論述,認為“澤南經世之學,重點在對君主專制制度之意見。此重點不在對君主專制制度之本身施何檢討,若昔日黃黎洲(宗羲)、唐鑄萬(甄)之所為;而系先肯定君主專政制度,而復依儒家之義,建立理想的君主標準。”[7]筆者以為這一評價至為允當。但陸寶千提出的“澤南現生種之成績,可見之所部諸將之建功立業,不能見之于洋務”[8]的觀點,筆者以為尚可商榷。根據陸寶千的說法:“此人以其學問精醇,行止端嚴,或復講學于鄉。有群眾慕而化之,感而信之;雖未必遂解程朱陸王之道,而于‘重德’之念,固已淪肌浹髓矣;是為現生種。”那么,“澤南現生種之成績”顯然指的是羅門弟子的成績,而羅門弟子中蔣益澧、楊昌濬等人在擔任督撫后都曾積極興辦洋務,在晚清近代化的進程中是有所作為的。
另三篇論文分別論述了羅澤南的軍事思想、倫理——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論羅澤南的理學思想與軍事活動》認為羅澤南是“在軍事活動中用理學的典型”[9],并將他的軍事思想分為“‘愛民’以求用民”、“養其氣以堅其志”、“‘主靜’與以靜制動、后發制人”、“‘知己’與‘爭先著’”等四個方面。《論羅澤南的倫理——政治思想》認為“羅澤南理學的重點和主體,是在倫理和政治方面”,其中“最有價值的部分”在于“對封建暴政的抨擊”,“然而,羅澤南批判封建暴政的目的并非要推翻這個專政,恰恰相反,乃是為了維護它的生存,并期望它重生活力,以強化對人民的統治,使社會在封建倫理的規范中和諧發展”。[10]這一說法與陸寶千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羅澤南的教育思想簡論》從“對科舉制的認識”、“為學”、“讀書”、“教學方法”[11]等四個方面對羅氏的教育思想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筆者在論述羅澤南的教育思想時在很多地方參考了該文。
綜上所述,多數研究成果著重于敘述羅澤南的經歷,涉及他的理學思想的比較少,除對他的經世思想(包括政治思想、軍事思想、教育思想)以及辨學思想中的辟王思想尚有一定的研究外,關于他的哲學思想,至今仍無人專門論述。誠然,羅澤南因鎮壓太平天國而聞名,在創辦湘勇前,他僅是湘鄉一醇儒,交游與影響不出湖湘,無疑軍旅生涯在他的整個生命歷程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是從總體上說,羅澤南首先是醇儒,然后才是名將,其理學思想為本,軍事活動為末。不了解他的理學思想,就無法從整體上把握羅澤南這一人物的本質,對于羅澤南的理學思想仍然有待于學界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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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 羅澤南:《號悔泉說》,《羅山遺集》卷5,第25頁。
[2] 劉蓉:《羅子畏字說》,《養晦堂文集》卷1,清光緒三年(1877)思賢講舍刊本,第3頁。
[3] [美]恒慕義主編:《清代名人傳略》下冊,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譯本,第163、164頁。
[4] 清史委員會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第8卷,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頁。
[5]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657~658頁。
[6] 錢穆:《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8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0年,第318、309頁。
* 蔣益澧實際上官至廣東巡撫。
[7] 陸寶千:《論羅澤南的經世思想》,《近代史研究所集刊》(臺北)第15期下冊,1986年12月,第68頁。
[8] 陸寶千:《論羅澤南的經世思想》,《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冊,1986年12月,第78頁。
[9] 高照明:《論羅澤南的理學思想與軍事活動》,《揚州師院學報》(社科版)1993年第2期,第101頁。
[10] 謝世誠:《論羅澤南的倫理——政治思想》,《學海》1999年第2期,第83、86頁。
[11] 靳環宇:《羅澤南教育思想簡論》,《船山學刊》2000年第3期,第31~35頁。
《小學韻語》 (清)羅澤南 撰 羅澤南, 韻語, 小學 教人之道,首重發蒙,蒙以養正,是曰圣功。小學之功,大學之基,涵養德性,務習少儀。人之初生,至善者性,仁義禮智,天之所命。惻隱辭讓,羞惡是非,藹然四端,擴而充之。幼而不學,遂喪天真,性漓情乖,不可為人。父兄之教,當及其時,長其良能,充其良知。 古人妊子,胎教有則,不聽淫聲,不視惡色。坐立不倚,邪味不嘗,如此生子,端正異常。欲求乳母,須擇淑慎,所飼之子,類其性行。更擇諸母,恭敬而慈,出入教導,為子之師。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子能言語,唯俞不茍。子稍有知,常示毋誑,孟母買肉,言期不妄。數與方名,六歲可知,男女異席,七歲別之。遞至八歲,乃入小學,講習少儀,罔敢或錯。小學之道,教之有方,敬爾威儀,飭爾倫常。威儀抑抑,是曰定命,彝倫攸敘,乃盡其性。 凡為弟子,夙夜儼恪,向晦晏息,日出而作。盥漱既畢,振衣垂紳,納履著綦,佩用衿纓。乃灑庭內,攘袂及肘,堂上播水,室中握手。從而掃之,袂拘而退,以箕自向,報其塵穢。拭其幾案,正其坐席,飭其器物,整其書籍。日用酬酢,必敬必恭,無稍差謬,惟道是從。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耳目口體,悉具天德。目無淫視,耳無側聽,奸聲亂色,不留聰明。下帶則憂,上面則傲,胸中不正,眸子乃眊。鄭聲亂雅,邪說誣民,聽之不聰,乃病我心。 與子言孝,與臣言忠,與兄言友,與弟言恭。吉兇榮辱,為口所起,君子存誠,不妄語始。溫溫恭人,為德之基,容體必正,顏色必齊。足容宜重,手容宜恭,肩背竦直,步履從容。立不可跛,坐不可箕,折旋中矩,周旋中規。無曰虛器,執虛如盈,無曰虛室,入如有人。將上其堂,爾聲必揚,將入其戶,爾視毋昂。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闔亦闔,戶開亦開。入國不馳,城上不呼,衣裳齊衰,見之必趨。若有疾風,恐雷甚雨,雖夜必興,不敢安處。 童子之年,不衣裘帛,潔其衣裳,正其服色,冠垢則漱,衣垢則洗,褻衣與衾,不見其里。不服紅紫,不飾紺緅,服之不衷,致災之由。暑無裸裎,勞無裼袒,蓬頭跣足,是曰放誕。口之于味,人有同嗜,左食右羹,先菜后胾。不可放飯,不可流歠,食不可咤,骨不可嚙。毋揚爾飯,毋刺爾齒,嚃羹絮羹,人所共恥。毋投狗骨,毋反魚肉,固獲嘬炙,是曰肆欲。 子事父母,雞鳴請安,下氣柔聲,問衣燠寒。少者奉盤,長者奉水,沃盥授巾,乃進甘旨。養以雞豚,膳以稻黍,酒肉將徹,必請所與。疴癢則搔,疾痛則抑,出入扶持,小心翼翼。立則視足,坐則視膝,游目以察,惟恐有失。不敢嚏咳,不敢跛依,不敢唾洟,不敢睇視。親召無諾,急趨其所,執業則投,既食則吐。出則告之,反則面之,出不易方,復不過時。牲無私畜,貨無私貯,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敬其所敬,愛其所愛,先意承志,罔敢或悖。父母有過,人子幾諫,諫若不入,孝敬無間。待其既悅,復諫不違,三諫不聽,號注以隨。父母有疾,飲藥先嘗,冠則不櫛,行則不翔。飲不變貌,食不變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 父母之喪,乃當大事,衣衾棺槨,必誠必備。寢苫枕塊,居于喪次,既殯食粥,既葬蔬食。期年小祥,兩期大樣,中月而禫,酒肉始嘗。毋信浮屠,供佛念藏,毋慕貴穴,逾時不葬。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朔日薦新,忌日陳俎。四時致祭,視死如生,豺獺報本,人胡不誠?陸績懷橘,黃香溫被,江革行傭,子路負米。薛包灑掃,王祥躍鯉,伯俞泣杖,黔婁代死。全受全歸,曾子守身,瞽瞍底豫,天下化行。百行之原,在于一孝,凡爾人子。是則是效。 戚戚兄弟,手足之親,兄宜友弟,弟宜恭兄。常則和樂,天倫暢敘,變則急難,外御其侮。毋好貨財,而傷同氣,難得兄弟,易得田地。毋私妻子,而疏骨肉,婦言不聽,友愛自篤。陳氏廣席,姜家大被,唐建花萼,虞封有庳。弘不問牛,袞不避疾,趙孝爭死,伯道存侄。繆肜自責,諸婦釋爭;田氏不分,紫荊復榮。斗粟尺布,后悔無及,煮豆燃萁,相煎太急。 長幼之節,人之大倫,侍于先生,必敬必誠。毋蹶爾足,毋撥爾衣,長者不及,儳言何為?正爾之容,聽則必恭,不可剿說,不可雷同。先生有問,終焉則對,敬陳所見,詞必謙退。請業則起,請益則起,更端而問,對之以禮。君子欠伸,視日早暮,侍坐者出,罔致其斁。侍飲長者,拜受維謹,長者未酹,少不敢飲。尊客之前,讓食不唾,不敢叱狗,駭客于座。尊長逾等,不問其年,鄉人飲酒,出不敢先。道通先生,拱立毋背,與言則對,不語則退。父齒隨行,兄齒雁行,重任則分,輕任則并。親親為仕,敬長為義,凡爾后生,毋敢輕易。 若夫婚姻,萬世之始,先有夫婦,乃有父子。居喪不娶,吉兇異轍,同姓不婚,所以厚別。家之盛衰,由于婦人,凡人擇婦,察其性情。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納采納幣,惟禮是循。親迎以歸,交拜秩秩,合巹而飲,共牢而食。明日夙興,乃見舅姑,三月廟見,禮不可逾。夫婦之親,貴于有別,不共湢浴,不共巾櫛。夫之笥篋,妻不敢兼,夫之楎椸,妻不敢懸。婦無攸遂,中饋維恪,牝雞司晨,為家之索。情欲不介,宴私不形,閨門之內,肅若朝廷。臣不二君,女不二夫,一與之齊,終身與俱。不幸夫喪,守節勿墜,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凡為男女,內外有秩,外言不入,內言不出。男子入內,中嘯不指,女子夜行,無燭則止。不與并立,不相雜坐,男行由右,女行由左。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受必以篚,無篚則置。諸姑姊妹,已嫁而反,不與同席,不與共飯。男女之稱,其長備異,曰嫂與叔,不通問遺。郤妻馌耕,相敬如賓;言不逾閾,敬姜堪欽。孟光荊釵,少君鹿車,緹縈救父,盧氏衛姑。玖英投穢,凝妻斷臂,董氏封發,令女割鼻。家人之吉,利于女貞,凡此閫范,可法可型。 朋友之交,列于五倫,勸善規過,以輔吾仁。齒德俱尊,事之以師,志同道合,擇而友之。交友之道,惟淡乃成,甘如醴者,忿怒易生。交友之道,惟敬乃久,謔浪笑傲,難善其后。毋矜勢利,利盡交疏,毋尚意氣,氣衰情渝。毋喜善柔,執袂拍肩,毋事游戲,酒食流連。不盡人歡,不竭人忠,以全其交,慎始至終。不可挾長,不可挾貴,惟德是友,同心共濟。益友當親,損友當絕,善人芝蘭,惡人蛇蝎。士有爭友,令名日灼;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君尊臣卑,萬世之綱;元首宜明,股肱宜良。以忠報國,隨位皆然;大臣以法,小臣以廉。匡救其惡,將順其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毋避艱險,毋戀富貴,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論道經邦,輔相太平。可以寄命。可以托孤,一臨大節,死生不渝。孝者事君,弟者事長,慈以使眾,其道無兩。致君澤民,雖俟異時,童蒙之年,早立其基。 弟子之職,首重力行,行有余力,則以學文。或習乎禮,束其筋骸;或習乎樂,律呂克諧;射觀德行,御范馳驅;極變者數,記事者書。凡此六者,理之所寓,朝夕游焉,以博其趣。圣賢典籍,大道所彰,以辨威儀,以明倫常。人不讀書,面墻而立,義理莫名,悔尤交集。《小學》一書,做人樣子,兒曹誦讀,當自此始。《小學》既終,《四書》宜知,四子之書,五經階梯。首讀《大學》,規模宏遠;次讀《論語》,立其根本;次及《孟子》,觀其發越;次及《中庸》,微妙以揭。四書既熟,五經可肄。《詩》言性情,《書》道政事。《易》明陰陽,《禮》紀制作,百王法戒,《春秋》筆削。經術既明,乃讀諸史。《綱目》一編,麟經遺旨,辨其興亡,別其得失,酌古準今。以求治術。孔孟既沒,宋儒挺生。濂溪《太極》,橫渠《西銘》,明道伊川,發微闡精,朱子述之,用集大成。貶黜功利,詆排佛老,繼往開來,厥功不小。五子之書,四子之精,不讀其書,斯道何明?人生十五,始入大學,明德新民,本末攸灼。格物致知,以窮其理,表里精粗,各知其止。人禽關頭,在于意誠,心正身修,明德以明。由是而推,齊家治國,均平天下,至善各得。不習小學,罔識幼儀,欲入大學,而無其基。不進大學,知行未優,小學成功,亦無由收。學有大小,道無異旨,幼習其事,長達其理。少成天性,習慣自然,今日蒙士,他日圣賢。 戒爾童子,不可失時,少不努力,老徒傷悲。戒爾童子,不可助長,譬如行遠,由近而往。戒爾童子,不可佚游,盤游無度,我是用憂。戒爾童子,不可放曠,晉人清談,名教日喪。戒爾童子,勿開侈端,儉入奢易,奢入儉難。戒爾童子,勿生驕矜,月滿則缺,器滿則傾。戒爾童子,勿好諛媚,奉承我者,以我兒戲。戒爾童子,勿逞奸謀,作偽日拙,作德日休。戒爾童子,勿嗜旨酒,狂蕩移人,損生喪守。戒爾童子,勿戀女色,溫柔鄉里,鑠精敗德。戒爾童子,勿貪貨寶,得之有命,求之有道。戒爾童子勿妄生瞋,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勿摘人失,勿言人惡,責己宜厚,責人宜薄。勿護己短,勿飾己非,聞過不喜,如疾忌醫。勿壞心術,勿喪品行,澡身浴德,表里交正。勿合污世,勿同流俗,經正民興,古道可復。讀書何為?曰學圣人,稟資雖異,降衷維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學至圣人,盡性而已。人之為學,須自立志,志之所向,其氣自至。所向維何?必大且遠,天道王道,有末有本。古有程子,不囿小成,十五歲時,便學圣人。伊尹躬耕,樂道有莘,天下己任,堯舜君民。不計其功,不謀其利,無為而為,明道正誼。內則為圣,外則為王,參贊天地,悠久無疆。舜也何人,予也何人,待人而興,是為凡民。罔念作狂,克念作圣,徹始徹終,惟是一敬。 《小學》一書,大法略備,朱子輯之,以覺來裔。內外兩篇,萬世典型,敬如父母,信如神明。爰撮其要,輯為韻語,匪我之言,古人遺矩。勖哉童子,共相講習,天下風俗,庶補萬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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